百年清華

著名歷史學家、約克大學 （加拿大）資深教授陳誌讓先生於2019年6月17日逝世。現重刊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李天綱教授發表於2008年10月26日第十六期《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的書評，紀念陳先生。

陳誌讓(1919.10.2-2019.6.17)

1980年代，復旦大學歷史系開出了一批由中年教師擔綱的近代史課程，已故楊立強教授的“北洋軍閥研究”，和南開大學來新夏教授的“北洋軍閥史”南北呼應，很多人選修。修到半路，“湘”“淮”“直”“奉”“桂”“滇”“川”“粵”軍閥之間的復雜關系，把大家都弄暈了。課代表邱儉同學告訴說：系資料室裏有一本新書《軍紳政權》，分析特別清楚，很值得看。找來薄薄一本，當時覺得真的不同凡響，梳理得非常透徹。然而，三十年過後，本書再版重印，讀來卻有了一點新的想法。

《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陳誌讓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0年9月出版，169頁，0.55元

《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陳誌讓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196頁，24.00元

陳誌讓（JeromeChen ）先生的《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1980年，三聯書店初版；2008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清理“軍閥政治”，意在揭示清末民初的政權性質。《軍紳政權》討論了一段難堪的往事：民國以後的各色政權，都是“軍政府”。可是，“軍閥”們倒也沒有單獨執政，大約和南美“獨裁者”（Dictator）的軍政府還是有所不同。軍閥們聯合受過教育、有著功名、占據田地、獲得官銜的“士紳”們共同執政。換句話說：民初政權的結構是復合的，“軍”與“紳”共天下；民初政權的形態雖然混亂，不夠“統一”，但卻難稱“專政”。《軍紳政權》用“軍-紳”關系分析社會，陳誌讓先生認為：1860年到1895年，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是“士紳”出身，他們尚能控製湘、淮軍人，輔佐清廷，是“紳-軍政權”；1895年到1949年，“紳-軍”關系逆轉，中國政治轉為“軍閥”主導的“軍-紳政權”。軍閥橫行，乾坤翻轉，攪得清末民初社會大亂，中國的“近代化”因此而遭遇挫折。

從“士紳社會”的解體，看傳統政治的破產與現代社會的重建，這種分析方法在民國學者，以及海外“漢學家”中間相當普遍，視為自然。Gentry（縉紳）、Literati（文士），至今還是海外漢學著作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把儒家和歐洲基督教會對照，指出明清是“士紳社會”，西方是“僧侶社會”，這種比較確實能夠揭示中西社會的某些特征。“士紳”列“四民”（士、農、工、商）之首，是支撐社會的骨架。按顧炎武在清代初年的估計，“合天下之生員（秀才），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按張仲禮《中國紳士》的統計，清末的“生員”加上“監生”，總人數達一百四十四萬。加上他們的家屬，則有七百二十萬，約占全國總人口三億七千萬的百分之二，比清代統治階級滿族的總人口還要多。這些“耕讀傳家”、“滿腹經綸”的“縉紳人士”，分享中央權力，料理朝野事務，明清的“文治”，賴此以成。

自清末以來，百年動蕩，弱肉強食，令“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漸漸演化為真理。“太平天國”以後，中央體系崩潰，軍事割據興起。“辛亥革命”後，士紳、商人、買辦、幫會、農民、教授、政客、黨人等等勢力，都必須和“軍閥”打交道。“共和”政府，不能靠憲政來運作，卻紛紛借助武力來維持，導致中國在十九、二十世紀各國的“現代化”競爭中成為“失敗國家”。《軍紳政權》的“結論”認為：“從日本、德國、俄國這三個比較晚近的工業化的國家的經驗來看，政府對工業化、現代化有很重要的作用。首要的作用是維持政治安定的局面，即使政府不積極參加工業發展的工作，至少也應該使貨幣製度統一、穩定，發展交通運輸，發展一般的科學技術教育，用關稅或其他政策來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182頁）清末民初的“維新”和“革命”，都失敗了，“前有紳-軍政權，後又軍-紳政權，阻撓中國的進步幾乎達一個世紀”（186頁）。

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與北洋將領的合影

《軍紳政權》中的歷史觀，代表了“二戰”前後那一代中國人渴望結束戰亂，重建國家的熱切心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的帝國“大一統”瓦解後，近代中國缺乏一個軍事、外交、治安、教育、交通、市場、貨幣，乃至度量衡的國民體系，難以和“列強”競爭。“亂世”，是一代華裔學者的中心焦慮。另一位海外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認為：國民黨完成了上層組織（superstructure）的改組，共產黨完成了下層組織（infrastructure）的改造和統一，是兩黨的大功勞。其實，二十世紀後半葉的歷史證明，所謂“改造”並非成功，“統一”也遠不是中國人的全部任務。國、共兩黨，重建一統，在國際社會展示了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然而，中國的上層和下層組織卻仍有很多羈絆，至今還糾纏著一個龐大民族的現代步履。

在“抗戰”大後方求學的陳誌讓先生，也是憂患中人。對民族統一的渴望，在《軍紳政權》不動聲色的描述中顯露出來。陳誌讓先生是四川成都人，西南聯大經濟系畢業（1943），獲得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學位（1945），又在燕京大學經濟系任教（1944-1947）。他是在進入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7-1956）的時候，方才改學歷史。經濟學家治史，善於用統計數字說話，讀《軍紳政權》每每都有此過硬之處。陳誌讓引證說：1927年“北伐”後的裁軍會議，全國商界只是央求軍閥們把軍費開支控製在總預算的百分之四十。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中的十塊錢，有四塊錢用去養軍隊，當然沒法搞現代化。蔣介石占領上海後，利用江浙市場上的遊資，發行公債一億四千七百萬元，每月用去兩千萬元，這樣才把東北、陜西、山西、雲南、廣西的地方軍閥陸續收編起來，形成初步的統一。

陳誌讓那一代學者都厭惡蔣介石的專製作風，《軍紳政權》並不肯定蔣介石的統一事業，認為“蔣介石的政權，基本上還是‘軍-紳政權’”。其實，這一論點是可以商榷的。即使按本書的“定義”，把南京政府和北洋軍閥混為一談也比較勉強。首先，“四一二事變”之後，蔣介石得到“江浙財團”的支持，陳光甫、虞洽卿等現代商人不同於明清“士紳”；其次，南北軍隊在1928年後漸次統一，“統編”後的“國軍”雖然還有“嫡系”和“雜牌”、“中央”和“地方”之分，但相互征戰已經結束，和北洋時期的四分五裂迥然不同；第三，“國軍”開始以軍事強勢，履行民族國家機器的職能，對內壓製異己，對外保衛利權，收回租界，後又組織抗戰，儼然已經是民族利益的代表。統一的南京政權，和分裂的北洋政權有很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蔣介石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取得陸海空三軍的指揮權。蔣介石政權以黨權、軍事、政務、財經和意識形態的一統資本，統一了全國的政治、金融、商業、教育，乃至文化和思想。

蔣介石軍事政權的結構中，“商權”吸收進來，“紳權”再受擠壓。史無前例的是，“黨權”強力介入民國政治。查一下袁世凱製定的《中華民國約法》（1914），這部帶有“帝製”痕跡的憲法，強調“大總統”的權力，卻沒有一處提到“黨”字。蔣介石主持製定的《訓政時期約法》（1931）全然不同，全文有十二處提到“國民黨”。1924年重組的新國民黨，至1937年“抗戰”前，已經靠軍事力量逐漸完成了“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體製建設，言必稱“黨國”。加上後來竭力爭取城市商人、農村士紳的支持，南京政府不止是一個“軍-紳”雙核政權，毋寧說是一個以“黨-軍”為主體，“商-紳”為輔翼的復合政權，這種現代集權體製，是南北“軍閥”們沒有做到的。

人的認識，必然受到歷史的局限。“貧窮”的時候，大家向往富裕；“分裂”的時代，人們渴望“統一”。“境由心生”，即使是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也很難脫離時代的認識，兀自裁斷。1970年代陳誌讓先生寫《軍紳政權》的時候，中國大致結束了分裂，還沒有擺脫貧窮。回溯歷史，觸景生情，陳先生自然會較多考慮“軍閥割據”對現代化的阻礙，較少考慮到在重建“大一統”的過程中，中華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事實上，為了達成“富強”的目的，中國社會在1920年代走上了一條軍事化、黨治化的集權專斷道路，尾大不掉，積重難返。近三十年來，海峽兩岸的中華民族已經在國際社會再度“崛起”，重續清末以來的“現代化”偉業。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更加證明：“統一”和“富裕”，是一件比較容易的事業。然而，真正引領中國走上長治久安道路，不再陷入族群分裂和社會混亂，永遠讓國民安居樂業，身心舒暢的現代製度，建設起來仍然相當困難。三十年前初讀《軍紳政權》，感到了老一輩海外學者殷切盼望祖國富強的拳拳之心。三十年後再讀《軍紳政權》，我們這一代人理應有屬於自己的關切。在“統一”和“富裕”之後，與“民族”和“民生”同時，中國仍然有著一個“向何處去”的老問題。中國的近代歷史遠沒有終結，且任重道遠。

1992年的秋天，在多倫多大學一次有關中國教育的學術會議上，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誌讓先生。其時，陳先生已經從約克大學榮休，也趕來多大參加小組討論。茶歇時間，我向他轉達了唐振常先生的問候。唐、陳兩人都是著名歷史學家，更誼兼成都同鄉和燕京意昂。唐先生曾在“文革”後的上海社科院歷史所接待過陳先生，很希望他擇日再回祖國訪問。陳先生端著咖啡，意味深長地說：回中國已經不習慣了，最能安頓他晚年的地方是“英語國家”。我不知道陳先生是否真的“鄉愁”已淡，或許他只是和那幾年的漢學家們一樣，因為某種失望而避談中國事務。然而，我終究不相信一個寫過《軍紳政權》，還寫過《袁世凱》《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等重要著作的中國近代史專家，會不關心中國社會的最新變化。如果不是年事已高，我們真的還應請陳誌讓先生再描寫一次他在晚年遙看的東方，聽他分析“軍紳政權”以後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