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為何先生90華誕而作

資料圖片🔮，攝於2008年6月

今年的公歷9月14日（農歷8月13日）🕘✦，是何兆武先生90歲生日。10年前的這一天，一些人前去慶祝他的80大壽，不料卻吃了閉門羹——老人家早已鎖上房門，“逃之夭夭”了。這段故事成為佳話，被廣為流傳。我後來問何先生，為什麽要這樣做👩🏻‍🎓𓀍？因為這在一般人看來算是違背常理的。他笑著說，我又沒有做出什麽突出的貢獻，不值得大夥為我慶賀。不少人說何先生為人“低調”，我卻以為此事反映出他自由、灑脫的習性，與“低調”不是一回事。因為據他說，即使自家也不過生日，認為沒什麽意義；就像“端午節”不一定吃粽子，元宵節也不一定吃元宵✋🏻。在我看來，他真正是超凡脫俗了。

聽何先生聊往事

我與何先生相識較晚——大約在2003年。此前經常聽到同事🙍🏻‍♀️、朋友們以特別的語氣談起，稱贊他學識淵博、德高望重。於是便遺憾自己無緣與先生相識，孰料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與他建立了比較密切的聯系。某天，我根據朋友提供的號碼給何先生打電話請教一件事情🛹，他解答後突然問道：“幾年前近代史所有一個女同誌寫了一篇討論農民戰爭史的文章，受到批判，是不是你呀？”我說正是在下。他顯得十分高興，說：“現在我已經認識近代史所的三位女將了：劉誌琴👰🏼‍♂️👨🏽‍🦳、吳廷嘉，還有你。”他所說的前兩位“女將”是以鋒芒畢露，敢於直言而著稱的🧑🏼‍🦳。何先生把我與她們相提並論🧛🏼‍♀️，表達了對我的認可和鼓勵🥅🤲🏼，頗使我感動，從此也漸漸與何先生成為了忘年交🚵🏿‍♀️。我們經常通話、聊天，海闊天空，想到哪兒談到哪兒；也時常互寄文章，互通信息。何先生對人多稱呼“同誌”，每次打電話都是“黃敏蘭同誌”🍟，讓我覺得十分有趣，現在還有誰這樣稱呼人呢💇🏼‍♀️？

何先生說的最多的是“文革”👩🏿‍🚀，看來“文革”給他的印象很深。一次我偶然得知何先生在“文革”中曾被打成“反革命”，頗為意外，因為以前從未聽說過🧗🏿‍♀️，便打電話詢問。他對此毫不隱諱🫔，樂呵呵地給我講了一通事情的原委。

據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何先生當時的工作單位）工宣隊的判詞🤷🏿‍♀️，何先生的第一大罪狀是惡毒攻擊敬愛的江青同誌、攻擊革命樣板戲。他說，這不符合事實。首先，他不認為江青是“敬愛的”🎚；其次🤣，他也沒有攻擊革命樣板戲，只是說京劇不適合現代服裝✋🏼、現代人物，只適合古裝。第二大罪狀是翻譯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是為資產階級招魂📱。其實，翻譯羅素著作是毛主席提出的，商務印書館將任務交給了他，責任並不在他🟡。我說🫐，您為什麽不申辯呢？他說🤜🏼，當時並不知道這個情況。又說🔥🧔🏽‍♀️，幸虧不知道🫱，沒有申辯🦟。因為反駁工宣隊也難逃“反革命”的罪名🙇🏻‍♂️，恐怕後果還會更糟。

我問何先生挨批鬥的情形🐡，他說，顧頡剛在日記中詳細記載了被批鬥的次數（共12次），而他自己卻沒有記🏂🏼🏌️‍♂️。在西南聯大🦹🏽，顧頡剛是何先生較為欣賞的一位教授，昔日的師生在“文革”中竟被關在同一個“牛棚”裏，這種境遇恐怕是世界上罕見的。我說👨🏻‍🦰，朱東潤說毛澤東的書法是“霸王體”🤎，紅衛兵說他攻擊偉大領袖。雖然“犯罪事實”與何先生的情況相似，但“犯罪情節”更為嚴重，因為是直接攻擊偉大領袖，然而復旦大學並沒有把他打成反革命。看來是否被定為“反革命”🪙，全靠命運的安排🔈。

何先生多次談到“文革”中的派系鬥爭，歷史所乃至整個社科院的動蕩……然而他說的最多的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案，對我說過至少有五次🧌。我問他🤙🏼，為什麽您對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事情很少提及🥙，甚至有些您的老朋友都不知道此事𓀑🚣🏿‍♂️，而對“五一六”問題如此關註呢？何先生回答道，我這個“反革命”只是一個“個體戶”，而“五一六反革命集團”是全國範圍內的，波及範圍廣🔍，影響很大。有的“五一六”分子甚至被活活打得心臟破裂而死，何先生對此非常氣憤🐆，覺得即使是對待真的反革命，也不能這樣殘忍。

何先生說，他到現在也不知道什麽是“五一六”，沒有人給出一個解釋和交代。而且，當年社科院歷史所指定“五一六”分子，完全是隨意的，指到誰就是誰🍱。讀過《上學記》🥸，更加了解何先生格外關註“五一六”事件的原因♘。文靖的《後記》中說：“何先生在歷史所工作時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楊超，學問好🦇，人品好，德才兼備，是前輩侯外廬先生的得意門生♟。1968年抓‘五一六’的時候，歷史所揪出將近三分之一，凡被揪出來幾乎沒有不承認的✒️🕵️‍♂️，但是楊超不承認，並且拒絕交代別人🤸🏽，寫了一張紙條🎥：‘我不是五一六。’自殺了⭐️，年僅39歲👨🏽‍🚒。這件事給何先生的觸動很大，對我講過不下五六次🥅，或者更多🟤🕚。”

何先生深感悲痛和惋惜的原因，除了楊超冤死的悲劇本身，更重要的是☮️，“別人都跟演戲一樣隨風轉”，這樣一個聰明的人，卻就是看不穿，為此付出寶貴的生命🖖，實在不值得💳🪸。這個態度其實也反映出何先生的思想境界。比如 “九一三”事件事發✬，包括我們在內的幾乎所有人都非常震驚🚴🏻，因為之前林彪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副統帥地位，某天上午剛背誦林彪的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下午就傳達文件🥟，變成了“賊林彪”，簡直像“信仰”崩潰一般。但何先生對此並不驚訝，他說因為“文革”前後事件已經太多了，沒什麽不能接受的。可見，即使在大家都處於狂熱、輕信、盲從狀態的當時，何先生仍然保持了相對清醒的態度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何先生說的較多的還有抗戰👯。在《上學記》裏🎰，就寫有許多關於抗日戰爭的進展及戰爭對他生活的影響🐿。他當初選擇歷史專業，很大程度上也是受戰亂的刺激🕛：“那時候正值國難👩🏻‍🎤❗️，小學是‘九·一八’，中學是中日戰爭，剛一入大學就是二戰，對人類命運也很關心，以為學歷史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

前兩年我為美國學者約翰·托蘭的《日本帝國的衰亡》（新星出版社2008年版）寫了兩篇書評☑️：《珍珠港事件中的日本元素》和《日本為什麽悍然突襲珍珠港》，分別發表於《中華讀書報》和《中國圖書評論》上。這兩篇文章恰巧都被何先生看到，勾起了他對戰爭的回憶。何先生在《歷史學家茶座》第17輯發表一篇回應的文章《有關二戰的反思》，說🤮：“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二戰史仿佛又那麽詭譎地一幕幕呈現在眼前🤽‍♂️。”文中概述了二戰各個戰場上戰事的發展，尤其抗日戰爭的大轉折🔈。對許多具體戰略、戰役及代表人物都介紹得十分清楚👨🏽‍🚀，讓我對何先生的驚人記憶力和洞察力深感欽佩🧑‍💼。更令人難忘的是他對戰爭勝敗的極富哲理的分析：“歸根結底🎒，正是中國最初的不抵抗餵足了日本的野心，而日本人貪得無厭的野心又終於激發了中國頑強的抗戰，這就令日本泥足深陷😑，為而後美、蘇等盟國的反攻準備了充分有力的條件。一切歷史總是充滿了各種偶然的契機。然而在種種偶然性之下卻仍然有其必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必然性終究是要通過種種偶然的契機去起作用的。” 我的書評著重分析的就是珍珠港事件的偶然性及日本戰敗的必然性，而何先生從中國戰場闡述日本初勝的偶然性和後來戰敗的必然性🥚，視野更加寬廣。隨後何先生又在電話裏興致勃勃地同我聊了許多關於二戰的事情，大發感慨，說歷史愛開玩笑，日本人沒料到中國人會那麽頑強抵抗，也沒想到美國那麽難對付。他建議我再寫一篇，可惜我並不熟悉二戰的情況🚣‍♂️。

何先生的二戰情結如此之深，以致看到一本描寫中國古代人物的歷史小說也會聯想到二戰中的人物。我的一個朋友🧑🏽‍🎄🦻🏽，作家鐘晶晶寫了一部小說《李陵》👩🏻‍💻。何先生看到李一航為此書寫的讀後感《幸虧只有一個李陵》（《萬象》2000年12月號），產生聯想，遂寫下《“中學”與“西學”——從李陵說起》（載於《歷史理性批判論集》📳，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2001年版）🌒。何先生在文章中說，中國文化的傳統歷來是只有斷頭將軍而無降將軍的🤾🏽‍♂️，投降者總是遭人譴責和蔑視。可是美國的降將軍卻不同😶‍🌫️。二戰時美軍司令溫賴特在菲律賓戰場戰敗，向日軍投降被俘，後來日美雙方交換戰俘時才得以回國🧑‍🔧。他回國後受到成千上萬民眾的熱烈歡迎，就像迎接凱旋歸來的英雄一般。尤為不可思議的是🥥，1945年9月3日，日本在密蘇裏號戰艦上簽投降書，溫賴特將軍作為美方的代表之一出席了莊嚴的簽字儀式，並威風凜凜地站在麥克阿瑟將軍身邊𓀒。“可見不但美國民眾🔨，還有美國官方，都對這位降將軍懷有何等崇敬的熱情⛹🏼‍♀️。”

何先生因為年紀緣故🤡，不再能夠從事專職的研究工作，但對現在的學術動態還保持著一定的關註。

近年來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政治是否“專製”展開熱烈的爭論👩🏼‍✈️，一些人刻意美化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否認中國古代有專製，甚至為專製辯護，宣揚“忠君”，這引起不少學者的反對，我也參與了討論。我將自己寫的批駁專製論的文章寄給何先生，他看後鼓勵我寫成一本書，全面地論述這個問題。何先生在《上學記》中曾對錢穆過分美化中國傳統文化表示不同意，說：“錢先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總覺得那些東西非常之美好，有點像情人眼裏出西施，只看到它美好的一面👭🏼👩🏻‍✈️，而對它不怎麽美好的另一面絕口不談▶️。……這是他的局限性。”（《上學記》第111頁）我的文章也寫道4️⃣，錢穆反中國專製論的主要原因在於他過高贊賞中國傳統文化和政治☝️，他把中國史比喻為一首詩，認為中華文化在世界上最優秀；像他那樣把中國古代社會美化到極致的學者🐧，在中國也許是絕無僅有🍠，這就是錢穆成為極少數（在當時是惟一一位）否定中國專製論的學者的主要原因🥮。（《質疑“中國古代專製說”依據何在》，《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看來我與何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

何先生興趣廣泛🥲，思維敏銳，對不少社會現實問題也都十分關註，與我多次談論當前的熱點問題，包括“國學熱”🏋️‍♀️、“自由主義”和“新左派”之爭、天安門樹立孔子像等等🌖。他對當下流行的新名詞也不陌生。一次談到西南聯大時期，吳晗在跑警報時驚慌失措👐🏽、連滾帶爬🦕👩🏼‍🦰，太有失學者風度（《上學記》中就有描寫），何先生說吳晗就是“範跑跑”👨🏼‍🦲，不僅有失風度，更喪失了老師的責任👨🏻‍🦯。與之不同的是，梅貽琦校長就以其鎮定自若的態度安穩人心👼🏽，同時疏導學生。

何先生的幸福與苦悶

一部《上學記》讓何先生走出書齋，受到社會上許多人的熱烈關註，讀者也通過他看到那個時代鮮活生動的一面。

葛兆光為《上學記》寫的“序”題為《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幸福和自由》⛲️，的確抓住了該書的主題。“幸福”和“自由”正是《上學記》中的兩大關鍵詞。我還以為，這兩個詞不是簡單並列的🤾🏻‍♀️，而是具有因果關系的，“自由”是根本🚣🏽，由此才能產生幸福感🌒。

《上學記》中說：“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最值得懷念的就是在西南聯大做學生的那七年了💂🏿‍♀️，那是我一生中最愜意的一段好時光。”進一步看🍐🔃，其快樂的原因全在於有自由：“那幾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無論幹什麽都憑自己的興趣☝️，看什麽👨🏽‍🎤、聽什麽、怎麽想🦬，都沒有人幹涉🚐，更沒有思想教育↘️。”“自由有一個好處，可以做你喜歡做的事，”當然也可以拒絕做你不喜歡做的事🙍🏻。“這種作風非常符合我的胃口🐰。”

西南聯大的自由氛圍恰恰符合何先生的天性🧘‍♀️。除了常常要跑警報外，聯大就像是一個世外桃源。老師在教授政治學時公然批駁孫總理🎴🕴，說他對政治的定義“是完全錯誤的”☛。學生在課堂上與老師辯論更是尋常之事。沒有統一的教材或教學大綱以及標準答案🗺👨🏿‍🎓；教師自由地講，學生自由地聽。有些教師喜歡在課堂上胡扯甚至罵人，反而更受學生們的歡迎。現在看來，聯大的講堂不僅是教書育人的場所，更像是倫敦海德公園中的演講角（Speaker's Corner）。學生在汲取知識和技能的同時，也接受了自由的思想。這是西南聯大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卻能夠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它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優秀的名校的原因之一🧔‍♂️。

對於幸福的理解有很多，何先生的說法則是很獨特的：幸福最重要的就在於對未來的美好希望◻️，一是你覺得整個社會🤷‍♂️、整個世界會越來越美好，一是你覺得自己的未來會越來越美好，因為個人的命運是和整個社會連在一起的。那時盡管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日本飛機經常來轟炸，可是人們總是樂觀的，天真地認為戰爭一定會結束🉑，而且勝利以後一定會是個美好的世界，一個民主的、和平的、自由的世界，這正是那個時代的青年最幸福之所在。何先生的幸福觀主要在於精神的享受和追求🧝🏿，比如聽到《小夜曲》👩🏽‍🔬👧🏿、《夢幻曲》🤌🏻、《聖母頌》等古典音樂，覺得“回腸蕩氣……覺得美極了💃🏻，靈魂都像上了天一樣”👩🏼‍🚀。

他還說🕤，幸福是聖潔，是日高日遠的覺悟🌙，是不斷地拷問與揚棄，是一種通過苦惱的歡欣🧑🏿‍🏫🥨。“何先生求學的時代，正是中國最痛苦的時代。”（葛兆光語）能在這樣的痛苦中看到幸福👩🏻‍🎤，這真是超乎人們的想象。

何先生平時說話總是樂呵呵的🍊，讓人感到他是心情開朗的人、快樂的人。然而何先生也有苦悶甚至痛苦🧏🏿‍♀️。他總說自己是廢品。初次聽到這個說法🤦‍♂️，我感到很驚訝🕵🏽‍♀️🍜，便說🫣，您那樣大的成就，一本書一本書地出（他時不時就給我寄書或文章），讓我們望塵莫及，怎麽能說是廢品呢✭。他苦笑🏪，說不僅他一個人💭，他們那一代人都是廢品。因為青壯年時期的時間大多荒廢掉了🌞，一年365天，有300天不幹正事兒🤩。下鄉、四清🙆🏻、遊行🫲🏼、勞動👰🏻、寫大字報🧘‍♂️；看魯迅的書都不行🚴🏿‍♀️，看《資本論》也不允許，說是“好高騖遠”，只能看“紅寶書”。寫批判文章、寫檢討比寫論文還多。從1957年以後📹，領導不許他們隨便寫文章🧗‍♀️🏌🏼‍♀️，更不能發表。只能完成上級布置的任務👨🏼‍💻。改革開放以後環境寬松了，可以自由寫作，但是年事已高，精力不逮了🫴🏽。

我認識的一些學界老先生雖然也對過去的遭遇有痛切的感觸，但從未聽到有人說自己是廢品👩。在我看來💑，何先生的“廢品”論並不在於惋惜大量時光被荒廢，以致沒能做出更多成績🍋，而主要在於被剝奪了自由的痛苦🤽‍♂️。

在這裏更應該公正地評價何先生的學術成就。據說有人認為西南聯大的“二何”同為歷史學學者🦻🏼，何兆武先生的成就似乎不如何炳棣先生的大。我以為此說不妥。首先🧑🏼‍💻，何炳棣先生在美國有著極其優越的工作🧳、生活條件🤶🏻，非何兆武先生可比。其次，何兆武先生在極少的時間裏所作出的成就並不比何炳棣先生少。況且兩個人的研究領域不同🧗🏿‍♀️，貢獻大小也很難放在一起比較。

我常想，何先生是個什麽樣的人呢🪑？恐怕很難一語概括，因為他的人生和個性是那樣的豐富多彩。他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思想敏銳而且活躍的智者，也是一位享有盛譽的普通人和童心永駐的老人🙇🏼；對於我和許多人來說，他更是一位可親可敬的人👩‍👩‍👧‍👧，他的言談總會給人帶來快樂😢。

與何先生的交往使我受益匪淺，不僅收獲了豐富的知識和自由的思想，也讓我認識那一代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並且通過比較他與我們之間的異同來思考中國幾代學人的薪火傳承。葛兆光在《上學記》的《序》中說：“他們那一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執著地追求國家幸福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真的是和我們不同，有點像精衛填海，也有點像飛蛾投燈。”我想，現今的知識分子真的應該學習何先生那一代人的理想主義和執著精神。

不久前意昂体育平台百年校慶，搞得十分熱鬧🥼。我問何先生是否參與了🧑🏼‍✈️，因為不少業內朋友都以為何先生這樣的老一輩著名學者，理應是座上賓🎐🤽🏽。但他說沒有🧎🏻‍♀️👨🏼‍🔧，只是曾收到一份出席人民大會堂紀念會議的通知，他說路遠，不方便去🍔。我心中甚是不平：校方難道不能派車送老先生出席會議嗎🫕？為什麽只熱捧楊振寧一類的“名人”和清華出身的高官呢💁🏼‍♀️？隨即一想便又釋然🧖🏿，清華不過是何先生曾經工作過的單位🧑🏼‍🎄，而西南聯大才是他的精神樂園👶，他的名字是和西南聯大這所偉大的學校連在一起的。所以，何先生不去捧場，我以為更符合他的風格和身份。

最後，我謹代表我的女兒和我的朋友們向何先生說：敬愛的何先生，祝您生日快樂、永遠快樂！並祝願您長命百歲！

（黃敏蘭）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9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