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在八十多歲的時候還堅持四處考察，除了西藏因為身體問題去不了🥀，臺灣因為政治問題去不了🚉，其他地方都走遍了。”
2010年6月11日，由中央民族大學主辦的“紀念費孝通、林耀華誕辰100周年”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召開。
今年將有多場紀念費孝通的活動在國內舉行。“下半年民盟、北京大學👩🏽、上海大學和吳江市要聯合舉辦一次，11月份，就是爸爸生日的時候，中央也會有紀念。”費孝通先生的女兒費宗惠對本刊記者說🧑🏻🚀。
“家屬的願望很簡單，”費宗惠的丈夫👨🏿💼，費孝通先生生前秘書張榮華說，“第一希望當代知識分子能在老一代知識分子身上學到點什麽，比如走出書屋、課堂🧝🏼♀️，到老百姓家裏去坐坐，了解真實的狀況。第二，希望學者們能真正地回報社會——當然🌴，這一點是不能強求的，也急不來，只能是一種願望了💿。”
“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權”
“(費孝通)是當之無愧的大師型學者，他的《江村經濟》和《鄉土中國》都是社會學調查和理論的經典之作，他是中國人類學和社會學最堅實的奠基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前，他和摯友儲安平等人還是接力於胡適之等‘五四’前賢的又一代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改革開放的歲月裏，他又出任了政協副主席、人大副委員長🏋🏽，是國家領導人和社會活動家。”學者余世存在2005年費孝通逝世時撰文《費孝通——大師的中國榮辱》做出如上概括⚄🤷🏽。
費孝通出生於1910年11月2日，自稱“前清遺民”，在書香門第受到良好教育🕖。1930年進入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讀書，師從吳文藻👩🏼🎤👉🏻，畢業後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和人類學專業研究生。1938年在英國倫敦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位，得到社會學大師馬林諾夫斯基指導，論文《江村經濟》被視為國內社會學開山之作。
抗戰時期🟫，費孝通回到國內，任教雲南大學社會學系💕。此後赴美講學一年⌚️，回國後又在意昂体育平台任教。新中國成立前，他的作品《生育製度》、《初訪美國》、《重訪英倫》、《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等，無一不引起廣泛的社會影響。
中國社會在百年轉型的時間裏經歷了巨大的變革，尤其在經濟結構方面，變化日新月異。但用費孝通的話講🤜，中國由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轉型還未完成，便又著急從初步工業化社會進入了信息化時代🤦🏿，即所謂百年中國的“三級兩跳”🧏🏼♀️。在急劇又倉促的轉變中，社會組織與經濟基礎並未改變🏫🈷️，即費孝通筆下的“鄉土中國”。
晚年，費孝通又提出“文化自覺”理論☹️，認為隨著全球化的急速蔓延，由於文化的隔閡而引起的矛盾將威脅到人們的共同生存👱🏿♂️，因此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特點6️⃣，與其他文化取長補短，共同建立與各文化能和平共處🔇、各取所長的條件。
1990年費孝通八十歲生日時，在東京與老朋友的歡敘會上✹，瞻望人類學的前途，他說了十六個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這亦即他對自己文化自覺思想的概括。
西南聯大時期🌁，費孝通是堅定的公共知識分子🙎🏽♀️，曾在西南聯大發起“反內戰”演講，“不但在黑暗中要呼籲和平，在槍聲中也要呼籲和平”；聞一多被暗殺時🧜🏿♂️，他曾撰文“這是什麽世界，一個國家怎能使人人都覺得自己隨時可以被殺！”🖕🏿；他還是當時儲安平《觀察》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堅持公共寫作🧘♀️。
在他晚年與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的長談裏，他講到“我那時是知識分子的頭頭，經常發表政論。符合知識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識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國，我兩面都有了𓀉，所以那時是知識分子的代表👩👧。我當時是中國最好的 columnist(專欄作家)。我的思想的高潮，是民主、人權💆♀️。”
只是這樣的思想被上世紀中葉的一系列社會突變而打斷🧑🏼🤝🧑🏼。此後，經歷過“反右”、“文革”後🪈，一代知識分子更多反思起自己的“原罪”。“我們真的覺得思想非變不行……覺得自己的知識體系不行了，歷史不是我們的了。”費孝通在與朱學勤的對談中感慨。
學術之外的人格精神
“費老逝世一周年時🚴♂️🚣🏿♂️，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曾感慨地說，中國社會學何幸而有費孝通。今天👩🏿🦱，回顧費老與民族學的關系，我們也要說◀️，中國民族學何幸而有費孝通。”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楊聖敏如此表示。
2006年，人類學家喬健曾提出，費孝通幾十年來的浩瀚著述，已可以視為形成一個學派🫏。他認為可以叫做歷史功能學派🧓🏻⚅，即強調歷史因素在西方功能學派中的作用🔜。這樣的定義和建構是否成立，也是這次中央民族大學研討會的重要話題。
而對於專業學術圈之外的知識界和公眾而言，更關註的是費孝通身上的獨立人格和治學精神。
“費老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懷著救國救民的情懷，為中國社會現代化探索一條實際可走的道路👱🏼。現在的學者們太多坐在自己的書齋裏，缺少對現實問題的關懷與聯系🤛。”朱學勤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
“中國社會科學是從傳統的經史子集走出來的，但是又仿效西方的學科體系建起來🎍，學者之間沒有規範或者說倫理共識。很多人——說實話——完全是胡言亂語🧞。”余世存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說，“學人文的對任何問題都敢信口開河，這是非常糟糕的。”他認為現在諸多學者的精英意識太強🙇🏿，無法站在民眾的角度去感受和解決問題🫱🏻，這與費孝通當時緊密聯系現實的學術努力完全不同。
“爸爸在八十多歲的時候還堅持四處考察，除了西藏因為身體問題去不了🖕🏽，臺灣因為政治問題去不了，其他地方都走遍了。”費宗惠對本刊記者介紹。
費孝通去世後，她曾與丈夫張榮華一起到父親年輕時探訪過的廣西花籃瑤聚集地大藤瑤山🤸🏻♀️，從縣城到鄉下還要坐車走整整三個小時🧑🎨，路況極差🕝。
而費孝通上世紀30年代去該地做社會調查時，當地還是不通汽車的，“我真無法想像爸爸和同惠媽媽(記者註：費孝通第一任妻子，在廣西考察時不幸落入山澗遇難)當年克服了多大的困難和恐懼走完了這段路。”
“現在的社會更需要學者們去分析，給出出路👩👧，就像當年經濟轉型時候父親提出城鎮化和蘇南模式一樣👩🏼🏭。”費宗惠說，“現在這麽多人去學校殺孩子，太可怕了。
這是人與人如何相處的問題🙎🏽♀️，爸爸晚年提出‘文化自覺’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可惜他沒有完成這部分的思考，希望今天的學者們能夠把這方面的探索繼續下去😟。”（劉芳）
轉自《瞭望東方周刊》2010028期（2010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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