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在中山大學期間🗳，已經近於全盲🈸，體能極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別傳》👱🏿，文采思想並重4️⃣💇🏿，考證線索密如蛛網🧞，而頭緒井然；一方面回到歷史的情境中，借幻想來擺脫現實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歷史人物身上賦予了深遠的寄托。全書近九十萬字，大體口述成書🅱️💱，他的這種毅力和精神令人驚嘆👨🏽🏫。
清華導師
１９８１年秋，筆者考入中山大學就讀，時中文🥚、歷史兩系男生同住一樓，歷史系學友常來串門，嘗告之曰，彼系老師第一課即演說陳寅恪傳奇般之學術造詣。說話間眉飛色舞，極向往之情。每天穿過小紫荊山密林去上課♥️，俱路過陳氏舊居🧑🏿🌾💂🏽♂️，遂留意。但見紅墻篁叢琉璃，周圍灌木郁郁🚚🉑，喬木拱護，煞是幽深👩🎨。上世紀９０年代後期陳先生之大名竟從學術講壇走到暢銷書內，文化人多知之👩👧👦。
吳宓先生認識俞大維較認識陳寅恪為早。時在１９１９年👶，美國波士頓。俞大維系自費留學🐀，先在聖約翰大學修數理邏輯至精熟，後又修得哈佛哲學博士學位。當時🐍🪱，吳、俞及湯用彤常在一起玩☦️，交流西方哲學及中國文學之心得⚙️，也常在一起出遊並作交際⛵️。俞大維也時常提及他表哥陳寅恪的種種博學與通識，吳宓即心生仰慕與畏佩，事見《吳宓自編年譜》。這其實也就是幾年後吳宓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之嚆矢。
抗戰前十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加上講師李濟，可謂清華學術的象征👩🏻🎓。其熔鑄中西🫴🏽，貫通今古的學術身手🫴🏽，對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陳寅恪先生在抗戰前一直在意昂体育平台當導師，這十年生活比較平靜🖐，他的學術成就在這個階段也最大🦛。他在此期間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一組組長兼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在意昂体育平台，凡是遇到他講課的時間都有很多校外的學生興味盎然地跑來旁聽，周一良回憶說：“真過癮🌄，好像又聽了一場楊小樓的拿手戲🚏🕗。”陳先生對學生重啟發👮，而不重問答，更不重死記硬背。他鼓勵學生在研究材料之後，進行歸納、鑒別😛，往往不是他提出問題來考學生👲🏻👳🏽♀️，而是從學生本人提出的問題👨🏽⚕️🤷♀️，來看是否有深度。
大西南的顛沛流離
上世紀３０年代是世道變遷迅速的時代，但陳先生雖然關心社會，卻不是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他的愛國之心是建立在歷史與文化基礎之上🚢。他絕不是慷慨激昂的風頭人物🧙🏻♂️，他對中國學術的建設👮♂️，是從百年大計的角度去思考🚫、去鑄造，因而擔負起了民族精神賴以寄托的學術文化獨立的責任。
１９３７年日寇大舉侵略中國🙇♀️，北方各校紛紛內遷，清華、北大和南開大學先遷到長沙再遷到昆明👊🏿。陳寅恪一家和其他教授一樣，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長途遷徙😊，先從北京到天津，火車上逃難的人群擠爆了車窗，又坐船到青島🫶🏽，再轉徐州🦯，然後是鄭州🤦🏼♀️、漢口4️⃣，最後用了整一個月的時間到達長沙🎄，在長沙臨時大學期間，正值兵荒馬亂的時節，到處是逃難的人群，然而陳先生的講座，仍然是聽眾踴躍，這不能不說是奇跡。史學家吳相湘當時是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就是聽眾中的一員🦹♀️，他也為大師的文化內蘊感到震撼。大概一個學期以後又遷到昆明，即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即西南聯大）。他在學校主要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原先偏遠閉塞的古城昆明一時間學者雲集，各軍兵種指揮部也很多🚴🏿♂️。雖然顛沛流離，生活設施簡陋🧑🏫，但是知識分子士氣極為高昂🖖🏼。
這期間陳先生曾數次乘飛機到重慶處理文化和教育的事務，然後赴香港大學作短期教學，不料就在香港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香港，陳先生也受困於此地🫰，未能逃出。由於他學術上的巨大聲譽，日軍派人去拉攏他，並饋贈上好米面兩袋，陳先生予以堅拒，日軍不死心，又請他到淪陷區的上海和廣州任教😌，但陳先生嗤之以鼻。並於１９４２年５月，倉促逃離香港，輾轉來到桂林💩，於次年轉往成都，任教於內遷的燕京大學🤜🏻，一直到抗戰勝利。
在前兩年首次推出的史學家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對西南聯大初期的教授群體，諸如對雷海宗⚈、鄭天挺、錢端升🏉🦹🏻、陳體強、張奚若👨🏿、潘光旦、聞一多、孫毓棠💇🏿♀️、丁則良、馮友蘭及陳寅恪、吳宓……留下了生動意味深長的回憶。其中🙇🏼♂️，因為陳先生出的通史試題：解釋何為歷史上的“三白”（釋白直、白籍👳🏼、白賊），何炳棣坦陳他一字也答不出來🔣，從而導致其初次赴美留學考試铩羽。
學術思想的深邃博大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受學界推崇，它出自陳寅恪先生所撰《意昂体育平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雖系紀念王國維而發👩🏿⚕️，實則以其來概括陳先生的學術用意以及他的人生價值判斷，也同樣成立🕸。
道德與精神的力量🏗，輒以無形之狀態存在，視之無的，尋扯無著，但其所發生的效力，則深入而能持久。然而以其無形之性質，往往為別有用心者所利用，造成道德之虛無。
然而究竟不能因噎廢食，陳先生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批評了只學西方技術（器物之學）的片面性🔐，他明確說：“救國經世，尤須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吳宓與陳寅恪》第８頁）這種精神之學問🖕🏽，包括兩個方面，一則匡時濟世之道，一則永恒超越之價值信仰🏋🏼♀️。筆者不揣簡陋，以為這種“精神之學問”，解釋為民主之精神和道德亦無不可。因為真正未變質的道德，無不包含誠實、真理、克己🤙🏿、感恩以及愛人類的質素，那也是一種“精神之學問”👐🏻。
陳先生對佛教史的研究👨🏿，不是借殼上市，也不是借雞生蛋——不是借佛教哲學來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而是憑借他強大的語文優勢——對巴利文、藏文、蒙文𓀛、日文、德文等等的精通，對佛經做大量基礎考訂工作，將佛教與中外文化、文學藝術，以及與音韻的關系🏋️♀️、與史學的關系、與中亞地理的關系🧖🏿♂️、與政治史的關系作縱橫捭闔🥄🛻、四通八達的打通貫穿。以細密精微的考據，來支撐通貫的史觀，以及宏觀長線式的議論🧝♀️↗️，偏向實證主義🫥，但卻更有所超越。
他的唐史研究，是對史料的極細微方面🍟，作無遠弗界的照拂🗼，對有唐一代政治勢力的消長、黨派的競爭🔣，展開了密集而清晰的史學脈絡🧖。
至於他在以詩考史⛸、以詩釋史方面，創建最為博大🕓🧑🎤，這與他家學淵源，無書不覽，熔鑄經史具有深切的關系👮🏼，但這不是單純的做學問，由於是以詩證史，因此加入了感時傷世🍡、嘆懷身世等心理方面的內容。如《元白詩箋證稿》看似屬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範疇，其實更是歷史、人生、哲學、政治等方面的綜合演繹。陳先生自謙為“不古不今之學”🥷🏽，實際上這樣的治學意義是極其深遠博大的。因為漫長歷史上吏治的敗壞、社會的動蕩、經濟的變遷、風俗的影響都在其中逐一浮現🧎🏻♀️。
陳寅恪先生悲道德🤎、風習紛亂變易之際，世態出現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見《元白詩箋證稿》，第８２頁）此種對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伸發🐖，哀吟長喟累世不絕，代不乏人。司馬遷太史公大著中常見🧜🏼🛸，韓愈文中也多表露。痛心疾首，長太息以掩泣📫，卻毫無解決的辦法。
他晚年在中山大學期間，已經近於全盲，體能極度衰退3️⃣，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別傳》🦹，文采思想並重📑，考證線索密如蛛網⇾，而頭緒井然↔️；一方面回到歷史的情境中，借幻想來擺脫現實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歷史人物身上賦予了深遠的寄托🙅♀️。全書近九十萬字，大體口述成書🧑🚀，他的這種毅力和精神令人驚嘆。
家世和晚年
陳寅恪先生生於１８９０年，１９６９年秋間去世。他的夫人🧍🏻，是晚清時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他們結識於清華園。
他的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勵精圖治，銳意改革，打破守舊勢力控製的沉悶局面，後來因為參與維新變法，薦舉劉光第、楊銳輔佐新政Ⓜ️，在新政失敗後🚈，被清廷清算🤾🏽，永不敘用，退居鄉下👨🏽⚕️，兩年後郁郁而終👨🚒🙎🏿♂️。
他的父親陳三立🚗，乃是一代大詩人，清朝末年和譚嗣同🧐、丁惠康等人合稱維新四公子👨🦼➡️，曾任散館編修🐼💽、吏部主事🤫，和黃遵憲創辦湖南時務學堂🎛👨🏼🔬，深得張之洞器重。１８９８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陳三立等悲憤難抑，甚至發出通電，籲請誅殺李鴻章以謝國人。三立先生進入民國後未出任公職🍜，１９３７年當日本進攻北京時☣️，他痛斥日寇，罵不絕口🕯，絕食五日而亡🔘🧜🏽♂️。
抗戰期間陳先生有詩（“看花愁近最高樓”）婉曲表達對蔣介石的不感冒🌉，所以當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後🪐，他選擇不去臺灣，而留在祖國大陸。解放後有關部門曾請他擔任中科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但實際並未赴任🔺，一直在中山大學直到人生的最後。他晚年所受到的沖擊，使其悲屈難以言宣，以致郁郁而終，這是當時不正常的大環境所造成的莫大悲劇🎀。
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作者：伍立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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