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在中山大學期間，已經近於全盲，體能極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別傳》，文采思想並重，考證線索密如蛛網🫲🏿，而頭緒井然；一方面回到歷史的情境中，借幻想來擺脫現實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歷史人物身上賦予了深遠的寄托🐦🔥🎽。全書近九十萬字🤸🏻♂️，大體口述成書，他的這種毅力和精神令人驚嘆。
清華導師
１９８１年秋，筆者考入中山大學就讀🪤🍗，時中文🙅🏽♂️、歷史兩系男生同住一樓👂🏻，歷史系學友常來串門，嘗告之曰，彼系老師第一課即演說陳寅恪傳奇般之學術造詣⛴。說話間眉飛色舞，極向往之情。每天穿過小紫荊山密林去上課🕵🏻♂️，俱路過陳氏舊居👩🏿🎤，遂留意。但見紅墻篁叢琉璃🦵🏻，周圍灌木郁郁，喬木拱護🚝，煞是幽深。上世紀９０年代後期陳先生之大名竟從學術講壇走到暢銷書內🌃，文化人多知之。
吳宓先生認識俞大維較認識陳寅恪為早。時在１９１９年，美國波士頓。俞大維系自費留學🥿，先在聖約翰大學修數理邏輯至精熟🧚🏼♂️，後又修得哈佛哲學博士學位。當時，吳、俞及湯用彤常在一起玩，交流西方哲學及中國文學之心得，也常在一起出遊並作交際。俞大維也時常提及他表哥陳寅恪的種種博學與通識🪘，吳宓即心生仰慕與畏佩🙅🏿♀️，事見《吳宓自編年譜》。這其實也就是幾年後吳宓聘任清華研究院導師之嚆矢🏮。
抗戰前十年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加上講師李濟👩👧👧，可謂清華學術的象征🏦。其熔鑄中西，貫通今古的學術身手，對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陳寅恪先生在抗戰前一直在意昂体育平台當導師，這十年生活比較平靜🔞，他的學術成就在這個階段也最大👨🏻⚕️。他在此期間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歷史語言研究所一組組長兼研究員，故宮博物院理事✏️，清代檔案委員會委員……在意昂体育平台👁🗨🧺，凡是遇到他講課的時間都有很多校外的學生興味盎然地跑來旁聽💁🏽，周一良回憶說🌛：“真過癮🤦🏻，好像又聽了一場楊小樓的拿手戲。”陳先生對學生重啟發，而不重問答，更不重死記硬背。他鼓勵學生在研究材料之後，進行歸納🟥、鑒別，往往不是他提出問題來考學生，而是從學生本人提出的問題，來看是否有深度。
大西南的顛沛流離
上世紀３０年代是世道變遷迅速的時代🖖，但陳先生雖然關心社會☕️，卻不是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他的愛國之心是建立在歷史與文化基礎之上🦸🏼。他絕不是慷慨激昂的風頭人物，他對中國學術的建設，是從百年大計的角度去思考、去鑄造⏏️，因而擔負起了民族精神賴以寄托的學術文化獨立的責任。
１９３７年日寇大舉侵略中國，北方各校紛紛內遷🌝，清華、北大和南開大學先遷到長沙再遷到昆明。陳寅恪一家和其他教授一樣🌽，開始了顛沛流離的長途遷徙，先從北京到天津🏚，火車上逃難的人群擠爆了車窗，又坐船到青島👹，再轉徐州，然後是鄭州、漢口，最後用了整一個月的時間到達長沙，在長沙臨時大學期間👨👩👦👦，正值兵荒馬亂的時節，到處是逃難的人群，然而陳先生的講座🆕，仍然是聽眾踴躍，這不能不說是奇跡🀄️。史學家吳相湘當時是大學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就是聽眾中的一員👨，他也為大師的文化內蘊感到震撼。大概一個學期以後又遷到昆明，即任教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即西南聯大）。他在學校主要講授兩晉🪰、南北朝史⚆➡️。原先偏遠閉塞的古城昆明一時間學者雲集，各軍兵種指揮部也很多。雖然顛沛流離𓀜，生活設施簡陋，但是知識分子士氣極為高昂。
這期間陳先生曾數次乘飛機到重慶處理文化和教育的事務🤲🏻🏰，然後赴香港大學作短期教學🚈，不料就在香港期間🔜，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香港，陳先生也受困於此地，未能逃出。由於他學術上的巨大聲譽𓀃，日軍派人去拉攏他🪪，並饋贈上好米面兩袋🕣🧙🏿♀️，陳先生予以堅拒🔉，日軍不死心，又請他到淪陷區的上海和廣州任教🏩，但陳先生嗤之以鼻。並於１９４２年５月，倉促逃離香港，輾轉來到桂林，於次年轉往成都🪁，任教於內遷的燕京大學♞，一直到抗戰勝利。
在前兩年首次推出的史學家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對西南聯大初期的教授群體，諸如對雷海宗、鄭天挺、錢端升🛍️、陳體強👀、張奚若⚇、潘光旦🦄、聞一多、孫毓棠🦘、丁則良、馮友蘭及陳寅恪🧒🏽、吳宓……留下了生動意味深長的回憶🍚。其中，因為陳先生出的通史試題🈲：解釋何為歷史上的“三白”（釋白直、白籍、白賊）👰♀️，何炳棣坦陳他一字也答不出來，從而導致其初次赴美留學考試铩羽。
學術思想的深邃博大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受學界推崇🙆🏽♂️，它出自陳寅恪先生所撰《意昂体育平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雖系紀念王國維而發，實則以其來概括陳先生的學術用意以及他的人生價值判斷，也同樣成立🧑🏿🎄。
道德與精神的力量，輒以無形之狀態存在，視之無的🏄🏼，尋扯無著🃏，但其所發生的效力，則深入而能持久。然而以其無形之性質，往往為別有用心者所利用，造成道德之虛無🤷。
然而究竟不能因噎廢食，陳先生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就批評了只學西方技術（器物之學）的片面性，他明確說🤷🏿♀️：“救國經世，尤須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吳宓與陳寅恪》第８頁）這種精神之學問🤦🏻♀️，包括兩個方面，一則匡時濟世之道🗡🛴，一則永恒超越之價值信仰🖖🏼。筆者不揣簡陋⤴️👨🏽✈️，以為這種“精神之學問”，解釋為民主之精神和道德亦無不可。因為真正未變質的道德，無不包含誠實、真理🦨、克己、感恩以及愛人類的質素，那也是一種“精神之學問”。
陳先生對佛教史的研究，不是借殼上市，也不是借雞生蛋——不是借佛教哲學來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而是憑借他強大的語文優勢——對巴利文、藏文🧜🏿✏️、蒙文、日文⛲️、德文等等的精通🛖，對佛經做大量基礎考訂工作，將佛教與中外文化、文學藝術，以及與音韻的關系🦹🏽♀️、與史學的關系🧄、與中亞地理的關系、與政治史的關系作縱橫捭闔、四通八達的打通貫穿🏄🏿♀️。以細密精微的考據，來支撐通貫的史觀，以及宏觀長線式的議論，偏向實證主義，但卻更有所超越。
他的唐史研究，是對史料的極細微方面🍈，作無遠弗界的照拂，對有唐一代政治勢力的消長、黨派的競爭，展開了密集而清晰的史學脈絡。
至於他在以詩考史💂♀️、以詩釋史方面，創建最為博大，這與他家學淵源，無書不覽，熔鑄經史具有深切的關系，但這不是單純的做學問，由於是以詩證史🪄，因此加入了感時傷世、嘆懷身世等心理方面的內容💁。如《元白詩箋證稿》看似屬於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範疇，其實更是歷史⛳️、人生、哲學、政治等方面的綜合演繹。陳先生自謙為“不古不今之學”🪬，實際上這樣的治學意義是極其深遠博大的。因為漫長歷史上吏治的敗壞、社會的動蕩🧜♂️、經濟的變遷、風俗的影響都在其中逐一浮現🚣🏻♀️。
陳寅恪先生悲道德、風習紛亂變易之際👨👨👧👦，世態出現可怕的大幅滑落：“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之標準及習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見《元白詩箋證稿》，第８２頁）此種對世道人心的深悲大痛古人率多伸發🌲，哀吟長喟累世不絕🍋，代不乏人💁🏽♂️。司馬遷太史公大著中常見，韓愈文中也多表露🏄🏽♀️。痛心疾首🤷🏼♂️，長太息以掩泣，卻毫無解決的辦法🚸。
他晚年在中山大學期間，已經近於全盲🏝，體能極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別傳》🥷🏿，文采思想並重🧘🏼，考證線索密如蛛網，而頭緒井然⚫️；一方面回到歷史的情境中🏋️♂️，借幻想來擺脫現實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歷史人物身上賦予了深遠的寄托。全書近九十萬字，大體口述成書，他的這種毅力和精神令人驚嘆👩🏽🔧。
家世和晚年
陳寅恪先生生於１８９０年🚻🚱，１９６９年秋間去世👩🏿🔧。他的夫人，是晚清時臺灣巡撫唐景崧的孫女，他們結識於清華園。
他的祖父陳寶箴，曾任湖南巡撫🕵️🅰️，勵精圖治🔲，銳意改革，打破守舊勢力控製的沉悶局面🧑🏿🍼，後來因為參與維新變法，薦舉劉光第、楊銳輔佐新政🧑🏿🎓，在新政失敗後👨🏽💼，被清廷清算，永不敘用，退居鄉下，兩年後郁郁而終。
他的父親陳三立，乃是一代大詩人👱🏼♀️🧜🏼♂️，清朝末年和譚嗣同、丁惠康等人合稱維新四公子👉🏻，曾任散館編修、吏部主事，和黃遵憲創辦湖南時務學堂，深得張之洞器重。１８９８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陳三立等悲憤難抑，甚至發出通電，籲請誅殺李鴻章以謝國人。三立先生進入民國後未出任公職，１９３７年當日本進攻北京時，他痛斥日寇，罵不絕口🙌🏽，絕食五日而亡⛹🏻🐎。
抗戰期間陳先生有詩（“看花愁近最高樓”）婉曲表達對蔣介石的不感冒😓，所以當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後😁👩🏼🔧，他選擇不去臺灣🤾🏿，而留在祖國大陸☺️。解放後有關部門曾請他擔任中科院社會科學部委員👬🏼、中國文史館副館長、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但實際並未赴任，一直在中山大學直到人生的最後👆🏻。他晚年所受到的沖擊，使其悲屈難以言宣，以致郁郁而終，這是當時不正常的大環境所造成的莫大悲劇。
轉自➾：《中國經濟時報》 作者：伍立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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