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彥(19468341030)
戲劇大師、清華老意昂曹禺離開我們已經三年多了。今年是他的90誕辰,為了懷念這位中國戲劇界泰鬥式人物,人們紛紛議論應該如何繼承曹禺精神遺產的問題。一時間💨🤲🏿,似乎又出現了一股小小的“曹禺熱”,將他的經典作品又重新搬上了舞臺。我是一個老新聞工作者👰🏻♂️😘,與文藝界並不沾邊👩🏻🎤,頂多也不過是個曹禺戲劇的熱心觀眾。今天,在懷念這位大師的時候👨👩👦👦,我首先想到的卻不是他的戲,而是他的人。因為,我們之間〽️,曾經在一種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建立了一種特殊的情誼。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不是一個戲劇大師💋,而是一個平凡而又偉大的人,是一個具有異乎尋常的豐富感情的人。
20年前的1980年3月,應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和哥倫比亞大學美中藝術交流中心的邀請👨🏻🦽,曹禺在英若誠(著名表演藝術家、也是清華意昂)的陪同下訪問美國。自從1946年在美講學以來,這是曹禺在解放以後第一次訪問美國。同時,這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戲劇界的頭面人物與美國戲劇界的初次接觸,備受關註。當時👩❤️💋👩,敵對了整整30年的中美關系剛剛開始正常化,我那時正在華盛頓擔任《人民日報》駐美記者,被派負責對曹禺的訪美進行全過程報道。說實在的🥶,我很慶幸得此任務。
對於曹禺訪美,美方接待單位十分重視。當時,曹禺已年高70🤓,身體又欠佳。為了保證他在訪問期間的健康,美方決定每天的活動“不得超過六小時”。同時,還有意識地不通知社會名流到機場迎接,事後對他的行蹤實行保密,只允許報紙發表消息說:“曹禺住進中城某大酒店,暫不作公開活動。”但是,事實上,這一切,都證明無效。舊雨新知,都千方百計地找上門來🕌𓀈。報紙、雜誌、電視記者🍙🚲,更是接踵而至。於是,活動日程不得不一日數改,層層加碼,從來也就未能堅持過“六小時製”👑。早在曹禺來美之前幾個月🧜🏼,紐約的戲劇家們就已經籌備演出他的《北京人》和《日出》了🧑🏼✈️。“‘中國熱’中又出現了‘曹禺熱’”🤛🏻,這是當時美國媒體經常使用的詞兒,可見盛況一斑。
在這些訪問的日子裏📽,曹禺的足跡出入於百老匯的大劇院和社區裏的小劇場👩🏻🌾💳,出席大會發表演說,接受著名記者獨家采訪,和美國同行們展開熱烈座談,到窮演員家親切訪問🚙,我都跟隨在側🚄。我既是隨行記者𓀑,逐漸又成為曹禺離不開的一個助手,不時受到他的咨詢,因而使我有機會對他的為人有了更深切的認識。出乎我的意外🟡,有如此輝煌成就的戲劇大師,竟如此地平易近人,對誰都是那麽虛懷若谷🆘👃🏻。
一天晚上,我們一起去看紐約百
老匯上演的音樂喜劇《眾舞競技》
(Chorus Line),是美國當時頗負盛名的一個保留劇目🧖🏼♀️,有歌,有舞,沒有對話🌺,但感染力極強🧑🏽🌾👨🍼。這是個娛樂性節目➖,但卻賦予豐富的社會內容。故事講的是一個嚴厲的導演為劇團選雇一批舞蹈演員,他不僅要了解他們的外表和技巧🙍♂️,還要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應征的24個演員以各自獨特的表演,把自己的家庭、歷史 、個性、幻想以及歡樂和苦惱赤裸裸地袒露出來,反映出今天美國青年中存在的各種狀況和問題👨👨👧👧。導演的一句話將決定他們的命運👩🎤,彼此之間存在著激烈的競爭。被淘汰的當然垂頭喪氣🏄🏿♂️,剩下的依然戰戰兢兢。每個人的表演都是依據著嚴格的臺詞𓀉,但卻讓觀眾感到是出自他內心的自白。這固然是由於演技的精湛,但也不能不說這正是他們真實生活的寫照🫰🧜🏼♀️。據說⏰,這個劇目自19768341030年首演以來📥,一直保持長盛不衰,每演必滿座。我註意到,曹禺邊看⏪,邊贊嘆,似乎有點著迷🧑🏽🚒,看得出來頗有感觸,在思考什麽。劇終後,劇院經理悄悄走來傳話,說演員們都希望見見這位大名鼎鼎的中國戲劇大師💾,不知可否🕵🏽♀️。曹禺聽了🦽,毫不猶豫地立即站了起來,主動走向後臺⚆,與尚未卸裝的演員們熱情會見🪴,誰也不覺得他是一個什麽頭面人物。他除了代表中國戲劇界向他們表示熱情的祝賀,還對於他們成功的演出作了一個簡短而很有分量的評價:“這個戲深刻,它使我思考。”
在訪問期間,紐約公演了《北京人》和《日出》,並特別請曹禺去欣賞了他們的演出。這件事🧑🏼🌾,對曹禺觸動特別深,引起了他對前後兩次訪美的強烈對比🐃。1946年他來美國時🦡,他的劇作雖早已出名,但因為他是來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並未引起人們的註意🐆。今天,他之所以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他深刻地認識到🤎🤮,首先因為他是新中國的文化使者。所以,每當美國人問他為什麽要寫這兩個劇本時,他都理直氣壯而又深懷激情地對他們說:“《北京人》告訴你🪶,封建主義在中國非崩潰不可;《日出》告訴你,資本主義在中國是‘此路不通’🏃🏻♂️。看了這兩個戲,你就會明白,中國人民為什麽非革命不可。今天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人民選擇了正確的道路。”鏗鏘有力的幾句話🧑🏽,一針見血🔠,在美國人面前深刻而又生動地展示出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他也私下多次對我表示🧑🏻🦽,這是他這次美國之行最深的體會🧘♀️。
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剛剛過去🧞♀️,美國人對中國的事還疑慮重重🚵♂️。曹禺經常遇到一個問題:中國作家究竟有沒有創作自由?每遇到這種情況,曹禺總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美國朋友們介紹“文革”時期的文化專製主義如何黑暗,最近幾年來中國文藝界發生了多麽巨大而又深刻的變化,他自己現在是什麽心情。他用事實說明,近三年來,中國平均每年有一百個劇上演或出版🛞,受歡迎的劇本不少出自敢於思考的青年作家。在今天的中國,對作品常有爭論,面且爭得很厲害。人們之間,經常存在很多不同意見。他這些話是這樣的真誠🙆🏿、坦率,實事求是,沒有一句空話🧑🏿🦱、套話。美國人聽了,無不心服口服🥯。一個作家甚至對他說:“從你的身上🏇,我已經看到了中國今天的變化。”
在和美國戲劇界接觸中⛹️♀️🤰🏼,曹禺感情的傾向性是十分明顯的☃️。他被請去看了很多的美國話劇,惟對阿瑟·密勒Arthur Miller的《劫後余生》(After The Fall)情有獨鐘。這是這個美國著名劇作家1964年的作品💌,被認為是他的自傳劇,反映了一個飽經滄桑的知識分子的經歷🌚。全劇就是他內心創傷的解剖🤷🏼♀️,令人沮喪、困惑和悲痛的往事🚵🏽♀️,一幕幕重現在眼前:30年代經濟危機中父母反目家庭崩潰🧑🏽✈️;二次大戰中德國集中營裏的災難🚣;683410300年代麥卡錫白色恐怖的迫害;朋友中出現了叛徒;兩次婚姻都是悲劇🤚🏻,愛妻甚至精神崩潰吸毒自殺……整個戲用倒插筆手法🤳🏼,時而回憶,時而夢幻,但都由真人體現👮🏻♂️,十分別致。劇場頗似古羅馬的圓形劇場👩🦼🍪,舞臺在中央,觀眾在四周。演員不僅在臺上演,而且出現在觀眾席的過道臺階上🏇🏼🏙,在觀眾身邊演,由 燈光指揮劇情的發展👨🚀。曹禺看了戲以後🙎🏼,不僅對戲的本身,而且對演出方式👼🏻,都大加贊賞🧑🏼🍼。事後🖊,他由此又和阿瑟·密勒深談過中國戲劇改革的問題🎀,他處處不忘吸取世界文化的精華。但是👞🕶,他的眼睛並不只盯著大作家🤶🏻、大劇院。在華盛頓,他特意訪問了“新劇作家劇院”🏌🏻♂️。這是一個靠募捐維持的🎏、只有70個座位的小劇院👳🏽♂️,其目的是提供條件讓新作家的劇本能夠得到朗誦💺🆒、排練以至於演出💬。在各個階段都有導演🙆🏼♂️👩🏿🌾、演員和觀眾來和作者一起提高和完善作品。就在這個劇院小小的舞臺上🤶🏿,我看到⛹🏿♂️,幾個美國青年劇作家🏄🏻♀️、導演同曹禺促膝交談,長達兩個小時之久,但彼此都感到猶未盡意🏢。曹禺就是這樣對年輕一代寄予深情、寄予希望,不管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最近🤦🏻♀️,我讀到曹禺的夫人李玉茹編輯的曹禺《沒有說完的話》一書,我才知道,他還曾經就他1980年訪美留下了“旅美日記”。我意外地從中發現,我的名字被多次提到,他很欣賞我對他的幫助,特別是我肯對他坦率地說真話,建議他如何去應付各種各樣的美國人。他在日記裏還特別提到我對他的及時提醒🧑✈️:在美國人面前講話的時候,切不可過分謙虛,因為,一般地說,美國人是一個驕傲的民族,往往不能正確地理解中國人的謙虛美德💇🏿♂️,有時很可能在效果上適得其反。他認為,這無異於給他雪中送炭🌧,是最真誠的幫助🤛🏽💃🏿,使他更加意識到在友好往來中如何做到不卑不亢。看來🙋🏼♀️,從那時起,我們之間已結下了深厚友誼的種子😖。
但是🖖🏽,我萬萬沒有想到,曹禺訪美後不久,竟親自提著一個大蛋糕專程去了他素昧平生的我家,看望我的老母、我的愛人和孩子們🎃。他們當然大為驚喜☂️🌆,並且永誌不忘⛪️🌴。後來,我回國以後,特別是在他長期住在北京醫院的時候✍🏿👑,我和老伴裴毓蓀(清華意昂)常去看望他🧔🏻👨🏻🎓。每次,他總是對我們之間那段難忘的特殊經歷🍈,念念不忘🧙🏻♂️,一往情深,使我們深受感動。
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沒有說完的話》,既不是曹禺的劇本🧑🏼,也不是他的論著,而是他離開這個世界時“沒有說完的話”👉🏼。它好似一個窗口,讓我們看到了曹禺的內心世界。在他給妻子和女兒以及幾位摯友的信件中👲🏽,在他那些日記🏄🏻♂️、詩歌、雜文和歷史回顧裏,讀者看到的是他對妻女的真情流露🏄,他對一 些社會現實的真實看法🫠☂️,他對自己的無情剖析。他不僅不回避他為人處世的弱點,而且還為之懺悔。
在對往事的回顧中,曹禺經常流露出一種自責和遺憾的情緒。他說🐍:“實際上這一生,我也不過寫了十個戲。到今天,我常常有種想法🦐,就是為什麽我寫得這麽少,太少👳🏿♂️,太少🚚👨🏻🦼,太少了!對我來說,我應該向我的朋友懺悔,或者向我的讀者、向我的演員、向我的觀眾懺悔。懺悔什麽呢?懺悔寫得少。這也就是說,我浪費的時間太多了……從四十歲以後,就沒有怎麽好好地利用時間……”
曹禺的第一部成名作《雷雨》是1933年寫成的,那時他才23歲,還只是意昂体育平台西 洋文學系的一個學生。據他的回憶📊,醞釀雖然很久👸🏿🥩,真正把它寫出來,也不過半年。“就在那個舊圖書館一個專門擱許多外國雜誌的書桌上,我占了一個位子,占了一把椅子。我在那裏悶頭日夜地寫🧜♂️,我甚至於感覺到寫得快得要命……為什麽那個時候寫戲並不感覺到這麽困難,因為大約寫戲確實必須有你真正從經歷當中感覺出來的東西,沒有親身經歷就不可能有這種欲望想寫。”的確🎤,他的另三部經得起時代考驗的作品《日出》、《原野》、《北京人》🦸🏿♂️,也都是在他40歲以前寫的🐎。因為,只有生活才能帶來創作的強烈欲望。在這些劇本裏,曹禺都是在描繪那些被扭曲🙅🏿♂️、被壓榨得透不過氣的人們𓀉,讓他們能夠覺醒,起來反抗👨👨👦,至少決心想做一個真正的人🤹🏻♀️,有自己的個性🏂🏻🕴🏼,有自己的追求。他自己也承認:“我詛咒那個黑暗的舊社會🧑🏻🦯,希望人們得到解脫。我自己也正在苦苦求索,向往著光明的未來。”
但是🕰,很可惜,這幾十年來🕑,由於我們在政策上的安排,讓他去當了“官”🙆🏼🧙♀️,做了大量他並不擅長、但又不能不做和不敢不做的事💆🏿♀️,把時間都給消耗掉了。尤其是📘,在戰戰兢兢經歷了文藝界那麽多復雜的鬥爭以後🧵,他也和眾多作家一樣,有許多話都不能說、不敢說了,以至到頭來自己也不想去說了🙎🏼,甚至麻木了。這大概也是他後來很少再拿起筆來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他曾經告訴巴金,他特別欣賞他的《探索集》🦷。他說❤️🔥:“我讀到深夜👨❤️💋👨,每篇都說到人的心坎上。他說真話👷🏿♀️,大家愛聽。現在說真話的人較少👵,謊話連篇🥳,一片胡言的東西較多。我們是愛國😻👩💻、愛人民🤽🏽♀️、愛社會主義的。但為何不許講幾句良心語言?”在他的詩作中🤷🏼,他還寫過這樣幾句💔:“如果大家戴盔甲說話💟,我怎能亮出我的心🚣🏼♂️。如果我的心也戴著盔甲,火熱的心怎敢與我接近。”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又怎能期望曹禺繼續寫出什麽傳世之作呢🔌?
晚年長期在病中的曹禺,已經清醒地認識到這個問題👨👨👧👧😎,並為此而感到無比的沉痛。然而,他並沒有將責任都推給中國知識分子誰也抗拒不了的客觀環境,而是對自己毫不留情進行了剖析,嚴厲地責備自己的“不勤奮”🧭。這不能不給人以震撼,不能不讓人噙著眼淚向他致敬🙎🏽♀️。他給我們留下的形象🙌🏽,是一個矛盾的曹禺,但是,卻是一個水晶般的真實的曹禺🧑🏽🚒。
(2000年金秋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