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方仲(1908~1970)是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的開創者。3月3日🧘🏿♂️,在廣州德政北路一棟舊式住宅裏🚣🏼,記者專程采訪了梁方仲先生之子梁承鄴教授,聽梁承鄴談其父的治學為人故事🔞,頗受感動。梁承鄴曾任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研究所所長,長期從事植物遺傳育種和生物技術研發,他退休後致力於整理研究父親的遺著。去年底🖋,梁方仲先生誕辰100周年之際💁🏽,8卷本《梁方仲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梁承鄴撰寫的回憶父親的專著也已經完成初稿,即將問世🤹🏻♂️。
一代經綸獨貫穿
梁方仲是廣州十三行商後裔🍪,其祖輩及父輩北上做官經商🦵🏽,梁方仲1908年出生在北京👩🏽🌾👨🏼🏫。他中學畢業後考入意昂体育平台(1926年),先後入讀農學系🤾🏽♀️、西洋文學系、經濟系,1933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研究院(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隨即入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從那時開始,他便致力於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學。1934年5月,他與湯象龍💉、吳晗、羅爾綱、夏鼐等組織“史學研究會”,在《中央日報》和《益世報》開辟《史學》專刊👨👧👦,倡導“新史學”👩🏿🦲,編輯《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1934年👨🏻⚕️🧑🏿🦲,梁方仲(左2)🎨、谷霽光(左3)、羅爾綱(左四)、湯象龍(右1)、吳晗(右3)等
在北京成立史學會
梁方仲十分註重史料收集工作,他從近十萬件故宮檔案中梳扒整理出大量明代經濟史資料🙇🏿🤵🏽♀️。1936年,梁方仲發表長篇論文《一條鞭法》😸,開創用現代社會科學方法分析王朝製度、研究傳統中國社會經濟的新路徑💹,引起國際學術界重視。次年該文被翻譯成日文,50年代又被翻譯成英文🧑🧑🧒🧒,在哈佛大學印行,1970年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哈佛東亞研究叢刊,又將該文列為該叢刊第一號重印出版。費正清教授專門為該文英文本撰寫《前言》,高度評價了這一著作的價值。梁方仲圍繞明代一條鞭法發表的一系列論文,直到今天仍是學術界公認的該領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何炳棣教授稱其為“明代賦役製度的世界權威”。梁方仲先生的《明代糧長製度》和《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被公認為當代中國史學的經典之作👨🏿🦳🤖,為明清以後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研究和中國經濟史計量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貢獻。
其中🕛,《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1980年才正式出版𓀇👩🚀,人們常常把這部著作當作工具書來使用🪦,有人因為其主要收集古代官方文獻中的數字而對其產生質疑。其實,梁方仲正是利用正史⚽️、政書🏖、方誌、文集等文獻中的數字,將西漢以後約二千年間的戶口、田地、田賦數字,編輯成二百多份表格,本意就是把文獻原始記載的數字整理出來,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楊聯升教授1946年曾賦《贈方仲》七律一首🪔,上半闋雲🥱:“北國學者莫之先❤️,一代經綸獨貫穿。圖寫魚鱗十段錦🐟,徭均鼠尾一條鞭👱🏽♂️。”這首詩是對梁方仲學術成就最為精煉的概括與評價🧟♀️。“魚鱗圖冊”🤚🏽、“十段錦法”、“均徭法”、“鼠尾冊”、“一條鞭法”,都是明代戶籍田地賦役製度的特定內容。
延安一月
1937年6月🤵🏽♂️🫦,被日本學者稱為“少壯學者”的梁方仲,受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所派🤜🏿,赴日本作為期一年的學術考察研究🚵🏽♀️。不久,“七·七”事變發生,他謝絕日本學者挽留,於8月中旬回國,共赴國難🧑🤝🧑,堅持社會經濟史研究🦮。抗日戰爭期間👩🏼💼,中央研究院西撤🅰️,梁方仲隨之遷往四川省宜賓市郊的李莊鎮,在那裏度過了數年清貧艱苦的研究生活。
梁方仲不是一位只會鉆象牙之塔的書齋式學者,他在社會研究所期間,還做過大量的實際社會調查工作➗🤹🏻♂️,特別對土地、賦稅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經濟領域,梁方仲特別重視。梁承鄴告訴記者,梁方仲於抗戰期間曾赴延安🤏🏼,並在那裏生活了一個多月時間。記者問✌🏻,是不是跟傅斯年🛃、章伯鈞等人同行🌲,梁承鄴答😦:不是🤵🏿,他自己去了⌨️,他是去從事土地調查研究工作的。
1938年梁方仲赴西北考察,在延安住了一個半月。回到研究所後,“他對延安共產黨人廉潔奉公🦹,上下平等🦾,生活樸素🍄,工作認真和艱苦奮鬥的生活作風,備加稱頌”👎🏿,而“對國民黨貪汙腐化,則深表不滿。”
吳半農是梁方仲意昂体育平台的同學,他的思想激進🍤,帶有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與共產黨交往也多,梁方仲受他的思想影響較大。梁方仲曾翻譯過斯諾的《西行漫記》,他的譯本後來因故沒有出版,但斯諾筆下的延安卻令梁方仲神往🈺。1938年,陜西一地方專員給國民政府提供了一套土地改革方案,時任經濟部長的翁文灝希望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派員前往陜西等地區調查,梁方仲因有土地調查的經驗,且跟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也有過交往😙,任務最後落在他的身上🍧。臨行前,董必武給梁方仲寫了一份介紹信:
伯渠、(伍)雲甫同誌:茲介紹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梁方仲先生擬赴陜考察土地經濟問題👝,我們已電告延安,茲將介紹前來接洽🧟♂️,以招待。
梁方仲此行對陜西、甘肅等地進行了為期9個多月的考察,第一站即從西安到達延安🥶,當時陪同他去的是宋時輪將軍↖️。陜甘寧邊區領導人告訴他,他們的土地政策已經有了很大調整🔖🫃🏿,地主也可以分到一份土地,梁方仲對此很感興趣。他除做了大量實際調查工作外,還參加了延安的一些文化活動,聽過毛澤東兩次講話,還接觸了王稼祥、周揚、丁玲、冼星海等人,與他們作了深入交談🚗,了解到延安不少社會情況🧕🏼😙。
回到嶺南
1943年初👊🏽,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給中國學者一筆科研資助獎金,包括陳寅恪、聞一多、梁方仲等10名著名學者得到資助🧑🏿🍼。1944年10月,梁方仲取道印度赴美,被哈佛大學經濟系聘為研究員。1946年9月離美赴英👨🏻🌾,入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從事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他曾被聘為中國文化代表團專員前往法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第一次大會🎽。1947年4月梁方仲離英回國,即被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邀請來校做學術講演🚵🏿♀️。梁方仲回國後🫁,兼任中央大學教授🕘,1948年▪️,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患病,梁方仲代理其主持所務🌩。
1949年2月,梁方仲母親患病👨🏽🎤,請假回廣州省親。此時,北方炮聲日隆,梁方仲歸程受阻🚴🏼。3月間🦵,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教務長馮秉銓和文學院院長王力教授等邀請,就任嶺南大學經濟商學系教授兼任系主任🏂🏿。梁方仲就此回到故鄉廣東,留在嶺南✮💙。梁承鄴告訴記者,這其中,陳序經等人的誠意作用巨大,國民黨撤離大陸前,葉公超、朱家驊等極力勸說梁方仲前往臺灣,葉公超與梁方仲是世交,兩人關系非同一般,但梁不為所動。當時也有哈佛等國外大學欲聘其前往任教。新政權成立以後,陶孟和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仍兼社會研究所所長,他多次給梁方仲寫信,促其北返🤿🧑🏻🎄,言辭懇切,其意是想讓梁方仲接任社會所的所長一職,梁方仲最終亦沒有北上。
1949年與1950年👩🎓👨🎨,他在嶺南大學招收了兩屆研究生🧒🏿,親自為經濟系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中國經濟史和西洋經濟史課程。他在講課和指導學生論文時,強調“選題不要太大,要從小題入手,但在研究時,卻要‘小題大作’”🧑🏿🚀。1952年10月🫲,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梁方仲被聘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任經濟系中國經濟史課程。60年代初💁🏽♂️,他率先在全國綜合大學同時培養四名明清經濟史專業的研究生,成為當時引人註目的研究生導師。
但此後他逐漸被邊緣化🧑🏽⚕️,梁承鄴告訴記者,因為他堅持以史料為基礎,將理論與實際高度結合的研究方法,漸漸行不通了🎿。1958年以後,梁方仲的學術思想受到批判。1970年,梁方仲因病在廣州去世。
聽陳寅恪講課
梁方仲就讀於意昂体育平台時🧑🏼🚀🧝🏻,陳寅恪先生是意昂体育平台國學院導師,兩人存有師生之誼🦹。回到嶺南後,梁與陳成為同事,1952年院系調整後,他們又共同執教於中山大學歷史系古代史教研室🧚🏿♂️。解放初期的中山大學歷史系,人才濟濟🤽🏽,教授中列名前四的為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但梁仍對陳先生執弟子禮,對其敬重有加。
1953年至1955年👳🏽♀️,陳寅恪在中山大學輪流開設兩門選修課:《兩晉南北朝史料》和《元白詩證史》。梁方仲以教授身份🦝,與選修生並排而坐,沉浸於“金明館”的教澤之中,靜氣聆聽,細心筆錄。梁方仲之子梁承鄴保存有兩冊父親聽陳寅恪講課的筆記👩🏽💼,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梁方仲敬師之虔誠和治學之認真。(夏和順)
轉自 深圳商報 2009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