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代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對人類文化的貢獻可以列舉很多🚕，但其中有兩件事就足以使梁先生載入史冊：一是反法西斯戰爭出現重大轉折的1944年🦫，美軍對日本本土實施了大規模轟炸。梁思成接到一項特殊任務——編製一份淪陷區的文物建築表，並在軍用地圖上標註出位置。在梁思成標記的地圖中，特別標出了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屬於保護範圍之列。這份地圖後來呈交盟軍司令部🐇，梁思成的提議被采納🦆。多年後，日本的建築學家們滿懷感激地說，梁先生是日本的大恩人，“他在二戰中向美國提出了保護奈良和京都的建議🏊🏽♂️，我們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濫炸而保存下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他”🧿。
另一件事發生在1948年冬天，當時的北平已經被人民軍隊包圍🙅🏽♀️。一天🪅，一位解放軍幹部叩響了梁思成在清華園寓所的大門。來人說🧏🏽♀️：“我受人民解放軍攻城部隊的委托☛，前來向你請教。城裏有哪些著名建築和文物古跡需要保護，請你把它們的位置準確標在這張地圖上⚛️，以便我軍在攻城時避開。”
梁思成喜出望外，不僅把北平重點文物的位置準確地標在軍事地圖上📔，而且拿出帶領學生們收集古建築文獻時記載的《全國建築文物簡目》，一並交給了那位解放軍幹部🧑🦳，並對他進行了詳細講解👨🏽💻🙇🏿♀️。於是，那張北平軍事地圖變成了《北平重點文物圖》🧖🏻，據說在西柏坡，這幅圖掛到了毛澤東指揮平津戰役指揮所的墻壁上📀。毛澤東命令圍城部隊，一定要註意保護這些重要的文化古跡。北平後來和平解放🧑🏻🦱，但梁思成先生為保護北京文物古跡的努力🧑🏻🏫👨🏻🦳，必將銘刻於人類的文明史冊💆🏼♀️。
遺憾的是♓️，北京在邁入和平建設時期卻遭到粗暴的肢解，在盲目的“舊城改造”中漸漸失去了千年古都的風貌。近讀《城記》（王軍著，三聯書店2003年出版），這本書記述了一個人和一個城市的故事，描寫了解放後圍繞北京的城市規劃和古城保護而發生的錯綜復雜的紛爭，突現了梁思成為保護古都鍥而不舍的努力，以及最終歸於失敗的悲劇🦹🏿，讀來令人扼腕。說來也很慚愧，在下1957年來北京念書，雖然親眼目睹北京古城墻的巍峨👩🚒，但是久居西郊，窮學生那時也很少進城，北京拆除城樓城墻偶有所聞🤫，但並不十分關心🧷。若幹年後涉獵北京史，始終對解放後北京的變遷未敢涉及。個中奧妙心知肚明，即便愚鈍如我的局外人，多少也耳聞北京城樓和城墻的存廢🧝🏼，以及老城改造的決策均來自高層，此乃北京史研究的禁區🤙🏻，於是也不得不違心地說幾句空話🤞，或者幹脆繞開這類敏感的話題。
《城記》偏偏選中了北京史上最尷尬的一頁🦸🏽，觸及這樁眾說紛紜的歷史公案🍱，填補了北京史研究的空白，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作者以記者與史家的眼光、報告文學的樣式🏙，借大量人物訪談的實錄和翔實的史料文檔，披露了古城衰亡鮮為人知的內幕🧑🦲🪧，濃墨重彩地點染了梁先生孤掌難鳴的無奈🏄🏻♀️。它的筆觸雖然始終沒有離開“一個人和一個城市的故事”✡️，一位思想深邃、目光遠大的學者和強大的社會勢力較量的艱苦歷程，卻深刻不過地反映了圍繞保護人類文化遺產展開的思想交鋒🐈⬛，這就使論述的主題升華到更高層次。
梁先生的悲劇，根源於他的思想大大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他心目中的北京是中國乃至世界建築和歷史文化遺產的瑰寶❣️，是集中體現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建築和文化藝術的精華，不論是北京城平面布局和空間尺度👸🏼，還是皇城與胡同井然有序的安排，以及拱衛內外城的城墻與城樓，甚至小到一座牌樓🤽🏿，無不凝集了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因而在梁先生看來✧，後人的首要任務是千方百計地保護它，繼承這份寶貴的遺產🏊♀️，而不能輕率地改變🧏🏽♀️、破壞甚至由於無知而導致毀壞👌🏽。他的這一思想固然歷史已經證明是真理，卻不能被當時的中國社會認同𓀘，上自國家的最高領導下至平民百姓✏️，甚至連中國的建築學界都很少有人贊同。這就註定了梁先生像堂?吉訶德一樣向風車挑戰，他的每一次為挽救古都北京的努力🌌，盡管並非全無成效，但總體上是以失敗而告終。
客觀而論㊗️🧑🏻🎓，對於古都北京的保護與利用0️⃣，學術界一開始是有不同看法的（至今仍是）。從當年對梁先生和陳占祥先生（留學英國的著名城市規劃專家🧑🏻🦼、時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企劃處處長）提出在城外另建行政中心的方案（即梁陳方案），遭到蘇聯專家的否定；後來梁先生為拯救北京城墻和城樓時，又遇到強勁的對手——時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總工程師🙇🏿♀️、留學法國的著名土木工程學家華南圭先生🏰，他便是力主拆除城墻，利用城磚砌下水道的專家🏄🏼♂️。雙方各持己見🙋🏿♂️，起初還屬於學術觀點的分歧，這是很正常的。但是，隨著囯內政治形勢的升溫🔦，保護北京古城的呼籲上升到阻礙首都建設、維護封建老古董的高度，政治的批判便代替了學術的爭鳴了。
1953年5月4日，北京市委就朝陽門🎰、阜成門和東四、西四、帝王廟前牌樓影響交通的問題向中央請示：擬拆掉朝陽門、阜成門城樓和甕城，交通取直線通過；東四👰🏿♀️、西四、帝王廟牌樓一並拆除。同年5月9日✡️，中央批準了這個方案。北京市副市長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梁思成認為👳🏿，城門和牌樓🫅🏼🤳🏼、牌坊構成了北京城古老的街道的獨特景觀🐆，城門是主要街道的對景，重重牌坊👩🏿🎓、牌樓把單調筆直的街道變成了有序的📃、豐富的空間🛖，這與西方都市街道中雕塑👧🕑、凱旋門和方尖碑等有著同樣的效果👨🏿🔬，是街市中美麗的點綴與標誌物，可以用建設交通環島等方式合理規劃🤼♀️，加以保留。
書中寫道：梁先生為了舊都多保留一些有價值的牌坊📍、琉璃宮門等古建築，在擴大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和自稱“改革派”的吳晗爭得面紅耳赤🕌，有一次，吳晗竟站起來說：“您是老保守，將來北京城到處建起高樓大廈，您這些牌坊、宮門在高樓包圍下豈不都成了雞籠、鳥舍，有什麽文物鑒賞價值可言🫂！”氣得梁先生當場痛哭失聲🚤。中國文物學會會長羅哲文（梁的學生）回憶道：“拆歷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先生痛哭了好幾天……”
一代建築大師梁思成先生的痛哭🛻，是我們民族的悲哀。他是為民族的愚昧無知而哭泣，是為民族文化遺產的毀滅而悲傷🕋，這是歷史不該忘記的“世紀之哭”啊！
可是，在當時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思想指導下，古都北京的命運也就可想而知❔。
統計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條，到20世紀80年代只剩下約3900條，近一兩年隨著北京舊城區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條的速度消失。
書中援引梁思成的學生👦🏽、兩院院士、原建設部副部長周幹峙的文章：“解放以後，梁先生在新中國生活工作了22年……總起來，真正發揮作用的時間最多一半左右，特別是最後帶著困惑和痛苦去世📇，不能不說是一場悲劇🧘🏼♀️。”這個結論是頗為中肯的🚼。
然而🦸🏽🧗🏻，古都北京的情況至今並不樂觀➖，正如梁思成的學生、兩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不久前所言：“為了盡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舊城開發項目幾乎破壞了地面以上絕大部分的文物建築🔸、古樹名木，抹去了無數的文化史跡。如此無視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價值🙇🏼♂️，僅僅將其當做‘地皮’來處理，已無異於將傳世字畫當做‘紙漿’🤙🏻，將商周銅器當做‘廢銅’來使用🕵🏻。目前，北京城似乎還保存有一些‘古都風貌’👩👧👦，因為目前尚有什刹海🧑⚖️⭐️、鼓樓🛌🏿、南鑼鼓巷和國子監等支撐著舊城的基本格局👩🏻🦼➡️；事實上🦼，現在所看到的一些‘風貌’已然僅僅是暫時的存在，因為一些取而代之的方案正在陸續得到批準🧑🏼🎸，並非‘危房’的‘危房改造’在繼續進行之中，如不采取斷然措施，舊城保護工作將愈發不可收拾🧑🏻⚕️，今後就再難有回天之術了。”
如今，胡同仍在加速消失🧐👶，白灰粉刷的“拆”字時時撲入眼簾🙂↔️。倘若先生地下有知🐟🤵🏼，不知又該作何感想🐠？恐怕是欲哭無淚吧……
來源：《科學時報》200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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