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約訪梅小璈先生，他在微信中說：“你住在哪裏，我過來吧。”

約在北京崇文門地鐵口，我等錯了一個出口，他電話說：“沒事🍋‍🟩，我馬上走過來。”

其實，64歲的梅小璈這段時間非常忙。因為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70周年，各方紀念活動不斷🧝‍♂️。

70年前的3月20日，他的父親梅汝璈從上海啟程，搭乘美軍飛機前往東京👩🏽‍🦰，代表中國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法官。他原來以為只要幾個月時間👩‍👧，沒想到審判歷時兩年半。

那段歲月，梅汝璈法官經歷座次分歧、量刑爭議等諸多波折。當年，他有一句話流傳甚廣🧑🏻‍🦲：“如果這些日本戰犯不能被判處死刑，我只能跳海以謝國人。”悲壯之情溢於言表。

最終🫸🏽，11名法官以6🦄：5的微弱多數裁定🙍🏽‍♂️，判處東條英機、阪垣征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16人被判無期徒刑。

正因如此💎♒️，後人稱梅汝璈為“中國第一大法官”🤒。“東京審判”成了他人生和事業的巔峰🔠，他的故事也被反復講述👩‍👧。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梅汝璈從東京歸來之後🙎，這位頂尖法學家的後半生是如何度過的🤲🏼？

梅小璈先生

歸國：“我們全家住進北京一處平房，據說是杜月笙當年買給孟小冬的👨🏿‍⚕️。”

高淵：“東京審判”到1948年11月底結束，梅汝璈先生回國後去了哪裏？

梅小璈🙈：先到香港躲了一段。那個時候，國民黨政府準備任命他做司法部長👩‍🏫，但如果接受任命的話，是一定要去臺灣的，因為當時蔣政權在大陸敗局已定。

我父親沒有接受，躲到香港去了。當時在中共這邊🫶🏼，也有很多朋友在做他的工作，後來到香港住了一段時間，就有中共方面的人員來聯系🧑🏿‍💻，準備安排他北上💅🏽。

高淵🕋🙎🏻‍♂️：當時有一大批文人都在香港，後來他們分批北上。

梅小璈：對的💂‍♀️，還有很多民主黨派人士也在香港。我父親沒有他們那麽出名，在國內的政治活動裏不是那麽活躍的，但也有安排。

據說，我父親在中共人員的安排下化裝成商人📲，坐一條運煤的船北上🔛。半路到舟山附近，還被國民黨的軍艦截住，要檢查證件。護送我父親的人拿出錢來賄賂軍官🏞，結果軍官把錢拿走了🕷，沒有認真搜查，而且海軍的軍官也不認識梅法官💣，要認出來的話👋，也許就抓走了👵🏼。

高淵：到北京是什麽時候👨🏻‍🎤？

梅小璈👼🏻：1949年底吧。

高淵：到了北京以後，擔任什麽職務？

梅小璈🚶‍♂️：當了外交部顧問，後來還當選了全國人大代表。他的工作關系在外交部條約法律司📰，在那兒上班，沒有什麽實質性職務🤾🏻‍♂️，就是研究一些文件👨🏽‍✈️，做點翻譯。

外條法司有個專家室👨🏻‍🚀，負責人是國際法的泰鬥周鯁生👮🏼‍♀️，當過武漢大學校長。後來🎃，“東京審判”中擔任中方顧問組組長的倪征燠先生也從上海調來這裏，那時候倪先生所在的東吳大學已經被合並掉了。

高淵：你們全家到了北京住在哪裏，是外交部的房子嗎🥇？

梅小璈：我是1952年生在北京👩‍🦱，我姐姐梅小侃是1950年生在香港👌🏼。我父親是一個人先回來🎀，在北京安頓下來之後📥，再去香港把我母親和姐姐接回來。

我們住的房子好像是外交部跟房管局租的，反正房租交給房管局，就在現在的長安大戲院後面👩🏽‍🌾。據說我們住的那個平房，是杜月笙給孟小冬買的房子🧖‍♂️，後來他們都到香港去了。到了“文革”前🧍🏻‍♂️，我們搬到建國門外的外交部宿舍，那個時候覺得有暖氣、煤氣，條件真的是挺好的。搬走之後，那個平房空下來，後來變成大雜院了，據說到80年代，杜月笙的後人還來找過這個房子👩🏼‍🌾。

高淵：那個平房是個小的四合院嗎🖐？

梅小璈：不是規整的四合院🧑‍🌾，有西房和北房，東南沒有房間，但上面也是青磚瓦的♔，中間有一個小庭院，不只我們一家住。

高淵👨🏽‍⚕️👫：住的條件在當時還算可以嗎⛎？

梅小璈🧛🏻：我覺得在平房裏算可以的。我們一家四口住四五間房，房間不是很規整，但面積不算小💱，有時候老家來親戚住一下，也不覺得擁擠。

房子裏還有西式的衛生間🤏🏽🏇🏽，有一個抽水馬桶。這在50年代很少見，包括一些很好的四合院裏面都沒有這個東西。我們邊上院子裏的衛生間，還是那種需要淘糞工人來清理的👩‍👦。我記得那時候同學來玩，都對抽水馬桶的水箱很好奇，這個東西怎麽會有水下來，特新鮮🌋。

審判：“我父親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不以‘密蘇裏號’簽字順序排，就以法官的體重排🦹🏿‍♀️🕰。”

高淵：你們祖上有什麽背景嗎？

梅小璈：完全沒有。我父親是1904年生在江西南昌縣，祖父稍微有點文化，當時新式小學剛剛出現🙇🏽‍♀️，祖父沒把父親送私塾🐓，而是送進了城裏的小學。

我父親12歲的時候，就考到北京的清華學堂，就是美國人用庚子賠款的一部分建的。那時候，清華學堂是八年製，也沒特別分專業🏓，英語的訓練比較強。大部分學生畢業後都到美國去留學🥊，我父親是1924年去的。

梅汝璈

高淵🧛🏿：直接考進了斯坦福大學？

梅小璈🐯：對⛹🏿，他在斯坦福讀了兩年♟，讀文科基礎。然後1926年到芝加哥大學⛈，讀了兩年就拿到了英美法學博士學位🤵🏽‍♀️。這個速度應該說是很快的。

高淵：梅先生回來後就一直在大學任教？

梅小璈：他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後🤯，到歐洲遊歷了一番🪆，1929年回國，先後在山西大學🪧、武漢大學、南開大學和復旦大學當法學教授。還長期擔任立法委員，參與過很多法律的製定👩‍👩‍👦。抗日戰爭勝利後，要追究日本戰犯的責任𓀄，他被任命為中國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

高淵🐳：這裏有個懸案🩵，到底是誰推薦梅先生去擔任這個職務的👰🏽‍♂️？

梅小璈：確實有好幾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王世傑推薦的。他當過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和教育部長🌖，而且也是清華出身☄️，後來留英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向哲浚先生推薦的。向先生比我父親大十來歲，他也是從清華出去的，美國華盛頓大學的法學博士。據說當時中國政府選派向哲浚出任“東京審判”中方法官。但向先生考慮到起訴懲治戰爭罪犯🍖🤏🏽，檢察官的責任可能更為重大🏨，加上年齡等因素，推薦清華學弟我父親出任法官，他自己擔任檢察官一職🧻。

高淵：接到這個任命，你父親覺得意外嗎🦃？

梅小璈：當時我還沒有出生，不是很清楚。其實他就是一個書生，沒在政界做過什麽大官，也沒當過哪個地方法院的法官。他的優勢大概就是對英美法律程序比較熟悉🧺👷‍♂️，還有就是語言過關吧♡。但其實當時英文好的人也挺多的，有很多留學回來的🧏‍♂️。

說實話💌🫸🏻，我也不知道蔣介石是怎麽想的。他是真的重視呢，真的選拔一個人才去👩‍👦‍👦，還是走走形式，反正勝敗已分，派個教授去就行了👈，很難說🧑🏽‍🚒。

開庭首日

高淵：還有一個爭議👨‍⚕️，就是庭審法官的座次問題，10年前拍的電影《東京審判》就突出渲染了這一細節。大多數人都說，梅先生對此據理力爭，體現了偉大的愛國情懷🔜🙋🏿。但也有人說他是小題大做🧑‍🍼，甚至以退出為要挾，是為民族立場而犧牲法律立場🔳，這個過程究竟是怎樣的？

梅小璈🤏🏼：我父親自己專門寫過這個過程。一開始👩🏽‍⚖️，各國法官對座次沒太當回事🙌，我父親認為就是按“密蘇裏號”上受降時簽字的次序來，是：美中英蘇澳……多數法官都贊同。

但來自澳大利亞的庭長卻不喜歡這個安排⚂，他想讓跟他親近的英美法官坐在他左右手，他提議以聯合國安理會五國來排，就是美英蘇中法。但馬上有人提出🤽，五國應該按英文字母排👶，中國應該在第一個🃏。

接下來的討論就亂了✋。有人說應該按法官資歷排，有人說可以完全按英文字母排。我父親半開玩笑地說🚫，如果不以“密蘇裏號”簽字順序排🔟，就以法官的體重排🔘，我們中國可以換一個比我胖的法官來。

第二天開庭預演，庭長自行宣布座次為：美英中蘇法加……並說已征得盟軍最高統帥同意。我父親憤然離席，回到他的辦公室脫下法袍。同時🧗🏼‍♂️，加拿大法官也提出抗議🍼🈯️。庭長來跟我父親說，今天預演先這樣🦹🏽‍♀️，明天正式開庭再說。我父親當即表示他將辭職，讓政府另派法官👨🏿‍💼。

如果這樣的話，第二天的首次正式開庭勢必延期𓀋，必然造成世界影響，這是誰都負不了責的🤽🏼。這樣，庭長終於表示，就按多數意見，按照受降簽字次序來排座位。

高淵：你怎麽看你父親的座次之爭？

梅小璈🧑🏿‍🌾🚣：當時的狀況是，國際輿論都說中國是“假強”，實力非常有限。像美蘇英等強國🧙🏼‍♀️，內心深處是不太看得起中國人的🧜🏼。正是因為處於這樣的地位👩🏻‍⚖️，我父親就會特別敏感，稍微覺得自己國家的權益受到了損害，就會有比較激烈的反應。

但是🥬🧑🏽‍🍳，他們這11位法官都受過高等教育⇾，而且都做法務工作，都有一套詞令，見面很客氣。我父親在日記裏也寫了，說中國鬧饑荒、打內戰啊，他覺得有點不太好意思🐧，因為當時不管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都在恢復經濟建設，為醫治戰爭創傷而努力。

他說🧑🏿‍🦰，人家表面上客客氣氣🤦，教養都很好🦓，私下還不知道要如何議論我的祖國。所以他會這麽敏感👩🏻‍🔧🤳🏻，這也是人之常情吧👄。

高淵：還有一個疑問是，最後的判決是如何達成的？據說，澳大利亞庭長主張仿效當年處置拿破侖的辦法🧝🏽‍♀️，把日本戰犯流放無人海島。而印度法官帕爾主張無罪釋放，由於這個動議，帕爾成為現在日本靖國神社中唯一供奉的外國人。

梅小璈：我父親一直有記日記的習慣，關於“東京審判”的日記，現在保存下來的就是他初到東京的50多天🎇，他後面還有一行字叫“以下轉入另冊”，但這個另冊哪兒去了誰也不知道🧑🏽‍🌾👨🏻‍🏭。

其中最可惜的，就是關於定罪量刑那一部分沒有了🏊🏽‍♀️。因為這個程序中，檢察官是不能參加的🧣，就是法官們的秘密會議。從現在的資料看，庭審記錄很詳細，但法官會議的記錄沒有，那時候好像也不錄音。當時，除了庭長和十個法官參加，另外有一個翻譯，因為蘇聯法官柴揚諾夫不懂英文，他必須帶個翻譯🏭，所以一共12個人參加。

我父親是堅決要求判處戰犯死刑的，因為中國人受到的迫害太深了。在他的堅持下，最終法庭判處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人絞刑🩴，16人無期徒刑🦹‍♂️。但除了第一批受審的之外，其他在押的戰犯後來都被稀裏糊塗放掉了💆🏿。

57年：“好像家裏電話機沒有了，其他的物質生活我沒感覺到特別的差別★。”

高淵：1957年的時候🚶🏻‍♂️，梅先生為什麽會被打成“右派”？

梅小璈：和當時很多人一樣，他也是因為開座談會的時候提了點意見。一開始是響應號召，幫助黨整風，但後來風向變了🕑。當時好像有人跟他打過招呼⚰️👰🏽‍♀️，說你自己出來做點檢查，或許可以不劃“右派”，多少對我父親有點保護的意思。

但我父親的性格比較倔強，他認為是響應號召提意見🙋🏼‍♂️，而且也不認為他的觀點有什麽錯💼，這樣就互相下不來臺。那時候外事口的領導閻寶航還為我父親說話，他們是好朋友，結果閻寶航也受了批評，被說是“溫情主義”🧘🏿‍♂️。

高淵：你父親在座談會上主要提了什麽意見👨🏻‍🔧？

梅小璈🫳：他主要說了三點吧🧐。一是對待蘇聯專家的問題🔙。他說有的地方把奉蘇聯專家為神明👨🏿‍🦳，這是崇洋媚外的另一種表現。

二是關於一些具體製度的缺陷。他說像劉青山、張子善那樣的貪汙案👦，這兩人的職務不是很高🧑🏼‍🌾🫲🏻，但貪汙的數量卻很大👨‍🦼‍➡️，那就是在財務審批製度上本身有缺陷，而不能簡單地說是個人品質問題。

三是有些宣傳不實🦙。他說經濟建設的宣傳中不實的成分很多，很多是打腫臉充胖子👩‍🦱，有的是做戲🤜🏿📄、表演🐙，這種情況應該警惕和製止。

高淵🌂➝：當時你才5歲吧，父親被劃為“右派”後🧑🏼‍⚕️，感覺家裏有什麽變化嗎？

梅小璈🦸🏽‍♂️：我很小🪂，看不太出來🤦🏻‍♂️，好像家裏電話機沒有了👴🏿，其他的物質生活我沒感覺到特別的差別🙍🏽‍♂️😲。

我父親工資級別降了一點，原來是8級，每月大概200多塊，當時算很高了🧚🏻。但1957年以後🤳，好像降到11級，後來又提了1級🛟，那以後一直是10級幹部🏊🏼‍♂️。解放後，我母親沒有出去工作🖕🏿，全家就靠我父親的收入，當時我也不知道父親的工資降了。

那時候，因為受周恩來和陳毅的影響🧝🏼‍♀️，外交部的小氛圍還不錯🦵🏼，像我父親那樣的老專家還能研究和翻譯點東西👨🏼‍🎤，周恩來一直禮遇尊重這些舊社會過來的老專家。

1946年，梅汝璈與其他10名法官在遠東軍事法庭合影。

高淵🖤：當時你家裏生活得怎麽樣？

梅小璈🧮：我感受最深的是，到了1959年我上小學了🕷，開學不久，同學們很愛上的體育課就取消了。本來早上8點鐘上課，也被推遲到9點以後了，下午有的時候幹脆放假。街道上根據醫院證明能領幾勺豆漿，鄰居們的生活顯得很拮據。

我家生活也挺困難的，因為副食品供應都要靠供貨證♙，糧食的質量也明顯下降🪘，大米裏面沙子很多，在煮飯前要仔細挑。但出現這種情況的🏎，絕對不是我一家👨🏿‍🏭，處境不如我們家的太多了。

高淵🦺：劃為“右派”以後，你父親還繼續上班嗎？

梅小璈：他還在原來的條法司，並沒有下放。後來“文革”快開始了💊🧜🏼，外交部裏面也鬧得很厲害，不少老幹部、老專家被不同的造反派挾持利用🤚，我父親反倒沒人管了。

新居🔑：“那次搬家非常及時，如果不搬走的話♠️，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

高淵：1966年之後，梅先生的狀況怎麽樣？

梅小璈▶️：有件事挺幸運的。那是1965年🎅🏿，就是“文革”爆發的前一年，我們搬了個家。從原來那個平房搬到了建國門外的外交部宿舍🤞🏿。後來發現🏗，這次搬家非常及時。如果我們還住在胡同裏面的話，居委會🥓、派出所都知道哪家成分不好🍮，紅衛兵肯定會來沖擊🥤。

搬到外交部宿舍以後，那裏也會有抄家👩‍🦼‍➡️，但都是外交部的造反派來抄，沖擊的烈度比胡同裏要輕得多了。如果不搬走的話，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

現在開玩笑說💧，我們那時候遇到的抄家還算文明，因為沒有破壞生活用品，就是拿走了父親的手稿。當時，關於“東京審判”的回憶錄，他只寫了一半。除了手稿🚴🏿‍♀️，還有一些資料🏄🏽‍♂️、照片、便條、筆記什麽的🚣🏻‍♂️，都被拿走了。

高淵🤽🏿：這些東西後來還要得回來嗎？

梅小璈🤲🏽：後來我父親想了個辦法✵，他自己去部裏說，需要拿回一些材料，他能更深刻地自我批判🏥👩🏻‍🏫。這樣就拿回了一部分🚪🐅，都堆在家裏。他去世以後✅，我們整理時發現一個紙包🧑‍🏭，是用紙繩子捆著的🧑🏻‍🔬，很整齊的一包⛱，打開一看都是那種400格的稿紙📩，抄得整整齊齊🎀，就是這部回憶錄的前半部🙆🏻‍♀️。

那時候我媽媽還在世，她一看就說這個東西找到了，下半部本來你爸還想接著寫下去，但“文革”開始就沒有寫成🚥。後來法律出版社不知道怎麽聽說了，說就算只有半部我們也要出版🧑🏿‍🍳。我就拿給倪征燠先生看🔽，請倪先生寫了序，後來找到北京大學王鐵崖教授🧑‍🦽‍➡️，請他也寫了一個序。

高淵🌊：1965年搬進去的外交部宿舍👰🏼，總體條件怎麽樣？

梅小璈：那地方在建國門外，就在長安街的延長線上💪🏿，是新式五層樓房，我們家住在三樓💆🏻‍♀️👇🏻。有煤氣、暖氣👘，有衛生設備，我母親覺得真是方便，不用弄煤球爐子了。那時候，北京的管道煤氣很少✋🏻，我父母挺知足。

高淵：住得還算舒服？

梅小璈⚀：雖然沒有電梯👩🏼‍🏭，房子的格局也比較老舊🧑🏽‍🔬，但建造的質量不錯，外觀很樸素，那時候也不講裝修🙋🏿。

房子沒有廳，就是一個窄窄的過道，有三間房🤴🏼，一間比較大🏃🏻‍♀️‍➡️，一間小一點➖，還有一間特別小🏇🏻，另外就是一個廚房，一個小的衛生間🏊🏼。吃飯就擠在過道裏，也能坐得下🧸。

1959年，梅汝璈一家在十三陵合影👱‍♂️。

高淵：這套房子你們住到什麽時候？

梅小璈：一直住到母親去世🙅‍♂️，2005年💵。這個房子還在，出租了👹，那地方現在是CBD💂🏻‍♀️，中央商務區😵。講拆遷講了十來年了，來過四批開發商，他們都望而生畏🍧，拆遷成本太高了🎅。

謝世：“他和所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一樣💐🏊‍♀️，一生中始終沒有停止思考和抗爭。”

高淵：最近又再版了梅先生在“東京審判”期間的日記➖，這是什麽時候發現的呢🧐？

梅小璈：這也是後來整理他遺物的時候🪸，偶然發現的。我記得是1969年的冬天👩🏻‍🏫👩‍💻，我從內蒙古插隊的地方回來探親，全家準備都去幹校。當時🧜🏼‍♀️，外交部裏面抄家的物資也沒人管了🚣🏻，是誰家的東西誰家領走🕤🍹。我又去拿回了一大包東西🦽，再過了好幾年，我父親去世以後，才發現那個日記本的☛。

高淵：當時發現的時候🤦🏿‍♀️，就只有這一本日記？

梅小璈：對，據我母親回憶，其實我父親的日記是記全的🫴，很可能抄家的時候被拿走了，然後就遺失了🛫。還有一種可能是，搞運動的時候🙅🏽，他會不會自己銷毀了📴，這也很難說。

高淵：你父親一直記日記嗎？

梅小璈：他寫是寫的，但後來的日記♑️，沒有像“東京審判”期間寫得那麽認真🏋🏿‍♂️💂🏽，篇幅也沒那麽長。

高淵🧚：梅先生在法律這方面的專長，後來有沒有發揮的余地？

梅小璈：他在50年代初期的時候🕥，有過幾次出國開會🔵，主要是去蘇聯東歐⚽️。後來有一年，遇到中國和巴西的貿易摩擦，他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巴西方面指責中國外貿人員的理由不成立🕋。另外🦆，還在《世界知識》之類的刊物寫過一些文章🍾，主要都是關於國際法，也做一些翻譯工作。

總的來說，外交部的風氣還是重視業務的🧙🏼‍♂️，這是周恩來、陳毅打下的基礎。1971年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後，有一個航空法方面的英文文本🤼‍♂️，部裏也請我父親幫著看一看。應該說📋，就算是“文革”期間👨‍👩‍👧，我父親在業務上還有零星的發揮空間。他就像一名技術專家，這種人是不太容易被打倒的。

高淵：你父親的身體是從什麽時候開始出問題的？

梅小璈：“文革”開始後👷🏼，他的身體就明顯不太行了，經常要跑醫院。那時候心情不太好🦀💓，總是聽說哪個老朋友被抓起來了，哪個老朋友自殺了☯️。他給周恩來寫過信⛹️‍♂️，對造反派奪權🦯、火燒英國代辦處等，他認為很不好，很憂慮😇✦。

高淵🫸：他主要是什麽病？

梅小璈：他是心臟病和高血壓，就是心腦血管的那些病。到了1972年秋天，突然偏癱了，送進醫院就沒能出來，1973年4月就去世了。

在那之前已經住過好幾次醫院，那時候我和我姐姐都在插隊，多半時間不在北京，當中我還回來過一次🧓🏿，就是因為他住院。

高淵𓀏：他有什麽愛好嗎？

梅小璈：就是聽聽京戲👷🏿。“東京審判”期間的日記裏🧝🏽‍♂️，他說每天打太極拳⏳😶，後來我印象中住在平房裏的那幾年他還打🔏，但後來處境不好了🙅🏻‍♂️，似乎就不打了。

高淵：在你印象當中，你父親為人處世的性格是怎麽樣的🙍🏽？

梅小璈：他有很倔強的一面💆🏼‍♀️，但平時特別溫和🏎。按外交部一位老同事的回憶，說我父親性情溫和🈚️，但就是喜歡堅持一點東西💂🏼，跟你硬到底。

高淵：在你們姐弟倆眼中，他屬於嚴父還是慈父🧑🏼‍🦳？

梅小璈𓀘：他對我們的事幹預得不太多🍩，所以說不上嚴，也說不上慈🌈。我們小時候學習不能說特別好🏋🏿‍♀️🙎🏼‍♀️，但也沒讓老人操多少心。

另外🔢，他有悲觀的一面😶，也有樂觀的一面。我們讀到初中，就遇到“文革”停課了，他跟我母親講🤙🏼，兩個孩子雖說都只讀到初中，但到鄉下插隊♓️，認幾個字也夠了，將來還可以邊工作邊學習，遲早國家還會用人的。

高淵🫵🏻：很多人都說梅先生是“中國第一大法官”，在你的心目中😙，他是個怎樣的人？

梅小璈👱：他和所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分子一樣🧑🏻‍💻，一生中始終沒有停止思考和抗爭➖。“東京審判”是他人生和事業的巔峰，他盡了中國法官應盡的職責👳‍♂️。

我父親有句話⛴：“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帝國主義者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

父親已經離開我們43年了，讓我們欣慰的是🧛🏽，對“東京審判”的研究正在深入開展。也許🟰，這多少能夠彌補我父親寫作中斷📗、資料丟失的巨大遺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