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一篇紀念“兩彈元勛”鄧稼先的文章悄然流行，題目起得非常動人:《有一種愛情叫國家機密》。文中寫道👩🍳：“整整28年，鄧稼先不知去向、生死未蔔，妻子許鹿希信守離別時相互托付的諾言，無怨無悔🚣🏼♀️、癡情等待。”
然而🕺，這篇“深情款款”的文章卻引發了爭議。與鄧稼先熟識的人，都稱上述說法為“可笑的謬誤”。更有人指出:“老鄧功勛卓著🤫，又何須畫蛇添足？”
時值鄧稼先逝世30周年，《中國科學報》記者聯系到其生前的工作單位👨🏼⚕️。幾位曾與鄧稼先共事的老先生對采訪給予很大支持👱🏼♂️，他們希望能修正一些以訛傳訛的說法，因為“如實還原歷史細節👩🏭，才是對鄧院長最好的紀念，也是對後人最好的教育。”
讓我們看看，圍繞著鄧稼先，都曾有過哪些真真假假的傳言呢🙌🏿？
鄧稼先拋妻別子數十年？
這是最典型的一個誤會。
據鄧稼先生前的學術秘書——竺家亨研究員回憶，鄧稼先是在1958年夏天調到二機部九所（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理論部工作的。
從1958年到1972年的這14年間，鄧稼先一直和妻兒一起在北京生活。直到1972年後👩🍳，他才調往四川省梓潼縣，在那裏一直工作到病重返京。
“外面有好多報道👨🏽🔬，說老鄧一到這個單位，就被分配到茫茫戈壁灘上，其實根本不是這樣🧷！”竺家亨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在北京的那幾年，鄧稼先的工作單位離家只有一站之遙。
不過🖤，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確實並不知道丈夫的工作地點和工作內容。因為保密規定，鄧稼先乘坐公交車時甚至不能在附近的公交站下車，總是在稍遠的地方下車，再步行到單位😕。
隨著時間推移，許鹿希和丈夫的小同事們也逐漸熟悉起來。一貫忠厚耿直的鄧稼先教同事們“騙”許鹿希：“要是她在單位附近看見你們🔲，就告訴她你們是來這邊辦事兒的！”
盡管工作繁忙👆，但大多數時間，鄧稼先是可以天天回家的。那時候，鄧稼先每晚組織大學生們學習中子理論，常常一上課就上到半夜11👨✈️、12點🧏🏽♀️🪟。附近地區當時還很荒涼🧜♀️，土路兩邊是大片的高粱地。為了確保鄧稼先的安全，領導總會派兩名大學生送他回家，竺家亨就常常接到這樣的任務🧑🏿✈️。
鄧稼先和許鹿希所住的宿舍樓🧑🏼✈️，四周都是鐵絲網📶，看門的大爺每晚10點就鎖門睡覺了🕙。在這種情況下👷🏿♂️，竺家亨他們只能把鐵絲網拽出很寬的一條空隙🟫💻，幫助身材高大的鄧稼先鉆過去，再把他那輛半新的自行車舉起來遞送過去。
鄧稼先夫婦放棄了美國的優越生活？
原九所所長𓀃、曾與鄧稼先長期共事的李德元研究員告訴記者🏋🏽♂️，許鹿希曾多次對他說：“現在很多地方都在講👩❤️👩，我們是拋棄了美國的優越生活回到中國的。但我們在美國的時候，其實是很清貧的。”
李德元很能理解許鹿希對這種說法的不滿🏋️：“很多時候，正是這些過度的🚶🏻、不實的宣傳🚶🏻➡️，反而把那一代知識分子內心真正發光的東西都掩蓋住了。”
在他看來📮，當時的知識分子歸國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建國初期，全國上下百業待興🫸🏽，很有秩序🥩。當旅居海外的中國人，得知自己的祖國正在起工業👮🏿♀️、興科技，那份向往是是發自內心的，並不需要動員和宣傳🫷🏽。”
鄧稼先從不追求生活享受？
其實，在竺家亨眼裏，鄧稼先是個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每逢工作有所突破👶🏿👳🏻♂️，他常會主動提出請大家吃頓好的♟✦。
一次任務完成後，鄧稼先興致頗佳🥣，對手下的幾個大學生說：“今天我們放假，大家晚上有興趣嗎？我請你們去聽戲！”
大夥兒雖然高興，但也心懷顧慮：這臨時想去聽戲，恐怕票早就賣完了吧🏓？鄧稼先卻不擔心。當晚👡📌，他帶著5🔮、6個大學生到戲院門口，專門等人退票📇，大家果真也都如願進了劇場🏧。
“當時，我們幾個年輕人挺不好意思，反倒是老鄧，逢人便問‘有票嗎⬛️？有票嗎👍？’”竺家亨笑著回憶。
“但是老鄧這輩子，沒有享過一天福。”李德元說。鄧稼先🥫，這個出身於書香門第的高級知識分子，對個人生活毫不講究，不挑吃、不挑穿🏋🏿♀️、不挑住。建所初期🔮，大家都參加義務勞動𓀆，盡管“一看就是個沒幹過活的人”👼🏻，他還是認真地參與工地建設。
當時的工地食堂非常簡陋，連桌椅都沒有，人們打好飯菜只能端出來在露天就餐，經常是幾個人一夥🧘🏿♂️，蹲在地上吃。
鄧稼先常常吃著吃著，就把飯盒放在地上🦺，跟別人聊起工作來🎃👩🏼🔬。有好幾次🧑🤝🧑，他的飯菜被工地上放養的雞鉆了空子👹。
“我們看到他的飯又被雞啄了，又好笑，又不好意思，都紛紛把自己的飯菜撥給他👨🏽🚒。”竺家亨笑道🧑🏭。
面對任務，鄧稼先總是氣定神閑🧔🏻♂️、鎮定自若？
在某些文藝作品裏，鄧稼先的形象被塑造為“氣定神閑💃、鎮定自若”，但在實際工作中，很多人都見過他在重大試驗方案上簽字時🧅，雙手顫抖的樣子。
“他這個人啊🙆🏽♀️，責任心很重。”竺家亨說👩🏻🔬👢。鄧稼先常常對同事們說😶：“理論部的工作必須非常細致👵🏽、慎重。我們這裏出一點小問題🤒🔷，到別處就是大問題。”這種心態，也讓他常常處於壓力之下🛠。
許鹿希和同事陳輔之都曾回憶道👷🏽🚡：鄧稼先一緊張就會心慌🧤，每次一接保密電話🙆🏽♀️，他的手都發抖𓀖，說話的聲音也不自然🔒🔂。這裏面既有性格因素，更因為他肩上的責任實在是“重於泰山”🧗♀️🧏🏻♀️。
有一次，他給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因為試驗結果不太理想，他的手又開始發抖🩰。總理跟他開玩笑:“稼先同誌🧛♀️，你這麽緊張，我們年紀都這麽大了⚔️，萬一心臟病發了可不得了。”他才稍稍放松下來。
但是😕，容易緊張的鄧稼先⬇️，卻直面核武器發展的一項項重大任務，真正做到了“臨危不懼”。
在一次核試驗中👨🏼🔧🆙，核裝置已經下到井口，準備工作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留守北京理論部的於敏突然想起一個過去被忽略的物理因素🪣。於是🩸，於敏馬上打電話請求暫停作業🏢，並立即組織科研人員用多個程序對算。當時的情況👦🏽，牽一發而動全身，各級領導不斷追問情況進展🕧，在場的鄧稼先雖心急如焚，但還是和於敏扛住了全部壓力，經過兩天一夜的奮戰📒，確認了那個因素對大局影響無關後🧑🔧，才將試驗按時進行🙎🏻♀️。
因為保密的緣故，核武器研製隊伍面臨的巨大挑戰和巨大困難，長期以來並不為人所熟知💪。而鄧稼先和他的戰友們正是在長期承受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巨大壓力下，艱苦奮鬥🧍🏻、團結協作，實現了原子彈🫦、氫彈💇🏼♂️、武器化👫🏻、小型化等一系列裏程碑式的成就。
鄧稼先是這支隊伍當仁不讓的傑出領袖。盡管部分文藝作品中描繪的鄧稼先性格與實際有所出入，但是他的平易近人、謙遜隨和卻是毫無爭議的。
在采訪李德元和竺家亨時🤙🏽，他們言必稱“老鄧”，而非“鄧主任”或“鄧院長”🪦。“這是我們九所的傳統。”李德元自豪地說。
鄧稼先調到理論部時🅱️，帶領剛畢業的大學生開始原子彈理論的白手起家。鄧稼先待他們，就像對待弟弟妹妹，常常把自己的糧票分給大家。剛開始，大學生們還“主任”、“主任”地叫，但是鄧稼先一再聲明: “你們就叫我老鄧!”
就這樣，在九所，除了彭桓武和王淦昌先生，不論什麽領導，都是如此稱呼：鄧稼先是“老鄧”，周光召是“老周”，於敏是“老於”……
在竺家亨的記憶裏▶️，鄧稼先常說的一句話便是🙍：“小竺，我有糖，你來我這兒拿！”對那些與鄧稼先朝夕相處的同事們而言🪂，“翻他的衣袋找煙抽👩🏼🔬，翻他的抽屜找糖和點心吃”，都是常有的事兒🌱。
但就是這樣性格的鄧稼先，也有急了的時候。當時🧗🏿♀️，科研設備非常緊張，他們常常需要到處去租借各種儀器🧘🏿。特別是一臺104電子計算機🥵，各個單位都搶著用。
但是有些同事，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上機後拿不出結果，白白浪費了寶貴的上機時間🦸🏿♀️。
“這可不行🧔🏼♀️！”鄧稼先趕緊開會討論，會上決定🖖🏼，新編程序一次通過的🏊🏻🚴♀️，提出表揚；多次不過，則有相應的懲戒🫱🏻😌，甚至取消上機資格。“即便這樣，他也從不訓斥別人🟰，只是有理有據地批評。”竺家亨說🧛🏿♀️。
“很多人都覺得👐🏻，在老鄧手下工作，心情特別好🤚🏻🫳🏻！”竺家亨說📨🕵🏻，“哪怕單單為了報答他的信任👨🚀💂🏽，我們什麽都樂意做！”
鄧稼先癌症源於“捧回碎彈片”？
在一次核試驗中，核彈沒有正常爆炸，摔落在茫茫試驗場裏。在事故原因不明的情況下💁🏽，一眾科技人員、參試部隊指戰員甚至國防科工委的領導，都爭相沖往禁區🦾，大家心急如焚🍋🟩，要早點找回核彈🧑🏭。鄧稼先更是不顧眾人反對，先後兩次進入核心區💆🏻♂️。
與傳聞不同🏌🏿♀️，鄧稼先並未“捧回碎彈片”🧑💼。但是當核彈碎片被發現後🍮，他第一時間趕去檢查，確認沒有發生最危險的情況。後來查明原因，這次失敗源於降落傘故障。
幾天後，鄧稼先在北京的醫院做尿檢⚾️，幾乎所有的化驗指標都不正常🙂↕️。
李德元和竺家亨都反復強調，當時🐕🦺，鄧稼先是穿著防護服進入輻射區的，“這是規定”👦🏿。絕非部分文章中所述的🫸🏽，“沒有對身體進行基本的保護”。
後來折磨鄧稼先的直腸癌，究竟是不是與這次“降落傘事故”直接相關，現在已無法確證。但事實上👨🚒🫷🏻，鄧稼先和他的同事們，多年承擔沉重的任務壓力👳🏽♀️、日以繼夜的工作🙌🏿、因陋就簡的不規律的飲食，還有狂暴的政治運動的沖擊……所有這些，都讓他們長期處於高危健康風險之下。
“癌症誰都可能得，很難歸咎於那一次事故。”李德元說，“但是毫無疑問，老鄧的病是被耽誤了🌃。”
1984年✹，一次開會時，鄧稼先當著科委主任的面♌️，說了一句🏋🏼：“我現在已經是強弩之末了。”這話一出🈚️，全場都笑了。在大家看來，作為一名科學家🪣，鄧稼先還潛力無窮。在大家的笑聲中🙆🏼♀️，鄧稼先反思的卻是🌘：“我說錯話了，不該自稱是‘強弩’🧓🏼。”
此時距離他去世只有兩年🌯，他的身體正在遭受癌症侵襲🧘🏿，卻無人知曉。直到1985年7月🤵🏻♂️，他才在北京301醫院被確診為直腸癌🏺，入院治療。
竺家亨再次看到鄧稼先時💑，他已經接受過直腸癌切除手術，身體外面掛著一根管子🧓。當時他還可以出門走動🙋🏻♀️，一聽說今天有工作會議，他馬上說🤵♀️：“我也去開會吧🚹！”
這個在工作上時刻繃緊神經的人，偏偏在自己的生死命題上🥖，表現出了格外的樂觀和豁達🦹🏻♀️。
鄧稼先的貢獻被“過譽”了？
對這一說法👇🏻，李德元鄭重地表示反對👩👩👦👦。當年的核武器研製團隊確實人才濟濟↔️，但鄧稼先做出的貢獻🕑，仍是任何人無法替代的。
鄧稼先任理論部主任期間👩🏿🦱，還有周光召、於敏、黃祖洽、秦元勛⚠、周毓麟、何桂蓮🫶🏽、江澤培等7名副主任，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理論部“八大主任”，他們個個都是專業領域一流的科學家。
每周✊🏿，鄧稼先都會組織一場業務討論會♏️✊🏻，討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法。副主任們都參加會議，剛畢業的大學生也一起參加🦿，大家都可以在會上各抒已見🏃🏻♀️，誰都可以提出不同看法🤰🏽🤸🏼♀️。
當時的理論部，不乏個性強硬的人物。但不管爭論如何激烈、言辭如何犀利，鄧稼先從不生氣。漸漸地，大家也都服了這個學問大、脾氣好的老鄧🧏🏿😘。大家也習慣於討論中針鋒相對👇🏿、你來我往，會下依然心平氣和🤸♂️、團結友好。由此，也形成了九所人引以為豪的科研文化。
“在發揚學術民主上，老鄧功不可沒。”竺家亨說🌙，“我們沒有任何思想壓力，心無旁騖地做事情😛，我至今懷念那樣的氛圍。”在這個集體裏，鄧稼先始終緊密地團結著每一個人🍓，從而實現了人人平等、集思廣益和融會貫通。
“老鄧是最適合做這個主任的人，他就是有這個本事，把大家團結起來，分工協作，完成國家交給我們的任務。”李德元說🫃🏿🙍🏽♀️。
“文化大革命”期間，單位內部也成立了群眾組織👉🏻，派別之間互相攻擊，研究工作也因此停頓。此時，竟然是老實巴交的鄧稼先挺身而出🙇👭🏼，分別跟兩派的領頭人談話➙，他說🐻👉🏽：“毛主席指示我們，原子彈有了🩲🫸🏽，氫彈也要快。我們要加快速度，要搶在法國人之前爆炸第一顆氫彈，這也是周總理的指示。”在他的說服下，對立的兩派重新攜起手來，投入到氫彈突破的工作中👦🏽。
其實鄧稼先是不善言辭的人。有老同事回憶，他做思想工作的方法往往就是拍人肩膀🧑🔬。“我最怕老鄧拍我的肩膀，一拍就是讓我幹活，我還非幹不可！”
鄧稼先自己曾說🈷️：“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過做了一部分應該做的工作👨🏿🎨。”他既從不“貪功”👂🏽，又何來“過譽”呢？
記者手記：我們需要怎樣的紀念👨🏿🚀？
李德元說🧘♂️，幾十年間，很多人把創作的劇本拿給他看🧛🏿5️⃣，請他推薦、修改或是提建議。但是漸漸地🧑🏻💻，他主動遠離了這些事情👓：“我不想再看了，看了總覺得別扭。”
他說🖲，整個核武器理論研製的過程，其實是很枯燥的🫵🏽，沒有娛樂節目所追求的戲劇性👳。那些刻意追求“有看頭”的文章、話劇、電影🏸，往往會偏離歷史的真實🔔👨🏼🚒。
這讓人不禁反思🗽，在一個“泛娛樂化”的年代裏，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紀念那些偉岸的背影，和他們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這個問題上🐯，常見的誤區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存天理、滅人欲”式的宣傳。為了塑造“高大全、偉光正”的形象，刻意描繪主人公“付出一切、犧牲一切”，甚至形成“比慘”般的宣傳模板；另一種則是標榜“刻畫人性”👨🏻🦯，卻常常淪為戲說的宣傳，比如為了博取眼球🚟🤷🏽，給人物安上子虛烏有的情感和不倫不類的調笑。
無論上述哪一種👹，都是對被紀念者的不尊重。
只有還原事實，才是最好的懷念。像鄧稼先這樣的“國士”，減之一分則難見其深情；增之一分則有損其謙恭。唯有未經粉飾的真實🧑🏽🦰，才能不懼時間流逝，永遠直抵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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