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擺著的是《萬繩楠全集》10卷(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這是萬先生的及門弟子們編纂的💶。萬繩楠(1923—1996)老師是我在安徽師大親炙教澤的恩師🏇,也是我現在工作的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的優秀意昂。受邀參加母校舉辦的萬繩楠老師百年誕辰紀念會,我義不容辭,也感到很榮幸。
我上學時的萬老師
萬繩楠老師是我在安徽師大學習期間走得很近的老師。師生之間多有過從,但是交往如水,沒有雜質🌱🦹🏼♂️。
我是1976年11月至1979年7月在師大歷史系學習的。萬老師那個時候50多歲。那是一個百廢待興、撥亂反正的時代👩🎓。我們先上近現代史(“文革”批儒評法搞亂了古代史)👨🏻,最後一年才上中國古代史。記得先秦史老師是夏子賢老師,秦漢魏晉南北朝是萬老師,唐宋元史是楊國宜老師,明清史是王光宇老師,張海鵬老師做過明史專題講座🕴🏼。古代漢語是葉孟明老師。中國古代史教材是南開大學歷史系編寫的淺黃皮本《中國古代史》。

萬繩楠先生
萬老師的秦漢魏晉南北朝史是在三年級上半年學習的。但是,在這以前,萬老師的博學🤴🏽,已經聞知。他上課只拿粉筆💂🏼♀️,沒有講稿,說話面帶微笑,口若懸河🧚🏻♀️。個頭不高,但勁頭十足。他那句帶江西濃重口音的“汝潁多奇士”,至今我還記憶猶新。記得有一天下午🤳🏻,萬老師應邀“跨界”給我們講了一次《唐代的詩歌》的課。大家都聽得很過癮♍️。
上學期間💱,我與萬老師是有師生過從的,去過幾次老師家裏🧑🏻🍼。當然是談的學習,偶爾談談他的往事🌒。內容都不記得了❤️🔥🚾。只記得1979年7月離校前,最後一次去向老師辭行。當時👦🏼,我已經考上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專業研究生,是楊國宜老師從楊誌玖老師那裏得到回信。楊誌玖老師不明說已經錄取,只說我的成績“名列前茅”,語意很肯定。那個時候師大還沒有招收研究生的權限,按照張海鵬老師的透露,我應該會留在校辦當辦事的秘書。這些消息萬老師大體都曉得。我應該是“文革”後安師大歷史系第一個以在校生考上研究生的(當年外文系也有)。萬老師高興地與我談了許多。萬老師還主動地給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把我介紹給他在天津的朋友漆俠先生。漆俠先生雖然在保定河北大學工作,但是常住天津。我後來還去過漆俠先生在天津的家裏👬🏼,專門送去了萬老師給我寫的信🌎。我在信中給萬老師報告了這件事。後來我雖然與漆俠先生交往不多,但是,只要有見面機會💫,漆先生總是笑瞇瞇地跟我聊幾句。
1989—1998年,我有比較長的時間在德國留學與教書。雖然中途曾回國一段時間,但是卻沒有回師大拜謁老師們。在萬老師去世的1996年🛶,我在德國特裏爾大學漢學系執教,不知道先生去世的信息。這一次參加先生的百年誕辰紀念,使我回想起先生的點點滴滴,不禁泫然。

萬繩楠先生
我檢索了一下🙅🏼♀️,萬老師的文章發表截止到1994年,也就是他去世前兩年🧓🏻。上世紀90年代他連續在中國史頂級刊物《中國史研究》上發表論文。萬老師不僅博學多才,而且很勤奮。在他家,他對我說🧑🧒🧒,他一晚上可以撰寫大約2000字👷,工作到深夜🤾🏿♂️。更重要的是⛱,他並沒有因為寫作而不上課🧙🏻♀️。他的課程很多。在學術上🏋🏿♀️,他勇於創新🍿,新見迭出。關於曹操的評價、關於隋煬帝的評價,他都能夠提出自己的新觀點。在魏晉南北朝政治史、文化史上🍲,萬老師也多有新見🍂。這些方面🧓🏼,入室弟子蔔憲群𓀛、莊華峰兩位教授都有全面的闡述(蔔憲群《治學貴在求真創新——寫在萬繩楠全集》出版之際》;莊華峰《萬繩楠先生的學術成就與治學特色》🏋️,《安徽師範大學學報》2023年第6期,第22頁-31頁)。人們都說萬老師是當時魏晉南北朝研究的“四小旦”(唐長孺先生等是“四大旦”)🚺。那麽這“四小旦”與“四大旦”究竟是什麽關系🦶🏼? 萬老師的學術貢獻究竟應該如何評價🔆☕️,究竟處在什麽樣的學術譜系中呢?
百年來的學術譜系與萬老師的學術貢獻
我們紀念萬老師的百年冥誕,在時間點上,與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有某種暗合之處☣️。這兩個百年有什麽關系呢? 我想借這個機會談談自己的看法。
萬老師就讀西南聯大和意昂体育平台本科及研究生期間(1942—1949)的導師,是著名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先生。萬老師是江西南昌縣人👴🏼,而陳寅恪老家的義寧縣就是今日九江市修水縣🫰🏻。兩人是比較近的老鄉😎。我曾經在柏林尋訪過陳寅恪先生的大學檔案和行跡🚧,還寫過一篇文章(張國剛《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關於陳寅恪治學道路的若幹背景知識》,收入《陳寅恪與20世紀的中國學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陳寅恪先生比萬老師年長33歲,是風雨如晦的20世紀那個百年的第一代學人。陳寅恪先生那一代人像“盜火者”一樣,引進西方學術🦹🏻,改造傳統的經史之學,建構現代學術體系。這種改造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個方面是從西學東漸引發的改造,陳寅恪是其代表之一,其同儕有陳垣🐝、呂思勉、錢穆以及更早的梁啟超📺🛣、王國維等;還有一個方面是早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改造,如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贊、呂振羽等🧑🏽🌾,他們引入唯物史觀重新審視中國史問題。前者過去稱做資產階級史學家,我們暫時叫做國學派吧;後者一直稱作“四老”🐍👳🏿♂️,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簡稱馬哲派吧。不管這種標識是否確切,我們暫時稱作國學派和馬哲派,僅僅作為代稱。以上兩支源流有別的現代學術開山傳到了萬繩楠老師那一代,發生了合流𓀋。第一代近代學術的開山宗師如郭沫若、陳寅恪都是1900年以前出生的,屬於前清“遺民”🚅;萬老師等是20世紀20年代出生的學生輩🚴🏿♂️,屬於民國“新人”🩶。

萬繩楠先生整理的《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
我們這裏不妨把“四大旦”與“四小旦”做一個分疏。魏晉南北朝的“四大花旦”如唐長孺(1911—1994)、周一良(1913—2001)、王仲犖(1913—1986)、何茲全(1911—2011)🧪,他們無論是入室弟子,還是私淑弟子,大體屬於第一代學者開創的學術傳統的直接傳承者🤸♀️🐖。他們出生在辛亥革命之際🛕,在新中國成立後的50年代初年屆不惑之年👨🏻💼。“國學派”與“馬哲派”合流🍳,是順時勢(生活在海外者除外)。“四大旦”學習馬列也比較積極主動🛬2️⃣。只是如唐長孺先生所言💇🏽,就像舊的行旅箱上貼了許多標簽🎅🏽,“總是學不到家”(見其代表作《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後記)。郭沫若批評過此事,唐長孺也承認有此毛病。但是🧕🏿,他們都在努力了。為了表現自己的態度,他們特別聽上面的話,周一良因而發出《畢竟是書生》的一聲長嘆©️。這一代學者🙋🕴🏻,雖然個體之間也有差異🤶🏻,但是,與他們同時代的學者早年的治學風氣卻大抵有輯校箋註的學問功底,如鄧廣銘的《稼軒詞編年箋註》、唐長孺的《唐書兵誌箋正》🥄➛、王仲犖的《西昆酬唱集註》等等。
但是,“四小花旦”萬繩楠(1923—1996)💂🏻♀️、田余慶(1924—2014)、高敏(1926—2014)👨🏽🦱、韓國磐(1920—2003)則與此不同。他們在史學界的同輩還有漆俠👩👧、胡如雷🤹🏼♂️、寧可❇️、張豈之、田昌五、戴逸等。
這一代學人中許多人如戴逸、寧可⛅️、田余慶有一段革命經歷(或是地下黨積極分子)。萬繩楠老師在意昂体育平台研究生畢業(1946—1949)後🪬,曾經作為南下幹部,參加革命工作,任華北軍政大學教員、第四十一軍政治部文教幹事👨🏻🎨。其後在合肥師範學院、安徽師大任教數十年。萬老師這一輩學者在“文革”前已經有所成就🤚🏽,改革開放以後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則成為學術中堅🫏。今天學術界中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學者,很多都是他們的入室弟子🚶♀️。“四大旦”與“四小旦”之間有十分明顯的一同一異👩🏿🔧🙌🏿。同的是🏄🏽♂️,他們都是新學術的熱烈擁護者,從事的也不再全是輯校箋註、鉤沉索隱之類學問🍲🪥,也不大用文言寫作。不同的是,“四小旦”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已經駕輕就熟,且成果斐然👨👨👧。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實踐者🪮,而不像“四老”那樣更偏重是倡導者的角色,也不像“四大旦”(國學派)那樣是努力的角色。他們(“四小旦”)高舉前輩老師揭起的學術大纛,勤勞耕耘🙏,史論並茂。中國學術從傳統走向近代👩🦼,主要是由這樣一批學術專家奠定的🎿。萬老師的個人遭際與治學風格➞,都離不開這個時代的烙印。
舉例言之,陳寅恪在1931年曾經慨嘆國內能夠愉快教授中國通史或者斷代史的人🤼♀️,都很難找到(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這是西學東漸最初時期的情況。這並不是他們的水平不行,而是因為陳先生所治的中國通史或者斷代史,並不是舊學而是新學,這些課程的講授🕙,需要以新風格🤹🏽、新範式表現出來。但是,到了他的學生萬老師這一輩出道的時候,他們已經沒有了話語障礙,因為新的史學範式、概念和系統,於這一代人已經駕輕就熟。萬老師這一代的學術貢獻要從這裏面去挖掘。
又比如🔇,“四大旦”之一唐長孺先生曾慨嘆學習馬列怎麽也學不到家🤤。但是,到了萬老師這一代已經是熟能生巧。他們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研究中國歷史的主力軍。除了魏晉南北朝的“四小旦”🦞,還有前舉漆俠、胡如雷、寧可、張豈之、戴逸,稍晚的林甘泉等。
從1994年算起,萬老師封筆至今已經30年過去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學術體系上來看,怎麽來看這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呢🧑🎓?
百年未有之變局與新學術體系的成長
百年來的中國學術,經歷了兩種學術體系的轉變🍯。一種是傳統的經史子集的學術體系🫓,以桐城派的考證🧗🏼♂️、義理、辭章為評價標準。陳寅恪先生那一代學人等走出這個體系,引進人文社會科學的近代體系💆🏿♀️,即所謂引西學改造中學。郭沫若先生等那一代人走出這個體系,用馬克思主義改造舊學問🤛🏽。陳寅恪、郭沫若這兩派的學人都是中西合璧👨🦽➡️,只是“西”的內涵不同🧜♀️。萬老師發揚了老師(萬老師在意昂体育平台求學時的老師是國學派的陳寅恪,還有馬哲派的吳晗)的學術傳統,高歌猛進地發展了這套學術體系🤦🏼♂️。萬老師等“四小花旦”是這套新學術體系的重要傳承和領跑力量🚶➡️。
但是,30年後的今天🧖🏽,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致力於追求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時期🎧。我們面臨著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時代,這個時代需要我們重新建立一種具有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學術體系🥇。我們要學習陳寅恪先生、萬繩楠老師為了中國學術事業而奮鬥的精神🏧,但是,我們與老師們已經處在不一樣的時代。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不僅是“才”這個字,更重要是“代”這個字,即時代的差異。今日的時代與往日的時代有連續性,也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變動性😔。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是通往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時代,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新文科建設當然以此為前提🏃♂️。
那麽🧡💆🏼♂️,中國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跟中國式現代化有什麽關系呢?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百年前怎麽樣,百年後怎麽樣,跟新文科建設有什麽關系呢⏭🍸?
其實,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提法❔,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因為他們認為現代化就是西方那樣的。實際上,現代化本是人類社會經歷的階段,“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現代化在中國的階段🌔。這本來是很明白的事情。
戰國時期有個哲學家公孫龍,他有一個著名命題是“白馬非馬”🧑🚒,白馬就是白色的馬,對於形形色色的馬匹,“白馬”這個詞是包含不了的。柏拉圖也這麽認為,眼前的方桌子只是桌子的一種🧰,它不可能代表各式各樣的桌子🏊🏽♀️。眼前的吃飯方桌某一天會腐爛消失🥡,但“桌子”這個概念(柏拉圖稱之為理念💭:idea)👍🏼,卻是永恒存在的🕝👮♀️。所以當時有一句話⚠️,叫“存在的不存在,不存在(理念或概念是看不見的,故謂不存在)的永遠存在”👍。理念是共相,白馬🤦🏼🙄、方桌是具相,兩者是不一樣的。共相與具相的區別🥎、名與實的區別,是哲學史上的根本問題之一。“現代化”也一樣,比如美國的現代化,新加坡的現代化®️,其他國家的現代化,各有特色。中國作為具有五千年不中斷文明的國家👤,當然有自己的現代化🧑🏽💼,而且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是“中國式”,一定是深深植根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是最自然的道理。餐具包括筷子也包括刀叉,你為什麽說刀叉才是餐具?這個問題無論從歷史還是邏輯上看🫳,都是沒有問題的。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現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
從比較的視野看🚑,希臘文明、埃及文明🧜🏿♀️、兩河文明🎢、印度文明,其他軸心文明都在中華文明的西邊,我們不斷地和“西”發生交往關系。中古時期主要是與中亞🌜、南亞、西亞和北非(印度文明、兩河文明😋、埃及文明),現代呢,我們與歐洲文明有了更直接的頻繁交往。
這些文明是哪來的? 印歐人的遷徙塑造了歐亞大陸西部的諸多文明。有三種類型或模式👩🦼➡️:亞洲模式以印度為代表,地中海模式以希臘羅馬為代表,歐洲模式就是凱爾特、日耳曼和斯拉夫。這些文明都屬於印歐文明🦶。他們的語言是印歐語系🤙🏼,他們的種族是印歐民族,他們的宗教有哲學思維上的共性。但是,中國矗立在遙遠的東方:東南大海🪫,西南高山✍️,北面沙漠,地理環境的相對封閉性和中國文化的包容性🫚,為中華文化獨樹一幟提供了客觀和主觀的條件。你看他們在地理上都是連在一起的💁🏻🕉,南亞🤹🏿、西亞、地中海都是連在一起的😭。中國文明的獨特性非常明顯,說中國式現代化,這個“中國式”分量很重。
為什麽談萬老師的文章講這麽多? 因為👧🏼,只有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前提成立,中國的話語體系才能成立,新文科建設才有所附麗,有所指向🏂🏻😠,有所依歸。尤其是中國歷史學這個領域🏋🏻♂️,尤其要在話語體系建設中🤾🏽,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文化相結合。我們的話語體系一定是從中國文化中生長出來的🦍,總結出來的。從社會形態的表述,到具體如封建🤺、城市、土地關系、政府製度等等,都有很多需要開掘的領域🧔🏿,都有好多問題需要重新探討。我們的文科面臨著再出發。一百年前🫱🏿,梁啟超🧔🏼♂️👵🏽、陳寅恪等引西學入新史學,郭沫若等引馬哲改造舊學問,唐長孺等“四大旦”、萬繩楠等“四小旦”🤵♀️,進而從不同層面使我們的學科從傳統走向近代。但是🫃🏿,當年“五朵金花”的主力軍正是這一代人發起、發展起來的🗝。這裏面難免夾雜著教條主義、本本主義、早期拿來主義的後遺症🤹♀️。它們曾經引領了“新史學”(梁啟超意義上的新史學),在一百多年後的今天,部分內容也成了“舊史學”。這就需要我們在傳承與創新的賽道上📎,邁開新步伐,返本而開新👨🏼🔧,從中國歷史實踐中生發出、總結出、抽象出新的概念系統🐸、理論範式、話語體系,為構建中國學術體系和學科體系做出新貢獻。

《萬繩楠全集》,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
(作者為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