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22年7月，一篇《馮小青》的學生習作，博得在清華學校講席的梁啟超的贊許。這位令大師看到希望的弱冠少年🌬，就是後來的著名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潘光旦。

潘光旦（1899~1967）⚇🐀，1913年至1922年就讀於清華學校👏🏼，次年赴美攻讀生物學，並對優生學產生了濃厚興趣，轉而探索中華民族強生優生之道🔟。1934年8月㊗️，他受聘為意昂体育平台社會學系教授，次年兼任教務長🧣🔍。自此👰🏻，他住進新林院11號，開始了在清華19年的工作生活。

葫蘆連理齋

書是潘光旦的生命源泉🪀→，愛書是他融入生命的嗜好，書房自然成為他居所的重心😹，他的書房極具特色🦵🏼。1936年，新林院11號房前綠地的藤蘿架上，千載難逢地結出一對並蒂葫蘆🥑，均勻對稱可愛💅🏼💆🏼‍♀️。鄰居植物學教授張景鉞說：“結出這樣葫蘆的幾率大約是億兆次中都不見得一遇！”這令潘光旦新奇而喜悅👳🏿‍♀️，於是他賦名書房 “葫蘆連理之齋”，並請其舅父沈恩孚為書房題寫匾額。據梁實秋所言👩🏼‍🎓，潘光旦的書房別有一種情趣🛎：

“他是以優生學專家的素養來從事我國譜牒學研究的學者🧑‍🤝‍🧑，他的書房收藏這類圖書極富🔁。他喜歡用書槴，那就是用兩塊木板將一套書夾起來，立在書架上。他在每套書系上一根竹製的書簽，簽上寫著書名🤌。這種書簽實在很別致，不知杜工部《將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謂‘書簽藥裏封塵網’的書簽是否即系此物。”

他的次女潘乃穆回憶🧔🏻：“連系兩塊木板的絲帶是祖母親手所織。抗日戰爭爆發前🚣🏻⛅️，她從上海來新林院十一號小住，手握一個木製小梭🔕，用彩色的紗線織出寬窄不同、花紋各異的帶子🧎‍♂️‍➡️。這種書帶還送給親朋使用。”為此，他賦詩“忍看慈母手中線🔉，翻作殘編夾上錦”。

上世紀30年代😣，潘光旦在清華除講授 “家庭問題”、“優生學”𓀛★、“西洋社會思想史”外，還開設“人才論”👨‍💼、“家庭演化”、“儒家之社會思想”等課程，把提高民族素質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之一。他旁征博引😪、深入淺出，著力培養學生的思維和表達能力。學生們遇到疑難問題👨🏻‍🌾，十分樂於前往他家中請教，書房又成為接待來訪學生的空間🙋‍♂️。在這裏，不僅治學方法🤸🏼，而且來訪學生的戀愛、婚姻🧙、家庭或求職問題♕🚵🏿‍♀️，都能獲得有益的啟示。

存人書屋

日本侵華戰爭中斷了潘光旦在清華園的平靜生活🤸🏽。西南聯大期間💺，他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民主運動，成為西南聯大進步教授之一。

1946年秋🤙，清華復員北平🧦，他一家重新回到離別九載的新林院11號👩🏼‍🔬👰。他重整書房🧙🏿‍♀️，重整優生學與社會學研究🧑‍💼。據潘乃穆回憶，“書房當中放了一張兩面都有抽屜的大書桌🛒。四壁高矮不同的書架是他自己設計尺寸，請人製作的。‘葫蘆連理之齋’的匾再次懸掛在墻上。從父親所存的一些稿本上寫出的標題看🍡，這間書齋還有過‘存人書屋’的稱號🚣‍♀️，例如《存人書屋書目》、《存人書屋歷史人物世系表稿》、《存人書屋日記》等🧑🏻‍🦲👨🏽‍⚕️。這個名稱大概和他註重對人的研究有關🙉。來訪者絡繹不絕，有他的朋友🧛🏿‍♀️、同事、學生🥒、校外來客等等，所學專業則從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都有，談話內容海闊天空，還常常穿插著父親大笑的聲音”。

他兼任意昂体育平台圖書館主任（後改為“館長”）🦹‍♀️💳，更延伸了他的愛書情結。為爭取戰後敵偽圖書的分配🤦🏽，洽購私人大批藏書🧑🏻‍🏭，他親自多方奔走，收購劉半農遺書14000冊、蘇州金氏藏書15000冊，接受北平盧木齋圖書館贈書等。到1948年4月，清華圖書館藏書已大體恢復戰前水平。針對舊書業凋敝，大批線裝書被毀為紙漿，以及私家藏書流失的情況，他寫下 《南行記感》、《救救圖書》兩文，呼籲挽救線裝書，爭取獲得公共典藏。

中和位育

作為 “通才教育”🧘🏻‍♂️、“人格教育”的倡導者和實踐者▪️，潘光旦力陳“專門教育”與人格陶冶相分離的弊端🤚。指出人不是為了分工而存在，人的存在有其獨特的價值🙎，人的發展有著無限的可能。認為各門學科有相通之處，理科學生應當學點文科💭🀄️，文科學生應當學點理科💆🏻‍♂️，培養學生要 “先博後約”，人格的全面培養才是教育的終極目的🧶。

潘光旦在教育上最具特色的貢獻是提倡“位育之道”。他將優生學理論應用於社會學研究🚣🏽‍♀️，並結合儒家思想，提出“位育”的新概念🩵🌲。中國傳統典籍《中庸》上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位”即“安其所”🏟，“育”即“遂其生”，安所一🖕🏻，乃一切生命之大欲，一個人，一個民族🏂🕗，都在求其“安所遂生”🔻，即求其“位育”，教育的目的也在於求人生良好的“位育”🚵🏼‍♂️。潘光旦的學術人生正是對此境界的詮釋。與他有著深厚師生情誼的費孝通曾說🧍🏻‍♀️：“我和潘先生很早就相識，在清華時住得很近，到民族學院後又一直在一起💤，天天見面🦹🏿‍♂️🧑🏽‍🦱。我和潘先生的關系可以說是生死知交、榮辱與共。潘先生的人格魅力來自他對儒家思想的精深理解🕺🏽，他懂得怎麽做人🤳🏿、如何對待己🌱，從‘我’的角度審視自己的行為，為人做事不是為了迎合別人，而是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有這種情懷在心🎅🏽，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時🐓👨‍💻，他能夠坦然面對，而沒有怨天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