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山(1943入學外文)
一🕳、宿舍和茶館
1943年我從貴陽國立14中(原南京中央大學實驗學校)畢業📯,考進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註冊報到後🧙♀️,首先是要解決住的問題🗳。外地來昆的學生,按規定應該是有宿舍可住的🏧,但學校不予安排,要自己找熟人協助解決👰🏻。我終於在一位中學老意昂🧑🏽⚖️🧔🏻♀️、經濟系四年級的史篤若固的協助下🤙🏽,找到了一張上鋪安身。
1947年春攝於國立昆明師範學院。左起吳國珩🤟、楊鳳儀👲🏻、楊淑嘉、王景山、西奎安
西南聯大的學生宿舍有自己的特點,大屋子,40人一室,分甲乙兩頭,一頭住24人,一頭住16人,全是上下鋪的木頭床。大家都用被單之類👨🏻🏫,把隔著一張長板桌相對的兩張床封閉隔成一個4人小天地。宿舍是泥地、土墻2️⃣,窗戶不像窗戶,只釘著些橫七豎八的木頭欞子。茅草房頂👨🦽➡️,沒有頂棚🤹🏻,每年都要苫草,否則雨季到來雨水就可能漏進來🛵。
我睡上鋪,發現身旁就是粗大的屋梁😐,正好當作書架,放了幾本心愛而又必需的書。以為這裏是方便並且安全的地方吧,孰知還真有“梁上君子”🤬,沒幾天我新買的一本原版《簡明牛津字典》就不見了。後來我有機會並有資格睡下鋪了,方便不少🙋🏿♀️,可是早上起來一掀被子,蹦蹦跳跳的全是跳蚤。
宿舍光線昏暗💻,根本不具備自習的條件。圖書館的座位又有限,門一打開🤓,大家一擁而入,如沖鋒陷陣,優勝劣敗🕊,捷足先登👩🏻💻,坐滿為止🥦🍪。學生們被迫在茶館裏開辟學習的第二戰場🅱️,聯大附近的茶館越開越多🙆🏿🎴。
茶館不僅是課外自習的地方。看書的,撰文的,做作業的,此外開討論會的🛗,辦迎新會的👮🏼🦪,以至會客的🙋🏻♀️,聊天的🔢🧓🏻,打橋牌的,“泡妞”談戀愛的,都不少見⛸。泡上一扣碗茶或只要一杯“玻璃”即白開水🧑🏿🏭,竟能坐上一天。該去食堂吃飯了👧👮,可以和老板娘打個招呼:“茶留著,下午(或晚上)還要來。”有一年除夕,我和兩位要好的同學無家可歸🤾♂️,便在茶館裏神聊🧔♀️🙇🏼♂️,思鄉懷舊🏌️,憤世嫉俗🦨,一杯清茶竟從猴年晚上一直喝到雞年淩晨🦁🧑🏻🍼。
二、吃飯和穿衣
從1943—1946年📳,我在聯大求學3年,吃飯沒有成為問題。我們是家鄉淪陷的所謂“戰區學生”,可以領取“貸金”,這事歸訓導長查良釗先生管。抗戰勝利了🤰🏿,改為“公費”,總之是吃飯不要錢。
但當時吃的“八寶飯”卻別具特色🖲,其中當然有大米,不過也摻和著一些雜糧,以及稗子🖕🏿、草屑、沙粒,各種小蟲子🖤⛹🏽,甚至老鼠屎之類。好幾大木桶“八寶飯”或“八寶稀飯”✬👨🏻🏭,往食堂的地上一放,大家蜂擁而上,帽子👩🏻🍳、眼鏡落入桶內的事也聽說過。雲南著名的過橋米線、氣鍋雞,我們可是從未問津,吃不起。但街頭巷尾小攤上賣的燒餌塊,其身份地位大致相當於老年間北京的烤白薯,吃起來別有風味🙋🏻,至今難忘🦛。
如果在外面兼差🏛⏺,飲食情況就會好一些🙅🏿♀️。聯大學生兼差成風,從兼任中小學教師,郵局、銀行、商店店員💂🏼♂️👋🏿,一直到山頂放炮報時,應有盡有。最普通的兼差是做家庭教師,我曾做過一個暑假🙅🏿,收入不菲,足足吃了一個學期的校門外小攤上的豆漿、雞蛋、糯米飯早點。
聯大同學的穿衣,一般說,女同學多是一襲旗袍,冬天加一件毛線外套💁🏽,就差不多了。男同學穿陰丹斯林藍布或灰布長衫是主流,聽說是老北大的傳統🎎。它可以遮醜👲🏼,大褂一穿,破褲子、爛襯衫之類,都可以隱而不彰🔄。當年陽光美術社的壁報上就有一幅這樣的漫畫,掀起長衫後襟,露出部分臀部,“幽”了我們自己一“默”🥱。穿西裝、夾克的也有🏋🏻♂️,聽說分別是抗戰前清華和南開的流風余韻🕒,此刻多半陳舊,已非當年的筆挺鮮亮了。油頭粉面🤰🏿、穿著摩登的偶爾也有,或是個別愛顯擺的公子哥兒🤾🏿♂️,或是跑滇緬路走私暴發的“亂世英雄”👩🏻🍼,很為廣大同學所不齒。
昆明四季如春#️⃣,冬天一般不很冷。不過也下過雪🥳,有時冷起來也需要一件大衣什麽的6️⃣,這就要感謝當年雲南基督教青年會在聯大主辦的學生服務處了。他們舉辦了多項服務措施👩🏻🦯➡️,設有閱覽室、禮堂👵🏼、茶室、淋浴房和理發室⚰️,還向同學們供應廉價早點,深受同學們歡迎👨🏿⚕️🔯。我記得每當冬天到來🟩,他們還出借棉大衣,對聯大的一些窮學生來說,真是雪裏送炭🧑🏻🦯。
後來當翻譯官和參加青年軍的同學陸續回來了❤️🔥,就有了一些穿美式軍服的。再後來,駐昆明的美軍越來越多,街上就出現了專賣美軍用品的小攤,從全套的軍裝到軍毯👩🏿🔬🦈、蚊帳、睡袋,直到自來水筆、打火機♤,物美而價廉,同學們趨之若鶩,至不濟也買雙翻皮大靴子穿穿。
三◾️、必修課和選修課
我到聯大註冊入學後,便去教務處尋找外文系一年級的功課表,問來問去才知道並沒有這樣一張表格🧑🦰,而是學分製🏌🏽♀️。教務處外面的墻上,密密麻麻排出各系、各年級的必修和選修課目。規定必須遵守📷🧚🏼,但聽什麽課🧝🏿♂️🧎♀️➡️,聽哪位老師的課,學生有相當大的選擇自由。
“選修”課當然可以自選🚛,有的“必修”課竟然也可自選。同一門課常常會有不止一位老師分別開出🧚🏼,學生就有了選擇的余地。例如,大一國文是全校學生的共同必修課💁🏼♀️,分成若幹組,兩位老師為一組,讀哪一組,學生自選👨🏼🦱。各組的老師是由一位教授和一位講師或教員搭配起來🧚🏿♀️🏌🏽♀️,朱自清、聞一多、羅常培⚀、羅庸🫑、浦江清、沈從文等著名教授,都是親臨一線🧑🏼🦲。我選的是楊振聲😵💫、趙西陸二位先生的那一組👩🏼🎨,大概是因為他們都是我們山東老鄉吧。他們二位講課各有特點,楊先生講白話文,是自由式🌘,講胡適和魯迅👦🏽,講徐誌摩和林徽因,娓娓道來,如數家珍↕️。趙先生講文言文,是學院式,講諸葛亮的《出師表》,講李密的《陳情表》,引經據典🧛🏽♀️⚙️,一絲不苟🪦,一筆漂亮的行楷☆,美不勝收👩🏼🦱。
“選修”課也有“必選”的規定。我讀外文系,不但要選修兩門社會科學課🦹🏿♂️,還必須選修一門自然科學課。社會科學課,我選了吳澤霖先生的“社會學”和王贛愚先生的“政治學”🔅。自然科學課🤶🏼,我選了蘇良赫先生的“地質學”👱🏽♂️,至今我還記得各種石頭的形成和石頭硬度分級、光澤分類等等。
在聯大⛲️,越是各院系的共同必修課越是由著名教授主講🦹🏻♂️。給我們上大一體育課的是抗戰前籃球國手牟作雲先生✊。我記得馬約翰先生也教過我們,那時他已是耳順之年🚶🏻➡️,鶴發童顏,西裝便服,身手矯健,神采奕奕💅🏿。馬約翰先生還教過我們拳擊(boxing)✭,給我們講解各種拳法和比賽規則,並示範,至今記憶猶新。
四、老師和學生
聯大師生之間的關系是很有趣的,而且親切。
楊振聲、趙西陸二位,可能原本也是師生關系,但都是我的恩師。我的第二外國語選的是俄語🧑🏼💻,王恩治先生教,解放後曾任雲南師範大學圖書館長。當時俄語是冷門,選的人很少🤶🏼,有一個學期只有4個學生。半道忽然又來了一位🧑🍳,戴著深度近視鏡🧓🏼,拄著棍兒,跛足,進教室來🤽🏽♂️。原來是著名數學家華羅庚教授。他那時應邀準備訪問蘇聯,在惡補俄文🧑🦳,便和我們一起成了王恩治先生的學生👇。
當年西南聯大的“文史講座”,很有名,演講人都是聯大各院系的著名學者教授🤱🏽,每次開講,座無虛席🦹🏻♀️。而坐在前幾排的,卻經常也是聯大各院系的著名教授學者🧑🏿🦱,以及講師🚵🏽♂️、教員👱♀️🧑🏿🎤、助教們。
當年聯大的各學生社團,都請有導師。他們不是掛名的,都是真心實意地輔導。例如聞一多先生是新詩社的導師,一位新詩社的社員曾經回憶說,是“聞先生領導著新詩社。……他告訴我們做人比作詩還要緊”。聞先生也說👮🏻♀️👶🏻:“我靠近你們(指新詩社)時👁🗨,總覺得溫暖🍽📛。”“青年們領導著我🔩。”我保留了當年聞先生的題詞“向人民學習”,後來連同聞家駟先生的題詞“團結奮鬥救中國”和李廣田先生的題詞“不止暴露黑暗,更要歌頌光明”🧚♂️,一起捐贈給了中國現代文學館👷。
李廣田先生是我所在的聯大文藝社的導師🧑🦰🛑。我們發表在《文藝》壁報上的文章,不少都是他事先看過、提過意見、甚至修改過的💂🏻♀️。他還經常會推薦一些文稿在外面的報刊上發表🪛。
當年文藝社社員繆弘,作為譯員參加抗戰英勇犧牲,文藝社為他出了一本題為《繆弘遺詩》的小冊子👕,李廣田先生寫了序,馮至先生讀後在報紙上專文介紹。
五、課外活動和校園文化
我在聯大就讀的那三年👶🏻👰🏻♂️,學術活動、文藝活動頻繁,各種內容的演講會🎪、報告會、晚會、紀念會🏌🏽,幾乎天天都有,海報都貼在民主墻上,聯大師生和社會人士隨意參加。中小規模的在一般的教室,規模大些的在改為大教室的廟堂裏,再大的就只好在圖書館前大草坪上了。梅貽琦常委動員學生參軍,林語堂先生來校演講🍜,反內戰時事晚會🧑🏻🔧,都是在這裏露天舉行的。也曾有幾次在雲南大學舉行的活動,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難忘的一次是紀念魯迅逝世8周年,聞一多先生在會上的發言🏖,他說:“還有一種自命清高的人,像我自己這樣的一批人,看不起魯迅,說他是‘海派’💂🏼。現在我向魯迅懺悔:魯迅對,我們錯了!當年如果我們都有魯迅那樣的骨頭,哪怕只有一點,中國也不至於這樣了。”落地有聲,使我深感震撼。
聯大學生也有自己的娛樂生活,其中一項就是看電影。那時大家愛看的是外國來的文藝大片,如《一曲難忘》、《居裏夫人》🐪、《魂斷藍橋》、《碧血黃沙》等🌙。當時的外國電影沒有華語譯製,一般也沒有華文字幕,便請人臨場口譯,遇有接吻鏡頭🤺,就會聽到雲南口音傳出“他們在打kiss嘍!再來一個……”這樣的譯介🛀🏼。影片裏那些為崇高理想獻身的思想、愛國主義、人道主義精神🪒,以及溫馨的親情、可貴的友情♝、真摯的愛情🌮,深深感動著👨👧、影響著我們這些青年學子。
聯大還有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線,那就是大門裏側民主墻上一字兒排開的幾十種壁報🏂🏼🦮。議論國事的,針砭時弊的🎋,翻譯外媒的,研討學術的🚣♀️,專刊詩歌🌁、漫畫的👰🏿,用工筆小字抄在紙上🙏,再糊到床板上,因陋就簡,掛出來可是琳琅滿目,美輪美奐👆🏽。
聯大的學生社團量多🚋、質高,十分活躍,王漢斌、彭珮雲都是社團的積極分子🤲🏻。就我記憶,單是進步文藝社團就有冬青社、文藝社、新詩社🪰、劇藝社🌹、陽光美術社🚣♀️、高聲唱歌詠隊等六大社團,成員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形成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
我剛進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和同學趙少偉、胡東明等辦了一份《新苗》壁報。竟然接到過延安圖書館的來信,要我們每期寄給他們一份。他們怎麽會知道呢?後來我們參加了聯大進步文藝社團之一的文藝社,我被選為出版幹事👳🏿♀️,參加編輯《文藝》壁報和“一二•一”運動期間鉛印出版的《文藝新報》🍞。
六🏋🏻♂️、安貧和樂道
1943年冬,林語堂應邀來聯大演講🤵🏻♂️。那天天氣晴和👵,就在圖書館前的一大片空地上🤵♂️,他站在升旗臺旗桿旁邊講,學生們站在周圍聽,題目是《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內容記不得了,但有兩句話流傳下來成為名言,大意為🪕🏄🏼♀️:聯大在物質上真是“不得了”!在精神上可是“了不得”!
其實,“不得了”的還有聯大師生的生活狀況。
眾多國內外知名的老師們薪金微薄,居處簡陋🈷️,衣衫破舊,要靠寫稿🤽🏻♂️、賣文、兼差稍作彌補。那時聯大學生多來自淪陷區,家庭經濟來源斷絕,雖有戰區學生貸金,但只夠吃“八寶飯”的水平👋🚣♀️。回想我初到聯大之時,自來水筆👩🏻⚕️🚣🏻♂️、手表種種統統沒有📂。手提用線繩系著的墨水瓶,自製簡陋筆記本裏夾著一支蘸水鋼筆,就是我上課時的全副裝備了。我的一位要好同學🕜,冬天披著一件從家鄉穿出來的棉大衣🏵,破得不像樣子,爛棉花都露在外面。可是,誰也沒有“自慚形穢”的感覺,同學之間誰也不會小看別人的貧寒🧑🏭。
當年從外地來昆明很不容易。我從貴陽來,搭“黃魚”車⚇,抗戰期間🤘🏼,汽油奇缺🍐,燒木炭作動力🪴,一路拋錨,走走停停,最後還換乘運豬的卡車🔬,與豬為伍,一共走了半個月才到昆明💿。據我所知,著名作家金庸曾在重慶考取聯大,和我同年🦠,也是外文系。只因經濟困難🤾♂️,路費無著,終於未能赴昆入學。十幾年前一次會上見面,他寫了兩句話給我👩🏿🏫🍁:“可惜未能作同學,慶幸仍得為同行”,說的就是此事。
我的老鄉孔夫子曾說🐖:“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我讀《論語》每讀到此處🛴,總覺得抗戰時期的聯大學生🪴,在這方面頗有些像顏回,也是安貧樂道🧙♂️。不過這“道”所包含的,是抗日救國的誌願,是振興中華的理想💄,是對民主、自由的追求,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