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邦定（1946歷史）
我1942年秋進西南聯大歷史系，到1946年聯大結束🤾🏻♂️⚜️，除中間休學一年，在新校舍住了整整3年。往事歷歷⬜️，如在眼前。
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常務副會長胡邦定學長近影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八日清華師生步行抵達昆明行進在近日樓前，旅程一千七百余公裏，歷時六十八天。
聯大工學院大門💆🏿，原迤西會館。
西郊陳家營聯大教授宿舍
住 宿
一年級剛進校時，文學院部分新生住在新校舍南區一幢坐北朝南的小樓裏🚦📈，樓上樓下各10間房，樓下每間放4張雙人床，一屋8人。樓上無床🚵🏻，一律打地鋪，8床鋪蓋緊密相連🍓。願意打滾的，可以從北頭一直滾到南頭。當時年輕，小的18，大的也不過20。一開始💆🏻♂️，確有人在地鋪滾來滾去，因為從來沒體驗過這種生活，不免感覺新鮮。我有幸忝列其間。雖然不是“大被同溫”，卻稱得上大鋪同眠。
一年後搬到新校舍西區的學生宿舍，每間房放20張雙層床🌧，放在房間的兩側🎓。兩張床為一單元🧑🏽🎄，中間放個用木板釘成的長桌，上面吊一盞暗淡的電燈。兩張床一邊臨窗，一邊是過道，並拉上舊床單或舊被面之類，以示自成一統🧛🏽♂️，非自己人或熟人，一般不會進來。一個單元的床與另一單元的床緊挨著，中間同樣用破油布或打行李的棉毯之類隔開👨🏽🔧。相鄰床上的兩個人靠得非常近，一翻身就能碰著，而且呼吸之聲相間，但卻互不來往，彼此不通姓名👨🏫，甚至連面孔都不大熟悉。因為只有小單元裏的4個人是自由組合的熟同學，別的單元的人往往既不同系，又不同級🙆🏽👩🏼🔧，互相都不往來的。
昆明冬天晚上也相當冷🤽🏽♂️，宿舍不僅不生火💠，連門都是日夜敞著的。當時同學的行李都很簡單，一般只有一床薄棉被。中文系同學王松聲是從延安回來的🤘🏿。晚上睡覺時為了保溫✵，把一切可加在被上的東西都放上🥟，包括襯衫🙋🏿、褲子、毛衣👩🦲、薄外套等等。同單元歷史系張光琛同學提醒他🎥：“還有一條領帶怎麽不加上?”大家都哈哈大笑。這種窮開心的玩笑，在同學間是常有的。說明聯大同學在“一簞食、一瓢飲”的情況下⚈👨🏻💼，仍然不乏幽默。
1943年暑假，我通過親戚介紹🧃，到昆明一家公司打工，做些抄抄寫寫之類的雜事🤲🚵♀️。一月下來得了600元法幣。我全部用來買了一雙車胎底的皮鞋，準備混個兩三年。不料第二天晚上就有小偷光顧，把所有脫在地上的鞋都偷走了😈。只有特別細心又睡上鋪的同學，每晚脫下鞋子就放在腳後頭的人才免遭此難👩🏿🎓。在新校舍3年，雖只遇到一次小偷🥭，但聽到別的宿舍被盜的事卻有四五回。當時多數同學“身無長物”😰，仍不免被偷🛹🍻，說明還有更窮的人在🛴。
晚自習
聯大學生宿舍燈光太暗，晚上根本沒法看書。出路只有兩條：一是到圖書館搶座，說搶，是因為圖書館座位不夠。以我入學的1942年為例👨👨👧👧，文理法三院共有1600多名同學🧚🏿，而共用的新校舍大圖書館僅能容800人🤳😝。粥少僧多，只有“搶”，才能有一席之地。圖書館每晚7點開門，6點一過🧑🏼🚀，就有人陸續到門口等候了。大門一開，黑壓壓的一大片人蜂擁而入，那陣勢卻也相當壯觀。“搶”圖書館的主要是男同學，女生擠不過男同學。擠進去之後，有人不僅自己占個座，還要用書本、筆記夾，乃至椅墊之類，為好友代占一兩個座位。有的男同學為了照顧自己熟識的或心儀的女同學，每天特別殷勤地為她占個座😆。這無疑是比請吃“燜雞米線”更受歡迎的“騎士行為”。
另一條出路是坐茶館。在新校舍附近文林街一帶有好幾家茶館🥶。每家都有十多張方桌🐱🎩，可容五六十人左右。當時昆明電力超負荷，電壓不足，根本達不到220伏。茶館老板就用110伏200瓦的大燈泡，照得店堂十分明亮。泡一杯茶可以坐一個晚上。當然茶館不像圖書館那麽肅靜。看書的、聊天的、打橋牌的各行其是。大概有一半人是認真看書的，部分人是邊看書邊聊天的，還有一部分人專心打橋牌🍟。其中有人只是偶爾打一打；有人則是上癮的，常打不厭⚠。聯大規定學生修業4年，要讀132個學分才能畢業👱♂️。我看有人打橋牌所費的時間，大概不少於40個學分⌛️。但這並不一定影響他們的學業成績💂♂️。就是在這種嘈雜的茶館裏🤦🏿♀️，不少人堅持了自己在學術上的艱辛探索👩🏻💻。
嚴格要求
聯大對學生的學習成績要求很嚴，一學年三門功課不及格就勒令退學，從不含糊。個別學生對梅貽琦校長嚴格執行考核製度頗有微詞🤷🏽，曾有人在教室墻的外側用粉筆寫上“打倒梅特涅”幾個字。他是用1948年維也納三月革命時👭，工人、大學生反對奧地利專製獨裁首相梅特涅的名號來影射梅校長的。記得在一次全體學生參加的“國民月會”上，梅先生重申了學習紀律。並且說，國家在抗戰時期辦學，很不容易👩🦳，學生如不勤奮向學，應當於心有愧。然後他氣憤地說：“說我們是梅特涅♾，我們就是梅特涅!但考核標準絕不降低!”這件事我至今還留有鮮明的印象🃏。
我是歷史系的𓀕，大一讀吳晗先生教的“中國通史”，他要求很嚴✋🏿👐🏼。記得學年結束公布考試成績時🧂，最低的只有12分🤸🏻♀️，也有59分的，吳先生一絲不苟👩🏿🦳，毫不容情。
說到考試打分，還有一個故事🧑🎓。我三年級選修了劉崇教授的“西洋近代史”。學年終結公布考試成績時🤙🏿，沒有我的分數✔️。我很奇怪，就去找劉先生。他很生氣地拿出個用包袱包著的一沓卷子🚂，並找出我的考卷說，你抄了另一位同學的🧣🎅🏻。證據是有一題答案相同，而我寫錯了一個字。事實經過是，那天考試時我去得較晚🥇，別的同學都在後排坐定了🖕🏽，於是我坐在第一排。不料還有比我晚的。一位平時從無來往的女同學一來就坐在我的右邊🏎。當我寫完一張卷子時，她忽然把它抽去🦉，不久又還給了我。當時我們都是二十歲出頭的人，當然不好意思舉手報告✊🏼：“老師，她抽去我的卷子。”老師就坐在我們前面看書👨🏿，他不管🧔，我自然也就不說什麽了。不料因此不給我記分🤷🏻。劉先生一直是我尊敬的老師🐇，這件事雖然不愉快，但我能夠理解♠️。畢竟他是愛護學生🧑🏿🦲，從嚴格要求的原則出發的。
社 團
社團活動，是聯大生活的一個亮點➰。文學☞、藝術👨🏼💼👷🏼♀️、詩歌🕺、戲劇👨🏽🎨、音樂🧙🏿♀️、體育👩🏿🦱，各種不同愛好的同學各自組成自己的社團，也有為加強同學之間的聯誼而集合在一起的，如“群社”。聯大社團活動直接同全國乃至昆明的政治形勢相關🐩。1941年1月皖南事變，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當時聯大比較暴露的地下黨員和進步同學，根據地下黨的指示，紛紛轉到雲南的州、縣隱蔽，多數是在中學當教員。1941年底，日本偷襲珍珠港𓀙👰🏼♂️，並發動太平洋戰爭🍟，香港淪陷👨👩👧👦，許多德高望重的愛國人士身陷孤島，買不到機票離港。而蔣介石的連襟，時任行政院長孔祥熙的女兒，卻占用極為稀缺寶貴的飛機，運她的老媽子👎🏼、洋狗以及大量私人用品。大公報揭露了這件事，引起聯大學生極大的憤慨🍳。於是發起了“倒孔運動”，要求孔祥熙下臺。這一下觸動了蔣介石那根脆弱的神經🏵，立即派大特務康澤到昆明來徹查，並要逮捕積極參與這一運動的進步學生。這樣又有少數左派同學離校暫避。由於這兩次事件🆓，聯大校內的政治空氣就相對沉寂起來。我就是在這個時候進校的★，當時社團活動基本停擺，歌詠活動也一樣消沉🌚💃🏽。1943年下半年🙌🏼，外文系黎章民同學倡議，邀集12位男同學組成一個“僧音合唱團”🧑🏿🦲，男女聲高低音四個聲部🚌🏭，各由三個男同學擔任💃🏿，我被編在女高音聲部。當然🚴🏿♂️，這只是按樂譜分部來唱，並不像京劇男旦那樣要捏著噪子裝女聲。1943年下半年以後，下鄉的進步同學陸續回來🤽🏻♂️，校內氣氛也逐步活躍起來🙆🏼♀️🔛。特別是1944年歷史學會主辦“五四晚會”以後🧑🦼，聯大校內生意盎然🏝，政治空氣日益濃厚。到1945年就正式成立了“高聲唱合唱隊”，每星期二、五晚上練歌。我們唱的多數是以愛國、抗日、民主為主題的歌曲◻️，如：“我所愛的大中華”、“黃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還有“茶館小調”、“五塊錢”、“古怪歌”、“民主是哪樣”等等，也唱一些抒情歌曲如“紅河波浪”🟨、“都達爾與馬利亞”、“紅彩妹妹”、“幽靜的岸灘”，還有洋文歌“A Song of Peace”、“Dark Eyed Russian Girl”等等🤸。參加“高聲唱”的主要是聯大同學，也有個別喜歡唱歌的中學生。記得昆明學聯舉辦過一次歌詠比賽，三名獲獎者都是“高聲唱”的，第一名是我們歌詠隊最好的女高音陳水蓮，第二名就是一位初中二年級女生🐮🍡，第三名則是聯大的一個男同學。在“一二·一”運動期間，“高聲唱”的同學走上街頭🧑🔧，高唱《兇手，你逃不了》💅、《告士兵》、《告同胞》🤵🏼♀️、《安眠吧勇士》等控訴和動員群眾反對蔣政權的歌曲📧，還向群眾教唱《送葬歌》🕉，為四烈士大出殯做準備🐃。
“劇藝社”也是聯大非常活躍的社團之一🫥。我不是社員😈，但我常看他們演出的許多感人的劇目🧾。昆明基督教青年會在聯大新校舍旁邊有個“學生服務處”🔩，裏面有個極簡陋的👩🦱、用木頭蓋的小禮堂。劇藝社就利用這個場地🕵️♂️，演出過許多獨幕話劇👩🦰，如《禁止小便》😿、《未婚夫妻》，還在校外演出過《風雪夜歸人》、《阿Q正傳》等等。“一二·一”運動期間，他們在街頭演出近30場《凱旋》，那是王松聲同學含淚連夜趕寫出來的，劇情是講國民黨發動內戰，使得父子在戰場上互相仇殺的故事🤙🏽💸。情節真實🏃，生動，感人至深👩🦯➡️。每次演出🥉，觀眾沒有不流淚的。反映“一二·一”四烈士之一的《潘琰傳》，是郭良夫同學三天三夜不合眼趕寫出來的，在昆明連演6場，座無虛席👩🏽🍼。這些不單是話劇，而是血與淚的控訴🤚🏽，既富於戰鬥性，也富於思想性和藝術性。王松聲👊🏿、程法伋☸️、郭良夫、肖荻、張定華👳🏼♀️、汪仁霖、胡小吉、裴毓蓀👼、徐應潮📠🤸🏿♂️、小西、溫功智……都是劇藝社多才多藝的幹將。這些人除了1946年畢業離校的，差不多都到了清華🥘，因此又在清華展開了進步的戲劇活動🫴🏼。
大師風範
在聯大讀書，一個突出的感受是大師如雲。梅貽琦校長有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證諸聯大，最為貼切👩🦰。聯大確實一座大樓也沒有💃，而大師之多👳🏽，舉國無匹，文🧑🏿✈️、理、法、工學院處處星光燦爛，目不暇接🎿⬛️。這也不奇怪，集北大、清華、南開三名校於一堂🍔，自然人才濟濟🐿🫱🏿。以大一新生必修的國文🐞、英文兩課的教師為例👲🏻：教“大一國文”的有：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羅常培💇🏽、羅庸🏊♀️、沈從文👮🏻♂️、浦江清、王力♠️、陳夢家🫅、李廣田……等享譽全國的名家碩儒♑️。教“大一英文”的，先後有葉公超💮、柳無忌👩🏿、錢鐘書👬🏻、陳福田😼、莫泮芹、潘家洵、卞之琳🔪、劉世沐、楊周翰、王佐良、李賦寧諸先生，皆一時俊彥。新生一入學，就能親聆自己慕名已久的大師的教誨，這無疑是令人興奮而快慰的事情。
“倫理學”也是大一必修課，講授者是文學院長馮友蘭教授。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多次到國外講學。一般會設想他一定是位洋派十足的教授🛃。然而第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卻是一位典型的國學老夫子的形象🎿：戴深度近視眼鏡，三寸長須🛵🚋，著藍色長袍、黑馬褂👐🏻，足登中式布鞋🧑🏼🏭，操濃重的河南口音🚣🏿，且時有期期艾艾的毛病。他講課的內容主要依據他的名著《新世訓》。因為聯大沒有能容全校大一學生的大課堂，只能在一片松樹環抱的空地上講課。他一開始就說：“當年孔、孔、孔子杏壇講學🕖，我們今天在✡️、在這松林裏授課……”他講話節奏平緩，沒有抑揚頓挫♻，但邏輯性很強。這景象和馮先生的音容笑貌🛌🏿，至今還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裏🧘🏻♂️。
聽陳岱孫先生的“經濟學”，則又是另一種感受💇🏼。這位哈佛大學拿金鑰匙的博士，時任聯大法學院長🧑🏿🎓，每次上課⛽️，他都著整齊的西服，打領帶，手提一個大皮包🥴。上課時間是上午10—12時，陳先生總是提前三五分鐘就在教室門前散步🦶🏿👨🏿🎨，差一分鐘左右就站上講壇👜，然後準時開講。由於選修陳先生經濟學的人多，只能在離生活區較遠的一個能容兩百來人的大房子裏上課🦛。起初，每當快到下課的時候𓀒，有些同學惦著趕到食堂吃飯👶🏻，不免有些躁動。陳先生就說🏛：“我戴著兩塊表🙋🏿，絕不會誤了你們吃飯的時間👩🔬。”這種“安民告示”很有針對性⛓️💥💇🏻，因為聯大學生食堂一般只管午、晚兩頓飯🧑🏿，許多同學是空著肚子來聽課的。說到陳先生講課，最大特點是清晰、洗練⛴，沒有多余的話，字字句句都讓你聽得真切。上世紀40年代剛進大學的學生，對西方經濟學可謂一無所知。陳先生卻能像剝竹筍一樣層層剖析⏲🚴🏿，從概念到理論體系都給你一個完整而明確的認識🚞。比如他講“邊際效用”時，就舉了許多實例，使聽者易於理解🤘。從這裏聯想到聯大一直重視基礎課的教育，給一年級學生上“普通物理”課的教授就有：吳有訓🧑🍳、趙忠堯、鄭華熾🪄、霍秉權、張文裕、王竹溪等🦔，都是一代宗師，物理學界的翹楚👃🏽🧱。其他系對基礎課也大體類似🙇。當聯大學生是幸運的👁，幸運在能夠領略和切身感受到群星燦爛的大師們的風采和魅力🍧👳🏿。
天時 地利 人和
西南聯大辦學八年，在物質條件極度匱乏，且時有敵機轟炸威脅的情況下，取得舉世公認的累累碩果，究竟是什麽原因?許多專家學者對此作了分析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大體一致🌒，只是側重點有些差異。根據我的認識，似可集中到天時、地利😶、人和三點👨🏻🎓🏝。
先說天時，沒有日寇入侵，就沒有三校聯合南遷之必要，這是時勢促成的前提。抗戰造成生活困難固然是不利因素，但反過來也激勵人們同仇敵愾、奮發圖強、臥薪嘗膽🏃♂️、共赴國難的意誌與決心。鄭天挺先生在《我在聯大的八年》中說：“在抗戰期間，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或參加戰鬥🤹🏽，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嚴謹創業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於祖國。西南聯大的師生，大部分是這樣的👨🏼🦰。”這一段話概括得非常好，說明師生共體時艱，是聯大前進的動力之一。
再說地利🟨。西南聯大選址於昆明🐌，是一項十分英明的決策。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在昆明🌇，而是在重慶2️⃣、成都或貴陽，就絕不會取得像在昆明一般的成就。雲南政治環境相對寬松的優勢仍然存在🧕🏽，這是個十分重要的條件。由於雲南省主席龍雲與蔣介石政權的矛盾，他在政治上表現比較開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並保護了地下黨和民主同盟等進步組織的活動🏃🏻♂️➡️，大有利於聯大民主運動的開展，而政治民主與學術自由又是分不開的🆎🫰🏻。
最後說人和🧘🏻♀️。組成聯大的北大、清華、南開是北方三所著名的學校，各有其深厚的辦學傳統和優良學風，驟然合在一起👌🏽，卻能融合無間，渾然成為一體🧽🙎🏼♀️。這首先是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三位常委胸懷坦蕩👨🏿⚕️，團結一心，一切都不分軒輊的緣故。張伯苓是梅貽琦的老師，據說他曾對梅校長說：“你就戴(代)我的表🧎🏻♀️👶。”這充分反映常委之間相互信任的親密關系👩🏿⚕️。全校教職員工雖然分別來自三校，但在教學和各項事務的分工上，則相互協調，親如一家🚕🫠。各院系開課的老師也都是三校兼備。以我所在的歷史系為例，給我們上《明清史》的鄭天挺、《遼金元史》的姚從吾、《科學史》的毛準、《秦漢史》的錢穆、張政俍……是北大的；給我們上《中國通史》的吳晗👋、《西洋中古史》的雷海宗、《魏晉南北朝史》的陳寅恪🙍🏽♂️、《中國近代史》的邵循正……是清華的；而給我們上《西洋通史》的蔡維藩💆🏻♀️、《西洋哲學史》的馮文潛……則是南開的❣️。其他各系的課也無不如此。這是我們的幸運，也是聯大得天獨厚的地方。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而聯大教師卻能和衷共濟👮♂️⚅，相得益彰，這不能不歸功於大師們高尚的學養和情操🫳🏿。一加一加一🤹🏽♂️，大於三，這是聯大團結協同精神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選自《西南聯大北京意昂會簡訊》第40😿🧔🏼、41期，本文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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