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管曉宏 *（1977級自動化）

1988年8月26日，我乘坐北京飛往紐約的中國民航CA981航班，在轟鳴聲中翱翔藍天。望著浩瀚無垠的太平洋，我思緒萬千。這是我人生旅途中第三次選擇求學路。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和教育體製，我忐忑不安，無法預知迎接我的是坦途還是遍地蒺藜，更無法預知我是圓滿完成學業，載譽歸來，或是被淘汰出局，落荒而逃。我閉目沉思，回想已經走過的兩次求學之路。

管曉宏教授

一

我出生在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幹部家庭。在那動蕩的年代裏，我一出生就被打上了註定今生要經歷坎坷的政治烙印。我剛上小學五年級就趕上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大學前的學業基本就此中止。

1970年9月，帶著啟蒙老師送給我的高爾基的小說《我的大學》，不滿15歲的我隨公社的民工隊（當時稱支建隊），走進了深山中的三線建設公司，當了一名民工，那時我挖過地下管道溝，搬運過氧氣瓶，綁過腳手架，在高聳的天車梁上不知危險地爬高上低……

由於音樂上的一點才能，我成了冶金部第十冶金建設公司宣傳隊的笛手，到省軍區參加調演。正是因為這小小的特長，從1971年初開始，我成為了一名正式工人。

進工廠之前，我雖然在農村小學附設的初中班裏讀了一年半的初中，但在文革的暴風驟雨中，幾乎沒有學到任何數理化知識，語文也只是學寫大批判稿。然而，知識的重要性讓我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小工人深刻感覺到了。大型木製品需要各種幾何計算，技術人員忙不過來，我們班組的工人不會，就只能在籃球場上一比一放線。當好一個鉗工、車工要會三角函數計算、金屬切削原理和齒輪減速比計算，設計製作工具夾等等，沒有知識就當不了好工人。我從師傅那裏第一次聽說了上世紀50年代自學成才的倪誌福、李瑞環、王崇倫等勞動模範的事跡。我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自學成才。我從文革前上過中學的“老三屆”同事那裏借來了初中和高中數理化課本，第一次踏上了漫漫的求學路。

1973年，大學招生要通過一個簡單的文化課考試，我的一絲希望在張鐵生的白卷和隨之而來的反潮流運動面前破滅了。我終於明白現有的招生製度不改變，要想上大學是不可能的。這更促使我要爭一口氣，下定決心，自學完成大學學業。

1977年，鄧小平同誌提出大學招生恢復高考，我們這一代人上大學的夢想終於有可能實現了。我參加了1977年12月舉行的“文革”之後的第一屆高考。

二

1978年春節前兩天，我收到了意昂体育平台的錄取通知書，第一誌願被意昂体育平台自動化系工業自動化專業錄取，我激動地徹夜未眠，高興之余，也感到誠惶誠恐，不知道我這樣自學入門的新生，是否能適應清華的學習生活。開學典禮上，校領導的一番話讓我們感到既興奮又凝重：“意昂体育平台是重點中的重點，同學們能入學，是中央和鄧小平同誌撥亂反正重大舉措的結果。周總理在1964年首都大學生畢業典禮上告誡大學生們，大學生在同齡人中的比例很小很小，要牢記責任。你們能入意昂体育平台更是千裏挑一，千萬不要忘記全國人民對你們的期望。”小學都沒有畢業的小工人，成為意昂体育平台的大學生，反差實在是太大了，我不會忘記望著我們的十億雙眼睛。

在清華的日日夜夜，我們77級的同學學習十分刻苦，因為我們中間有同我相似經歷的同學太多了，大家都百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記得當時學校關心我們的健康，為了讓我們早些就寢，晚上11點後教學和學生生活區實行燈火管製。但同學們學習非常用功，為了能在僅有的一個通宵教室裏繼續學習，每天都爭先恐後地去占座位。當時同學中最引以為驕傲的事就是在一門課開課之前，自學通過免修考試，我們中間的佼佼者就有免修高等數學、英語，甚至量子力學的。我也應用上大學前和假期自學的知識，通過了機械製圖和復變函數的免修考試。

我上大學前沒有學過外語，到清華後基本上是從ABC開始。為了學好外語，我像很多同學一樣下了大功夫，連在食堂排隊的時間都在背單詞，本科畢業時英語水平居然大有長進，後來積極參與意昂体育平台研究生英語俱樂部的創辦，代表學校參加校際英語競賽，在中央電視臺《星期日英語》期刊上發表了文章，接受了該節目的英語采訪。進入碩士研究生學習階段後，我更是加倍努力學習和工作，在國內較早開展了網絡系統研究，與同學合作開發了基於網絡的分布式計算機控製系統，得到了導師和同行的高度贊賞。

在清華園四年半的本科和兩年半的碩士研究生學習中，我獲得了優異的成績，並開展了高水平的科學研究，為我今後各方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85年，我獲得了自動化專業控製理論與應用學科的碩士學位。畢業後我主動要求回到大西北工作，到西安交通大學系統工程研究所任教。在西安交通大學3年工作期間，我一方面繼續網絡控製系統的研究，同時擔任研究生課的教學，並任西安交通大學第一屆教改班的班主任。我經常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做同學的思想工作，積極為這些成績突出的同學創造更好的學習條件，還被評為優秀班主任。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科教事業百廢待興，學習並迅速趕上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既是國家的國策，也是每一位中國科技工作者的心願。在工作中我很快覺察到，要成為一個合格的教師和科技工作者，我的基礎已經不夠了，必須進一步提高。由於文革的耽誤，我這時候已經過了“人過三十不學藝”的年齡，但我再一次下決心求學，從頭開始。在出國大潮中，我考了托福，獲得了美國康涅狄格大學電機與系統工程系的全額獎學金，自費公派赴美國留學，攻讀博士學位。我口袋裏裝上按規定換的50美元和借來的20美元，登上了北京飛往紐約的航班，踏上了我的第三次求學之路。

三

不安之中，航班在舊金山降落，通過海關進入美國，接著又起飛降落紐約。我花17美元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住了一夜，花23美元乘灰狗長途汽車到哈特福德，再換校車到了康涅狄格大學校園，買了一些生活必需品和食品，口袋裏就剩下一美元了。

大洋彼岸的美國，經濟、科教、文化高度發達，既是積極求學者的聖地，又是放浪行骸者的天堂，更是考驗新來者的戰場。中國留學生一般除了要完成自己的學業，還要擔任教學和科研助理的工作。到學校一周以後，我接受的第一個考驗就是為本科生上輔導課。雖然我在國內講過課，自認為英語也不錯，但在課堂上學生一提問我就發懵了，許多問題我都聽不懂。經過難堪的困惑、艱辛的苦練，再向美國同學請教，我才漸漸適應了教學工作。

　　在國外我深知，同自己前兩次求學一樣，出國求學的機會更是來之不易，決不能讓寶貴的時間在異國他鄉白白流失。只有靠自己勤奮好學，刻苦努力，才能在來自全世界的優秀學子中脫穎而出。在美國學習期間，我經常夜以繼日地學習和探索，工作到深夜兩三點鐘是經常的事情。有一次，一位為了校園發生的盜竊案而深夜奔忙的女警察，看到實驗室亮著燈，一連幾天走進來盤查，看到我在伏案工作，贊嘆不已。她對我說，你們中國留學生工作真刻苦，了不起！

上世紀80年代末，中美之間國力的差距是巨大的，留學生們從點點滴滴的生活中可以深刻體會到。初到美國，單是能在自己住的公寓中洗上熱水澡，就感覺比國內優越無比。來美不到一年，我就用積攢的獎學金買了一輛二手汽車，我妻子和兒子也來美同我團聚。學習和工作是緊張的，但生活同國內小講師的條件相比又是舒適的。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風景如畫，是北美最漂亮的地區之一，每年秋季整個地區就像是淹沒在北京的香山紅葉之中。在這巨大的反差下，有的同學放松了，失去了目標。而我在求學路上的經歷無時無刻不在提醒我，不能忘記自己的職責，不能忘記國內的父老鄉親，不能忘記培養了我的母校意昂体育平台和鍛煉了我的西安交通大學。

我的祖籍是四川，記得到紐約的中國城買菜，看到當時國內很難買到的上等四川榨菜絲只賣65美分一罐，曾對國內的同事感嘆，四川的鄉親要賣多少罐榨菜才能供養一個公費留學生！ 我的博士論文以美國東北部最大的電力公司----東北電力公司為背景，研究水電、火電、抽水蓄能機組的優化調度方法和電力公司間購電決策的協調。這個課題最初只得到了東北電力公司6個月的資助，靠著清華7年的科學訓練和西安交大3年的科研經驗，我很快進入了狀態，不到兩個月就從公司幾英尺厚的程序清單中，找出改造現有方法的關鍵。我在此基礎上深入研究，置換了現有程序的“心臟”，取得了重大成果。我們的方法在NU公司的生產和管理中，每年帶來了數百萬至上千萬美元的經濟效益，我在世界一流的學術期刊發表多篇論文，引起了世界同行的重視。為此，我的導師、著名華裔科學家陸寶森教授給予高度評價，說我“在項目中起了關鍵作用”，為我感到自豪。

1993年3月，我以優異成績通過答辯，獲得了博士學位，導師的推薦信中對我的評價是“該系成立15年來最優秀的學生之一”。

畢業之際，我趕上了上個世紀90年代初美國經濟的衰退，公司和機關掀起一片裁員潮。但由於我博士期間的工作表現和導師強力推薦，畢業以後，我受聘於美國當時最大的電力公司PG&E，任高級顧問工程師。隨後，美國的經濟好轉，能源和電力工業解除管製實行市場化，我從事的研究十分熱門，工資見漲，各種機會接踵而來，有幾家公司給我打電話要我加盟，待遇從優，我又面臨了人生的重要選擇。

其實在學成回國的問題上，我的態度始終如一，選擇並不困難。我到美國是第三次求學。美國科研條件雖好，工資雖高，但畢竟不是祖國。在美國無論取得多少成就，但感覺總是在打工。在許多美國公司中，中國人頭頂上的“玻璃天花板”雖然看不見，卻是實實在在存在著。而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已經開始成為最有活力的世界經濟中心之一。國內的條件雖然艱苦，但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人能把個人的命運同這變化相連，有機會徹底改變一個國家的面貌，這樣的機會連許多美國人都感到羨慕。

1995年7月，我辭去了美國的職位，回到了西安交通大學工作。回國之前，我給蔣德明校長寫了一封信，表明我即將學成回國服務，為學校的建設貢獻力量。我幾乎沒有向學校提出任何要求，就攜全家回到了學校。

四

正如我預料，回國之路也非坦途，一切又要從頭開始。

首先，我要面對許多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冷嘲熱諷。那時候還沒有所謂的“海歸派”一說，有人悄悄打聽我是不是在美國“混不下去了”。連我們學校的人事部門都不相信我為什麽沒有提任何條件就全家回國了，當得知我回國前出了點車禍，要推遲2個月啟程，就懷疑我是不是因為車禍殘疾了才回國，並鄭重其事到我原來的研究所調查，直到老所長親自帶我到人事部門報到，見到我本人才相信我沒有殘疾。由於半信半疑，學校人事部門沒有為我們全家安排好住房，只好先住父母家。剛剛回到西安就趕上了多年不遇的西安地區大旱缺水，每天只能定時接一點單位的消防車拉來的水。按照學校當時的規定，我出國前是講師，只能再從講師開始。所以我又拿了半年每月300多元的講師工資，直到重新評定職稱。

兒子從小在美國長大，漢語跟不上，插班進學校的附小也成了問題。為了孩子的教育，一年多後，我妻子一個人帶孩子再次出國，準備等孩子上了大學後再回國。我的家庭就此分居，每年只在假期中團聚幾次。國內當時的科研條件還比較差，科研經費一時無法落實，工作也無法全面開展。

工作和生活條件上的巨大反差沒有讓我泄氣。我知道要第二次創業，就要克服種種困難。有了三次求學經歷中的種種艱難困苦，沒有困難不能克服。我沒有“海歸”的架子，與老中青各個層次上的同事們共同奮鬥，緊密合作，建實驗室，建網絡系統，籌辦國際學術會議，從頭做起，從一點一滴做起。

艱苦的努力得到了回報。我本人和我領導的課題組先後承擔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和面上項目，國家“863”計劃項目，教育部重點項目等重要科研課題，在系統優化與調度、電力市場下綜合資源競標、市場預測、同構資源調度新方法、資源調度策略可實現性及能量交付能力、計算機網絡信息安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研究成果，在國際一流期刊上發表了大量論文並被大量引用，受邀在國際會議上做大會報告，申請了2項國家發明專利，成果轉化和產品化的工作也正在進行。

我獲得了美國李氏基金傑出成就獎和國家教委科技進步獎。1997年我獲得國家傑出青年基金，1999年被任命為製造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2000年受聘“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同時，我還擔任了國際著名期刊Automatica的編委和國內其它一些期刊的編委。 我充分利用與國外同行、專家學者的聯系，同哈佛大學、馬塞諸薩大學、康涅狄格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等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建立密切合作關系，1999年再次出國到哈佛大學開展合作研究一年多。美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兩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學何毓琦教授對我的研究工作給予了高度評價。由於建立了良好的學術聲譽，我們課題組選送了二位年輕教師到哈佛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在何毓琦教授的建議下，我受邀擔任了以他為首的意昂体育平台自動化系講習教授組成員、兼職教授、智能與網絡化系統研究中心主任。 我的求學和歸國路終於走通了，而且越走越寬。求學路上的決心、毅力、努力和責任心是任何成功的必要條件，也是我得到的最寶貴的財富。面對人生的任何艱難險阻，我都要這樣走下去。

* 作者現為我校自動化系主任

（原載《神舟學人》200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