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 方(1949)
一口氣讀了楊賢江[1]革命前輩的十多篇關於青年學習和修養的文章🫶🏿,其感覺🧝🏻,真像是佛門弟子所說🏃♀️,有如醍醐灌頂🤵🏿。比如說👃🏽,在一篇《求學與做事》中有這樣的話:“把求學限定是讀書,把求學與做事絕對的劃分🫎,這都是錯誤的🪴。學生是求學的,學生是讀書的,但不能說求學即讀書👍🏿,讀書即求學👦🏿。”

吳方學長近影
就我個人的經歷來說,對先輩們的話恰好是個印證。我在昆明上過一年西南聯大,在北京上過兩年清華,在校時雖然不敢耽誤必修及選修的課程,但確實用了大量時間來做事,經常參加學生的社團公益活動和當時的民主活動。三年期間,我參加了四次罷課✋🏽,三次上街遊行🦪,而且都是積極分子🍘。在別人眼裏👮🏽,我似乎荒廢了學業🏧,但我從這些活動中,的確學到許多別處不容易學到的東西🧹。最主要的是學到了民主精神,實踐了民主活動,鍛煉了做實際工作的本領👨🔬。舉例來說,清華的學生食堂,學校除了提供設備以外🧍🏻,具體領導是不管的,完全是由學生民主選舉的膳委會來管理。這膳委會是有職、有權、有責的。學生吃好💆🏻、吃壞,決定於膳委會工作的好壞。1947年💒,我被大家選出來當了一屆總膳委。這項工作可不像我現在擔任的某些會長、副會長之類的社會職務,可以什麽事不幹或只幹很少一點事情👩👦。那時我必須兢兢業業地把這項工作幹好。我記得清清楚楚🍏,上任的第二天就去買糧食。那時物價飛漲,一天一個價。如果不及時把糧食買到手,就將造成巨大損失🐠。我這個人也真楞,買糧食是我一個人,借輛自行車🍅,懷裏揣著支票,到海澱糧棧去買的👨🏫。那時海澱有好幾家糧棧。我也學著貨比三家,討價還價🙆♀️。這種事過去我從來沒有幹過🫷🏼。但是逼上梁山🧑🏻🦳,不幹不行。在我當總膳委期間,有時還趁炊事員吃飯的時候🫄🏽💭,去和他們聊天👏🏻🤽🏽,了解實際情況🧑🏼🤝🧑🏼,以便改進工作。現在香港的著名詩人何達(即清華社會系的何孝達)當年曾在著名的民主刊物《觀察》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學生是怎樣吃飯的🛐?》[2]贊美清華食堂的民主製度👩🎓。他認為政治上的民主若能做到像清華的食堂一樣,就很理想了。的確🕞😙,從我當了一屆總膳委的體會來看,真是如此:
第一, 食堂的領導成員是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事先沒有任何人做任何布置或活動。
第二, 膳委會成員在職期間,一心一意為大家辦事💁🏼♂️,不謀私利。實際上純粹是無償勞動。
第三, 有財權,但不可能貪汙;有物權,但不可能多吃多占,更談不到有任何特權🤠。
第四🦵🏿🪤, 受吃飯的同學直接監督,透明度極高,大家可隨時查帳✋🏻,有不滿意的地方可隨時把小字報貼到食堂門口,有的意見,還異常刺耳。如“希勿以同學的生命為兒戲。”“這種菜簡直是餵豬的👩🏻🦲。”“膳委不負責任🫥,既愚而詐🙈。”等等。膳委必須虛心接受批評🎺,認真改進工作。查一查這刺耳的小字報是誰貼的🌟,作為膳委成員誰也不敢這麽想。
第五,屆滿卸任🍟,仍是普通一學生🚺、一膳友。對職位無任何留戀👨🏻🦰。
如果民主政府能做到這幾點👩👩👧👦🆚,群眾不就念阿彌陀佛了嗎🤏🏿?
我在辦夥食的實踐中,不知不覺地學到了民主精神。
1947年學生自治會改選🍁🕵🏼。我被所在的社團(民主學習社)推出來當理事候選人。我所在社會系的幾個同班同學也來了勁🏋🏼♀️,自動組成了宣傳隊,十分賣力地為我作競選宣傳。事實上我並沒有求他們幫助,也未曾經給過他們任何好處。現在回想起來🫧,大概是因為我在上大一時曾在生活書店正式出版過一本《到農村去》的書,因此在學校裏有一定的知名度吧。他們在校園裏到處貼海報,敲鑼打鼓🤶🏿🗻,並把我編成歌來唱。《清華周刊》為我用二號字標題發表了消息🧑🏻✈️:“清華學生自治會競選理事,吳錫光(我在校用名)呼聲最高🤎。”投票結果,我的票數為全校第二名,當選了理事。
理事會分工🧘🏼♀️,由四名理事組成學藝部,我為部長,學藝部主要負責學生課余的文化活動🍭。主要幹的是兩件事✌🏿。
一是請校外的學者🙏🏼、名流來校裏作報告。我記得我請過季羨林先生。他那時只有三十多歲,剛回國不久🌩。會議由我主持。這是我第一次當主持人,普通話還講不好,真是南腔北調。我還請過著名的民主人士張東蓀。是我到燕京大學他的家裏,陪他步行🚧,經成府路走到清華園的⛹🏽🙎🏻♀️。我也請過另一位知名人士🤽🏿♂️。中文系高年級的同學還挑眼說:“他有什麽資格到清華來講話?”這實際上是批評我,我才知道清華請人來講演,還真得好好掂掂這個人的份量👘。
二是編輯出版《清華周刊》♈️。這是一份像晚報一樣大的小報。刊登學校的新聞和學生的作品🤟🏼,每周一期,由學生自辦自銷,學校根本不管🤦🏿。出刊時🫳🏻,在大食堂門口一擺🦹🏻♀️,吃完飯的同學走出食堂,便圍上來看或買👮🏻。
我當了學藝部長,就是兼任《清華周刊》的總編輯🏊🏿。天哪,辦報的事,我哪幹過🧟?但是,既然逼上梁山🤽♀️,只得一樣一樣從頭學起。第一件事是組閣。我請出了九個學校中較有名氣的筆桿子💮,組成了編輯部✮,前面提到的香港詩人何達#️⃣,那時就是我們文藝部的編輯🎽。現在《人民日報》的名記者陳柏生,那時積極支持我們的工作🧑🏻🏭🚾。我們還有一位特約的軍事評論員林方其😫,後來成了《工人日報》的記者。他的軍事評論🍧,分析相當準確,是很叫座的文章🧑🏻🦲,我經常逼著他寫→。
每周要在我的宿舍召開一次編輯會議,安排下一期的文章。10個人總是到得很齊🧑🏿🦱。當時幹這種工作👩🏼🎓🤽🏽♂️,沒有任何報酬,寫文章也不給稿費,但是大家都能積極熱情地工作。
那時🥼💁🏽,我白天要上課(功課我是從不敢耽誤的)𓀏,還要參加一些社團活動👌🏼,處理稿件只能在晚上幹👩🏻🦰。學校規定,晚上十點熄燈,我總是事先到小賣部買兩根蠟燭,兩個燒餅,幾支香煙,熄燈以後☝🏻,點上蠟燭接著幹。往往要幹到下半夜兩點💪🏻,餓了啃燒餅,困了抽煙。
我參加工作以後💃🏻,幹過的行當比較雜👨👨👧,換過的單位也相當多,從縣、市到省,到中央國家機關都幹過,但還能比較快地適應工作。當過大大小小的頭目👫🏼,大家反映我作風比較民主,能尊重與我意見不一致的幹部,比較有容人之量🩸。成家以後,成了家庭的主要成員👩🔧,別人也反映我們家比較民主,尊重婦女,尊重孩子。我想這些作風都是從聯大和清華的沒有字句的書中學來的。
[1]楊賢江👨🏻🦰,我在清華的老同學楊川之(現名徐昉)的父親(1895—1931)✊🏼。我國著名的教育家♟。
[2]《觀察》1948年5月第4卷第11期。
(選自吳方著《浮生十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