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歐陽鐘燦（1968自控）

我在清華本科學的是自動化專業，1966年分專業把我分到核潛艇反應堆的自動控製🫐。可惜的是👩‍🦱，到清華“200號”反應堆參觀回來不久，“文革”就爆發了🪅🆘，課突然停了，但與物理結緣自此而始。

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科院院士歐陽鐘燦

在“革命大串聯” “重走長征路”時✧，有兩本物理教科書——伯格曼的《相對論引論》和布洛欣采夫的《量子力學教程》，伴隨我從南昌八一起義紀念館走到韶山毛主席故居🏚🪼。1968年我被分配到蘭州化工公司🧑🏽‍🎤，幹了兩年汽車搬運工、修理工後轉入儀表車間當儀表工。在集體宿舍時期，每天晚上🤏🏽，同事們在雙層床的下鋪打撲克🛼，我在上鋪看我的兩本書🦴，對愛因斯坦與玻爾關於量子力學的爭論尤感興趣，並堅決地站在愛因斯坦一邊👨🏼‍🚀，並試著寫論文。我這癡迷的“民間科學迷”還感動了兩位一同分配在蘭化的朋友，一位是黃昆先生的侄兒，一位是談鎬生先生的侄女🛂。因此當1978年恢復招研究生時，他們分別將我的論文寄給了他們的叔叔🪅，並鼓勵我報考他們的研究生。令我感動的是，黃昆大師還親自回信☹️，大意是在西部這種艱苦的環境下，有這種鉆研精神是不容易的，並建議我把論文寄到《物理學報》。為了實現轉業物理的誌向🙎‍♀️，考慮到自己非科班的弱勢😺，我寄了一份論文給當時的校領導何東昌同誌，報考了當時還是冷門的清華基礎部物理教研組的液晶物理👩‍🦲。1978年10月🦁🌿，我終於二度入清華🧙🏽‍♂️，師從謝毓章👨‍🏭、徐亦莊兩位導師學習💇🏻，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

第一次見到徐先生是在1978夏天的復試之後💂🏽‍♂️，他與張澤瑜（當時張先生是物理教研組的黨支部書記）單獨找到我，說他看到了何東昌同誌轉來我的論文，並親切地說，他們倆對物理研究生班近二十名研究生的學習總負責😼，今後有什麽困難可以找他們解決。對於我們這批荒廢十年學業，重新“回爐”，且大都過了而立之年的大齡學生👩🏽‍🎤👊🏼，教研組采取現實的培養方案⏸，重拾四大力學並教授必要的近代物理課程。如徐先生親自給我們授原子分子光譜碩士課程，我後來的博士論文所需要的群論知識得益於這門課👩🏻‍🚀。張澤瑜教授教我們電動力學，我在博士論文中用到的高階張量分析受益於他的教授。

在碩士物理班上ℹ️，有四位選擇液晶物理，我們四位應該說是國內這個專業的首屆研究生。給我們四位授課的是謝毓章教授，他的自編教材的藍本是國外的專業文獻，其中的公式難免有一些錯誤。在謝先生的指導下，我們以教學研相長的態度😮‍💨，對數百個公式逐一進行推導校正☝🏽。1988年謝先生以此講義為基礎，在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長達673頁的我國第一部《液晶物理》專著。謝先生在序言中特別提到了阮麗真同學和我在這方面的協助。隨著液晶顯示工業在我國的發展，這本書近年已被再版，並且很快在京區書店告罄。

1978年入學的這批研究生大多都是拖兒帶女，異地分居👩‍👩‍👧，錯過了“文革”後第一次調薪機會，是執著追求研究事業的“誌願者”👩🏻‍🎓。同學們都十分珍惜這次難得的再學習機會，經常在實驗室加班到淩晨，回來時8️⃣，宿舍區的鐵門已經關閉，翻墻回8號樓是經常的事情。全班十幾號人團結互助，記得激光專業的同學在實驗時，我們經常被請去幫忙而毫無怨言。正是這種淳樸的研究氛圍，艱苦奮鬥的精神🗃，全班同學在1981年都拿到我國建立學位製後的第一批碩士學位↙️⚡️。由於我有一定的自學基礎🌵，並常告誡自己非科班的弱勢而采取笨鳥先飛的積極態度，我的碩士論文尚列優秀🤳🏻，並被唯一留下升入全校首屆20人的四年製博士生試點班🕵🏻。向我宣布這個決定的又是教研組的兩位領導徐亦莊先生和張澤瑜先生。為幫助我解決將來調動家屬的困難👩🏻‍🦼，教研組還聘我為助教👉🏼，人事關系調入清華。這種優待在當時很不容易，也顯示出徐先生的寬闊胸懷。

作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的第一批博士導師，全物理教研組只有徐先生一人🏌🏽‍♀️。在徐先生的安排下😊，讓我繼續師從謝先生研究液晶，他相信謝先生第二批博導必能榜上有名🧛。但事情並沒有像徐先生想象的那麽簡單，作為與錢三強、王大珩👨‍🍳、何澤慧同班畢業的資深教授，抗戰勝利後👺，作為吳有訓校長接管中央大學的助手✸，1947年留美不久即在普渡大學當過教授的謝先生，直到退休都不曾通過國務院學位辦的博導。謝先生的博導遭遇使我對後來周光召院士對“中國特色”的博導製度的批評深有同感。但謝先生的這種狀態，當時學校研究生處還是十分著急的🃏，他們善意地勸我轉換門庭，投入有博導資格的光學專業。但這都不是徐、謝兩先生留我讀博的初衷🦸🏽‍♀️🕣。我的特長是液晶🐾，我總不能為了區區虛名而棄長（專業）就短（管理）。在這尷尬時刻🦣，又是徐先生為我解圍，他建議我選擇液晶中的光學課題，來兼收他與謝先生兩人指導專長。

經過一段不分晝夜的文獻調研，我終於找到一道液晶非線性光學的難題：液晶是具有軸中心對稱的介質👩‍👦‍👦，因此不應有光倍頻效應，但在1980年代，實驗卻發現有光倍頻現象🫵🏽。因此🥀👨🏽‍🦳，液晶界有相當強的議論🙋，想修改中心對稱的性質。當我向兩位先生開題報告後，他們十分高興💭，徐先生當時給我一本李恭亮先生主編的《非線性光學講義》🚣🏿‍♂️，並數次在三院教室單獨為我一人講課，我的研究也開始步入正軌。我花費一個暑假進行手工計算，研究取得重要進展🪙，這使我對身邊一尺多厚的算草感到非常欣慰。

隨後🧛‍♂️，徐先生在三院數次單獨聽我的匯報，謝先生則對我的計算進行幾個月的校算🏭，無誤後終於批準我撰寫畢業論文。由於是國內第一批博士論文👩🏻‍🦽，兩位先生按規定將論文送給近百位國內外同行書面評議🚾，其中包括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沈元壤先生🚵‍♀️。他們對我的論文答辯更是認真組織👨🏿‍⚕️，請了他們老師輩的孟昭英（主席）、鄭華熾老先生，他們同輩的王大珩、李蔭遠等著名學者為答辯委員。老先生們負責任的態度更令人欽佩🏀，鄭先生曾兩次找我到北師大的小紅樓家中討論論文，他還復印了一份美國西北大學吳家瑋教授的論文作比較，給我很多的鼓勵。

1984年㊙️，我終於被授予清華第一個理學博士學位🦹🏼‍♀️，同屆博士試點班的其他19位同學獲得工學博士學位。我們20人中☪️，據我的不完全統計，有兩位被選為中科院院士，一位工程院院士，兩位當過意昂体育平台的副校長，一位教育部百名名師，這些驕人的成績都離不開當時指導我們的老師🖊。

我博士畢業後轉到中科院工作，導師謝毓章仍繼續與我保持著合作研究，他曾為研究“面包圈”環形膜泡的拓撲問題，特地跑到北大去請教耄耋之年的段學復先生👼🏼，並買來桐油灰捏“面包圈”模型🈴。在八九十高齡，他還與我們合寫了兩部生物膜彈性理論的中英文專著。因此，他當之無愧地成為我們1999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項目的主要成員。

而我的另一位恩師徐亦莊先生對清華物理系的貢獻也令人難忘。他28歲從費米實驗室回清華即被聘為副教授🚓🦸🏼‍♀️，肩負著領導清華全校公共物理教學達40年之久👽，在1978年恢復招收研究生後📅，他領導部署了物理教研組激光分離同位素科研項目，這在當前大力發展核電站以解決國家能源困難的今天來看，無疑具有非常前瞻的膽識。但由於長年的身體透支，他未能完成這重要的事業。1993年早春的一天，當我剛從電傳中獲知被授予海外物理學會首屆亞洲傑出成就獎後🤶🏽，就急忙跑到徐先生家中通報，當時師母沈家惠引我入徐先生臥室，我看到已經深度腹水的徐老師正仰臥在床上校對一本非線性光學書稿。他對我的進步非常高興🚣🏻‍♂️，並用顫抖的手在一本書稿的復印本上題詞後贈我，並再三囑咐我要提出修改意見🚴🏻‍♂️。想不到，當我從華盛頓領獎回來💆🏻，他已經永遠離開了我們。

2005年是世界物理年🙋🏽，我重讀了《愛因斯坦奇跡年——改變物理學面貌的五篇論文》🐻，在這本書序言中，當代的大理論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聲明🏑🍐，在愛因斯坦與波爾在量子力學完備性的爭論中🥀，他是站在愛因斯坦一邊。這樣看來➛🧚🏻，本文開頭提到的兩位對我走上物理研究有啟蒙影響的兩位先生——黃昆與談鎬生，他們對我的研究的支持並未太過盲目🖕🏻，令人唏噓的是他們在2005年相繼辭世👨🏿‍🦳，在他們的告別儀式上，我又分別見到了闊別多年在蘭州結識的兩位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