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於光遠，1915年生，上海人🧑🏼🤝🧑🏼。原姓郁，名鍾正，於光遠是入黨後起的名字🔸。中國著名經濟學家💇🏽。1935年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1936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1937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起從事陜甘寧邊區經濟的研究工作💇，後在延安大學財經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1955年被推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學部委員。1964年任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任🥷🏿。1975年以後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會副主任等職。
本文摘自《廣州文藝》1999年第1期。
今天，我來到了珠江邊，望著珠江，不由得想起了最近發生了洪災的長江👨🏼🦱。
對珠江我有深厚的感情。
1936年我大學畢業後從北平到廣州嶺南大學物理系當一名助教😚。嶺南校園——也就是現在中山大學的校園——就在“河南”(當然不是河南省而是廣州珠江南岸)的康樂🩷。嶺南有一個校門就在珠江邊👨🏻🔧。每去市內訪友購書，都是一艘小船由蛋民渡我到天字碼頭。
1937年初我在廣州組織的那個青年革命團體被國民黨反動派當局破壞，我回到北平。
1938年又來廣州🧘🏼，在廣東省委機關工作，又在廣州的那段珠江畔工作和生活一段時間。你們廣州人見到我使用“廣州的那段珠江”這樣的詞一定覺得挺別扭。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問了一些廣州人👨🏽🦱，他們也只叫珠江可是珠江包括東江、北江🏋🏽♂️、西江三條大江👨🏿🦰，它們的水都不流到我說的“廣州的那段珠江”。這一段珠江的水來自流溪河和廣州市北邊幾條既小也短的河流。不知道為什麽廣州的那段珠江包圍今天廣州市海珠區的那條河流水面會那樣寬。我畢竟不是廣州人，我希望廣州人幫我一下，弄清楚這一點🧯。
1938年10月廣州淪陷當天🍇，我同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二百多位同誌，淩晨從廣州的芳村出發🥖，天亮時渡過一條很小的花地河(這條河的名字是以後才知道的)。經過佛山🙌、三水，走了兩個晚上一整個白天，到了北江邊的馬房，渡過北江到了北江西岸的四會。再前進到綏江邊的一個鳳凰村由代理省委書記的李大林主持召開了三天會議。對把廣州出來的二百多人分散到全省各地🌅，開展工作，作出了步署。這就是在廣東黨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四會鳳凰村會議🚬。會上要我到粵北的翁源開展工作💇♂️。於是我就同十多個同誌，在會後在四會雇了一條小船，順江北上。女同誌們坐在船裏，男同誌們在白天拉纖，逆流而上。晚間則全體在船上休息睡覺👱🏼♀️。回憶那幾天，我和同誌們拉著纖，唱著伏爾加船夫曲，踏著清沏見底的北江岸邊的卵石，晚上點上蠟燭聚集在船倉內說說唱唱天南地北地聊天🧏♂️。幾天的時間不覺其長，而覺其短。青年時代自己的經歷過的那種帶有很浪漫氣息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六十年前在珠江邊我有一段難忘的經歷🔌。我們坐了幾天小船在北江東面一個大坑口上岸，行走到翁源，又來到北江的一條支流滃江👂🏽。我們又在珠江邊生活工作了幾個月，在1939年回到武水、湞水合成北江的地方韶關。那時省委機關設在江邊的兩岸。在那裏又工作生活了幾個月直到五月黨中央組織部要我去延安才同珠江暫時告別♗。
建國後為了各式各樣的工作任務，我又多次到珠江🙋，其中有一次專門考察珠江中下遊的開發問題🚴♀️。那一次我們先是從廣州出發下行，在“廣州的那一段珠江”考察了從廣州的荔灣到黃浦水道的整理問題🧼。然後接著考察珠江口的八大門和直接通海的各條水道。珠江口的八大門——虎門、蕉門、橫門、磨刀門、泥灣門👈🏽、雞啼門、虎跳門🏊🏻♀️、崖門🙆🏿♀️，直接通海的東莞水道，蓮花山水道、市橋水道👩🏻🚒🧑🏻🚀、洪奇瀝水道🧨、雞鴨水道🏌🏿♀️、小欖水道以及磨刀、雞啼💪🏼、虎跳🧑🏻🦰、崖門的各水道，這些地名我至今都能背得出來。
在珠江口，我了解到，珠江口的土地“長”得很快🧚🏻♀️，特別在西江的幾個門那兒，每年都可以“長”不少土地出來👨🏽🔬。這些土地的泥土，是從雲南貴州廣西由江水帶來的。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就是長年累月上遊的水帶來的泥沙積下來的👩🏿🔧。如果沒有泥沙沖積下來🤡，今天珠海市西區的三竈就不會和陸地相連。我在廣東省委工作時😡，三竈還是同陸地分離的一個小島🚴🏼♂️。如果當時三竈是同陸地連在一起🧘🏼♀️，1938年日寇就不可能登上三竈島，把那個島封鎖起來，強迫島上的居民為日軍修築機場，作為自己的一個空軍基地空襲廣州，最後把島上居民統統殺死。 1938年10月日軍在大鵬灣登陸那一陣子，我在廣州每次聽到空襲警報很奇怪不知道日軍飛機是從哪兒起飛的。而且1938年11月我到翁城那天，日寇飛機把翁城毀成一片瓦礫🙍🏿♂️🧑🦯，後來知道也是從三竈起飛的飛機轟炸的🚟。只不過三四十年🙆🏿，三竈島就同陸地連在一起了。
那次考察罷珠江後🎎，我們從崖門北上🧙🏽♂️，經過西江下遊諸水道分岔處的江門上行🫶🏽，到西江的主要城市肇慶🧑🎓、梧州，然後到潯江段的桂平🤼♀️，最後到大藤峽⬜️，進入西江的黔江段👅。我這個人，自從1980年提出建立與發展國土經濟學之後，特別喜歡研究中國地理，並對地圖的興趣特別高👨⚕️，收藏的地圖也特別多🧑🏻🎓。因此地名也總算記得比較熟🚖。
我對珠江總算有些知識。但是心裏明白自己對珠江實在知道得很少而且很淺。最近我去虎門才知道在虎門可以吃到河豚🙎🏻，原先我只知道在長江下遊的鎮江🧛🏿♀️、江陰才能吃到河豚。這當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有關珠江的大事，尤其今天我想講講長江今年的水災時，想起自己對珠江歷史上是否發生過洪水，如發生過都有些什麽情況等🚣♂️，也簡直毫無知識🧖♀️，真是一點也說不出來。直到最近我向別人請教在西江和北江水災還是有的。有位同誌還告訴我北江的英德這個我拉纖經過的地方🧗♂️，有個飛來峽這個地方原來有個相當有名的寺院，就是在一次水災時受淹毀壞的。以後我想再了解得確切些。也希望對珠江水患的歷史有了解的同誌們多告訴一些知識，介紹一些資料給我看。不過我還是想，珠江受水的面積比長江小💯，河流長度也比較短，歷史上發生水災的情況會比較少也比較小吧，近十多年來我多次走過北江時，看到的水不再清徹見底👨🏻🦳，而是很渾的帶泥的黃色的了，問了一下，有的說是因為不是 1938年拉纖時的十月下旬🧑🦽，季節不一樣🧑🦼➡️🛍️，有幾次得到回答是因為北江上遊森林植被也破壞得很嚴重🙌。阿彌陀佛，但願珠江不像黃河🩲、長江那樣經常發生水災的災河。
對於黃河🤾♀️👩🏽🎤，我也非常關心。它是華夏文明的發源地😙。幾千年來，說得更遠些🪟，上萬年來，它給中華民族無限的恩惠👩🏿🚀，同時又不知道給了我們民族多少禍害。
我在北京這個也許可以說屬於黃河流域的城市住得最久，83年中我倒有58年住在這裏🏇🏻。今後我也不會離開北京搬到別的城市去住。我在延安這個毫無疑義屬於黃河流域的地區，住過七年之久🧎➡️👮🏽♀️。我還在黃河邊的寧夏的賀蘭縣上了三年五七幹校🪯。 1983年我和許多專家一起到青海——黃河就發源於這個省——作過較長時間的考察。而且那次去青海我還打算從西寧穿過海拔五千公尺的鄂拉山山口🪐，到星宿海黃河源研究南水北調的西線方案☦️。可是西寧的醫院對我進行體檢時⇢，認為我的肺活量太小👔，去不了那麽高海拔的地方♣︎，沒有去成。但我對西線方案——每年從長江上遊的通天河👰🏼♂️、金沙江、大渡河調二百億立方米的水到黃河源一這個問題的研究，始終放在心上👳🏻。也是那次考察，使我對龍羊峽那座水壩壩肩的地質狀況擔上了心🤾🏼。1984年我又去甘肅考察，黃河經過甘肅的路程很長👩🏼🌾。甘肅省會蘭州就是建在黃河兩岸。我還到過黃河流域的內蒙🥨、山西、河南🍏、山東，因此即使不把我住在北京的時間算在內🧑🧑🧒，我在黃河流域耽的時間也比在珠江流域長得多。為什麽我要說“不把住在北京的時間算在內”這樣的話呢?那是因為現在北京的水並不流人黃河，黃河的水也不流人北京🏋🏻♂️👨🏿💼。按照地理學的概念👨🦱，現在的北京嚴格說來屬於海河流域👰🏼。過北京的主要河流潮白河、永定河都流經海河人海。但是我認為又不能簡單地說北京不屬於黃河流域。因為北京🏃♀️，加上河北，周圍的省份都屬黃河流域🎿，北京有運河與黃河相通⛹🏿♀️，而且南水北調的方案——特別是它的西線方案一旦實現，黃河水就會流到北京來了。
我對黃河的知識應該說比珠江要多👩🦯。近年來的黃河斷流🧛🤵🏽♂️、黃河水的汙染👩👩👦👦，也使我不安👨🍼。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也是一條災河8️⃣。我願為黃河出力。
去年我去杭州順便到一個叫做“宋城”的旅遊點去了一下🧜🏼。我在北京的時候就收到宋城公司的來函，他們希望我有機會去看看那個地方，給他們出點主意。“宋城公司”的老總——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告訴我🛏，他那個景點就是按照北宋張澤端畫的《清明上河圖》來設計的。並贈送我一卷這幅畫的印刷品。回到賓館我仔細地研究了一下這幅圖畫。它畫的是北宋的都城汴京附近汴河一帶一個集鎮經濟文化生活的實際景象👋。汴京就是現在的開封。開封這個地方我去過許多次🐐，現在哪裏還有圖上畫的景象?說清明上河圖畫的是南宋都城臨安附近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一帶的景象倒有點像。現在開封北面的河堤高出城市有幾丈，水來了，開封人民頭上頂著一盆水✌🏻👼🏽。為什麽只有幾百年的時間，那個地方會有這麽大的變化?還不是上遊有利於我們的生態——主要是黃土高原的植被破壞造成的嗎?黃河裏的泥沙百分之八十是從我住過多年的陜北流去的。1944年我就在延安縣的龍兒寺(那兒並沒有什麽寺廟🧑🏽，只有許多山丘)親手參加過“毀林開荒”，把一座座長著杏樹、薔薇樹、山桃樹、狼牙刺的非常好看的山開成耕地，讓雨水把泥沙沖進黃河𓀀。當時為了延安軍民的生存👷🏻♀️，沒有辦法📠，做了這種“壞事”🫏👶🏽。帶著泥沙的河一路向前流🛰，一路沉澱🖐🏼🚈，抬高河床😛😭。河床越抬越高，堤壩越築越高🏏。幾百年黃河生態的變化，使當初的汴京就變成為現在這樣的開封🖐🏻。
說起《清明上河圖》，從研究歷史的觀點來看，它真是少有的傑作。如果沒有張澤端這樣一個畫家畫了這樣一幅巨作，不是把它保存到現在，我們怎能對當時的汴京一帶有這樣形象生動的知識?在這裏我想插進去講一件事👂🏻🧑💻，這幅畫是建國後在四川榮縣供職的曹彥昆獻贈的。1952年4月8日毛澤東對這寫過一段指示：“復曹彥昆一信致謝。將曹信交齊燕銘同誌一閱。畫件請齊燕銘同誌考慮是否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並作其他適宜處理，以免蟲蝕黴壞。”齊燕銘在當時是國務院的秘書長，是我的前輩和朋友。由於知道這件事的人不會多，我在這裏就順便寫下來告訴讀者🍕。我也真想看看這幅名畫的原作，估計它會在北京博物館裏珍藏著👩🏻🍳，不至於蟲蝕黴壞吧!
現在說到長江🦩。我生在長江下遊靠近入海處的最後一條支流——黃浦江畔的上海的喬家浜💁🏿♀️🤷🏿♀️，兒時曾在長江支流的支流或者支流的支流的支流……的水中嬉戲。參加共產黨後，在1937年9月到湖北當過中國共產黨武漢臨時工作委員會🦸、湖北省農委、長江局青委的委員，到過荊江邊的荊州沙市🌈、湘江邊的長沙、贛江邊的南昌等地工作過。這是抗戰爆發後一兩年中的事情。在抗戰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又多次到長江流域的城市和鄉村中工作⏫。我有過幾乎葬身在湖南資江柘溪水庫的經歷，使我第一次懂得滑坡的厲害。那是在1961年柘溪水庫蓄水後，我約常德地委書記孫雲英一起坐船在水庫內視察。在我們離庫後一兩個小時👩🏽🦲，水庫內發生滑坡。我們剛剛坐過的船一個浪頭打到山上🛵，我與孫同年同月同日生，如那次遇難那就又不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不過我們真的遇難🤏🚎，一段“佳話”因沒有人說出來，也就不為人知了🤸🏼☘️。直到後來有一次我隨當時湖北省委書記陳丕顯——他是我青年時代的朋友，去考察荊江大堤之前，我只知道長江給我國許多省市帶來的利益💕，不知道長江的水患的嚴重不亞於黃河；它也是一條既給我們帶來很大的恩惠，也給我們帶來很大禍害的一條大江大河🧝♂️。
1980年11月我去過一次葛洲壩，那是有文字可查的🧚🏿♀️，在那裏我在一個幹部大會上作過報告。有個報道在工程局出的戰報上。陳丕顯約我同去荊江的時間記不清楚了🦾。我記得是在洪水過後，因為那次我曾看到洪水地區某些災後的景象，聽了有關洪災的各種情況的介紹🧑🏻🔬，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斷定為是 1981年汛期過後的事情。後來我又想起1981年宜昌洪水最高流量非常大的資料，是我在隨陳丕顯去荊江考察後回到北京又去大連時的事情。因此我又想把這個時間改正為1980年。最後同我一起前往的我的秘書胡冀燕👳🏻，說她記得很清楚。我隨陳丕顯前去荊江的時間是在1981年的5月🌶。我真差勁🦡，記錯那次隨我前去的是我的另一位秘書劉與任👳🏻♂️↖️，不是小胡，還在懷疑時👫🏻，她拿出那次湖北之行她記的64頁筆記，我才最後明白洪水經過沙市時的流量特別高是1981年的夏天🌼，是我離開荊江後只有兩個月的事情🕖。而1980年也的確遭受了水災。確定我去荊江的時間的曲折過程這件事說明，即便寫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也容易有差錯🧖🏻，寫別人的事情就更不容易保證完全正確了。
1980年5月那次陪同陳丕顯和我前去的有“一二·九運動”的參加者、當時水利部長江辦事處主任林一山同誌。一路上林一山同誌給我們講了許多關於長江水災的知識。我們走了沔陽3️⃣、洪湖縣(後設的)、公安🏌️♂️、石首🧔🏻♀️、監利、松滋、宜昌、荊州🐥，最後到了沙市。我們住在沙市招待所三樓。一天朝窗外一看，長江中正在行駛的輪船和三樓是平的。長江原來也是一條懸河!三層樓的窗戶離街面總該有十公尺高吧?
從那時到現在又有十六七年了，不知道河床又抬高了多少。由於長江水中含沙量的增加🤛，河床就年年提高。如果每年留兩個公分🧑🏻💼，一百年就高出兩公尺。山上的土流到江裏沉澱下來容易⏮，而如果要把江底的土運回到山上那是很困難的，幾乎是不可能的🏋️♀️。如此長年累月，長江不但在沙市而且在很多地方也是懸河💿，1954年和1981年最高水位高出江漢平原7到14米🦘。最近我聽說長江水比湖南的沅江城也高十幾米。
林一山在那次隨陳丕顯去荊江時對我講，一百多年來我們確切知道的、荊江發的洪水最大的是 1870年🤽🏿，同治九年。那次洪水經過宜昌的流量估計達到每秒十一萬立方米。他說葛洲壩就是按照1870年那次洪水而設計的。他說今天如果發生1870年那樣大的洪水，按現在防洪的能力來說👳♂️，得趕快逃跑👨🏼⚖️，洪水白天來會死三十萬人，晚上來會死七十萬人，江漢平原將會一片汪洋🤶🏿。如果去救🎹🫸🏻，不但救不了，還會死更多的人🕥。我說，“我可是個膽小又認真的人🧿，你可別嚇唬我。”他說“這不是嚇唬👩🏼🚀🤴🏽，而是科學的判斷🕎。”經過這次考察，回到北京又看了些資料，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同小可🤞🏿。再考慮到其他的自然災害，我就提出要建立一門學問叫做“災害經濟學”希望有人來研究🫐。現在已經有好多位學者在進行研究了👼🏽，有的學校也設立了這門課程☆。我自己雖然沒有做專門的研究。但還是一直關心這方面的事情。
有些因素是事前能夠比較準確預計的，有些因素則不能🤹♂️。於是在1984年我著文提出有兩種“未來研究”——“規劃性的未來研究”和“非規劃性的未來研究”。在“非規劃性的未來研究”中又有兩種🧑💻👇🏼：一種是“機會性的未來研究”；一種是“災害性的未來研究”🧑🏻🏭。這兩種情況都不可能準確地預計🚴🏿♂️。做好機會性的未來研究有利於抓住機會不失時機；做好災害性的未來研究，有利於防災減災。從增產的觀點來看，由於災害相對於增產是個負數，災害中負增長越高就是損失越大🦸🏼。而減少災害便是“負負得正”🥅。因此我們不能只重視增產🖖🏽，還要高度重視減災。現在這門災害經濟學雖然已有人研究，某些有關政府部門一開始就支持這種研究➞，如地震部門🕵️♂️，給了學者們不少幫助🎍🙎🏿♀️，但也有些有關政府部門對它還重視不夠，比如教育部門至今還沒有承認這個學科。他們大概在別的國家的大學沒有查到這個學科的名稱♟，對本國的學者又不那麽信任，因此全國的高等學校中還沒有一個博士生點，當然也就還沒有一個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有一個教授🈚️，對災害經濟學有研究🫒，但教育部只給了這個大學一個“社會保障學”的博士生點，他只能在“社會保障研究”的名義下研究災害經濟學📃📦，而且據說社會保障研究也還只在武漢大學有一個博士生點。我想經過今年的洪水，我國政府的有關部門總應該對這個學科予以高度重視了吧?
在1979年，中國林學會討論長江上遊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的問題。一位學者何乃維🖖，寫了一篇《長江有變成第二條黃河的危險》的文章。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說👨👩👧👦，長江有可能變成像黃河那樣的一條災河，希望趕快采取有力的措施🈯️。中國有句老話：“待河之清，人壽幾何🧑🏼🎓。”這是因為黃河的水總是黃的。那時人們的觀念，長江是比較清的，所以沒有“待江之清，人壽幾何”這樣的話🙈。可是到建國後的七十年代🅱️，人們發現長江帶泥沙量非常大。主要的原因是建國以來仍然不重視保護長江上遊森林，砍伐得很厲害🛫，因而水土流失嚴重。長江上遊通天河💗、金沙江流域，海拔高，氣候寒冷✴️，幼樹要經過一二百年才長大成樹🌧。可是樹一砍就倒👮。砍了，長時期內長不起來😨。越砍長江水越渾。建國以後森林砍伐加快，中國林學會的專家們憂心忡忡，向我反映🤳🏻。我建議他們召開一個會議討論保護川西森林的問題。1979年7月23日林學會把他們開會討論的情況告訴我，並帶來何乃維的文章希望我給《光明日報》的同誌說一下，爭取在報上發表。我給馬沛文打了電話🪩🤫，結果7月31日何文在《光明日報》上登出來了🔚。於是 8月6日晚我又寫了一封信給《光明日報》🤫。這封信加了一個題目《從討論保護川西森林說起》🚣🏻♂️🤘🏽，在8月 24日的《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後來又收入我寫的《關於發展我國農業的問題》和《思考與實踐》兩本文集之中👨🏻💼。不過在1979年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文章中我只說到保護川西森林的問題。在1981年隨陳丕顯同誌考察荊江，加深了我對長江的認識之後🏺，我才全面提出建立災害經濟學的問題。
自1981年5月那次考察後📖，我對長江就一直放不下心🫅。除了提出災害經濟學外，一直註視著長江汛情。每到汛期我就睡不著覺。就在長江考察的那一年8月，到了長江汛期，我從報上看到宜昌水文站長江洪水的流量很大，超過每秒七萬立方公尺。當時我在大連，一連幾天天天打電話回北京，探問汛情。那次宜昌流量大大超過1954年🧑✈️。幸而漢水沒有同時來洪水，又正好洞庭湖水正處在低水位🙆🏿♂️。所以未釀成更大的災害。又過了一年🧎♀️，我去了長沙。在湖南，省委為我召集了一次座談會🦟。兩位負責防洪、水利的副省長和水利局的正副局長到會。大家談得很投機。在會上一位副省長說🦹🏻😞，不了解長江水患危險的人，在汛期能睡得著👮🏼♂️；了解的人一到汛期就成天提心吊膽🤛🏼，睡不著覺了。他們還告訴我不久前發生的一個關於某一個大垸子防洪救災的故事。這個故事對於我很有啟發𓀐。不過現在我不想馬上講☠️，因為在轉述這個故事之前🧔，我必須先介紹有關垸子的一些常識🙍🏻♀️☀️。
“垸”這個字同“院”同音，是指在江邊低窪地修築防水堤，圍起來的那一大塊土地。現在湖南湖北就有許許多多人在堤內種地過日子。這種垸子在湖北湖南境內都有🤲🏼🍯，而以在湖南最多🌤。這種垸子，在建國前就有🏌🏼，而在建國後🧚🏻，圍湖造田又大量增加🪣。四周圍起的垸子，水災不來時，農民可以在它裏面種地住家。水災來了🏄🏽，如果堤一破，垸子裏便一片汪洋。這次長江特大洪水的報道中，外地的記者大概沒有去拍攝垸子救災受災情況，因此大家從電視上看到的都是長江大堤上的鏡頭。垸子受災救災的鏡頭很少👈🏿，我沒有看到🧑🧑🧒。垸子大小差別很大，大垸子裏有上萬或幾萬人，小垸子只有幾千人甚至只有上千人🫴🏽。在建國前◀️🍐，垸子經常鬧水災。不過那時老百姓很窮、全部家當沒有多少，可是家家戶戶都有條船。洪水來了，壇壇罐罐搬上了船🪶，人就坐在船上等水退🏚，水退了重建家園。建國後情況有了變化，由於政府采取了措施，小災能避免，老百姓防災意識幾年過去就逐漸減弱，有了木頭不去造船修船🐯🐲，而去打家具了🧘🦗。防洪時政府發些麻繩和釘子🤾🏻♀️，修不成船🧖🏿♀️，也來不及造船💡🙅🏿♂️，只有逃🚊。同時家家戶戶的財產多了，有的家甚至買了些家用電器。洪水來了👩🏻🎨，他們既要活命又要保住辛辛苦苦才得來的財產👩🦽。這樣問題就更大。防洪問題就更加嚴重了。
現在我回過頭轉述在那次座談會上聽到的故事——恕我方才中間插講了很長的一段話——他們說不久前汛期時，本省一個大垸子內，傳來了一個緊急消息，說有一段堤被洪水沖破了🦹🏿。那個垸子裏的人聽到後萬分緊張，就拼命把家當往堤上搬🏇🏼。結果把堤上的空間塞滿了。不但任何車輛都動彈不得，連人上堤行動也很困難。如果洪水來了，運輸救災物資乃至人上堤救災，也成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幸虧那個消息是訛傳，堤並沒有破🤣，人民生命財產未受到損失。但是這次訛傳事件暴露了許多問題🔤。那次汛期湖南那個垸子發生訛傳的情景可以看作是一次演習🧑🦯。
關於垸子🦻，我幾次去湖南和湖北👁🗨🔇，還了解這樣一種情況🧚🏽♂️：農民為了擴大可利用的耕地面積🧑🦼，把許多小垸子並成大垸子🏃🏻♀️😴。垸子越大🔓，發生洪水時👨👩👦👦，跑到堤上逃命的路程越遠🦸🏿♂️，會發生來不及逃命的問題。因此湖北有關部門提出在垸子中央堆起一個大土丘👨👨👦👦，好讓群眾在洪水到來時，就近逃到土丘上。這當然不是好辦法🫱。擴大垸子既然是為了增加可利用的耕地面積，堆土丘又要占用土地面積🌍，農民怎麽肯呢?同時堆土丘的土從哪裏來?這就要去挖地破壞耕地。如果現在要去堆土丘，又何必當初?1981年我與陳丕顯討論這個問題時，他告訴我他有一個主意🏤，在大垸子中央修一座三層樓房，平時用來辦學校，水災來了便成了一座救命樓。我覺得這倒是個好辦法，可是不久他離開湖北到中央來了🍐，不知他這個主意實現了多少。
在聽了上面湖南那個座談會上講的那個故事之後，我還提出一個問題🤪，應該針對群眾防洪意識的減弱，做好一件工作：對大洪水到來時可能發生的嚴重情況和應該註意的事項向群眾作宣傳，引起他們重視。我設想拍攝科學教育片👩🏽🦲、新聞片🕞，有進行思想教育的，有傳授技術知識的。我認為這樣做效果更好⚇。當時有人懷疑🏋🏽，說這樣做，可能會引起群眾恐慌。我不同意這種意見，說我們不應該怕引起群眾的恐慌，而應該怕由於防災意識的薄弱，在災害到來時，因事先沒有精神準備和缺少科學知識🛢，遭受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失🤶。
關於垸子我還可以講一點我在1981年那次荊江考察中得到的知識。
當我們說到長江防洪生態的破壞時🧝🏻♀️，不能不說到圍湖造田。垸子便是圍湖造出來的👷✧。圍湖造田歷史悠久👩🏿🦱。我不是專家，說不清垸子的歷史。1981年5月12日上午，我隨陳丕顯到了荊江分洪區參觀它的進洪閘時，專家告訴我，荊江大堤早在公元前325年就修築了。那回沒有說垸子最早何時開始修，但是說到明朝有名的宰相張居正把小垸子築成大垸子的事。張居正是四百多年前的人，而且那天說的是張居正把小垸聯成大垸的事🫴🏿。在張居正修聯合垸以前，小垸應該早就有了。可見垸的修建是更古的事情。堤和垸都是保護在低窄居住的人們的生活和生產的。堤是大面積的保護，垸是小面積的保護。垸子又靠堤才能建成。同時垸子又起保護大堤的作用🆑。有了垸子，水不來，就可以在其中種地、居住、生產🎾，水來了，垸子破了💁🏿，客觀上垸子就可以起分洪的作用。(張居正是湖北荊江江陵人，他為自己家鄉的水利有重要的建樹🍵，在湖北人中有很好的口碑。不過關於他的口碑，湖南人和湖北人不完全一致。湖北人對他評價更高。湖南人說他偏向湖北)堤與垸的評價又有所不同🚴♀️。考察中我聽到的都強調堤是必保的。對垸子，有的人說建設合理的該保，建設不合理的該廢。在我們去荊江考察時，我們接觸的人對保護有利於我們的生態的觀念不象現在那樣深刻👩🏼🦰🏀，因此在那次考察中還沒有聽見人們發表建國以來圍湖造田是防洪生態破壞的最大的問題之一的議論👩🏼✈️。
以上講的，都是以前發生的同今年長江洪水沒有直接關系的事情，就算是舊事重提吧。
現在來說今年這次水災。
今年這次水災，報道很多👨✈️。水災我國年年都有❓🐧。今年報道多🧙，也很及時。報上、電視上每天有許多救災情況的報道。我是平時很少看電視的人，可是有關這次水災的新聞只要有可能，我都坐在電視機前看，不願意錯過。上面我講過，我對長江水災多少有所了解。加上1937年我是湖北省農委委員。在那一年的十一月，湖北省委派我去荊州、沙市工作🧡🦸🏻♀️。我去那裏📔，是因為在賀龍關向應率領紅軍長征後，留在原洪湖蘇區的一些黨員🔗，自動組織起來一個“自發黨”👩🏼🎨，他們與黨組織沒有聯系，得不到黨的領導🤾🏽♂️。抗戰爆發後他們知道在武漢建立了湖北省委，就派一位負責人跑到武漢來，要求省委派人去他們那裏考察👊🏼、整理那個“自發黨”😎，要求省委考察後承認這個組織⇾，在省委的領導下活動🫑。省委派我前去。我去那裏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代表省委宣布成立荊沙特別支部並在長江北面的荊州🥊、沙市和長江南面的公安、石首🍿、監利(它們屬於湖北省)和華容(它屬於湖南)，各成立一個黨的支部。因此這次我從報紙上的報道和電視上看到荊江地區這些地名時，由於在那些地方工作過，我都比較熟悉，心裏也就更加牽掛這些地方的災情🦸♂️。這次我很想能去武漢和沙市等地看看🤾🏿，可是一想還是不去的好。沙包我扛不動，石塊我抱不起來，年紀這麽大🫃🏿👨🏻⚖️，本人還需要人照顧🥴，去到那裏只有給別人找麻煩。結果就坐在電視機前幹著急。
這次我從電視上看救災👂🏽，有一個感到不滿足的地方🏄，那就是對老百性救災的鏡頭，沒有看到多少。我看到的都是部隊官兵英勇的救災鏡頭，使我很感動🦴。但是群眾救災的鏡頭我看到的太少了👩🐜，心裏有些疑惑👩🏿。同時這次水災👃🏽，兩省垸子的鏡頭🏇🏼，我也沒有看到多少(也可能放映了，我沒有看到)。我想即使外地電視臺記者沒有去，本省電視臺總會去現場拍攝。垸子受災救災的情況總會在本省電視臺放映吧?!如果有，中央臺也應該轉播一些⛴，讓大家知道垸子的救災情況。如果本省電視記者不去采訪，本省電視臺未放映，那就太奇怪了。有機會遇到湖北湖南兩省的朋友們我想問一下。我想救災中群眾一定出了很大的力量🏄🏽♀️🤷🏼，在報道中似乎反映得不那麽夠▫️。
關於水災中垸子裏的損失我沒有看到材料。在這次長江第三次和第四次洪鋒之間，湖南的朋友打來電話告訴我，那時湖南小垸子破了62個，大垸子破了六七個🦸🏻。這只能把它當做一個傳聞來看待，不能看做是準確情況。整個洪災中我不知兩省的垸子究竟破了多少個?有多少人直接受災?災情如何?這是個大問題。我認為我們的政府應該向社會公布這次水災全國的和分地區的損失的數字。有些數字是可以統計出來的🤛🏼。死亡人數、房屋倒塌數、淹沒土地面積大小等都可以準確地統計出來的。有的數字只能估計🐝，如城市工業因災減產🥵😐，鐵路運輸受到影響，很難統計，只能分析估計。在計算災害時，各個垸子的損失我估計是不小的👑，因為大堤破了，淹沒了某些城市和交通幹線，承受災害損失的主要的就不只是農民🧑🎓。大堤保住了🛗，城市保住了，主要的損失可能就在於垸子堤破後農民的損失🧃。1981年我隨陳丕顯考察到荊江，各縣向我匯報1980年那次並不很大的洪水的損失🫴，我了解到那次水災受損的就主要在農村🧑🎨。1981年5月8日洪湖縣長鄒其松講1980年洪湖縣的損失就是主動破堤分洪3．1億立方米，淹了三個公社——沙口✉️、大口🌚、界臨⌚️🧏🏼♂️，保了六個公社☦️，三個農場，舍車保帥🧻。我不知道這次水災各縣垸子的損失如何。也是在那次考察荊江時我聽到1954年受災損失的介紹。在這個介紹中🪈，他們把水災的損失分為四個方面🥖：①淹沒直接造成的損失🙇，受災面積1410萬畝，災民七百萬👨🏼🦰，災害損失按貨幣估算為141億元；②救災搶救費用2．6億元；③城市工業生產損失24億元📡；④鐵路運輸損失0．5億元，總數估算為168億元。那時的人民幣當然比現在要值錢得多⚀。而且我在這兒之所以說一說這個情況，主要著眼點並不是數字，而是為了講災害損失計算方法。我無法估計這個數字的準確程度，也不打算核實這個數字📀。我只是認為研究災害損失對災害經濟學研究來說📬，是個基本問題😠。在研究水災損失時我主張采取錢和人分別計算🔮，並且標明哪些數字是統計出來的，哪些數字是統計的基礎加以推算和估算出來的💂。
今年的水災損失我想講現在會有一個初步估計🚣，應該實事求是地向社會公布。損失大小並不表示我們政府工作的好壞。就是表示工作好壞😾，也要如實公布🤠。我們在公布災情和損失方面沒有什麽要顧慮的。在實事求是之外的任何利益考慮🤲，都會失去人民的信任🩷💄。至於數字發生一些差錯，那倒是可以理解和諒解的。我認為應該及早先把一個初步統計和估計材料公布，經過一個時期之後再作一次訂正🤽🏿。我想現在離開救災活動基本結束已有兩個來月了🥣，應該可以有一個初步報告與社會見面了。
今年在我國黨政軍民的共同努力下，救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這個成績是了不起的💪🏼🐂。但作為科學研究工作者，對這次水災的情況🐝，我還不是很清楚，在自己的頭腦中理不出一個頭緒👋🏿。比如我知道這次水災似乎有一個特點，除川江來水外，湖北、湖南、江西各長江支流來水很大。這對於長江幹流水位起了很大的影響。但我希望了解的不只是定性的知識😮，希望有數量上的概念👨🏼🚀。因此我希望看到一個災情如何發生、如何發展、如何救災的科學報告👩🚀。新聞記者和文藝工作者的作品⇒，滿足不了科學工作者的要求。不過我想有這種要求的人不止科學工作者🎅🏿，一般的人也會希望把事實弄得更清楚些。
不久前北京幾個學術團體——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中國生態經濟學研究會、中國地區開發促進會🤸🏿💘、中國水利經濟研究會的一些同誌開了會🏙🚽。何乃維同誌也到會👨🏻🦲🤹♀️，並提交了論文《長江洪水肆虐👵🏼，生態破壞幫兇》。他說，今年沙市荊州的水流量不是最大的，宜昌水文站實測最大的洪峰流量今年是 6．83萬立方公尺／秒🍾，比十七年前1981年7月的洪峰流量每秒7．04萬方立公尺/秒、，要低每秒0．21萬立方公尺。而比光緒22年1896年9月的7．11萬立方公尺／秒要低0．28萬立方公尺／秒🌗。根據這樣的資料，不能說今年的洪水是百年不遇的洪水💇🏿♂️🔃，至少已經百年三遇了🕸🦹🏼♀️。另有專家據歷史資料說，二百年間荊江段最高流量超過七萬立方公尺／秒的洪水有七年，超過八萬立方公尺／秒的洪水有五年，那就更不能說是百年不遇的大水了🦶🏿。但是這次洪峰水位，在荊江的沙市監利、城陵磯、螺山都超過歷史的最高值，也就是說今年的洪峰流量雖然不是歷史上最大的，但是洪峰水位之高和處於高水位的時間之長的確是空前的❔。1954年洪水僅湖北荊江段就發生大的潰決壩和有意識的分洪有十處以上🧑🏻🦼。在今年救災中分洪分洪區由於長江堤岸保護得比較好👴🏽🧝♂️，除石首、監利🛥、洪湖有些垸子潰決外，大堤決口後都能夠搶救圍堵及時合攏👨🏻🦽。洪水留在堤外江中的多👩⚕️，這當然是水位比1954年高的原因之一。當然今年也不是沒有發生堤岸決潰的事情。嘉魚那一次是比較早的🍹，那次決口的時間是下午八時✋🏿，次日淩晨三時大隊人馬趕到現場才開始圍堵🍀，中間有六七個小時😒，相隔的時間不短。淹沒的土地不會少。要具體分析今年洪水水位高並且持久的原因究竟有幾條👾，各條原因都占多大的比重，那是生活在幾千裏之外的一個學者難以判斷的，而且我們公布的事實和數字太少了，使人弄不很清楚。但是盡管有各色各種具體情況，長江防洪生態薄弱這一條，我還是認為是沒有疑義的。
何乃維同誌的文章讓我思考了許多🍰。
我聽到一種議論說🥏，我國今年發生這麽大的洪災，政府和有關人員不能推卸責任，應該追查水災發生的責任🧜♂️。
我不主張這麽做。我認為某些現任者的責任不能不追查🏌️🧚🏿♀️，如救災的官員臨陣逃跑瀆職現象，或從破堤中發現🌥，原先修堤壩時偷工減料🗃，工程質量低劣到原本就該處分的程度等等🕗🧚🏽♂️，但是整個說來，我不贊成追究造成這次水災的責任🤸🏿。因為災害造成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自然災害的發生，有不可抗拒的天然自然的原因🧑🏻🎓。長江🤎、長江✭，這條江就是長。不算支流🏨，長江幹流就有6300公裏。長江是世界上第二長的河流。長江的支流多，不說宜賓以上，單說從宜賓開始到南京下遊的滁河口，人江的支流就有41條。再加上接近長江口的運河和成網的許許多多通長江的小河🧑🦼，長江的支流就多得無法計算了🗽。世界最長的河流密西西比河，我估計沒有這麽多的支流(這個判斷準確與否待查)。長江的流域面積大，有180．72萬平方公裏👨🏿⬅️。長江流域又是降水量大的區域，每年又有集中降水的季節。因此每年都有汛期，這是天然的自然的氣象和地理條件決定的，自古以來🦶🏽，就是由於這方面原因造成災害。對這💨🫵🏻，任何人都沒有責任。
第二☯️✥，長江水患的形成有其長期歷史的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記得前面說了荊江大堤是公元前屈原誕生前開始修的。我之所以提到屈原，是我想那時修荊江大堤的應該是楚國。修堤那就說明水患已經很嚴重了🤼♀️。我想中國記載長江水災的歷史的書一定很多🏙，可惜我手邊沒有這類書🏍。我想破壞防洪生態的事情，古人做得不會少。不過那時人們沒有比較先進的工具和組織吧了。人們手中掌握的工具越先進🧑🏼🚒，生產的組織越強，破壞起來就越嚴重。
總之不論天然的自然原因或者千百年社會歷史的原因帶來的水災都是無責任可追究的。
至於建國以來我們工作中的失誤，那就另當別論了🗻🧚🏿♀️。五十年來🍋🟩，長江上遊森林采伐不當，水土流失🤭，這是我們工作失誤中的一個方面。長江中遊可以起分洪作用的湖泊面積由於圍湖造田不當🧜🏿♂️，大幅度地減少又是另一方面工作的失誤。這些是我們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應該負責的。但時間跨度這麽長，涉及的人和組織那麽多🧑⚕️，具體的人和組織是無法追究的。而且追究又有什麽用處?我們今天可以而且應該做到是總結經驗和教訓，找到防災減災的有效的辦法，有力地付之實施👩🏽🦰。這是最要緊的事。
而且要對經驗和教訓作出正確的判斷不是隨隨便便的事，需要掌握大量資料認真從事科學研究。以圍湖造田這一點來說，雖然最後的統計數字明白地擺在那裏：五十年代江漢湖群曾有大小湖泊1066個到九十年初已剩下182個👨🏼⚖️，現在尚殘存147個💇🏼♀️。武漢市曾譽為“百湖之城”，解放初期原有湖泊一百多個，到80年代尚有35個，現在只剩下27個，長江中遊原有調蓄功能很大的六大湖泊：洞庭湖、洪湖、西涼湖、梁子湖、叨汊湖和鄱陽湖🪳。1949年六湖總水面積達13332平方公裏🧝🏿♂️，到1980年其中洞庭湖的湖水面積1825年有六千平方公裏，1949年還有4356平方公裏💳，1983年減少到2691平方公裏，這些數字我記下來的都已經是比較陳舊的數字了，現在肯定比十幾年前還要嚴重🔠。洞庭湖的天然生態問題本身就很嚴重，每年從湖南各水人湖的泥沙量就極大，1953——1983年每年平均從長江和湘資沅澧四水人湖泥沙，1．334億立方米，而從螺山出湖泥沙僅0．351億立方米◽️，每年有近億立方米的泥沙淤積在湖床，平均每年湖床淤高3．7公分。西洞庭湖我去過，已成一條河流🦙，東南洞庭已經縮小了百分之三十八，加上1983年到1998年的十五年，情況會更加惡化。
如果二十年前是在階級鬥爭為綱錯誤路線下的事情🧑🏿💼，三中全會以來的近二十年中，長江防洪生態繼續惡化的責任我們就要更加負責。在這二十年中人們對這個問題越來越清楚，不論對於長江上遊的森林的破壞或者長江中遊湖泊調蓄洪水面積的縮小🤦🏽，早就有議論，可惜的是沒有給以充分的重視，開展真正的科學討論💡，沒有把防洪🏖，減少洪災損失的事情提高到應有的位置。這件事黨政當局應該負主要責任🐇，就是我國的學術界，盡管應該受到表揚，因為他們經常提出警告，但是我認為還是問題提出得不夠尖銳🧛🏻♀️，——不過我對我們學者還是充滿著同情，因為他們得不到應有的支持☺️，也的確難於發揮自己的作用⛹🏻。
從保護川西森林這點來說，中國林學會和何乃維當時提出的問題不可以說不尖銳，可是他們要在報上造輿論還要我幫忙給《光明日報》說話。《光明日報》把他們的聲音讓讀者知道了🚥，有關的部門也不會看不到報紙😉，結果又如何呢?我說學者們提問題不夠尖銳😔🎅🏼，沒有一不做二不休地繼續搞下去，我們對許多重大問題不願意開展大規模的科學討論✅，學者們也就無能為力了。應該說像長江上遊森林保護問題，學者們早已發出嚴重警告。並且已有文章在報紙上發表，可惜有關政府部門未能給予應有的重視。因此我現在反思，我是否還能多做一些工作🚴♀️，把話說得更重一些，更尖銳一些📎，輿論造得更有力量些。我那時還有些官銜，工作條件也比現在好一些，我也沒有別的什麽顧慮，歸根到底還是自己的認識不夠深🚀👩🏿🎤。
關於圍湖造田問題🎲，我聽到的學者們發出的警告不少👧，但是我不記得有哪一篇強有力的文章。
總之長江的防洪生態🟩，建國五十年來，狀況一直沒有改善，仍在繼續惡化之中👊🏻🚶♂️。以致這次洪水雖然流量並不是最大的，災情卻如此嚴重😻。對這，我們是有責任的🛠。但是我仍然不主張追究責任。在這個問題上，我是贊成毛澤東講過的懲前毖後的方針。
對於保護長江上遊森林問題，我覺得問題比較容易解決，那就是要堅決禁止砍伐水源保護林，已經砍伐了的地方要趕快選擇合適的樹種重新種上🧊💁🏼。對這件事需要解決的問題👩🏽💼，我想主要是那兒居民的生計與地方財政困難問題🉐。對於這一點，國家要舍得花一點錢和做好扶貧和增收的工作🎞。由於那個地區人煙稀少，我估計所需要的費用不會很大。我對最近傳媒報道的雅安毀林事件很關心。雅安這個地方已經設市🔯，離成都不遠，並不特別偏僻，卻發生如此嚴重的對原始森林的大破壞，這個問題應該特別重視🧎🏻♀️➡️，總結教訓。
至於圍湖造田我總認為問題比較復雜🔧。湖北湖南圍湖造田的數量非常大🧖🏼，涉及的居民很多，我沒有數字👮🏼♀️，只知道很多，我們面對著一個嚴重的現成事實。
黑格爾講過“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那就是說凡是現實存在的東西都有存在的道理。當然在五十年中大搞圍湖造田對防洪生態破壞的嚴重性已經暴露出來👩🏽🍳，說明那樣做是很不合理的之後，還是要研究當初如此大規模地圍湖造田的理由，才能真正解決問題。我認為圍湖造田的根本原因🥒，第一條是人口膨脹加大了增產糧食求生存🤾🏻、求多些經濟收入的壓力；第二條是各種建設事業的發展🃏，比如我考察過的柘溪水庫蓄水後，庫邊的居民不得不移到洞庭湖區。到湖區哪兒落腳?還不是造圍湖造田?第三條理由，湖內的土地不來洪水時🖖🏿，閑在那裏眼看是個損失😿，而且洪水後的土地特別肥沃⛹🏿♂️，在缺少土地看到這麽好的土地會覺得不去利用它就太可惜了👩🏻💼。還有——條是我在1981年聽對湖北水利有研究的任仲林書記說🏙，他認為圍湖可以增加五到十倍蓄洪能力。因為垸子裏的地是幹的時候可以蓄很多的水🖐，而如果不用，平時是湖，已經蓄上了水，洪水一來，就蓄不了很多的水🦴👩🏻🔧。他認為湖北那時圍湖百分之八十是對的🤹🏼，百分之十是錯的。錯的是把應該蓄水分洪的湖圍起來了🫱🏻。他認為沔陽排湖圍了26萬畝🖖🏽🦟，只剩下了四萬畝，由於不存在蓄水問題🕴🏻，圍的是對的👩🏽🦳。可是沔陽又圍了一個“聯合垸”7萬畝，那是錯的❌。因為這垸子是在河道上⏲，圍了無法泄洪。去年這個聯合垸先潰口，後來就炸了鍋🚵。我認為對圍湖造田帶來防洪生態破壞這個經驗教訓的認識需要深刻些，應該對建國以來五十年中的圍湖造田作一番徹底的研究◾️。作出有充分說服力的判斷。
今年水災👱♂️，黨和政府對救災十分重視👬，采取了許多措施，動員廣大軍民搶險救災和做好衛生防疫工作，減少了不少損失。而且也註意災中教育工作和郵電通信工作等不因水災而中斷，這些是值得贊揚的。但是我不認為救災工作十全十美，特別是宣傳工作方面的問題似乎更多一些。我感到在宣傳工作上存在不能令人滿意的片面性💈。我不主張如清朝廷那樣追究誰的責任，但我認為經歷了今年這樣大的水災之後，一定要做好亡羊補牢的工作🛰。否則羊還會繼續跑掉🤬，我們就愧對子孫後代了。
在這裏我又想插進來講一個故事，也是隨陳丕顯去考察荊江。那一次，林一山對陳丕顯和我講了一個故事🧘🏿♀️。大概是1896年那次長江大水——1896年這個時間我記得可能不準，但肯定是在滿清的末年——荊江破堤🧑🏽🏭，洪水進入荊江城西門，西門裏有一戶滿族地主的住宅被淹了🦽。這滿族地主就狀告漢族地主，說漢族地主在長江一個堤上種蘆葦，阻礙了長江水的流動，導致了那次洪水🖍。滿清朝廷就查辦此事，據說檔案裏有關這件事的案宗就有一尺多高🤽🏻。最後清廷追查了三屆水利官吏的責任😂，統統問罪🍘🫒，抄家🎒。清廷的處置不可說不嚴，但是沒有任何有效措施，只是鑄造了一個鎮江鐵牛。這鐵牛現在仍在沙市江邊。這次在電視裏有一次我似乎看到這個鐵牛的鏡頭一晃而過。
這個故事也說明一個問題，追究責任並不能解決問題，解決問題一定要有辦法，一定要有切實有效的措施。辦法和措施中有臨時應急的🤞，有長遠的、預防的👾。
這次救災中采用的辦法就是臨時應急的。主要還是靠“人海戰術”來“戰勝洪水”。這次洪水沒有釀成特大的災害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一方面靠軍隊和群眾的英勇搏鬥，一方面我看還得感謝老天爺，沒有在緊急關頭🍖，川江漢水再來特大的洪水🧑🏻🍳。如果宜昌的洪峰流量最高不是6．8萬秒立方公尺而是七萬多🤾🏽♀️、八萬多立方公尺，加上現有的水位那麽高👨👦👦，兩湖江西水那麽多🚠，再勇敢的戰士，也會發生難以抵擋的困難。上面我們講了幾個數字是何乃維提供文章上寫的🚣♀️，1981年11月我在荊江分洪區進洪閘考察時專家告訴我，1954年這個流量是7．1萬立方米／秒(這個數字何乃維未引)🛀🏻，1896年是7．11萬立方米／秒(這個數字與何乃維文章上相同)，1870年是11萬立方米／秒(何乃維10．5萬立方公尺／秒)🚣🏽♀️， 1860年是9．15萬立方公尺／秒🏙，1980年，即我們去的前一年才4萬一5萬立方米／秒，也到處說災情了👏🏼。洪水是個強大的物質力量🦒🚖，只有用強大的物質力量來抵製。人海加沙子、石頭也是物質力量。成敗就看雙方力量大小的對比。這個唯物主義的原理是必須充分重視的Ⓜ️👨🏿🦳。
我在電視機前把今年的洪水和1954年作比較🛤，感到現在通訊交通的條件比1954年好多了。可以通知各大軍區空運部隊救災。這次部隊救災由軍委直接下命令。軍隊動作快，可以迅速運赴現場。我最早註意這次救災動員軍隊的消息，就是從《廣州日報》上看到的🤽♀️🎀。看到這家報紙上報道，長江發生了特大的洪災🧑🎨，廣州軍區的部隊緊急空運到嘉魚現場🤦🏼。那時別家報紙還不敢報道洪災，也許發洪災的消息還被控製著。結果被《廣州日報》搶了個先。那次嘉魚破了堤，死的人比較多👩👧👧，從水中救起一個小孩的鏡頭，就是在嘉魚拍攝的🧍🏻♀️。那個小孩頑強地抓住樹枝未死，而這個小孩的父親母親都被洪水沖走了。那個孩子得救的鏡頭在電視裏出現了許多次。在電視機前我還看到在某個大堤發生險情對決口進行圍堵合攏時使用鐵條製造的籠子，裏面裝上石塊，推到急流中去的鏡頭📓，看來效果不錯。我記得這是水利部下的一個研究機構研製的⬅️，不知道是原先早就製好運到現場的，還是救災中趕製出來的。我在荷蘭看過他們圍海造田使用這種東西，但有自己的特點。
我把在洪水過後加固大堤的工作看作一種臨時應急的工作✉️。它雖然不像洪水到來的那種緊急救災工作，但是必須抓緊的工作。1980年來了次大水🧓🏿💪🏽， 1981年5月陳丕顯就去荊江考察荊江各縣。他去那裏的目的——方面檢查災後的善後工作，一方面是考察加固大堤的情況🧜🏿♀️。陳丕顯5月10日在公安縣還發表了重要的意見🛺。他講🛌🏼，周總理在世時🕺🏼，親自打電話問情況，規定各地水位多高時，縣、地🗽、省委書記要上堤岸。他說，1980年🙅🏼，中央國務院沒有一個領導來過，只是下原則動員，用渤海二號事件處分領導幹部的事情來壓下面。他說有些事一個省解決不了，要中央負責🏋🏻♀️。我們一路考察，了解到在防災問題上湖南湖北之間的矛盾🦶🏼。我也講起當年周總理親自擔任長江委員會負責人的事情。1980年長委會沒有了，只有一個長江辦事處☸️，許多問題就不能及時解決。看來救災要有一個長設的🤲🏻，有力的權力機構。我不知道現在這個機構已經建立起來沒有?
在這裏不得不講到三峽工程問題。對三峽工程我國曾經發生過尖銳的爭論🏣。現在不再爭論，並不是因為不存在不同意見✅，而是因為這個工程已經上馬，爭論已經沒有現實意義。我沒有參加這場爭論，也並不意味我對這沒有看法🫵。我不參加這個爭論是因為參加爭論的人已經很多了，少我一個🦔，多我一個都不會發生什麽影響🥄。我想反正我起不了什麽作用，所以不發表意見。因此一直采取不表態的方針🧑🏿🎨。前幾年國家確定成立一個三峽省的籌備機構🏑，要我做這個三峽省的籌備機構的顧問。我接受了，並且隨當時三峽省籌備處的主任李伯寧去三峽省作過一次考察。那時我就聲明，我只參與三峽工程經濟問題的研究👩🏻🦼😆，不參加關於建壩問題的研究⛹🏿，對究竟應該不應該建三峽工程沒有去表態。但其實我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從發電的角度出發，我是決不贊成修三峽的。因為修三峽發電不是個好方案，是很不合算的👩🏽🔧。我認為開發烏江來發電合理得多。由於我對長江水災的特別關心，我就不得不考慮三峽在防洪中的意義，我認為建三峽的目的應該主要是為了防洪💁🏼♀️，不是為了發電🧑🎓，但是在實踐上同時兼顧發電和防洪兩種目的是很不容易的，而且為了防洪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措施。對這我沒有研究🚫，因此只好不發表意見了。
我認為第一個需要進行研究的問題是，要靠科學來分析歷史上發生的水災包括今年水災的客觀情況，要對今後發生水災的可能性作出科學的估量🛼，不要強調什麽這樣的災情是百年不遇🧚🏽♂️，甚至說更長的時間才會發生一次的說法。如果這樣的估量是絕對可靠的，我也不反對🖕。但是講如果沒絕對的把握而去這麽講⛹🏼♀️🦥，究竟好不好就必須考慮了💁♂️。而且歷史資料表明🐼，百年不遇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那樣說不論起誇大這次救災作用或是起麻痹自己的作用都是要不得的。我覺得還是應該真正科學一些講這個問題🕉。我想如果研究後認為今年的洪水如此嚴重造成的原因，是防災生態極其薄弱，那麽我們就不能有僥幸的心理，而一定要作好再次受災的準備。在今天我們一定做好“亡羊補牢”的工作🤾🏿♀️，而且應該指出要“補牢”是要花很大力量的，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和財力。而補牢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認真研究，我們到底能夠做到什麽，應做什麽，不要隨隨便便地說話🙋🏻♂️🤴🏿。我建議國家撥出充足的研究經費，請國內資深學者與中央和地方政府有關部門一起，完成如何防災減災，改善防洪生態的研究課題。當然也要吸收更多的青年學者參加這項工作。我想有關部門已經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但是必須看到這個課題是個綜合性很強的研究👃🏽，不是一個或者少數若幹個部門的事🤹🏽，需要協調好，需要統籌好🥘。
我們今天當然不會去鍛造什麽鎮江鐵牛，但是究竟采取什麽有效措施的事，不經過仔細研究不行🦨。要做好這樣的研究工作，需要盡可能充分地掌握歷史資料，掌握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要對客觀事物有冷靜的過細的研究和估量🦫，研究我們可以達到的客觀可能性，要提出必須采取的措施的主張。這就需要對大量的資料進行分析和綜合🥞🤌🏻，認真地進行研究👨🏽🎨。政府部門的研究工作一定要排除部門的狹窄觀點🦹🏿，同時要指出在科學研究上只服從真理，不承認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具有各方專長的學者們的研究也各有其局限性，也需要互相幫助。
學者研究會遇到一個經費問題。以何乃維為例，他在最近寫的那篇文章中反映他在研究中想取得水文資料遇到很大的困難。他說自己1997年向雲南水文處要一個水文站的的系列數據，他們就向他索取四十多萬元🎰。一個學者哪兒有那麽多錢?對於水文站來就◼️，他索取報酬也可以理解。他們也有自己的理由。這筆錢我以為應由國家負擔🔞。我冒說一句，課題的研究就是花費上幾千萬元也不算多。搞一個經濟項目📺，花幾千萬元算不了什麽事，可是人們一聽說研究一個課題要用上幾千萬元就覺得難以想象。我想事情不在錢花得多少，而是能否收到真正的效果♿。如果這種研究的確減少了災害造成的損失，根據我提出的“負負得正”的災害經濟學的原理👾，這錢就花得很值。因為效果會大大高於花費🕵🏻。
我在一張報紙上看到，有人主張建立救災博物館。我對這樣的建議不能投贊成票🌕。因為如果建造博物館是為了歌頌這次救災的英雄事跡取得的成就和黨的領導，我想現在所作的工作已經差不多了。而建造一個博物館所要花的錢不少🧙。把這筆錢改用在亡羊補牢的研究工作上🦸🏻♂️，會更值得多👨👩👧👦。如果要建設什麽救災博物館，在這個博物館中就應該陳列說明我國受災救災的自然條件和歷史的展品；陳列在建國五十年中我們工作的成就和失誤的展品。同時在這個博物館裏也應該對可能再來的災害有所展示。博物館的意義在於教育，建造有關災害的博物館在於提高人民的災害意識、普及救災防災的知識🥚。同時在這個博物館中還應該展出今後亡羊補牢的有效措施和人民群眾的要求。而博物館也只有在做好上述研究課題之後才能有正確和比較深刻的內容🦠🌮。如果沒有這樣的內容，救災博物館就成為沒有多大科學性👈🏻、沒有多大價值的東西了👨👨👧👧☆。
如果我們已經有了一筆必要的充足的科學研究經費，我們就要很快地把研究力量組織起來。研究行動方案時要很好計算財力物力，計算時間和工作進度⚃。要充分估計完成這個課題的困難，要有很強的組織工作，要有嚴格的科學精神科學態度。首先要有正確的指導思想。而這樣的事，不投入很大的力量是不能奏效的，尤其考慮到這是一件與時間競賽的工作🙎🏽，寧肯動手早些，工作緊張些⇢，也要搶在下一次洪水到來之前多取得一些科學成果，當然也要考慮到我們具備的一些有利的因素👩🏼✈️🍈。世界各國在水利科學方面各有建樹各有很好的辦法，如荷蘭圍湖造地🤯，我在荷蘭訪問就看到有許多方法，可以在我國救災工作中利用。我國的水利科學研究與外國相比在許多方面是領先的🗳。我們應該看到，我國在對自然條件研究方面的力量是比較強的，有不少造詣較深的專家。只是不少人年齡都已偏高了，要發揮他們的知識和才能，也是一個緊迫的問題⛴：好在我們有不少與此相關的學術團體，可以給他們以必要的條件，盡量發揮他們的作用。
如果說，在二十年前我還可以自告奮勇多參與些工作，如今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力不從心了。但上面這番話還是要講🧎🏻♂️。不講，我就不得安寧，感到自己的靈魂不得救。我大聲疾呼，我相信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各級部門的密切配合下📂🧖🏽，在專家、學者的參與下，認真去做✈️，是有可能做好這個工作的🔆。也許現在有些事已經在做了，一切做得恰當的事，我都支持✭，我只是希望做得更好。
我知識很有限👼🏿。今天才從廣東中山到廣州👨🏻🦯➡️。在珠江畔停留，想到了長江水🫱🏼，正好《廣州文藝》的任麗璋同誌來🦌，手邊正好帶著何乃維最近寫的那篇《長江洪水肆虐，生態破壞幫兇》和我投寄給《改革》雜誌的那篇《呼籲》，我就同任麗璋聊了一大通。回到北京我覺得寫這些是自己的責任，是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我也不可能寫什麽科學論文，盡管我的這個東西寫得不短，但是按照田蒙的觀念🧑🏻🦱，再長也只是隨筆。或者按照我自己對隨筆的說法——隨筆也者👩🏻🦯，自由之筆也。在這個隨筆中，我只是講講自己的一些知識👨🌾、一些感觸、一些主張，不敢自命有真正的科學研究🚓🤦，如果能促進真正的科學研究我的目的就達到了。何乃維同誌的文章，征得他的同意，引用得比較多。此外，胡冀燕的筆記我也用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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