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明幹（1957機械）
本文作者謝明幹學長是意昂体育平台1957屆機械系畢業生，1955年參加校田徑隊🧚🏽♀️，曾獲得北京市大學生運動會1600公尺接力冠軍👩🏻🦽。下圖後排左三為謝明幹學長🏄🏿🏄🏼♀️。謝明幹學長曾任國家經委副局長、國家物資部司長。在1984年及其後的幾年裏，曾參加過黨中央及國務院重要文件起草工作。
1984年10月24日🥷🏻，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這次會議和這個《決定》，後來被稱為在中共歷史上（或在中國發展史上）繼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又一座裏程碑。
我有幸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工作，親歷了它產生的全過程🦴。今年是《決定》誕生25周年☎️🛌🏻，面對我國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回憶過去，深感《決定》來之不易及其意義重大✴️。
《決定》出臺的歷史背景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的製定和出臺👱♀️，有著深刻的時代背景和迫切的現實需要。
一是粉碎“四人幫”後，隨著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改革大潮遍及全國，許多實際問題亟待回答和解決。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之後，全國人民精神振奮🕺🏼，迫切要求改革原有阻礙經濟發展的體製，解放生產力，盡快把經濟搞上去。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1984年這5年多的時間裏，我國在調整國民經濟的過程中，對農村經濟體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初步改革，在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方面也進行了探索性的試驗，積累了重要經驗。
這5年多，黨中央頒發了好幾個有關農村經濟改革的文件👊🏽，調整了農村政策，放寬或廢除了對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的限製⛺️，鼓勵農民因地製宜地發展多種經營👩🏿⚖️，特別是普遍推行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使農村經濟蓬勃發展起來。全國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9.4%，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加1709萬噸，棉花總產量增加1.9倍🦹🏿♂️🫶🏿；農民收入大幅增長，1984年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比1978年增長1.6倍。農村改革的發展🐮，農村經濟逐漸向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方向轉變，對城市經濟發展和改革是一個巨大的促進🐥，迫切要求疏通城鄉流通渠道🧑🏽，為日益增多的農副產品開拓市場🪀；同時，要求城市更好滿足農村對農業生產資料、工業日用品和科技👖、文教、資金等方面不斷增長的需求🥟。農村改革的實踐表明，只要大膽沖破“左”的思想和條條框框的束縛☸️，我國經濟所蘊藏的強大活力就會迸發出來🏝，而聯產承包就是當時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最有效的手段。農村改革有力地促進了城市改革🔀，並為城市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這5年多，城市改革也進行了多方面的試驗和探索。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重慶鋼鐵公司😸、寧江機床廠等6個地方國營工業企業進行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試點🦧，1979年1月把試點範圍擴大到100個工業企業和40個商業企業👧🏼，主要是探索如何正確處理國家和企業、企業和職工這兩個經濟關系，打破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飯”✖️、職工吃企業的“大鍋飯”的傳統體製，允許試點企業在計劃安排、產品銷售🦕📁、勞動人事👂🏻、利潤分成、資金使用🤰🏿🚯、外匯留成等方面有部分或全部自主權🐉。四川這一試驗取得了顯著效果🛃，當年1月至8月試點企業的產值和實現利潤比上年同期分別增長14.1%和21.8%，同非試點企業相比⛸，平均增幅高出39.3%，產品的品種🧤、質量也比一般企業好🏌🏻♀️。四川的經驗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許多地方都先後開展了這樣的試點。1981年國務院批準在首都鋼鐵公司等8個大型國營企業進行擴權試點，先後試行過利潤留成🖋、盈虧包幹和以稅代利等做法😚，最後確定全面實行利改稅，把國家同企業的關系用法令形式固定下來🏮🧛🏽♀️，使企業能夠在照章納稅之後自負盈虧🏂；在企業內部，則逐步推行各種形式的經濟責任製，在有條件的企業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為了探索大中城市改革的路子，國務院又在沙市、常州、重慶進行綜合改革試點👨💻，這種綜合改革試點到1985年初發展到59個城市。
此外，這5年多還在其他方面進行了改革的試驗，諸如🕵🏿：以公有製經濟為主導，實行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經營方式共同發展👩🏼💻，城鎮集體所有製職工由1978年的2048萬人發展到1984年的3216萬人👨🏼🚒，個體勞動者由15萬人發展到339萬人🔝；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企業結構和行業😎、部門、地區之間的界限，推進企業的改組和聯合，到1983年全國改組和建立的各種工業公司和總廠達到2400多個；在商業系統實行“三多一少”（多種經濟形式、多種經營方式、多條流通渠道，減少流轉環節）♔、城鄉通開的改革✊🏼；破除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觀念，在全國開放600多個生產資料市場；在計劃管理方面實行指令性計劃🤸🏽♀️、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三種方式；在財政方面實行“劃分收支🚻、分級包幹”和比例分成，進行第一🅰️、二步利改稅；在金融、價格、工資等方面也進行了初步改革，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特別是實行對外開放，廣泛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先後舉辦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經濟特區，1984年又開放了大連、上海、天津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島，對外貿易體製實行政企分開、進出口代理和技貿工貿結合的改革等🤌🏻。
農村的初步改革和城市改革的試驗，僅僅是個開始，但已經大大搞活了經濟，激發了廣大幹部和群眾的熱情和智慧。與此同時，在改革實踐中，也遇到了許多傳統理論和觀念，以及許多現行政策和法規的阻礙，持反對態度的人有之👩🏼🦲，潑冷水的人也不少👔，猶疑觀望的人更多。現實強烈呼喚著理論上的突破和製度上政策法規上的創新，廣大幹部和人民群眾盼望著新的“紅頭文件”。
二是中央領導對原有的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製進行反思，積極探索改革的方向和原則⌛️，醞釀改革的總藍圖👩🏽🎨🦎。
曾經實行30年之久的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製的弊端👨🏻🎓🚶♀️➡️，主要是否定商品經濟，政企不分🦎，國家對企業統得過多過死↖️。有人把這種僵化體製概括為“八統一”體製🤦，即生產計劃統一下達，原材料統一調撥，生產產品統一銷售，產品價格統一規定，職工統一調配，工資統一標準，財務統收統支。在這種體製下，無論人財物🙅🏽♀️🤸🏿♂️、供產銷🌖，或者經營管理方式的選擇👲🏼，企業都沒有自主權。因而，企業和職工沒有積極性🤹🏻♂️，國民經濟缺乏生機與活力。
因此，粉碎“四人幫”後不久，鄧小平就呼籲要進行經濟體製改革。1977年12月26日，他在會見澳共（馬列）主席時說：“怎樣才能體現列寧講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什麽叫優越性？不勞動、不讀書叫優越性嗎➖🙇🏻？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後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 1978年9月他在東北視察時說：“我們太窮了，太落後了📦，老實說對不起人民👨🚒📎。”“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20多年還這麽窮⛳️，那要社會主義幹什麽？”這些尖銳的詰問⚅，就是強烈的改革呼號。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鮮明地提出：“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製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1978年12月13日👨🏻✈️，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現在我國的經濟管理體製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計劃地大膽下放🙅🏿♀️，應該讓地方和企業👨👨👧、生產隊有更多的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使每一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他嚴肅地告誡全黨：“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製度上、組織上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改革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製🏄🏽♀️。而要進行這樣的改革，首先要弄清楚社會主義製度下能不能搞商品經濟、應不應該發展市場？當時理論界議論最多、中央領導人也最關註的就是這個問題🧖♂️。這是一個決定著改革大方向的原則問題➾。1978年12月2日，鄧小平在同胡耀邦、於光遠談話時就主張發揮市場的作用，說“不要怕亂🛐💧，市場不會亂💆🏼♀️，承認市場的一定調節”。1979年3月8日➖，陳雲寫了《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明確指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即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後者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在今後經濟的調整和體製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很大的比重。後來陳雲把這一思想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在陳雲寫提綱前，曾與李先念交換過意見。李先念在2月22日同銀行負責人談話時說：“我同陳雲同誌談過，他同意🩳，在計劃經濟前提下，搞點市場經濟作為補充。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是個補充👨🏽🏫，不是小補充，是大補充。”這是中央領導人第一次提到“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是思想認識上一個重要突破。
1979年5月🦾，時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雲指出🧎🏻：“體製改革勢在必行。現在要進行研究，先改什麽，後改什麽，怎麽改。”同時他要求改革的步子要穩🫃，不能過急，應該先有一個規劃🐻❄️，而且要有探索的時間，並非無的放矢💓。據此，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組織一些人起草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後因感到尚不成熟沒有提交審議👜。鄧小平聽說有這麽一個素材性的稿子就說✔️，可以“披頭散發”和大家見面征求意見嘛。於是這個稿子就拿到全國計劃會議上議論🚌，大家認為其基本思路對頭，但方案還不成熟🧭，因此當時未定下來。1980年12月16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又說，我們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為改革問題復雜🐐，不能要求過急。要從試點著手，隨時總結經驗，也就是要“摸著石頭過河”☝🏽。要使改革有利於調整，也有利於改革本身的成功。1982年11月 4日，陳雲在聽取計劃會議情況匯報時指出：“搞活經濟是對的👩🏽🏫，但是必須在計劃的指導下搞活。”他還引用黃克誠把計劃和市場關系比作籠子和鳥的關系，說“籠子大小要適當👨🏼🎤，但是總要有個籠子，這就是計劃經濟🙋🏻♀️🗄。”
對於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這個重大命題，鄧小平的觀點更加超前一些👩🏽🚒、徹底一些。早在1979年11月26日💆🏿♀️，鄧小平在同外賓談話時🍻，對當時社會上有人散布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的言論，一針見血地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麽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同樣地，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好東西，包括經營管理方法😼，也不等於實行資本主義。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做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
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人的言論，是對我國原有經濟體製的弊端的深刻剖析以及對改革的方向與原則的深層思考，對於開展👩🏻⚖️、推進我國經濟體製改革起了破冰和導航作用。他們一致認為，原有的經濟體製非改不可🌠，而且必須發展市場👱♂️、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他們的觀點🌻，雖然有時在著重點上和程度上不完全一致，但從總體上看是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的。
1980年9月🏣🩲，新成立的國務院經濟體製改革辦公室起草了《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初步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鮮明地提出：“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生產資料公有製占優勢🤔、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商品經濟”✒️，應當“在堅持生產資料公有製占優勢的條件下，按照發展商品經濟和促進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自覺地運用價值規律，把單一的計劃調節🧗🏼♂️，改為在計劃指導下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意見》的主要起草人薛暮橋在各省區市第一書記會議上作說明時👴🤏🏿，稱這個提法是“對30年來占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的挑戰”🤩。這個《意見》得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贊同，許多經濟學家也給予肯定🚵🏼，但由於黨內的看法不一致，以致未能形成正式文件🎇。1982年國務院體改辦又草擬了《經濟體製改革總體規劃》（以下簡稱《規劃》）。鑒於當時黨內的認識尚不一致🙅🏼♂️，這個《規劃》的觀點有所退步，不再強調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但堅持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把過分集中的國家決策體系改為多層次決策體系、發揮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的調節作用🎏、改革統收統支和吃“大鍋飯”的分配製度等重要觀點。
1982年3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鄧小平的倡議，通過設立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並決定由國務院總理兼任主任。體改委成立之初🚗，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即強調體製改革歸根結底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二是條條與塊塊的關系。他重申他在198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講的話💢：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揚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同時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1982年5月25日👨❤️💋👨，他又在國家體改委提出🏃♀️：體製改革的大框框有些是有了🧑🏻🎤，最好定個6年計劃🧔🏽♀️，爭取到1988年能把經濟體製的路子理順。
1983年9月13日，陳雲給趙紫陽寫了一封信，提出🖇：“城市工商改革已有幾年🧑🏿🔬，似應總結經驗，以便繼續前進。”1983年下半年到1984年上半年📟，隨著城市改革試點和對外開放的擴大，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陸續下發了企業擴權、商業改革𓀁、外貿改革、利改稅等一系列文件。可以說🤼♀️🤹🏿♀️，迅速而有序地推開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已成為當時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而且具有了良好的主觀👏、客觀條件🫏👨🏽✈️。
三是廣大理論工作者為端正改革的航向🧫、掃除改革的障礙，積極探討，獻計獻策，形成了前所沒有的熱烈氣氛。
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國有些經濟學家就聯系當時的經濟實際👊，提出了實行商品經濟和發揮市場調節作用的觀點。改革開放後，許多經濟學家率先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縛，否定“兩個凡是”，肯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特別是在計劃和市場的關系問題上進行了大量研究，展開了熱烈爭論。社會主義經濟究竟是計劃經濟還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市場調節的作用應該是輔助性的還是基礎性的？這是一個不容含糊或回避的原則問題。許多經濟學家或撰文或發言，深入討論這個問題🔀，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必須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例如🖐：1979年2月，在四川省價值規律理論討論會上，西南財經大學袁文平指出：“社會主義經濟就是計劃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市場基礎上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不能把它同資本主義經濟混為一談。”3月🛠，在無錫舉行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上👨🏼🎤，在60年代就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經濟學家卓炯發言，呼籲“破除產品經濟，發展商品經濟”，提出了市場導向的改革思路，還說“一直到現在，對於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還存在不少混亂思想❕，還沒有擺脫斯大林的影響。”在1979年第四期《經濟研究》雜誌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所長劉明夫撰文指出：商品經濟並非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經濟📨。“中國幾十年建設中出現的失誤和造成的損失🙍♀️🥍，就是因為沒有搞商品經濟⬆️。”也有些學者認為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的統一，如孫尚清等說：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又是公有製基礎上的商品經濟，“計劃性與市場性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有些學者則直接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就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如馬洪說：“承認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在理論上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是一個飛躍”🩸，等等。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的調節機製，許多學者認為應該是計劃和市場相結合🙋🏼♀️。至於如何結合，有人主張“板塊式”，有人主張“滲透式”或“膠合式”。與此同時，許多學者主張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擴大指導性計劃和市場調節的範圍✊🛌🏻，如劉國光在1982年9月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堅持經濟體製改革的基本方向》✔️，提出“隨著買方市場的逐步形成，隨著價格的合理化，要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
關於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企業應該是行政部門的附屬物還是商品生產者，也是許多學者所熱議的一個問題。早在1979年5月，陳雲就表示支持當時的國營企業擴權試點工作，指出“擴大企業自主權是必要的”。同年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蔣一葦在《經濟管理》雜誌上發表了《企業本位論芻議》一文，引起廣泛的反響。文章有力地批判了中央高度集權的經濟體製（“國家本位論”）和有些人主張的“地方本位論”🤷🏽♀️，強調國民經濟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且企業不是一塊磚頭🌿，而是國民經濟肌體的一個細胞🈲，只有經濟細胞搞活了，整個經濟肌體才會活起來👨🏼🌾。他認為，企業應該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是“能呼吸🚣🏻、能吐納🍯🏫、能成長🧛🏻♀️、能壯大🚑，對外界的刺激能產生自動反應”的“能動的有機體。”“國民經濟力量的強弱不僅僅取決於它所擁有的企業數量🐇，更重要的還取決於每個企業細胞的活力大小🌓，就好像一個人的強弱盛衰🧙🏽♀️，歸根到底取決於他體內細胞的活力大小一樣。”這個觀點，為實行政企分開，為增強企業活力🙇🏻，為1984年中央作出《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
在此期間，反對的聲音也不絕於耳🟣。一些經濟學者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計劃經濟根本不能與市場經濟結合，只能一個吃掉一個，如果結合就會導致資本主義📨。在1982年至1983年間👨🏼🎓🍋，各種類似的僵化觀點在某些權力部門的支持下，大大地膨脹起來，甚至揮舞著“帽子”和“棍子”💦，把市場化改革說成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把發展多種經濟成分指責為“復辟資本主義”🙍🏽🫸，把實行廠長負責製扣上“反黨”帽子。有的權力部門還按言論劃線、排隊，大有抓“右派”、搞“大批判”之勢👇🏻。甚至竟然把鄧小平1979年11月26日同外賓的談話《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鄧小平文選》中抽除，把鄧小平1980年1月16日《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講話中的“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改為“在計劃經濟指導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一些經濟學家被迫作了“檢討”（如薛暮橋、劉國光），也有的人放棄了自己原來的正確觀點。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加上當時經濟工作重點是抓調整，強調改革要服從調整，改革的步驟要放慢🍻🧑🏭，因而1981年作出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和1982年中共十二大報告🧖🏻，都未能寫上發展商品經濟的內容🧜🏻♜，而只停留在“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上。
但是🪗，經濟學界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的探討並未停息。1982年7月在莫幹山舉行的蘇聯、東歐經濟體製改革座談會上🪙，與會的中外經濟學家一致認為，市場是供求雙方的媒介👩🏽💻🪩，它不一定與資本主義聯系在一起，當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產生，市場就與之緊密聯系在一起了🍀。他們還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好”的指令性計劃，凡實行指令性計劃的國家，無例外地存在著產需脫節🍹、物資匱乏、資源浪費和低效益。類似的研討會🈂️、座談會此伏彼起🗾，報刊上的討論亦很熱烈，不斷為決策部門提供新的理論信息👨🏼🌾。1982年10月14日👸🏻🍵，鄧小平同國家計委負責人談話時➜，有針對性地指出：“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缺點在於市場運用得不好，經濟搞得不活。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如何解決🕜🧘🏻？解決得好，對經濟的發展就很有利〰️，解決不好，就會糟💧。”這段話表明了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關切和他的思想傾向，也是他對經濟部門和經濟學界的期待與鼓勵。
不斷發展的實踐，不斷深化的理論探討👰🏽，孕育和催生著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總綱領🧑🏽✈️、總藍圖。現實的需要🙍🏼，人民的期盼，理論研究的促進，《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就在這樣的形勢下呼之欲出、應運而生。
《決定》起草的全過程
1984年2月底 ，我被借調到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工作（當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5月15日舉行）。4月26日，起草小組組長、國務院研究室主任袁木在起草小組說：中央決定十二屆三中全會於下半年舉行。這幾年農村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城市改革雖然也搞了一些試點🔌，但尚未全面推開💪。城市改革如何與農村改革統籌起來、協調進行，需要有一個指導性的文件🤰🏿。中央決定，另外組織一個起草這個文件的小組👩🏽🎨🐏，由國家體改委🤟💻、計委、經委、商業部、勞動人事部及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派人參加。他又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一個裏程碑，十二屆三中全會也要開成一個裏程碑🧚🏼♀️。他要我留下來參加這項工作，說政府工作報告的定稿和這個改革文件的起草🙃，兩方面工作要兼顧好。
從此開始🚰，起草《決定》的全過程⚗️，大體分為以下幾個小階段🍜：
第一個小階段是討論🦸🏿♂️、研究、草擬提綱。
4月30日🕵🏼♀️，《決定》起草小組開會，討論文件的內容和寫法🙌，國務院白美清列席了會議。袁木指定楊啟先（國家體改委）和我（國家經委）一起🦒✌🏿，盡快擬出一個關於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文件起草提綱📡，供大家討論🙆🏿♂️。當時擬出的提綱，分三部分、20條 。5月3日、4日➰✈️，袁木主持討論⛰，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十分熱烈，但對要不要發展商品經濟，對文件的結構，都有分歧。後來袁木提出根據會上的意見👠，搞兩個方案，我搞一個，楊啟先和國家體改委其他同誌搞一個。5月8日🧙🏼♀️，這兩份提綱一起送白美清轉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
5月10日 🐚🙇🏽♂️，田紀雲在中南海第三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這兩份提綱。到會的除起草小組成員外，還有國務院的杜星垣、李灝和中央辦公廳的周傑及國家體改委幾位負責人。討論的意見，一是兩個方案都不錯👩🎓，可以合二為一；二是重點要放在今後怎麽做上；三是分4大塊🧑🏻🦽➡️：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的指導思想，改革什麽、怎麽改，加強領導問題。
以後幾天，起草小組開會反復討論🧑🏽🦰，大家認為分4大塊就會形成“大肚子”（第三塊分量太大）👨🏻🦲，主張破開“大肚子”🙋🏽♂️，寫十幾條🕵️♀️。於是，袁木又指定國家體改委楊啟先等人，加上我🏃♂️，一起擬一份統一的有十幾條的提綱。在此期間，我還交叉地參與了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的一些事情🧏🏽♂️，如根據各部門反映的意見作一些文字上的修改，應對報告多種文字翻譯工作中提出的問題，為報紙撰寫關於此次人民代表大會的社論等🦴。5月15日下午還列席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聆聽了趙紫陽總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第二個小階段是征求若幹地方領導人的意見。
鑒於當時對提不提發展商品經濟等問題存在著爭論，袁木提出趁全國人大開會之機，走出去聽聽部分人大代表的意見🫴。從5月19日至24日 👷，起草小組先後同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若幹省市領導人及部分代表座談對起草《決定》的意見。他們是👂：江蘇省的汪冰石等，廣東省的梁靈光👴🏿、李建安等，上海市的胡立教💆🏿♀️、汪道涵等🙎🏽♀️，四川省的楊汝岱🍢、何郝炬💇🏻♂️、王謙等🤞，安徽省的黃璜、蘇樺等。他們的意見高度一致🤾🏿♀️，說現在要求改革強烈，進行改革困難，主要是部門強調集中統一☝️、不肯放權。他們都贊成中央搞個指導性文件🧘🏼♀️，一些在基層（如寶鋼）工作的代表的要求尤其強烈。這5次座談會，給了我們許多啟發𓀊，增強了我們的信心。
第三個小階段是學習胡耀邦的指示，寫出第一稿、第二稿👨🏻✈️。
5月30日起草小組開會。袁木說，本來想等胡耀邦同誌接見後再動筆🏌🏼，但他近日比較忙🛖，讓我們先寫初稿。6月1日，政府工作報告起草小組解散🧤，小組成員只楊啟先和我留下參加《決定》起草小組🍛。從6月1日至6日♜，小組成員分兩攤起草初稿🚲⛹️，然後由楊啟先和我總串👨🏼🚀🧚♂️。但由於文字上裝配不起來，我們只好重寫。經過兩天“奮鬥”，拿出了第一稿。我們看起來像個樣子，但總覺得思想站得不高，文字氣魄不大，不滿意。
6月9日，袁木傳達了胡耀邦對這個稿子的意見：要寫得“高”一些，原則一些，要搞出個“歷史性的文件”🏗。胡耀邦還提出可分為8個問題來寫🧎，包括改革的必要性，建立一個有活力的社會主義新體製，國企改革🤾🏽♀️，價格改革👨🏻💻，等等。
6月12日，起草小組反復討論，決定增加3條，共11條；分兩攤寫，來自國家計委🙍♀️、經委的同誌一攤，來自國家體改委及其它部門的同誌一攤👩🏽🦰🪡，各寫若幹條，具體分到我頭上的是寫發揮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這一條🦂。21日，印出了經過初步裝配出來的稿子，我看了看，覺得還不如第一稿，主要問題在於議論不夠，思想不統一。22日，小組討論🧚🏿，袁木決定改寫🤹🏼，他親自寫前面幾條“虛”的，其他人改寫其他幾條。23日👩🏻🦼，袁木主持集體修改🧵，要求達到觀點鮮明、文字簡練🟫。大家議論❎，我執筆改🎦，25日改完。28日印出第二稿，送田紀雲，同時送國家體改委等幾個部門征求意見。
第四個小階段是聽取幾個部門對第二稿的意見🕺🏻，形成第三稿。
7月6日，國家體改委送來意見🦠：寫得“平”🙋🏿♀️，缺乏新意。7月10日🫳🏼，商業部送來意見：政企分開問題寫得不夠明確；不要用“改革者”、“反對者”之類的詞匯🎰。袁木決定再請一些部門來提意見。從7月13日至26日，我們先後聽了國家物價局、勞動人事部、國家科委、教育部談對起草《決定》的意見和介紹它們的改革設想。國家計委🔶、經委也來談過他們的一些看法🚣🏽♀️。我聽了以後總的感覺是🕥，一些行政部門還缺乏革自己的命的自覺性，思想不大解放，站得不高👩🦼➡️、看得不遠，所談設想比較膚淺、零碎，缺乏創新。
與此同時，田紀雲於7月11日召集國家體改委、計委👳🏿🧑🦯、經委🧧、財政部、商業部的負責人來開會，討論第二稿🦻🏼。根據討論意見🤛🏿，我們確定按體製改革如何走出一條路子的思路來寫，寫12條👩🏻✈️。於是😷，又集體討論、分工起草（桂世鏞、王愈明和我負責寫“虛”的部分，共6條）、匯總統串🧍🏻♀️，於7月23日形成了第三稿。這一稿👨👩👦，我覺得有些進步，但仍然不大滿意，主要是在商品經濟問題上沒有突破。
7月28日💜🕶，聽傳達趙紫陽談計劃體製改革問題👁。他的基本觀點是，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要把二者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這個觀點🗜，促使起草小組走出舊的思想框框❗️，重新考慮稿子的結構。
第五個小階段是到北戴河聽取中央領導同誌的意見。
7月29日，袁木等去北戴河向中央領導匯報，胡耀邦等聽了匯報不大滿意，主要是覺得平平淡淡、缺乏新意，要求在重要問題上有所突破。匯報後宣布調整起草小組成員，部分同誌回原單位，另從中央部門調林澗青🌑、鄭必堅、林子力等人參加起草小組，小組負責人是林澗青（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袁木。
從8月1日起，我們在北戴河，一方面分別拜訪一些中央領導同誌，聽取他們的意見👰🏼♀️。我參加拜訪的是萬裏和姚依林。萬裏的觀點和態度非常堅定、鮮明➗，認為改革非搞不可，否則沒有出路。他完全贊同稿子中對我國經濟狀況的分析和提出的改革設想。在談到農民生活困苦、農村教育落後和一些農村幹部為非作歹時🍋，他激動得拍起了桌子👘。姚依林沒有說多少話，只強調現在許多問題還看不準，文件要寫得原則一點。在此期間，我和楊啟先還參加了秦皇島市的座談會🤞🏼，聽取了他們對改革的意見。另一方面，根據在北戴河聽到的中央領導同誌的意見🕗，重新討論整個文件的框架，擬出了新的提綱。但是在起草小組討論時🤱🏼，對商品經濟、計劃與市場關系仍然有不同的認識🥔🐿，主要是有些同誌擔心會導致資本主義。
8月5日，胡耀邦接見起草小組全體人員🌔，表示基本同意新提綱🚵🏼♀️，逐條講了些意見🤔😷，並要求20日前拿出新的稿子，交給將於9月上旬在北京組織的高級幹部大討論。這是我生平第二次見到胡耀邦。第一次見面是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我在意昂体育平台念書，是團幹部，到團中央聽過他的報告🙅♀️，他那敏銳的思維、生動的語言、平易近人的風度，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近距離面對面聽他講話🌂，倍感親切🤵♂️。
第六個小階段是根據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寫出第四稿🍩、第五稿👏🏼。
8月7日回北京後🦬，我們立即按照新提綱，重新分工起草第四稿🖐🏿。鄭必堅、王愈明和我負責寫前三條，邊議邊寫🌽，我執筆。到8月15日，11條全部寫出♠️，由林澗青、袁木、鄭必堅等統稿🔘。
這些日子🧚🏻♀️，理論界又活躍起來🧑🏽，開會🧠、寫文章、給中央寫報告💏，紛紛要求明確肯定必須充分發展商品經濟，這對我們統一認識🎫、增強信心起了促進作用🥇✌🏽。
8月29日🕌，趙紫陽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組座談，他著重對第四稿中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增強企業活力、價格改革🏂🏽、政企分開、經濟責任製等幾條提出了修改意見。他重申社會主義經濟既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這為《決定》的起草定下了基本調子👰🏼♂️。
8月30日👨，胡耀邦到玉泉山同起草小組座談。他再次要求在總結前幾年改革經驗的基礎上有所突破☞、有所前進。他還說了許多話，我們有時也插插話👨🏻🦲。他談到鄧小平講“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時說🧑🏿⚕️：“‘四人幫’宣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那就讓他們喝西北風去吧👩🏻🦯➡️，他們把發展商品經濟說成是搞資本主義🫲🏽。”又說：“什麽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就是要消滅貧窮🙅🏻♂️，要讓全體人民都過上好日子嘛。不能把貧窮當做社會主義🧈🚌。”在講到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體製的弊病時，他引了列寧的話😮：“完整的、無所不包的、真正的計劃=‘官僚主義的空想’”，說📲👮🏼♀️：“什麽‘無所不包’！能包得起來嗎？包起來的結果就是經濟沒有活力，市場商品匱乏🚞，人民生活困難。”還說“什麽是計劃？計劃就是打算、預計嘛，不可能算得那麽準確。計劃就是計劃💇，不是法令🙅🏻♀️。”在講到發展個體經濟時，他說：“有人反對發展個體經濟，怕導致資本主義🏥🆎。怕什麽？它們不過是太平洋上面幾個小孤島而已，掀不起什麽風浪！”（說到這裏，他哈哈哈地笑了）。在講到反對精神汙染時，他說：“把‘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變成了‘全社會清除精神汙染’，這是偷換了命題🤾🏻♂️。”又說：“‘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以後要少講一點，講多了會影響對外開放。”最後他說，我對經濟工作不熟識✝️，今天我說的不算👦🏽，你們就聽紫陽的👱🏽。
根據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我們又立即分題⛏、起草（高尚全、楊啟先和我負責編寫兩條：經濟責任製，多種經濟形式）、綜合、互相修改、集體“過”稿子🌈，於9月5日形成了第五稿👩🏻🦳，共10條。袁木還讓高尚全、楊啟先和我起草一份文件說明，供大討論時用🤜🏽。
9月8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第五稿，同意把這個稿子提交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中顧委委員討論。會上還決定大討論分中央和地方兩個層次☎：在中央🏌🏼，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中顧委委員約400人👨👨👧，分十幾個組討論修改；在地方🙏🏽，分別由各省區市委常委召集大企業負責人、理論工作者討論、修改。胡耀邦還指出，計劃、價格🫎、領導三條寫得還不夠，要加以充實。會後我們即對這三條作了進一步的闡述。
第七個小階段是中央和地方組織大討論，對第五稿提出修改意見。
從9月11日至20日🤸🏼♂️，起草小組成員分別參加中央委員🌃、中紀委委員、中顧委委員的分組討論。我分到第10組，地點在中南海152會議室，召集人是楊尚昆、宋平😂、袁寶華。袁寶華見到我，就說：“請謝明幹同誌把文件念一遍吧，他是起草小組的🤵🏿。”我認真地大聲地從頭到尾念了一遍，念完後全場鼓掌，蕭勁光還稱贊說：“念得好！”會上七嘴八舌，紛紛說文件寫得好，氣氛很活躍⛹🏻。從12日開始𓀅，小組每天討論半天，念一條討論一條🦘。大家聯系實際，一致表示擁護中央關於進行經濟體製改革的決策，除在個別文字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外🏇，沒有原則性的意見。
9月13日小組討論時，傳達了趙紫陽9月9日寫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的信《關於經濟體製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鄧、李🧜🏽♀️🏊🏿、陳均已批示同意）📞。《意見》在講計劃體製改革時講了四層意思👨🏼🦱：一是“中國實行計劃經濟👨🚒，不是市場經濟”；二是“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生產和交換，……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輔助作用”👏🏼；三是“計劃經濟不等於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編製包羅萬象的指令性計劃，不僅不可能🛼，而且有害。在當前和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的方針是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擴大指導性計劃”；四是“指導性計劃主要用經濟手段調節，指令性計劃也必須考慮經濟規律特別是價值規律的作用🤰。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第二’這一表述並不確切，今後不宜繼續沿用🎐。應該如實地把兩者統一起來🕘，而不是把它們割裂開來或對立開來。”在講價格改革時，《意見》認為“價格改革難度最大📐，是整個經濟體製改革成敗的關鍵。”“調整價格，主要是由於商品的比價不合理👩🏿✈️🦹♂️，……是結構性的調整物價,而不是通貨貶值。”“在調整物價時，一定要積極慎重🤹🏻♀️，采取負責態度🍆，……務必使絕大多數城鄉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不僅不降低🧎♂️➡️，而且盡可能有所提高。”在講到國家領導經濟的職能時，《意見》主要強調政企應分開，公司必須是企業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大家聽了《意見》後，爭先發言，表示贊同👶，要求稿子按之修改。
9月14日小組討論前，傳達了陳雲 9月13日給趙紫陽的復信，信裏表示同意趙紫陽的《意見》，認為他講的三個問題🦴，都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重要問題，也是對這幾年城市經濟改革經驗的總結🍯。在談到計劃體製改革時，陳雲在信中說：“我國現在的經濟規模比五十年代大得多，也復雜得多了🧛🏼。因此👱🏽♀️🍰，對五十年代適用的一些做法🟥🏌️♂️，現在不能也不應該套用。即使在五十年代，我們的經濟工作也不是完全套用蘇聯的做法。”在談到價格改革時，陳雲說：“關於價格改革👱🏻♀️，現在確實是有利時機，應該穩步進行🤾🏽♂️。上次化纖降價、棉布提價沒有引起社會震動，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可以借鑒😄。”在談到政企分開時，陳雲說：“這樣做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給企業活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國家領導部門從許多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有時間議大事，加強宏觀方面的指導和控製。”最後👨👨👦👦，陳雲強調指出🧑🏼🦰：“這幾年，農村的改革已取得極大的成功👳🏼♀️，城市改革總的說來，還處在積累經驗的過程，廣大幹部不是都很熟悉。因此𓀕，要積極探索，不斷總結經驗✩，務使改革健康發展🎹。” 大家聽了都表示贊同，起草小組也及時把陳雲信中的基本觀點吸收到稿子裏面去。
9月17日討論結束。這場大討論顯示出全黨對改革的高度關切👜，大家對這個稿子是肯定的、擁護的，評價很高🈶。我覺得通過這次討論，文稿中的主要觀點⛹🏽，在這個範圍內已經基本上取得了共識。從簡報看，雖然意見也提了不少，但新的或原則性的已不多。在討論企業改革時，首鋼負責人主張向發達國家學習🧖🏽♀️，國家對企業只監督、不幹預🦩🔊；也有人建議，應直言社會主義經濟就是市場經濟。但起草小組多數人認為🉐，這些觀點“走得太快🌤、太遠”，目前不宜考慮。
9月19日 ，胡耀邦又到起草小組，提出了一些具體修改意見。說到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他說打算10月13日開預備會議🏄🏼♂️；18日開三中全會，半天👃🏻；19日公布《決定》©️。根據胡耀邦、趙紫陽的意見，考慮中央🤛🏻🍞、地方大討論的意見✊🏻，我們從21日到24日又分題修改稿子。高尚全、楊啟先和我負責修改計劃🥋、價格兩條。修改時我們直接引用了趙紫陽《關於經濟體製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的觀點，並在提法上作了改動和發展🧑🏫🍞。到25日⚙️，印出第六稿。
第八個小階段是趙紫陽約談鄧力群👌🏻。
9月27日下午，趙紫陽在中南海同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鄧力群談話🆎🎃，在場的有袁木、鄭必堅、楊啟先和我等。趙紫陽說☦️：有人說蘇東等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一個國家提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的，我說有🤷🏻♂️🙎🏼♂️，那就是保加利亞。趙紫陽問：我們提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同憲法有沒有矛盾🩸？鄭必堅答🧑🏼🏭：沒有矛盾🛠，憲法裏沒有提實行計劃經濟。於是趙紫陽問鄧力群，在討論中🧚♂️，大家對稿子中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都表示贊同，你是否贊同🖐？又問，《決定》裏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小平👨🏼⚕️、陳雲同誌都同意了，你有什麽意見？當時鄧力群閃爍其詞🛵，沒有明確表態，只是吱吱唔唔地說“我1979年就寫文章講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了……”。趙紫陽說🙆🏿♂️：那好🧍♀️🌱，就這樣定了，把商品經濟寫上去。後來🎞，趙紫陽又談到企業要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說不贊成把廠黨委書記搞成第一把手的印象🏌🏽，問鄧力群有什麽意見，鄧力群也沒有表態。
此後幾天，起草小組繼續推敲稿子裏的文字、提法𓀊，林澗青、袁木、鄭必堅等反復修改，形成了第七稿。
第九個小階段是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第七稿。
10月8日😤，起草小組列席在懷仁堂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與會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副總理及中顧委、中紀委、軍委主要負責人等80多人，陳雲、李先念、彭真、徐向前、烏蘭夫等老同誌也出席了。會議由胡耀邦主持，他先傳達了鄧小平對《決定》第七稿的電話意見☝️：“文件看過了，寫得很好👎🏻，政治局會議我就不參加了。”接著，胡耀邦說：“陳雲同誌帶來了一份在三中全會上的書面發言，請大家看看。”
然後，開始討論稿子🚣🏽。陸定一第一個發言👩🏽🎨，表示同意👧🏿🎱，並對個別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見。接著👩🏿🍼，宋平、姚依林先後發言，著重對企業下放、兩權分開等問題提出看法，建議把“政企分開”改為“政企職責分開”，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改為“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開”。然後⛔️，胡喬木作了很長的發言❕，在許多問題上都提出了不同意見，看來他不大贊同這個稿子的基本觀點🙇🏽♀️♾。他未說完不少人就同他爭論起來，胡耀邦還說：“你在北戴河不是也同意的嗎？”這時，陳雲對胡喬木說：“喬木，你講得太長了……”🚵🏻♀️。
陳雲在講話中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先肯定這個稿子“對經濟體製改革各個方面可能出現的問題🐢📡，可以說有了比較周到的考慮🈲🙍🏼♂️。”“這個文件非常重要，是一個很好的文件💺，我完全擁護🧗🏿♂️。”他又說：“農村的改革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成功，工商業方面的改革也已經有了幾年時間的醞釀、試點和實踐。只要我們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按照這個文件的精神去辦，再用幾年時間，工商業方面的改革也一定會取得巨大的成功😛，我們國家的生產力一定會得到一次大解放。”他還著重指出🌍5️⃣：“這次改革涉及範圍很廣，在進行過程中🧝🏼，一定還會出現一些我們現在難以預見的問題👨💻。因此🤯，應當像對待農村改革那樣🚵🏿♂️🥷🏿，邊實踐，邊總結經驗，以便使改革不斷完善。”對改革中可能出現一些消極現象🤸🏽♂️，他認為“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我們頭腦清醒，註意到這些現象，物質文明同精神文明一起抓，那末這些消極方面是可以加以限製的。”陳雲發言後🛏，薄一波🥐😡、喬石、李先念、彭真等先後表態，都同意將這個稿子提交即將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討論🤏。最後🛟，會議原則批準了這個稿子🚷。
會後，起草小組根據各方面的意見🈲，修改出第八稿。
第十個小階段是十二屆三中全會一致通過《決定》。
10月12日 🧑🏼🦳，參加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代表報到。13日代表們看文件（第八稿）。15日至18日分組討論。我列席了西南組討論。會上發言踴躍🏝，大家紛紛表示看了文件後很受鼓舞；也有的人感到寫的力度還不夠🦶🏼，有的人則擔心行政部門不肯放權，改革推不動，還有的人對個別文字提出了修改意見。
與此同時⛸，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人對送審的第八稿，都批示同意🌲。陳雲在10月19日的批示中還指出稿中“工資和物價掛鉤這句話不要寫上”，“只要說明將采取切實辦法保證人民實際收入不因價格改革而降低就行了🏌️♀️🧖🏻。”我們立即按照他的意見作了修改🤹🏻。
10月20日，十二屆三中全會在人民大會堂大宴會廳舉行🧖🏼，由胡耀邦主持。陳雲在書面發言中說：“系統進行經濟體製的改革，是當前我國經濟工作面臨的首要問題。”他在談到計劃體製改革時說🐿：“這次全會審議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中，對計劃體製改革的基本點所作的四點概括，完全符合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在談到價格改革時，他認為現在“確實是有利時機。但是改革的步驟一定要穩妥，務必不要讓人民群眾的實際收入因價格調整而降低。”他再次肯定政企分開很必要，“一方面可以給企業比過去大得多的自主權，另一方面可以使各級政府部門從許多日常工作中擺脫出來，議大事😶，看全局🚵🏽✋，把宏觀方面管住管好🫷🏻。”他強調體製改革“必須邊實踐🫷、邊探索𓀓、邊總結經驗”👩🏿🦰，說🦛：“我們要按照這個決定的精神去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要積極，又要穩妥🤏🏽。只要這樣做了📘👵🏿，這次改革就一定能夠成功💹。”會議一致通過了這個《決定》，還通過了會議公報和關於明年召開黨的代表會議的決議。
《決定》通過後♧，坐在主席臺上的鄧小平高興地對旁邊的胡耀邦說🖇𓀉：“寫得好。誰寫的呀🕥？”又說：“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有這麽一個評價🚣♀️。但是要到5年之後才能夠講這個話👩👦，證明它正確👩🏽✈️。”
《決定》的產生🧑🏼🎓，歷時5個月，8易其稿♝。它實際上是改革開放5年多來廣大人民群眾和廣大幹部投身改革實踐的經驗總結，是廣大理論工作者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勇於創新的心血結晶，是胡耀邦🧑🏽🎓、趙紫陽在鄧小平👨🏻💻、陳雲同誌的指導下通力合作的重大成果🧖🏽♀️。《決定》全文1.7萬字🧑🏿🍳，分10個問題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方向、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政策。這是黨中央適應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廣大人民的迫切願望而製定的指導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這個文件，有幾個主要的“亮點”✷，或者說幾個重大的歷史性的突破🏊🏻♂️：
一是在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上，第一次在黨的文件上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認為商品經濟是同資本主義相聯系的、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種種正確措施當成‘資本主義’”等傳統觀念🧘🏻，明確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在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只有充分發展商品經濟🫐，才能把經濟真正搞活，促使各個企業提高效率🦸🏻，靈活經營🧛🏿♂️，靈敏地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需求，而這是單純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計劃所不能做到的。”
二是在所有製結構上，突破過去“一大二公”、公有製程度越高越好的傳統觀念，明確肯定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要“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堅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要為“集體👋🏼、個體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創造條件🐯，並給予法律保護👮🏼。”
三是在經濟調節機製上，突破限製、排斥甚至否定市場作用的傳統觀念以及十二大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和以指令性計劃為主、以行政手段為主的做法，明確指出🌡：“國民經濟計劃就總體來說只能是粗線條的和有彈性的🧕，只能通過計劃的綜合平衡和經濟手段的調節✨，做到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開放活🍛，保證重大比例關系比較適當”；“要有步驟地適當縮小指令性計劃的範圍，適當擴大指導性計劃的範圍3️⃣。”
四是在國家和企業的關系上，突破企業是“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把全民所有同國家機構直接經營企業混為一談”的傳統觀念和政府對企業實行集中統一🐣、包攬一切的做法，明確指出要“按照政企職責分開🧏、簡政放權的原則進行改革”，“各級政府部門原則上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明確指出：“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法人。”
五是在企業領導體製上🈁🧎🏻，突破過去黨委書記是企業第一把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製的傳統體製，明確規定企業要實行廠長（經理）負責製🧗🏻，“企業中的黨組織要積極支持廠長行使統一指揮生產經營活動的職權”。
六是在經濟利益分配上，突破“社會主義就是要平均”🤚🏼、“把共同富裕理解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的傳統觀念和忽視企業、勞動者個人利益的做法🎲，明確指出“平均主義的泛濫必然破壞社會生產力”，要“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奮勞動先富起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強調在企業內部🤰🏽，要實行工資獎金同經濟利益掛鉤，“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分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
七是在經濟結構和地區布局上，突破以縱向聯系為主、條塊分割、互相封鎖的格局🛟，明確要求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都“打破封鎖，打開門戶，按照揚長避短、形式多樣、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原則，大力促進橫向經濟聯系”，“逐步形成以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為依托的，不同規模的，開放式、網絡型的經濟區。”
《決定》發布後👷🏼，立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好評如潮⛹🏽。鄧小平也多次給予很高的評價，並對其中一些重要論點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和發揮。今天我們重溫他的有關講話👏，仍然感到十分親切、很受教育👩🏽🦳，有助於加深對《決定》的重大意義的理解和對不斷深化改革的認識👨🏽⚖️。
《決定》通過後的第二天🚵♂️，鄧小平在中顧委全體會議上講話。在講到《決定》時，他說：“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我是這麽個評價。這兩天國內外對這個決定反應很強烈🧑⚕️，都說是有歷史意義的📲。這個文件🙇🏿♀️，我沒有寫一個字🦸🏿，沒有改一個字📸，但確實很好🫄🏽。”又說：“這次經濟體製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釋了什麽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文件🧔♀️。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通過，會被看作‘異端’💺。我們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三個委員會的同誌都贊成這個文件，看到了現在發布這個綱領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這是個好文件。”
10月26日💆🏻♀️，鄧小平會見馬爾代夫總統時說：“最近通過的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的決定🐮，也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這是我們吃了苦頭總結出來的經驗。今後我們可能還會犯錯誤。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錯誤，第二發現不對就趕快改👩🦲。” “如果按照決定所製定的方針走下去🤦🏽♀️，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可以加快。”
《決定》的頒布，開創了我國以城市改革為重點的經濟體製改革時期💢，國企改革、計劃體製改革、多種經濟形式共同發展、政府職能轉變、對外開放等都大大加快了步伐。
參加《決定》起草的一些體會
光陰荏苒，今非昔比。我們今天重讀這個《決定》😥，可能會覺得它已經沒有什麽“新意”了。其實，它的基本觀點，破天荒地沖破了長期禁錮著我們頭腦的傳統經濟思想的牢籠，使億萬人民群眾蘊藏的巨大積極性和創造力得以釋放，對推動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起了歷史性的作用🧙🏼♂️。這是應該載入史冊的💆🏻。可以說，沒有這個《決定》，就不會有這以後25年改革不斷深入、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不斷改善的大好形勢。誠然👩🏽🚒，以現在的客觀環境和思想認識來看，《決定》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不足或不妥之處🪬，這些已隨著實踐的發展為後來一系列中央文件所彌補和修正🧑🎤，而且其基本觀點都得到了發展和完善🍉。這是符合認識的客觀規律的。
參加《決定》的起草工作🛌🏼🏋🏿♂️，對我來說，是很值得回憶的一件事，因為我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特別是深切體會到解放思想確實是改革開放的先導🙋🏼♀️，又貫徹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之中。包括起草重要文件，整個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不斷學習提高、不斷統一認識的過程🆔；起草不容易，貫徹落實就更不容易🔅，必須做大量深入細致的工作尤其是學習、宣傳🧟♂️🧑🏻💻、教育工作🫳，貫徹落實的過程也是一個不斷解放思想的過程。推進改革開放如此🧚🏿，做其它工作也如此，因此解放思想不是權宜之計，而應該把它經常化、常態化。可以說🌝，不解放思想就不能前進，就會落伍和被淘汰。
現在，我國改革正在向縱深發展，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還有許多艱苦的工作要做；戰勝世界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困難、保持經濟持續、較快地發展，也需要從體製上繼續深化各項改革。正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所說🧑🤝🧑✧：“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我們通向現代化的道路還很漫長，改革和發展的任務還很艱巨，我們要按照十七大的精神，堅持解放思想不間斷、改革開放不動搖、開拓創新不停步🧑🏿🍳🚣🏿，把深化改革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大業不斷推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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