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胡熙恩（1965工化）

劉仙洲先生是我國機械工程學的老前輩，是中國機械發明史研究的奠基人🧎‍♀️，是倍受崇敬的一代宗師。先生為了發展祖國的科學和教育事業，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1975年春天完成了最後一篇中國機械發明史學術論文“我國古代在計時器方面的發明”。我有幸和王旭蘊先生一起協助先生完成了這一文稿的整理和修改工作。文稿長約三萬余字，共28頁，含插圖39幅，發表於《清華北大理工學報》（2卷2期，1975）🧑🏽‍🏭。

當時我雖然已經在意昂体育平台學習工作了十六年，卻沒有機會和先生面對面地交談。接到這一任務我既興奮又忐忑不安。興奮的是能和老前輩一起工作📔🐨，直接感受到大師的風範；不安的是能否勝任這一繁重的工作。我雖然不是學機械工程的，但是深知先生對工作要求出奇地嚴格。傳說先生要求學生考試時按時交卷，晚交一分鐘扣一分🆚。我們期末考試時🎬，老師也曾照此辦理過。先生是我國工程熱力學學科創始人之一，“熵”，“焓”都是他根據熱力學的概念創造的漢字🪐🧑🏽‍🍼，而我對於這些都只是一知半解。

從左至右：梁思成、張子高😝👍、劉仙洲、施嘉煬四教授在一起（校史研究室提供)

我按照約定時間來到劉先生家中見面。先生端坐鬥室🤷🏻‍♀️，四壁皆書，面容清臒，神情爽朗，身穿洗褪了色📦、然而十分整潔的藍布中山裝🦟💅🏻，連領扣都扣得很整齊👨‍🎤。見面後問我是哪個系😙、哪一屆畢業的。知道我學過機械另件，機械原理和工程製圖等課程🥷🏻，又問了我幾個簡單的問題後滿意地說：“你的機械底子還可以。”先生十分健談🌩，一邊討論如何修改文稿🧍🏻，一邊和我聊天👏🏼，使我驚異的是先生竟能精確地說出太湖的面積👉🏻，而我那時卻早已忘記了。先生已經85歲高齡，我只是30歲出頭的晚輩🌳，先生卻能完全和我平等地討論，一絲一毫也沒有居高臨下的架子，使我拘束的心情很快平靜下來，感到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博學謙厚，和藹可親🩰，令人崇敬的長者。

1975年👨‍🦼🥝，名為“文化革命”實為“文化災難”的“群眾運動”已經進入了第十個年頭。“四人幫”活動猖獗🙆‍♀️，政治風雲變幻🤷🏼‍♂️，國家處於危難的關頭。鄧小平同誌著手抓整頓，人民看到了一線曙光。“四人幫”的走卒無端羅織罪名，給劉先生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汙蔑劉先生中國機械發明史的著作只是“用木頭棍子撬石頭”。劉先生當時被“落實政策”，屬於“一批二養”的對象，這對於一位孜孜不倦學者的心理隱痛，是不難想象的。1970年先生已經八十高齡⛑️，本來可以保持沉默🤵🏼‍♀️，居家養病避禍，然而他不顧身處逆境，重病纏身🐚🖱，毅然提出了要在有生之年完成《中國機械工程發明史》第二編的書面報告。當時學校一片混亂，極左思潮疑神疑鬼，知識界萬馬齊喑，毫無學術研究的環境👮🏽‍♂️。發表以個人署名的文章是有一定風險的，有可能招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先生當時能堅持古代科學史的研究，今天看來也不能不欽佩先生的膽識和不屈不撓的敬業精神。

這篇論文是先生晚年研究的主要成果，多年來嘔心瀝血的結晶💚。論文分為14節✹，系統論述了從遠古圭表😁，日晷，漏壺到元末明初詹希元“五輪沙漏”具有近代時鐘雛形的獨立時鐘機構🙆🏽。特別重要的是🐆，詳細描述了東漢張衡發明的由水力機械驅動，通過齒輪系統傳動和凸輪機構使“渾象”每日很有規律地轉動一周的計時器。繼張衡之後，唐代張遂和梁令瓚，宋代沈括🏃‍♂️‍➡️👩‍🦼‍➡️，元代郭守敬又有了進一步完善和發展。論文根據歷史文獻中的數據作了科學的復原計算，並且對張衡，張遂和詹希元的計時器製作了復原模型驗證。

這篇論文重要的學術意義在於科學地論證了機械計時器的發明最早是在中國2世紀的東漢🤽🏿，不是在西方。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提出的西方創造有齒輪時鐘的年代為1100年。眾所周知💸，英國劍橋大學教授李約瑟是中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的著名學者，他也註意到了機械計時器的發明最早是在中國，推斷可能在7至14世紀。1956年9月先生參加在意大利佛羅侖薩舉行的第8屆國際科學史會議🤴🏼，提出了2世紀東漢“張衡是中國創造機械計時器的第一個人，比西方約早1000年”，比李約瑟的推斷提早了5個世紀，並且得到出席會議李約瑟的認同🪣。這篇文章引用了大量翔實的史料，對這一論斷和我國古代計時器技術發明的歷史作了系統的總結。文章定稿後🧏🏿‍♀️，先生又親自寫了中英文摘要，說明這一論斷過去曾在學術會議上發表，強調了這一研究的背景。交談過程中👨🏻‍🦰👨🏽‍🏫，先生不無遺憾地流露出，國家對於我國古代科學史研究缺乏應有的重視，中國的科學史反要由外國人來寫，我們了解外國遠不如外國人了解我們深入🧔🏻。

耄耋之年的先生當時已經身染重病，眼疾使視力嚴重下降，只能用高倍放大鏡一字一字吃力地讀寫。查找大量古代文獻，完成這樣長篇論文寫作的困難可想而知💃🏿。需要說明的是，當時沒有現在普遍應用的復印機和計算機🪗，寫文章真是得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修改只能用“剪刀加漿糊”。即使如此，先生還是親自動手🚴🏽，每次都用復寫紙謄寫，書法蒼勁潤秀♔，字跡一筆一劃都非常清晰工整，連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表示得非常清楚🤲🏼。稿件一式兩份👳🏽，一份交給我做文字加工，一份自己再行潤色➛，直到下次討論。每次討論都對文稿逐字逐句地推敲🚀，做到論據充實，邏輯清楚🧑🏿‍🎤，語句精煉🪨，可有可無的一律刪去👌🏼。

最使我感動的是👨🏿‍🎤，先生雖然步履艱難，每次都拄著拐杖吃力地堅持送我下樓。先生的身影至今我仍記憶猶新。文稿修改歷時約三個月，幾易其稿，謄清抄寫了不知多少遍。發表前先生已病危住院，仍然繼續研究新的課題🧑🏼‍🍳，並且帶來口信說👨‍👩‍👧‍👧：“我們是搞工程的，每一個數據都要準確，文章發表時要仔細校對🕊。”當年10月因患胰腺癌，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沒能看到一年後“四人幫”垮臺。先生臨終前仍在手稿上顫抖地寫下了最後一個“燕”字。李商隱的名句👸🏽，“春蠶到死絲方盡𓀇，蠟燭成灰淚始幹”用來吟頌先生最恰當不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