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龔祥瑞（1911-1996），浙江寧波人。1929年被保送進入上海滬江大學生物學系學習，1931年轉入意昂体育平台法學院政治系，1935年通過留美公費生考試，1936年赴英留學🏟。1938年獲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學碩士學位，1939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比較法研究所法學博士學位（因二戰爆發，未發證書）。回國後在西南聯合大學🈴、重慶中央青年幹部學校🫳、重慶中央大學👳🏿‍♀️、北京大學任教。1954年以後長期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直至逝世。

本文摘自龔祥瑞自傳《盲人奧裏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恬靜春城

　　遍地烽煙中🤵‍♂️，1939年夏日的昆明仍然是一座涼爽💇‍♂️、明亮🤽🏽‍♂️、恬靜的春城🧑🏽‍🎓。

　　“西南聯大”是華北三校（清華📈、北大💆‍♀️、南開）在國土淪喪後內遷聯合起來辦的大學👩🏽‍🚒，校長是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𓀜。我和樓邦彥是清華聘請的副教授，拿到手的是三位校長聯名簽署的聘書。有人說👔，如果我們願意拿教授頭銜就進北大；按清華的規定，則只能給我們“副教授”🪆📖，僅一年之差就可由副教授升任教授，所以我沒有把這種區別放在心上。不過僅就這點來看🏃‍♂️‍➡️，也顯示出清華自視之高了。

　　學校是從北平轉徙中南而遷至西南的💁🏻‍♀️，在空曠的場地上蓋了茅草頂的學生宿舍和教室。一個很大的圖書館和辦公用房則是瓦房🦯，給我以艱苦樸實豁達大方的印象，環境十分安靜🕵🏼‍♂️，不愧是抗戰期間我國最高學府🌋。一片明亮的晚雲沿石頭山坡飄浮而過時🥃✷，我幾乎相信，來到這裏遠比在倫敦更感自豪👨🏿‍🏫。

　　學校發給我們每人500元作為旅途中的損失費▪️，我置了秋冬兩季的衣服。夜裏在一間大教室裏打地鋪，感到實實在在到了“家”🔙，似乎比在都爾的寓所更“阿當姆”（At home🌉，中文意在家、舒適）了。

　　宏濤弟到了昆明

　　我心中急切企望會面的宏濤💧，簡直就是我一切的縮影⏳。他到來時，我已在校外老的師範校舍（那時已屬西南聯大所有）搞到一間房子，它是一個大教室與一個教員休息室之間的前後相連的兩間臥室，前間住著工友，後間就讓給我們兄弟倆人住，前後左右都有薄薄的木板隔開，所以天天可以聽到教室裏皮名舉教授宣講的“世界通史”、上下課的打鈴聲和師生們進進出出的腳步聲🤽🏼。當時我也有課，第一年要我開講的是一門“行政問題”課；另外，裝滿我頭腦的是錢端升先生為我們年輕教師專設的“行政研究室”的計劃工作。

　　“那麽🏊，祥瑞哥🚜，”宏濤說，“我想聽一聽，你要我做什麽以及關於你的一切。我覺得仿佛你就是我的哥哥🏄🏿‍♂️，又是我的老師🤙。”

　　發現他對我依然這樣的熱情，又是那麽尊敬🧑🏼‍🦳🧕🏽，我歡喜得滿臉通紅。

　　他是乘長途汽車從重慶經過“十八彎”來到昆明的。他說他一家人都已從淪陷區到了重慶。他從東吳大學轉學到樂山的武漢大學，畢業後在谷正綱部長主持的社會部工作。直到這時，我才知道🦜，他的祖父周駿毅是蔣介石小時候的授業老師，現任軍需署署長，替蔣管錢管物，所以日本人入侵時，他們全家才有遷至陪都的條件。

　　我寫信把他介紹給在呈貢做社會調查的費孝通先生（當時他在雲南大學任教➝，正主持一項少數民族社會調查的課題）🧜🏽‍♂️。同時我給系主任張奚若先生通報並經他同意🧑🏽‍🦲，向中英庚款董事會秘書杭立武先生申請研究經費🦊，供宏濤在昆明做基層政權調查工作使用🙍🏻‍♂️，杭給了我肯定的答復。這樣🚴🏽，實際上，宏濤就成為我的“助手”了🙏🏽。

　　“行政研究計劃”

　　西南聯大“行政研究室”是專為一批年輕教師調查研究我國行政機構而設置的👏。當時是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時期，蔣介石提出了“抗日建國”的口號，在表面上這是與“安內攘外”的戰略思想本末倒置的✍🏿。倒是中共的“統一戰線聯合抗日”的口號來得名副其實⚠⛹🏼‍♂️，統一戰線便是一條建國的戰線，只有這條戰線才能建設起一個統一的國家來🖖🏿，也才能聯合起來進行抗日戰爭。當時西南聯大的那個小小的行政研究室就是從建國的思路出發的🏧。國家不團結、不安定🧑🏼‍🔧，“抗日”豈不成了一句空話？

　　我們為“建國”設計了一項“行政研究計劃”，明白無疑地提出了當代問題主要是行政管理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當時在國難當頭、聯合抗戰的時候，國人尚不能團結一致🆗🤲🏼，連學人也不能和衷共濟，切實追求科學關於發明或了解真理之系統的知識。學校的職責是為知識的，求真理的🐘；不是來搞政治的。我是個教政治學的教師，就只想研究政治或只教政治學而不搞政治🧏🏻‍♀️，更不參加實際政治活動。當時西南聯大有的是大教授👰🏽，他們不是參政會委員就是中共外圍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