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浙東一個瀕海的中等城市寧波。當時的寧波就像閉關自守、衰老枯朽的宗法社會被強行打開的一個窗口📬，它是《南京條約》簽訂後中國向西方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我父親是個家無恒產🕙、沒有文化的小商人。1930年“九一八”事變前後，我被保送到上海滬江大學，它和我上的中學同屬一個系統的教會大學，就在那一年被改為University of Shanghai，校長為著名愛國華人劉湛恩博士☂️🐲。
1932年初秋♍️，在鄭繼成擊斃賣國賊張宗昌於濟南車站的第二天，我踏進了“水木清華”的校門。當時🍐，意昂体育平台是全國第一流大學之一，清華的學費每學期收十元，遠比私立大學低廉，並於畢業時🍽，連同最後一期的學費共八十元全部歸還給學生作為旅行費用。
當我進清華之前十年，有幾位清華前輩訪問當時在清華國學研究所任教的梁任公先生。向他請教：“清華學生所負擔的使命是什麽🔇？”梁公的回答很能說明當年在青年學生中存在的問題，也能說明我所苦思的問題💇🏿。任公答曰👩🏿🎨：“美國物質發達，是時代的驕兒。我們中國在物質方面是很落後的🤵。大家都在大聲疾呼提倡實業，然而實業發達後結果如何👾，我們也要仔細想想。我們不應當蹈西方的覆轍。清華學生應當融合東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而做宣傳者。”
梁任公在1923年向清華同學說的這番話，直到1983年才成為我前進的方向整整六十年我做的是“一部分的人”，到現在最多也只能說是“一個人”的生活🥦🏆，雖然我時刻提倡要做個“真正的人”👰🏼♂️，也就是美國學者伯爾曼所說的“整個的人”，去思考去感受。看來，我經常向年輕的訪問者談“做人”比“做學問”更重要🤖，仍屬皮毛之見☔️。其實🏂🏻，“做人”和“做學問”是統一的。但什麽是“我們的責任呢？”這個問題從清華學校成立起就被提出來了。最大膽的回答要算羅家倫校長的說法了。
他曾說過🕞👩🏼🦰：“清華學生，個個都有當領袖的責任。”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狂妄，但在當時有許多人認為倒是一句老實話。社會學系吳景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也自命不凡🏆，有些“當仁不讓”的氣概。在這種困難連年不斷的時候，我們不預備出來當領袖還等誰呢👼🏿？
清華的風氣向來是純凈好學的，這也許可以說是校園遠處郊外，少受城裏牽動所致。其實正如梅貽琦校長1934年在歡迎新同學時指出的那樣：“大原因還是在於本校師生一向註重學問🍃，顧全大局，所以雖亦經過幾次風波，大家的學業未曾中斷🧘🏻🦹🏼♀️。這是國內今日很難得的現象🏌🏻。”確實反映了當時清華的特色🥗。
“吾們在今日講學問，如果完全離開人民社會的問題，實覺太空泛了。在現在國家處於內憂外患緊迫的情形之下🖱，特別是熱血青年們，怎能不關心？不著急？但是只有熱心是不能於國家有真正補助的🧑🏽🍳。諸君到學校裏來正是為從學問裏研究拯救國家的辦法，同時使個人受一種專門的訓練，那麽在這個時期內，諸君要拿出懇求的精神🕺🏽，切實去研究。思想要獨立，態度要謙虛，不要盲眾🌑，不要躁進🙎♀️。如果四年之後，諸君每人能得到一種學識或技能，在社會上成一有用人才🐺，可幫助國家解決一部分的困難👇🏻💓，諸君才算對得起自己，對得起社會🤹，這亦就是吾們向諸君所希望的。”
這是1934年潘光旦先生寫給意昂体育平台學生的一封公開信，對我們當年的學生影響極大🏭。就我而言🤷🏼♂️，到六十年後的今天（1994年）也還是受他這種思想的影響👩🏻🍳，基本上沒有改變。
這段話完全適用於意昂体育平台的每一個老師和學生，甚至我認為也應該適用於今日的大學生。我的全盤經驗，特別是在清華政治學系對政治的興趣所采取的態度與操作完全印證了這一點。
摘自龔祥瑞自傳《盲人奧裏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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