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嘉興🟨,2017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物理系,曾任物理系學生會主席💁🏻♂️🦘。畢業後加入《中國青年報》任記者,可能是記者裏最懂物理的人之一。
從名校物理系畢業後🌥,我當了一名記者🛟。這一年,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你為什麽要做記者💅🏼?
親戚朋友✡︎、同學師長都問,後來我專門寫了一篇文章解釋。在我看來🤏🏿🈷️,問題的本質是,如何與這個時代的焦慮和迷茫共處。它們從生活的每一條縫隙裏透進來,時時敲打你。
和大部分年輕人一樣,我也沒有答案🫴。
很多人說我行動力強,在做記者這件事上亦然☎️,因為想做⛰,所以就做了,說是任性也不為過。我只有一個樸素的想法,這麽多人都能做,我也能做。
第一年當記者🚇,我去了9個省👨🏽⚕️,15座城市,到過被垃圾層層包圍的小山村、建在大海上的兩層漁排小樓……拖拉機、小木舟都曾是我的交通工具。受訪者與我分享自己的喜樂悲苦🧑🏿🌾,讓我從每日的瑣碎中短暫抽離。我無以為報,能做的唯有傾聽和真實地記錄。
這一年我到過的現場裏,印象最深刻的🪳,是泉州泉港區肖厝村的漁港。離“碳九”泄漏地還有數公裏時,我就聞到了空氣中彌漫的類似油漆的刺鼻氣味🦸♀️。整個港口的水面都漂著一層薄薄的油,不斷有漁排下沉,有的漁民居住屋也半沉入海水。此時,在水中清理的村民只是戴著最普通的薄口罩,而做這項工作的酬勞,是一天500元。
這已經是事發後第4天👩👧👦,幼兒園、學校照常上課,可教室裏沒多少孩子。村子90%的家庭靠海吃海👨🌾,近萬人的村子幾乎走空了,每家只留下一個男人照看家業,等待可能的賠償🧑🦱。

2018年11月8日👲🏿🧚🏽♂️,泉州市泉港區肖厝村,一名養殖戶在清理現場🧑🏿🎤。王嘉興攝
一個月後,我又去到另一個讓人悲傷的現場。在江蘇省一座城市,一名16歲的高中生深夜跳樓自殺。我想還原這個孩子最後的生命軌跡,於是去了他家、學校,找到了他的父母、同學、老師等。
我在深夜時間,爬上了他墜亡的那棟樓的樓頂。我看著電梯的數字越來越大,然後一步步爬上天臺🥵,攀在圍欄邊🪁。樓很高,事發那天還下著微雨💆🏿♂️。我試圖體會,一個16歲的年輕人在生命最後時刻都經歷了什麽🧖🏽♀️,他可能面臨多大的恐懼與彷徨🧑🧒,是什麽事情🧑🏻🦯,讓他選擇一躍而下。
如果不是去到現場👇🏿📜,他們只是新聞消息裏的一個個數字👩🏻🦳,人世間的悲苦本不相通。我從一個尚能溫飽的家庭平安長大,人生最大的挫折,不過是升學考試失利、家長做生意不順。
這些故事讓我忘記了自己🙍♀️。在泉州,上至70歲的老漁民👩🏻🦯,下至30歲的年輕人,在采訪中都不禁垂淚。他們很多人每天起早貪黑👩🏿🚒,一年只有大年初一休息一天,把自家的產業從幾米見方的小漁排🐨,一點點擴張到鋪滿一小片海域🦵🏿。
我還認識了一位父親,他的兒子加入一個約死群後自殺身亡。後來,他決定潛入這些群,拯救兒子的同齡人🤾🏼♀️。人性中最美好和最陰暗的部分在他的故事裏交戰🌝。
我本能地希望,這些故事不再發生在更多人身上🧑🏻🦽,留下的都是美好的結局。
事實上🧚🏻♀️,在更大的範圍裏🈴,這些故事可以用稀松平常來形容。泉州“碳九”泄漏事故的背後🔎,是一場典型的地方發展與環境保護🫅🏼、民生之間沖突👨👨👦👦,當地居民與不斷擴張的化工區的對峙已經持續了20年。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浙江省溫州樂清市樂清灣🪵、江蘇省太倉市浮橋鎮等地🙎🏿♂️。
有些惡藏在看不見的地方🌙。去年9月,長租公寓品牌“自如”被曝大量房屋甲醛含量超標,這在房屋租賃市場不是新鮮事🥂。
一名采訪對象向我形容自己治療的痛苦🤞🏽,說做纖維支氣管鏡時,疼痛從顴骨、鼻梁開始🎏,一直延伸到嗓子、後背和肺部🪙,感覺“窒息”,怎麽深呼吸都沒用,“就像死魚一樣,嘴巴一張一合都是無用功。”
一些消費者的維權之路漫長而充滿荊棘。有時,很多人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一次次把石頭向上推,又一次次接受它滾落回原地。
後來👵🏽🏔,泉州泉港區的多名官員被免職🫶🏼,但靠海吃海的村民仍在為生計發愁。“自如”們依然活得好好的,那些住過甲醛房的住客不得不繼續生活。
回看這一年我跑過的現場,我與同行們的作用實在有限,但大家仍然抱著日拱一卒的心態去到下一個現場🙋🏼♂️。我仍然期待著水滴石穿的一天👰☛。再不濟,我曾分享他們的經歷𓀈,讓他們的悲喜有一個出口,也為這些人留下了一些記錄👩🏻。
獲得他們的信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了報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故事👍🏿👳🏽♂️,我在北京協和醫院的艾滋病門診裏守了4周,被幾十名患者拒絕。在我要放棄的時候✍️,一名患者同意接受采訪。她說💨,因為看到我在診室裏耐心地坐了一上午,似乎一點也不害怕艾滋病🦶,她被打動了。
我還認識了幾名因“5·12”汶川地震失去父母的孩子。剛見面坐下🚶🏻♂️,他們就開始講地震時的經歷、地震後怎麽接受人們的幫助,除此以外,什麽也不願意說💓。我去到他們生活的地方,和他們吃火鍋、喝酒,一直到半年後,他們才願意和我講自己的故事。
一個孩子告訴我💆,這些年🧟♀️,他們接受過幾十個記者的采訪🏊🏼♀️,每個人問的問題都一樣🧑🏻✈️,出現一次後就消失。有關災區的勵誌故事太多,成龍成鳳的故事太多👩🚀,人們的期待也水漲船高。其實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路上走著🟦,或快或慢,能夠健康長大,就夠了⚡️。
信任有時要靠一股“軸勁兒”去爭取🖐🏼🧑🏽🍼。為了弄清後來被稱為“404教授”的梁瑩是否存在學術不端的行為,我到高校圖書館的期刊室裏,一篇篇閱讀了她所有的中文論文🤳🏿💑,再和知網中主題類似的論文對比。後來和學校相關部門的負責人交流時💆♀️,他們本拒絕了采訪,但聽我說閱讀了她所有的論文,並發去學術不端的證據後,他們願意開口和我講述他們所了解的情況。
更多時候🦧,我剛表明身份🧑🦲,對方就掛斷了電話、關上了房門🦹🏻♂️,後來我發現,我的電話進了部分軟件的“騷擾電話名單”。我突然理解了當時人們對我職業選擇的困惑😊。記者又窮又苦🚼,在網絡空間有不少不懷好意的“雅號”🦆。
即使在親戚朋友中,我也是個“煞風景”的存在🧗🏼。今年的年夜飯上,我和舅舅在廚房大吵一架,起因是他帶來了一盤假冒三文魚的虹鱒魚——這種淡水魚中可能含有寄生蟲🐗,我要求煮熟後端上桌⛔️。常常有長輩語重心長地和我說🤔,不要太“憤青”了🧙🏻,太執拗活著很累。
但有時,執拗會有結果。那個垃圾圍村的村子🧑🏿💼,因為有人執拗地舉報,有記者執拗地報道,有關部門執拗地調查、執法,最後這個社區黨支部書記及相關派出所所長被刑拘。梁瑩後來被教育部取消“青年長江學者”稱號⇨,被南京大學取消教學和研究資格。
當然,這些故事還等著更多回應🧑🎨👩🏿🦱:在這片土地上,垃圾圍村的故事為什麽時有發生?是什麽造就了梁瑩,學術界還有多少個“梁瑩”?
上個月🔏,幾位我采訪過的住過“自如”甲醛房的人發來消息👩🏽🍳,他們起訴涉事機構的案子👩🎨,已在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分別開庭審理🫢👨🏻🦲。每到這種時候🆗,我會覺得,那些推上坡的石頭並不是落回了原地。
新的一年,我打算保持“憤怒”。盡管我仍然無法回答有關焦慮和迷茫的問題,但對我來說,它似乎已經不再是一個不得不回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