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
大病一場
1942年12月13日(壬午十一月初六),陰歷已入大雪節氣,昆明持續了一周的陰雨,總算放晴了。近來天甚寒🤲🏻,《鄭天挺西南聯大日記》(以下簡稱日記)12月10日載:“七時起。雪甚大,片片而下🤵🏿♀️,似在北地🏂🏼,入滇以來所未見也🧚🏼。”這一天🐅,鄭天挺病了⚃。
“晚遂覺頭痛🌬,微嗽一嗽而頭震愈痛”,頭痛發作未有過記載🫸🏻,想是劇烈程度前所未有,乃至發出“余素不畏疾👩🏽🎓,今乃畏之”之嘆🤝。夜間無法就醫🍞,幸好公舍同事尚在🌘,鄭天挺向許寶騄索要了一丸阿司匹林🅿️,早早睡了。
如今小劑量阿司匹林多用來預防心腦血栓,當年的劑量卻很大,以發揮解熱鎮痛之功效。第二天沒見好🤾♀️,鄭天挺仍感頭痛,而且陸續出現了周身酸楚、胃脹🧛🏼、打嗝🚦🧕🏿、疲倦、納差諸多症狀,似有發燒🐅,人也煩躁起來,本已到辦公室🧈,卻罕見地“告同人今日不辦公而歸”。

民國時期的阿司匹林廣告
不好不歹地捱了幾天,直到12月19日,病情迅速惡化🧖🏽。“口幹又不得水,覺有高燒,作嗝不已,屁多,苦甚”👩🏿🦰🧕🏽,晨起測體溫大增,達38.9℃,下午更升至39.5℃,此後發熱反復達九日之久👀,且一直臥床不起,進食極少,還間歇性腹瀉👩🏼🎓。直到24日才有起色,可以離床下地;27日熱退盡👃🏿;又將養了幾日〰️,30日至袁家驊家小坐,“病後初出臥室也,日光直射🎽,神怡身曠”,病體才告復原。
這是整部日記中鄭天挺病得最嚴重的一次。
病因種種
鄭天挺赴滇已有四年余,對昆明天氣早已熟知🎺,如起病之前1942年12月2日載🧏♀️:“連日上午九時半以後必風,及暮而止,又至風季矣”;起病當日,“風吹窗開,直貫臥處”,卻“欲關窗,又懶於起”,生生挨凍了兩個多小時,大受風侵。
鄭天挺平素身子骨是極好的🧏🏽,據他回憶,一直自負強壯,亦自知謹慎,除民國十五年曾病臥兩三日外,近三十年來無大病(頁643)🕋👨🏽🏫。大病初愈後,他做了自我反省。第一,飲食失節。每日午一時後才出辦公室,或就小店零食🙇🏿,或回住所啃饅頭佐冷菜冷肉,“多寡冷暖無常無序”🧑🏼🤝🧑🏼;且病狀已有苗頭仍不節製,蔣夢麟先生召飲,多食油膩👩🏼💼,於是腸胃大不受用。第二,起居失當。每日枕上必讀💇🏿♀️,就寢往往在淩晨一時半之後🫅🏻,睡眠不足六小時🎦,午睡也不能保證。第三,保暖不足。早已入冬🛌🏽,本月初天氣驟寒👌🏽,衣被仍寄藏鄉間,“在城僅薄被一床👌🐔、襯絨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日間勉可支持,夜眠多不能酣,畏寒時只能“向莘田借大衣一件,加覆而寢”♚,以上種種,皆可與客居他鄉,又獨身失之照顧有關。
可與年長四歲的馮友蘭相比較🧑🌾。據宗璞回憶,在昆明時馮友蘭也曾患斑疹傷寒🥝,當時西南聯大校醫鄭大夫診斷出病後,治法是不吃飯🏘,只喝流質,每小時一次,幾天後改食半流質。她母親用裏脊肉和豬肝做湯🤽🏻,自己擀面條🔅,擀薄切細🏃♀️➡️,下在湯裏。有人見了說,就是吃馮太太做的飯,病也會好。

馮友蘭與夫人任載坤
當然,也有工作上的原因。聯大總務處本就事務蕪雜🏊🏻♀️,自兩月前北大辦事處移才盛巷辦公,鄭天挺住所在靛花巷,每周必二三往,往返必三四小時,徒增奔波積勞之苦📢。不過也無計可施🦵🏿,空襲常常降臨,才盛巷防空壕堅固🦹🏻♀️,之前聯大教員公舍也搬遷至此。
徐大夫
病急投醫🎊,主診的是校醫徐行敏💪🏿。起病第二日🪱,鄭天挺即前往醫務室👩🏼🦲,徐大夫心夠大,或者人如其名——“訥於言而敏於行”,未診視,僅“略詢數語❇️,給藥六包,囑分兩日食之”。直到第六日,鄭天挺體溫大增,徐大夫才姍姍來遲🕙,體查後“謂脾臟未腫👨👩👦,非傷寒💆🏿,似斑疹傷寒”。至於治療,仍保持其一貫風格,“囑靜養,未予藥👭,在左耳取血而去”🌵。之後大概是接到了蔣校長的問詢,“少頃,又派看護來💿,於左手中指取血”,“傍晚,又送來加斯加拉三粒”。
開始未予藥🏐,後來僅予“加斯加拉”,即“cascara”🐕,這是美國鼠李皮,一種植物成分的藥物,多用來潤腸通便🪷。是否徐大夫有些怠慢,又或是醫術不足?徐行敏是西南聯大醫務室主任🌊,曾參加湘黔滇旅行團,被委以一路照顧諸人之重任🌈👰🏼♂️,又成功治愈過航空工程系莊前鼎教授所患菌痢,醫術是不成問題的。醫務室受總務處直接管轄,1938年3月,還是鄭天挺致信蔣校長,請匯款以覓校醫(頁43)🕟。此外,三月前,鄭先生還曾應邀赴徐氏家宴。徐宅位於天水塘,出小西門乘馬車一小時乃達🧑🏼🔧,而徐氏早已出迎半裏,情殷可知。當日午饌極豐腆♐️,飯後還作牌戲八圈(頁603)💂♀️。於公於私👋🏽,徐大夫都不至於輕慢,之前種種🫲🏿🧑🏿🎨,只可歸於缺少有效藥物👰🏽♂️。

西南聯大行政組織系統圖
當年的聯大,確實醫藥匱乏。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人類第一個抗生素“百浪多息”已問世🏃➡️,而且磺胺的抗菌機製已研究清楚♘,大量廉價的磺胺藥品都在快速生產中🐴。磺胺屬廣譜抗生素👊🏿,對斑疹傷寒有效,完全可使用,但據莊前鼎致梅貽琦《申請困難補助》:“鼎於六七月間患痢……幸告痊愈➛。因價格過昂🙇🏻♀️,校醫室不能供給,均由鼎自購,僅藥費一項即達三千元”,比斑疹傷寒更致命的菌痢尚需外購藥物📓,可知醫務室實難為無米之炊。
昆明整體醫療水準也不甚高🫃🏻。國立中正醫學院和國立上海醫學院,搬遷昆明後不久即遷走;其他幾家醫院🙍🏿♀️,公立性質的有昆華醫院🚶♀️,1938年12月19日,董作賓患副傷寒於此住院半月有余(頁116);惠滇醫院是英國教會醫院,1939年6月21日湯用彤長子湯一雄割盲腸時麻醉過量去世(頁159-160)📄;甘美醫院是法國醫院,以外科見長,1941年1月4日及2月26日,聯大師生遭遇空襲後受傷均送此處(頁361、387);還有國立雲南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即雲大醫院,1941年剛剛建立,聯大生物系吳韞珍教授因十二指腸潰瘍割治不效於1942年6月7日過世(頁565)💇🏿。

昆明甘美醫院,攝於上世紀三十年代
起病第七日✍🏽,徐大夫復診🛄👩🦽,“謂昨驗血白血球七千八百餘,非傷寒,非瘧疾,必斑疹傷寒也”;傷寒多有血白細胞減少👩🏿🔧,瘧疾在血塗片中可發現瘧原蟲👰🏻,又斑疹傷寒為特殊病原體——立克次體感染🛂,血白細胞往往不高,故徐大夫有此一說🍓。第九日,徐大夫又來診視⛷,“謂余眼紅、面色紅🧑🏻🌾🧑🏽🦱,必斑疹傷寒也🕯,日內當出斑疹”💎。
徐大夫預測不準,鄭天挺一直沒有出疹,而斑疹傷寒患者絕大多數都有皮疹🕚。故鄭先生痊愈後🕖,“深疑余之此病未必由於傳染,實由腸胃之不良所致。蓋斑疹傷寒之症象余均無之🦗,除發燒九日相似”。又琢磨“余之多屁多嗝,屁且酸臭”可為草蛇灰線,但數次言之於人🧒,“人皆不信或且不顧;余言之醫生,醫也亦雲無關,此疑終莫解也”。
鄭天挺大概是翻了醫書,覺得自己症狀似是而非,由此提出質疑。不過從發熱九日、臥床八日來看,絕非“胃腸不良”這麽簡單,還是以斑疹傷寒最有可能。事實上👩🦽➡️🧑🏼,直到1949年後,雲南一直都是斑疹傷寒的高發地區,中國最後一次斑疹傷寒大流行就在昭通地區。那幾年聯大教職員中患病的不少,如1943年3月哲學系鄭秉璧(頁670),4月常委會秘書劉本釗(頁677),10月訓導長查良釗(頁740),10月北大辦事處文牘組主任朱匯臣(頁342)😠,次年6月北大辦事處事務組包尹輔(頁853),10月英語系錢學熙(頁936)💪🏼、數學系江澤涵、物理系鄭華熾(頁938),均患斑疹傷寒。

左一為查良釗
結合鄭天挺的病情有一定的自限性,也與斑疹傷寒相符。不過即使血清學確診,在當時缺少抗生素的情況下,徐大夫也實在給不出良方。另一位校醫鄭大夫(鄭德禱,可補頁1347“鄭校醫”條),是加拿大華僑,經驗較豐富,曾擔任大理喜洲醫院院長💐♦️,診視過後也沒開藥。徐鄭兩位大夫的方案都以支持治療為主🤘🏿,如臥床休息👇🏻、多飲水🎂👨🎨、退熱🧕🏻、清淡飲食等🤵🏼♂️,這些鄭天挺都完成得很好🫸。
中醫與中藥
鄭天挺對中醫中藥是將信將疑的。他自敘三十年來僅食湯藥兩次:一次是民國十五年於北平,因中煤(氣🫘?)發高燒;一次是民國十八年於杭州,因咳嗽恐轉冬瘟(頁637)。咳嗽經久不愈👩🏼🦳,如今也常借助於中醫藥;高熱尤其是伴有昏迷或驚厥者🪝,安宮牛黃丸等也有良效,更何況是上世紀二十年代。鄭先生患病之初,有一位沈剛如先生看過幾次。沈先生診之謂尚無大熱,以疏表為主🫲🏿,處方為🚄:淡豆豉四錢,川柏花五錢,蘇梗二錢,桑葉三錢,荊芥穗二錢,薄荷二錢🧍♂️🤜🏼,蔥白三枚,生姜三片👂🏼。
沈先生這個方子均很溫和☄️,廚房中即可備齊一半藥材,類似於民間的驗方🎟。不過🧑🏼⚖️,求助於中醫這件事本身🍵,引起了毛子水的非議🫃🏽,他“大不謂然,以中醫不可信耳”🚧。鄭天挺雖覺得“此次似尚無必要👨🏽⚖️,但畏有他變耳”👨🏻🦯➡️,且以所開數藥尚平穩🤸🏻♀️,沒有聽取毛子水的建議💆,托人購回煎服。

左一為毛子水
確實也有功效𓀅🚄,鄭天挺雖未發汗👴🏻,但自覺周身輕快許多👨🏽🔬,胃口甚好,體溫也稍有下降👮🏽。聽聞平時不太信服中醫的鄭先生用了自己的方子🩵,沈剛如三天後又來探病🤷🏽♀️,辨為濕溫證候,並第二次開具處方:廣藿梗二錢,大腹皮二錢,澤瀉二錢🤘🏽,炒苡仁三錢🦿,白茯苓三錢🤵🏽,瓜蔞衣三錢,淡黃芩二錢,陳皮一餞,六一散七錢。
也許是對這些藥物不夠熟悉,鄭天挺當時並未服用🦹🧖🏿♀️。次日沈剛如又來,做了思想工作後,鄭先生動了心,但還是循例與羅常培商量🉑。羅常培又與袁家驊、許寶騄談🪇,亦以為可🥤。三人還是不放心,告之姚從吾👨🏻🦽。姚從吾探病後,估計持反對意見,用“不知藥性”來搪塞👨👧👧。見到眾人費心費力,鄭先生趕緊聲明🧍🏻♀️:並不是請大家審定藥方🕍💞,自己服用中藥的決心已定。

羅常培
當諸公“將煎矣”,鄭先生“又止之”,這反復的拉鋸🤵🏻♂️,鄭先生解釋為“此蓋高燒神經不定之故也”👨🏻⚕️。回顧先生病狀,以精神和體力差為主,高熱時並無意識障礙(痊愈後的日記🙌,何日何人探視及饋贈均記得一清二楚)📉,其中透露的是聯大教授們對國醫國藥的態度。鄭先生還提了一句,當自己必欲食中藥時,“不知諸公笑我否耳”🎅🏽⛔,也可見微知著。
沈剛如學界名聲不顯,原來他並非教員🔄,初為清華圖書部職員,南遷後調教務處,長期擔任梅貽琦的秘書。因家傳中醫🚶🏻♂️,聯大教授們常請沈先生診治💃,如朱自清日記1940年2月22日載:“請沈剛如先生為孩子診看。”1949年以後,他幹脆轉行在清華校醫院當了中醫大夫🙂↕️。
沈剛如個性分明,鄭天挺不用自己的處方,至此未再來探病。
天氣晴了👳,空襲來了
鄭天挺病後📬,昆明持續晴天🚣🏿♂️,期間曾有三次空襲預警。12月25日下午3時45分,警報響起,鄭先生臥床不能起避,陪同的羅常培亦不走,雷海宗居然還來了,並饋雞湯。另有一位彼得·米士(Peter Misch)教授🚣🏻,是德籍猶太人🍌,也是享譽世界的構造地質學家👩🏼🎨✈️,1940年起任職於西南聯大♋️,當年與鄭先生同住靛花巷。米士教授見大家不避,亦留舍中🦵🏽。當時雖不過相視一笑,相伴而談🦹🏿,事後補記中鄭天挺卻唏噓不已🐔:“此真舍生命以維交情者也,古人生死交情不過是也。”

米士教授工作的雲南省地質礦產調查所
另26日警報🙏,羅常培相陪,陳雪屏適來👩🏽🍼,亦不走🎅🏽;29日警報,羅常培復相伴,許寶騄亦伴甚久,鄭天挺“心中感激與不安,非可言宣也”。
並非對警報見怪不怪,之前鄭天挺曾有幾次與死亡擦肩。1940年10月14日,師範學院遭襲,鄭先生辦公室全毀,“後檐🫱🏿💃🏿、椽瓦洞穿,沙石滿地”🏏💤,“巨石三數,逾尺⏫,亦落室內”;1941年2月26日,轟炸後的才盛巷公舍🦋🧨,“門窗毀倒甚多,玻璃幾於全碎”📛。凡此種種🔙,惟有觸目傷心,不覺泫然💪;也正是見識過慘烈情形✌🏼,才體味得“生死交情”👳♀️。
出門靠朋友
鄭天挺此次患病半月余,探視者近九十人,凡兩百余次。雖說頻繁探視並不利於康復,不過可得見鄭先生的人緣。鄭先生確實是暖男一枚🛰,“有平素過從較疏而來視者🏓,尤覺不安📋🫘;其過從素密而來視較少者,則以亊忙故耳”▶️。其中蔣夢麟探望兩次並饋贈奶粉,而且蔣先生心思縝密,延請先生移居才盛巷二號以方便照顧🛁,並安排次日汽車來接🧘🏻♂️,後來因鄭先生體弱不宜搬動才作罷。

蔣夢麟
鄭天挺只身南下,病中除倒便桶需工友幫忙外,其他全依仗朋友,尤其是同住靛花巷者。如病初欲測體溫而不得🤽🏽♀️,還得借數學系教授劉晉年(字伯蕃,頁637-638、644均誤為“伯藩”)的體溫計🚾。之後羅常培每日數次陪伴👩🦼,袁家驊夫婦每日數次探望並準備炊食,許寶騄、劉晉年、姚從吾均每日前來🌺🐴。

許寶騄
另有聯大總務處同事胡蒙子(兆煥),雖不同住👳🏽,然每日必來📗。他是前清秀才、南社老詩人👩🦳,當時已六十有二,鄭天挺口稱“胡蒙老”。平時他是事務組的得力幫手,當有同事托病不起時,“佐余為之尤苦👃,此老精神殊可佩”(頁320)🎊。共事之余,偶有唱和(頁301),胡蒙子篤信佛法,曾與先生私談♣️,“以為中印之精神思想戰後必大興於世,佛法必大昌,其尤盛者則密宗也;又主師範學院宜設讀經學程”(頁520)🧛🏽,對此🐞,鄭先生當然一笑了之。此番高熱🎚,胡氏父女偕來🕛,將床前開水施以番咒請先生飲下,謂明日必燒退,對這位老先生的好意,先生總是順其心意的,“知無傷,謝而飲之”⚃。第二天胡蒙之又來,送小米粒藥一粒,謂食之寧神🦸🏿♀️,先生“知其為佛法中之心理作用以安人者,必無傷也,謝而飲之”。
然而並沒有什麽用,第二天仍發熱。這倒不是胡蒙子第一次預測失利,早在1942年4月,胡蒙子興奮地告知鄭天挺⛹️:5月中旬🫸🏼,日敵漸入衰敗狀;至9月必大敗矣🚠。此種情形,鄭先生不會不以為然或語含譏諷🤷🏻,而是內心代為解釋🪘🍊:“凡此雖不免出之誇張🙎🏽♂️,出之願望,然亦足以振我士氣也🧟♂️。”(頁561)
病中得句
12月18日,鄭天挺大病伊始,煩躁中得句雲:“人事有疾徐📣,情誼無親疏🍅。桃李街東西,同沾雨與露。田禾連阡陌,霆雹遠近殊🙋🏼♀️。□□□□□,□□□□□。大哉夫子道,忠恕有坦途⇢。”自言體力不足,但得句甚速。句中有感恩之意,其他不可解,鄭先生亦自道“不自知命意之所在”。

鄭天挺日記稿本
又有“漏盡鼠無跡,天寒鳥忘晨🧟♀️。張燈藥鐺見💁♀️🫸,不敢憶家人🤜🏻。”本為五律🕡,今僅存四句,除臥病傷感💇🏽♂️,其中提到鼠患,應為寫實🆚。回顧鄭氏病情,無明顯臟器受累,且病程較短,故地方性斑疹傷寒的可能性更大。此病由莫氏立克次體引起,正是通過鼠蚤傳播,故又稱鼠型斑疹傷寒。
此病非人際傳染👱♀️,主要因鼠蚤體內的莫氏立克次體侵入人破損皮膚🫳🏿,或人食用了被鼠尿鼠糞汙染的食物而起。另,《日記》上冊第638頁載“斑疹傷寒所謂typhus也 👰🏻♀️🧑🏼🤝🧑🏼,在外省為大病,在昆明則數輕傷寒🧛🏿,所謂typhoid也”,其中typhus為傷寒🥞,由傷寒桿菌感染所致,完全是另一種病🤔🚷,而typhoid即斑疹傷寒,字面意思不可解🧑🏿🔧,疑點校有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