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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命裏的“七七”》齊邦媛等著華文出版社

2018年5月4日，中華書局推出線上產品《西南聯大訪談數據庫》（簡稱《數據庫》）第一輯☦️，含四十多位重要人物📄👩🏿‍🎓，長1300分鐘。打開視頻，人們可以重溫這些人物對這那段歷史的生動敘述🌯，以及他們用跨世紀的眼光審視當下的遠見卓識。

《數據庫》將我采訪的資源提供社會共享👷🏿，對人們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提供重要的歷史依據，這是我長期致力此事的一個交代。深可慶幸。然而⏭，我要提醒人們🗃：所有的戰時大學都值得我們崇敬與紀念。所有戰時大學的歷史都應該整理👩🏿‍🌾。烽火連天時，撤離敵占區的大學不止一個西南聯大⚅，還有浙江大學、與西南聯大同時組建的西北聯大，以及美院與音樂學院的前身，“音專”“美專”等。

普通學校普通人的氣節🛰，與名校與名人的氣節🖐🏽，並無二致。在國破家亡的關頭🍗，他們都是一樣的悲壯慘烈，具有同等的精神價值，都是中國學界的壯舉與氣節。當我們在昭示某一所名校，彰顯某一群著名學人的時候，不能遺忘了：那個年代，蘊藏著一部完整的中華教育抗戰史。

史料重要，“史識”更重要🙂。

戰時中小學功不可沒

有這樣一本書：《我們生命裏的“七七”》。

“七七”事變不久🏃，中國大地就出現了一批戰時大學📕、中學和小學✧👨🏽‍🏫。危急關頭🙇🏼，為了保全血脈🔫，北中國的家庭自願分散🥥，學子們追隨學校🧙，少年人追隨老師，開始了他們艱辛不屈的轉移與讀書生涯。

許倬雲先生寫道🧎🏻‍♂️：“當學校的隊伍⏺🧜🏽‍♂️，列隊走過家門口時，每一個年輕的孩子，身穿製服，就像行軍的軍人一樣，背一個背包和口糧，兩雙草鞋，列隊進行🦶🏼👴🏽。祖母看見二哥在隊伍之中✳️，實在舍不得，哭著要我的母親，將二哥從隊伍中撤出來🤦🏻。母親答道：‘我們的孩子⬜️，能留一個🤌🏽，就是一個💅🏼😍。國家快亡了♒️，這些留下的種子，也許可以為我們再造中國🆘🤸，扳回自由和獨立0️⃣，不做日本人的奴隸。’”

這裏說的“讀書的種子”𓀗，是針對日本人對我中華“亡國滅種”的企圖。西南聯大校歌裏有一句“絕檄移栽楨幹質”。意思是🖐🏼：把那些快要成材的大樹轉移到荒僻野地裏，繼續培育它們👩🏽‍🔧。而中學🦸🏿‍♂️、小學生則是“種子”🧖🏼。沒有種子，哪來的大樹🐚？沒有中小學的堅持，那麽八年間大學的生源從何而來？

例如，李政道，就是從戰時的中學畢業後，考入浙江大學一年級的。

帶著一封浙大導師的推薦信，李政道在戰火中奔赴昆明🥖。“我是1945年轉到聯大的。我一年級在浙大，二年級轉學到昆明🧝🏽‍♂️。帶我的主要是吳大猷先生和葉企孫先生。他們答應我，選二年級的課，教我三年級的👛。”

對李政道的發現是從浙江大學開始的。這是戰火中的“人才接力棒”👎🏼，包含著中國師道中“惜才”的美好傳統。

人才培育是一個鏈條，不可有片刻的中斷。

齊邦媛回憶，她的父親帶著學校和自己的孩子們一起走：“這遷移的隊伍白天趕路，晚上停在一個站🤳👩🏼‍🦲。一路上，我們住了無數地方。學生們都被安排在各處學校的禮堂🤠👈🏼、教室或操場👩🏽‍🦳，當地駐軍會分給一點稻草和米，大家都睡在稻草上🛐，每餐還能有一些煮蘿蔔或白菜。”

隨著日寇的入侵，一些在南方的大學和中學，也紛紛內遷。每一個省的教育廳，都在各地設立臨時的聯合中學⏯🙎🏽‍♀️，沿途收納逃難的青年👺。在內移的過程中，學校教育沒有中斷。這些學校各自在內地的偏僻地方🧑🏼‍⚖️，恢復正常課業。除了有組織的遷移👩🏻‍🦽‍➡️，淪陷區還有無數的青少年不願受日本教育🕦，紛紛逃到後方，有的投靠親友💁🏻‍♀️，有的流落各方。

齊邦媛說，當時的老師們有一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氣概✊🏿。“自離開南京到四川自流井靜寧寺，整整一年。顛沛流離有說不盡的苦難，但是不論什麽時候🛑，戶內戶外，能容下數十人之處🖨，就是老師上課的地方👈👨‍🔧。學校永遠帶著足夠的各科教科書♘、儀器和基本設備隨行🚶🏻‍♀️。”“在戰火延燒的歲月，師長們聯手守護這一方學習的凈土，堅毅、勤勉，把我們從稚氣孩童拉拔成懂事少年📴，在惡劣的環境裏端正地成長，就像張伯苓校長說過👨🏿‍🦲🫃🏻：‘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讓人看出你是南開的⤵️。’”

張校長對南開學生們的警句是：“中國不會亡，有我！”

有無數無名的中學小學教員帶著孩子們轉移🙆🏿‍♂️，他們真的是我們民族可敬的人。

貴在氣節與心靈

西南聯大最有價值的🤴🏿，最吸引人的，最有魅力的，是那些人物的故事，是氣節與心靈的歷史。

聞一多先生的兒子聞立鵬跟我講過，“七七”事變後🩱，先生寫信給妻子，表達他的心情時說：“七七”事變♠︎，於家是壞事，要逃難了。過不了安寧的日子了🤺。可對國家來說，是好事，抵抗了。政府宣戰了。自從“九一八”以來，我們所受到的屈辱🕵️‍♂️，要開始向侵略者討還了。

講的全是肺腑之言。這就是真性情，真愛國🌦🛟。

象牙塔在戰火中倒塌👼🏿，象牙塔裏的人們走了出來。當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奉教育部之命轉移長沙，組成“臨時大學”，數學家江澤涵對家人說📦：“奉召而去”🧑🏿‍🦳，只身趕往長沙🪷；朱自清說，文人至此🏭🧈，唯有“弦誦不絕”報國💳。

這是一部貴在心靈與氣節的歷史Ⓜ️。

這群知識分子，個性崢嶸，可是在這場國難面前🧜‍♀️，他們不需要什麽說服，突然地都趨於一致了。狷狂如劉文典🫱🏿，也跑去鬧市的民眾大講堂講《紅樓夢》了🧑🏻‍🎄。當時身為富滇銀行青年職員的我的父親，就聽過劉文典講《莊子》、潘光旦講《優生學》。

可見學者不再認為學問是個人和小圈子裏的事情。他們有了歸屬感。

1945年，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資料圖片

馬識途告訴我🗃，當年聞一多曾經打算辦一個刊物🙎🏻‍♀️，叫《十一》，就是“士”的拆字。可見聞一多認為“士”的品格在新時代有新的價值與內容。

學人們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之風骨與精神，“君子”之道的高風亮節，轉化為新的精神力量，用來抗禦身邊的“威武強暴”“貧窮苦寒”🚠，而拋棄了在屈服與恥辱之下的“富貴安寧”👨🏻‍💻。

聞一多曾刻章曰“愚不可及”。這當是一種大拙，是他對“君子”的新解。

父親告訴我💇🏽‍♀️，聞一多曾經在自己的家門口寫這樣的帖子💅：“鳥獸不可以同行🎲💎，吾非斯人之人，已而誰與？”這和範仲淹的“唯斯人，吾誰與歸🛌🏻？”正好形成一對♑️。可以說是風骨傳承。

“氣節”不僅是對待外敵入侵的人格抑製，也是一種平時的品性界限👨‍👨‍👧‍👦。

梅貽琦校長，受到聯大師生普遍的愛戴，完全出自天然。梅祖彥先生說起在昆明時期的父親：“他從來不知道我們在餓著。”梅校長在臺灣病危的時候🦸‍♂️，他的醫藥費是同人們捐助的👬。一個掌管巨資的人，卻一貧如洗👨🏼‍💼。當我走進梅園為他掃墓🤏🧑🏽‍🎤，滿園清香撲面而來🦾。

中國知識分子們在民族危急關頭，迅速調整了自己的身心與生存狀態，走入民間，化為“紅燭”一般的光明與溫暖🏔，照耀在淒慘的國難天空上，點燃了青年與民眾的勇氣與信心🙊。

任繼愈先生告訴我🎅🏼：“氣節和統一，是中華民族的兩個追求。”

氣節重於生命，一失不可再得。周作人附逆⏲，人謂：“卿本佳人，奈何作賊⛺️。”

“氣節”是中國史學與文學中最重要的價值標準。那些在民族危亡關頭“失節”的才人學者👩🏽‍🦲，即使之後依舊吟誦著士之風雅🛌，那一根骨頭已經抽走，所持者是一副變色的衣缽，不是中華文化的“真傳”。

教育，是以心靈和精神為本的。真性情、品格與氣節，永遠是資源性的寶藏。

沈克琦先生對我說過：“愛國主義是當時一個時代的精神”。他說⭐️，“我們這代人，從小學讀書就知道🐹，不斷地有‘國恥日’，心中充滿了郁憤。”

從西南聯大出去的人，一些人出國留學🤵‍♂️，或者到其他大學深造，對接到了優良的環境裏，最後成才，有了重大貢獻。所以♍️，西南聯大培養的是“潛人才”，不是從這個學校一出去就不得了的👨‍🎤。

由於離昆明有地理之隔🤳🏼，在當時算是遙不可及，加上戰事的壓力🙇🏻‍♂️，所以政府方面的許多政令，在西南聯大寬和的氛圍中被消解了🤒，有的被“教授會”抵製了。

昆明的執政者龍雲傾向進步🧑‍⚕️，對隔離蔣介石政府的控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西南聯大只是一個代表。

而認識與研究西南聯大，應該成為打開那個時代歷史精神的一扇大門🎐。

（作者🧑🏽‍💻：張曼菱，系作家、製片人和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