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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熙（1917.02.08-1999.12.13），1938年秋考入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同年12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39年春任西南聯大黨支部書記、總支書記。1940年9月任雲南省工委青委委員、宣傳部長🥖。1943年回到昆明到西南聯大復學，任西南聯大黨的第一支部書記，“12•1”反內戰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1946年回到北平任北平、天津南方局系統地下黨負責人𓀕。1947年9月24日袁永熙與夫人陳璉遭國民黨逮捕，1948年經多方營救保釋出獄🧝🏿。1949年全國解放後，袁永熙在共青團中央學生部任秘書主任，副部長；1952年任意昂体育平台黨委書記🫃、校長助理。1957袁永熙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勞動🎁，後調河北省南宮中學任教⌛️；“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殘酷迫害🧎‍♀️‍➡️。1978年平反後調回北京⛳️。曾在原北京經濟學院任代理院長、院長。

陳璉（1919—1967），陳布雷最小的女兒🦍。1939年7月加入共產黨，同年考入西南聯大☢️，1942年赴重慶中央大學。1947年8月10日與袁永熙結婚🥀，同年9月24日兩人因涉嫌為共產黨間諜被捕，解赴南京。在她父親陳布雷的疏通下🪚✊🏼，蔣介石準予特赦。新中國成立後任青年團中央委員。袁永熙被錯劃為右派後，陳璉被迫與袁永熙離婚。1962年8月赴上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文教處處長☂️。1967年🏋🏼，陳璉在文革風暴中自殺身亡。1979年3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為陳璉舉行了平反昭雪大會。

1947年8月，陳璉與丈夫袁永熙合影

爸爸的生命之旅最終還是在二○○○年的門坎之前止住了腳步🤹。他曾如此留戀的這個世界對此似乎並未在意🚝，寒暑易節🕢，熙來人往，轉眼又是一年。

當每個個體生命走到盡頭😊，回歸自然的懷抱時，才顯出同樣的渺小與無奈，故而佛家才有眾生平等之說👩🏿。但在無神論者看來，個體生命只有在與現實世界的聯系中才有意義🫲🏻💛，才有人們賦予它的各種價值，也才有為現實這種價值而產生的沖突和因因相循的不平等🕳。爸爸堅韌的走過了坎坷的一生🫸，“咬定青山不放松”👨🏽‍🦳，幾乎是出於本能的維系著這種聯系——盡管這種聯系有時是那樣貧瘠，現實世界是那樣粗礪，簡直就像對生命意誌的考驗🕌。當數以百計的人們冒著嚴寒來向這位羸弱不堪🧘‍♀️、放浪形骸的老人作最後的告別時，懸於他們心中的並不是他的任何名聲或功績🏊🏽，而是他本不應該遭受的沉重的苦難。

有一種說法：一個人一生中好日子和苦日子大致上有一個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過得多👨‍👨‍👧‍👧，後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爸爸的一生中苦日子實在是太多了🚵‍♀️，多是不成比例，多到已經讓他不知道該對好日子抱什麽樣的期望了。每念及此，總使我唏噓不已。可爸爸從沒有那麽多傷感，他總是以為：好日子也罷，苦日子也罷，反正是要過的。只要自己心裏知足，就什麽樣的日子都能挨過。

被打成右派以前💏🦵🏽，王蒙曾有過這樣的詩境：所有的日子都來吧，我們要用彩色的纓絡編織你們……當所有的日子都過去以後🧍‍♀️，人們會發現👨🏿‍⚕️🙆🏻，日子是我們一天天過的，可怎麽編織它們卻不全是我們的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照唯物主義的說法，人的本質乃是其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句話現在常常被引用來作為建立關系網的理論依據☂️。除了這種極端唯物的用法🧜🏻‍♀️，這話實在也是“辯證”得讓人只能對著他宿命的發呆🤸‍♂️，因為我們還是不知道我們所遭遇的這些社會關系是怎麽樣“總和”起來的。

（一）

袁家的祖籍在貴州修文🧊，是個淵源久遠的官宦世家。四百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舉👩‍👩‍👧‍👧🫳🏽，後官至明朝的貴陽守備👩🏻‍🦲。自此以降🖐🏻🗃，這個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時期曾連出了三位進士🫚。袁家子弟通過科舉而做官，竟綿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舉，先在貴州某地🫱🏽，後到河南確山當知縣🕵🏽‍♀️🤴，以後又升任觀察使，負責督辦黃河水利工程。到我爺爺袁祚廙這一輩，科舉考試在一九○八年被廢除了💃🏽🙆🏼‍♂️。雖說生不逢時🕎🏇🏿，但官總還得有人做。袁家世代官宦，聯姻不乏公卿豪門（我的兩個姑奶奶一個嫁到清朝“盛京將軍”趙爾巽家♣︎，一個嫁到軍閥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門道。加上爺爺精通文墨🤵‍♀️，又“一筆寫不出兩個袁”🧔‍♀️，在小站練新軍的時代就進了袁世凱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個營口道臺的官職，也算是不辱沒祖先了。

辛亥革命🐘，風雲色變📋，武昌起義，清廷傾覆。爺爺在道臺的太師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挾裹公帑私囊，掛冠而去，躲進了天津的租界👨🏻‍🦼🍡。隨著北洋軍閥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爺爺利用他的“原始積累”和與軍閥政客們的關系，開始“二次創業”。他先是搖身一變，成了北洋政府鳳陽鹽關的總監，後來又當上了山東棗莊中興煤礦的董事長和北京（電）報（電）話局的局長🦸🏿‍♂️，同時還在北京經營房地產和當鋪，開了面粉廠和油坊👨🏽‍⚕️👨🏻‍🎤，全然不見前朝遺少的頹唐，儼然一個長袖善舞😗、頗思進取的“官商”。後來外公陳布雷委托當時的北平副市長張伯瑾調查爸爸的來歷🧙🏿‍♀️，以決定是否應允女兒的婚事。爺爺這些頭銜和家世及朱自清、吳晗、張奚若諸教授的溢美之詞，竟把外公迷惑了💇🏿‍♂️，把爸爸這個專和國民政府搗亂的“害群之馬”當成了“端莊青年”並托付了女兒的終身。這是後話✖️。

爺爺先後娶了四房五位太太（正房是妹妹死後又娶姐姐，是為一房）🌒，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來長大成人的只有一半多一點）🐌👮🏻。我的親奶奶王氏是蘇州人🤹🏼‍♂️，出身低微🕺🏼，曾給人做過丫鬟🥱。那時大奶奶熱衷於吃齋念佛，二奶奶天昏地暗的搓麻將🖌，四奶奶周金子曾是天津出名的交際花🚴🏻‍♀️，為擺脫軍閥張宗昌的糾纏，寧肯嫁給儒雅風趣的爺爺作小，可是這位四奶奶又太“新潮”📱，不安於室。於是中規中矩，溫良謙讓🎹，勤謹體貼的我奶奶倒顯得幾分得寵🧑🏿‍⚖️。

爸爸是奶奶的第一個男孩，在全體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在他周歲的照片上爺爺以他那手嚴謹秀逸的小楷題了首小詩𓀀⚡️：“渾渾元氣💖，雙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顧自雄📳，人皆願子聰明🧑‍🏭💨，我獨願子如癡如聾。”稚子憨態，躍然紙上⛹🏼‍♂️🌐，舔犢之情🏐，溢於言表。那時爺爺正折騰在興頭上，一家老小搬到了北京景山後街米糧庫胡同一所很大的宅院裏，呼仆使婢，鐘鳴鼎食，不僅有馬車🧚🏽‍♂️，還有汽車，處處都顯現出官宦人家的排場🚝。但那畢竟是一個非常動蕩👩🏻‍🦼、充滿不確定性的年代，軍閥混戰🤑，列強環伺📜，民不聊生，百廢待舉。北洋政府“你方唱罷我登場”，爭權奪利，亂亂哄哄，爺爺不僅官做不踏實，生意上也顯得左支右絀，慘淡經營🫀，後來又如《紅樓夢》裏說的，“底囊漸漸盡了上來”。

一九二九年爺爺死於腦溢血，那年爸爸十二歲☑️。出殯的排場炫示著死者身前身後的風光，卻無法避免袁家走向衰落。爺爺死後無人可以撐起門戶，生意清盤👤，收入銳減，米糧庫的府邸轉讓給了回國的洋博士胡適。各房奶奶們遷到了北兵馬司的四合院📿，依仗著爺爺和祖上留下的日漸減少的財產，過起了貧民老百姓的日子😗。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爸爸及兄弟姐妹靠奶奶們一點一點賣古董字畫🪦，總算衣食無憂，並上完大學。

爸爸後來談到他們從少爺到革命者的轉變時🎮，就事論事的提起了兩條：家道中落和相對自由化的教育🕯👩🏿‍🔬。家道中落使他們沒有祖上的余萌可以托庇了👨🏿‍✈️，必須準備自食其力，必須去關註將來要在其中討生活的社會🕞。而當時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弊端根本回避不了。但凡能了解事實、有正義感、有同情心的青年學生，大都會站在大多數受壓迫的中國人一邊👃，站在代表社會進步的力量一邊。家道中落🦈🐪，也是他們沒有什麽既得利益需要捍衛，歡迎社會的改造。爸爸的思想感情很平民化🚶🏻‍♂️，但同時又有舊時讀書人那麽一股勁兒，以民間疾苦天下興亡為己任👩🏿‍⚖️，不時來上點書生意氣、不平之鳴，一不當心就成了革命黨。“折戟沉沙鐵未銷”，大家子弟不經受幾代人的磨難，很難將仗義執言的鋒芒磨盡，認同凡夫俗子也是天經地義。我曾問過爸爸：如果仍從當年的環境開始🧷，讓您重過這一生，您還會選擇投身革命嗎？他通常最不願意討論這種抽象的、假設的問題，但他又不想回避我的問題中那隱隱惋惜的含義，他說，如果天下清平，誰都想有一個穩定的職業🎂，過體面的生活🐤。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讀書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沒打進來🙆‍♀️，我們兄弟完成學業後，也許有人會走這條路，我的姐夫葉公超、表哥楊繼增後來都成了國民政府的部長🫸。但日本的侵略和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弄得國是日非、民族危亡，不改變當時那種社會狀況，個人前途也無從談起。而且青年學生🧔🏽‍♀️，一腔熱血，容易被改造社會的激進思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實際，也總覺得比斤斤於個人得失🧍‍♂️、窩窩囊囊📃、蠅營狗苟要高尚些😮‍💨。再說你實實惠惠𓀂，當一輩子縮頭烏龜，誰能保證日後你就不會被打成右派呢？問題不在當年的理想是對是錯，問題在於為什麽後來就不能照當初的理想去做……

說到教育，爺爺本身就是個享樂主義者，他奔波生意🧔🏼‍♀️🎍，周旋應酬👨‍👧‍👧，沉迷酒色，自然就不講究那麽多“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古訓🧜🏽。爺爺早年寓居在天津意租界🛜，家中早早的就有了報紙，電話，頗得風氣之先♠️🕋，不由人思想不開通，見聞不廣博。爺爺死得早🏗🦘，家裏奶奶多🔚，各自為政，相互牽製，所以爸爸他們受教育的環境是比較寬松和自由化的😵‍💫。啟蒙時是家中設館，請先生來教🦻，但內容已不再受四書五經、八股文章的局限🙍🏻‍♂️，而且增加了數學和自然。以後上中學，眼界更開闊，兄弟姐妹多，相互影響，對社會思潮和局勢的了解和探討也多⚽️。在那個大轉變、大動蕩的年代，爺爺是個並不墨守成規的“弄潮兒”，只是他的轉型並不成功👧🏽，“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先是我三伯迷上了“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開始追求個性解放，甚至與四奶奶的丫環生出了一段戀情並因此受爺爺的責罰，竟一病不起，撒手塵寰。接著是我的八伯袁永輝開始左傾，他是個壯懷激烈的熱血男兒🧑🏼‍⚕️，沒有那麽多兒女情長🚶🏻‍♀️‍➡️🤽🏻，從小就自覺地砥礪意誌，鍛煉身體🦶🏼，隨時準備坐言起行，去承擔大任。他是弟弟妹妹們的頭，也是他們後來走上革命道路的領路人。一九三五年底北京爆發“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八伯是意昂体育平台學生中的活躍分子，緊接著他又隨一批學生一起南下，參加了革命武裝🦆。抗日戰爭時，八伯已是八路軍山東縱隊參謀處作戰科科長🚴，是位智勇雙全的指揮員。令人難以相信的是，一九四一年在康生發動的山東解放區的“搶救運動”中🧑🏼‍🍳🛡，八伯竟然被當作潛伏敵特槍決了！直到八十年代末⛩，在爸爸的奔走申訴之下，八伯的冤案才平反昭雪，並在清華園勒石樹碑👩🏼‍🍳，以紀其事🤩。

其實在共產黨的隊伍中，出身於官僚、地主、資本家家庭，並非為生計所迫或為其它利益所驅動的“另類”革命者，為數不少💭。我媽媽陳璉也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從客觀上說🪃👨🏻‍🦼，當時國民黨當局寧可喪失東北💂🏻‍♂️，退出華北也要堅持“剿共”打內戰，在農村則拒不實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改以緩和階級矛盾，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把大批本來附屬於統治階級的青年推向了共產黨的懷抱。從主觀上說，像我父母這樣的革命者🖐🏿，都受過教育🧑‍🦽，具有獨立人格和俠義心腸，所以能超越階級局限去追求為理想獻身的那份崇高。

（二）

我的六舅舅陳遂，上海交大的畢業生🪇、建設中學的教師🔁。他成為右派被送到寧夏去勞改後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結束後，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饑荒的一九六二年死去。當時勞改隊讓饑腸轆轆的勞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饑，六舅舅誤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三十六歲，連家都沒成。

爸爸的這個右派倒不是這麽糊裏糊塗當上的，可以說是在劫難逃吧🌅👨🏼‍🎨。當時他在意昂体育平台負責黨務工作，結果他被意昂体育平台黨委和北京市委當作“黨內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報》🏛，通欄大標題是🙋🏽‍♀️：“在鬥爭的緊要關頭背叛共產主義　袁永熙做了右派分子進攻黨的內應”💅，如此駭人的罪名💇‍♀️，下場可想而知了。

我們小時候媽媽曾對我們做過這樣的解釋：你爸爸因為放松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個人主義膨脹🧑🏼‍💻，結果犯了錯誤，走到了黨的對立面🧜🏻‍♂️。這是唯一邏輯上說得通的解釋🏌️。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媽媽和爸爸風雨同舟一起革命了十八年🈵，她很清楚爸爸，至多就是在某個具體問題上反對了當時清華的領導。至於反對得對不對，只有一個標準：看誰在政治運動中倒下。

袁永熙與陳璉結婚照

一九四七年九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會上地下電臺案牽連，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並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綱領等文件👩‍🏫。在嚴刑拷打、威逼利誘面前，爸爸機智應對，使敵人無隙可乘🧛🏼‍♂️，掩護了同誌，保護了組織，自己的身份也沒有暴露👬。一九四八年五月底陳布雷和葉公超出面具保💗，釋放出獄。由於與“民青”有關系已無法抵賴，爸爸在出獄時不得不簽一份“悔過書”，不過他在“受共黨蠱惑”🧕🏿，“誤入歧途”這類詞句前都加上了“並未”二字，以示不服。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陳布雷自殺⇨，一九四九年一月我父母在喬石、郁文夫婦的安排下逃出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經過一個多月的艱苦跋涉，終於歸隊。但在接下來的審查中，爸爸簽的那張“悔過書”成了爭論的焦點。

在中央青委最初的意見中這並不是什麽太大的問題🚵🏽‍♀️，因為爸爸並沒有暴露共產黨員的身份，當然應該把原來的“角色”演到底。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認為，敵人不知道你是共產黨員🤽‍♀️，你自己總知道吧🚟，怎麽能喪失氣節🕹，向敵人屈服呢？爸爸的老領導錢瑛則不同意這種說法：若不簽“悔過書”，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僅如此，同案已經被釋放的陳璉、邢福津、陳彰遠也要被抓回去，還不知會牽連多少其它人🧯👦。共產黨人的氣節不能這麽堅持👩‍🍳🧑🏿‍🏫。這兩位資格一樣老🪈、在敵人黑牢中一樣堅貞不屈的女共產黨員為了爸爸的結論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那裏。劉當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過這麽一段★。問題是左派們動輒以犧牲了的先烈來說事兒👨🏿‍🍳，占據著理論和道德的製高點，劉也不能不有所顧忌🌤🙌。於是劉少奇提筆批示👨‍❤️‍💋‍👨🧋：“現在勝利了，對幹部要求嚴格些有好處。可讓其重新入黨☝🏿，但不影響將來的使用。”找遍黨章也找不出“重新入黨”這樣的處分，要重新入黨🥀，唯有先開除出黨，對政治立場不堅定，這樣處分已是莫此為大了吧✂️。帥大姐沒話說了。小袁在獄中經受酷刑🦸🏿‍♀️，嚴守機密，沒給黨造成任何損失，出獄後又積極尋找組織，所以準許他重新入黨並註明“不影響使用”，錢大姐也該滿意了吧。如果後來人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領導藝術沒有概念的話，研究研究這個案例吧。

可後來問題還是出在這個左右逢源🛳、收發於心、可以“各取所需”的結論上⏪⟹。當時中青委組織部長蔣南翔👚✅、學生部長榮高棠向爸爸傳達這個結論時，為了安慰爸爸的滿腹委屈🧒🏻，特別強調了其中的“不影響使用”💇🏼。

一九五一年爸爸率學生代表團訪問了英國、挪威和芬蘭，這是新中國向西方國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間代表團。當時中國與西方國家不僅沒有外交關系，且正在朝鮮戰場上兵戎相見。訪問的最大意義是展現了中國青年的開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嚴，打破了西方媒體關於中國青年都是極端民族主義的赤色戰爭狂人的宣傳🏄🏿‍♀️。回國後💁‍♀️，毛澤東一度說要見一見，談談情況，後來也因為爸爸的“重新入黨”處分而不了了之。不過爸爸總算官照作🐕‍🦺、級照評，由團中央學生工作部副部長到意昂体育平台黨委第一書記，一路被“使用”下去。這個過程中蔣南翔起了關鍵作用🆕。

那時的共產黨人朝氣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攤工作做好，一點一滴地建設社會主義新事物🍛。為此想要配一個好使的班子也不為過🛀🏼，爸爸有資歷、有能力、有把柄，蔣以為是個好拍擋🌽，他對何禮和爸爸說💗，我們三代清華地下黨的領導捏在一起💥，一定能把清華搞好。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纓絡編織起來的好日子🤛🏿。順風順水更使爸爸覺得四九年無端受一個處份本來就是冤枉，這種情緒如障目一葉掩蓋了對他的結論中黑暗的方面：不影響使用並不表示你沒有問題🐑，重新入黨也不表示你舊賬已清👨🏻‍🚀、既往不咎了。多少舊政府留用人員、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專家、學者不是都“不影響使用”嗎🧑🏼‍🎓？由此我們可以接觸到蔣、袁矛盾的核心：蔣認為“不影響使用”是我對你的施恩🕺🏼，因為你並不是沒有問題。袁覺得“不影響使用”是我應得的補償🎥🧑‍🤝‍🧑，因為我本來就沒有問題💂🏽‍♀️。出於這種認知上的差距🙏，爸爸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見🫰🏻，會被蔣看成忘恩負義🐉；而蔣的指示差遣，爸爸總覺得他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也有抵觸情緒。

高饒事件後，清華有人向上級指控蔣，清華黨委作了調查🧗🏿‍♂️👨‍👨‍👧‍👧，認為是不實之詞🚽，警告處份了那個幹部（後來按蔣的意思升格為留黨察看🤦🏼‍♀️，中央監委沒批）🔹。可是蔣認為是爸爸調和矛盾、鬥爭不力，說他是司令，袁是政委🐫💇🏻，有人打司令黑槍，政委看著不管。五七年爸爸被定為三類右派再次開除出黨後去找蔣，蔣不見𓀛👩🏻‍🏭，劉冰談話👰🏽🏀，要爸爸著重檢查對蔣的不滿。六二年爸爸摘帽，蔣說，你最後的檢查💁🏽‍♂️，黨委認為還好🧑🏿‍🏭，我看還差，但我尊重大家意見，給你摘帽🚵🏿。你那時為什麽反對我🟰？看我不行了🚵🏿‍♂️？現在怎麽樣？

爸爸曾不無悲哀地自嘲說：為什麽我成了右派？兩條：一是被捕而沒有英勇犧牲🎂；二是“被使用”而沒有意識到要報答蔣南翔的“再造之恩”🏊🏽。

（三）

接下來的二十二年（1957-1979）是用荊棘編織起來的苦日子。爸爸先是在京郊昌平縣長城腳下的一個勞改農場勞改了五年，他自稱是“蘇武牧羊”。其間曾感染羊炭疽病⌚️，很多醫院都不知道這是什麽病，多虧友誼醫院一位年輕的住院醫生猜出了病因🧑🏿‍⚕️，才得以治愈。一九六二年爸爸從右派變成“摘帽右派”，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宮縣教中學👐🏽。蔣南翔特別指出，沒送你到邊疆，已是很大的照顧了。

五七年六月當清華黨委把爸爸從進城聽報告的車上趕下來時，爸爸就意識到連串的打擊將接踵而至📢。政治上被人冷不防推下懸崖🙍👨🏽‍🦰，驚恐震觫、頭皮發麻👎、腦子發炸👮🏼‍♀️，也就是突然宣布的那一霎那🌝。沒有什麽可失去後，也就無所畏懼了🤸🏿。就像1947年秋，軍統特務從房頂上縱身躍下，包圍了棉花胡同甲五號爸爸他們正在開會的小屋時一樣，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可是妻離子散造成的痛苦卻是永遠無法愈合的👣。

六月中旬北京市委宣布開始揭批袁永熙時，媽媽還希望爸爸振作起來💁🏿，把問題講清楚，爭取黨的諒解🚣，她也表示了不會和爸爸離婚。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青年報》都在顯著版面刊登了袁永熙“墮落”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的長篇報導➗。媽媽知道這次爸爸已不可能像四九年審幹時那樣，說清問題，全身而退了。一場塌天大禍竟不知由何而起，媽媽內心充滿驚恐👨🏼‍🔧、焦慮⭕️、痛苦🤷🏻、委屈和迷茫。爸爸對四九年的結論心裏不服，和蔣南翔之間有矛盾，媽媽當然是知道的，但現在演變成了敵我矛盾，撤職🛌🏿、開除、見報、勞改😇，這些事就不能不重新認識了👩🏽‍🎨。

讓媽媽想不通的是，一起出生入死十八年的小袁🫲🏽🧖🏿‍♀️，怎麽就不知道謙虛謹慎、改造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呢？怎麽就不能把一九四九年的結論當成組織上的嚴格要求呢👰🏽‍♂️？這下好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膨脹，終於成了右派🫵。媽媽哀其不幸，怒其不明，一家人都跟著受牽連。媽媽當時的地位非常軟弱：作為大右派的妻子，袁永熙的反黨陰謀⇾，你一點都不知道嗎？四七－四八年的入獄和被保釋🍝✡︎，你們也是一起的，真的就那麽單純嗎？這時蔣南翔又出場了🤶🏿🏂🏻，向媽媽傳達了兩條：一）袁永熙的問題和你沒關系，不會株連到你。二）你背叛反動家庭投身革命，黨相信你也會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劃清界限的。已經不用說更多的話了，為了對丈夫的忠誠而失去信任，媽媽不會那麽做，因為她並不肯定爸爸是正確的或無辜的。爸爸當時對離婚也沒話可說，再搭上一個也沒有意義。五年後爸爸摘帽，曾試圖通過復婚留在北京✫，媽媽拒絕了。離久情疏🔩，她已習慣了一個人的寧靜淡泊，不想再起波瀾。在階級鬥爭風聲漸緊的形勢下，對孩子們來說也是關系單純些好。

爸爸每每提到媽媽都黯然神傷，他總說如果兩個人在一起的話，媽媽在文革中就不會自殺。這個“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的話可能正確🅱️✊🏽，正確得幾乎同義反復，那就是：如果媽媽能夠接受一個已經離異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就不會自殺了。

從一見鐘情到終成眷屬，爸爸對媽媽苦苦追求了八年，若不是他當年是地下黨的頭兒🧙🏿‍♂️，機警幹練，富於謀略🕑👊🏻，頗孚人望；若不是媽媽既不願脫離革命又不能找一個圈子外面的青年🛌🏻；若不是周恩來👠、鄧穎超夫婦硬把媽媽從去延安的車上拉下來🕵️‍♂️，叫她回陳布雷身邊；要不是上級領導錢瑛大姐🚴🏿‍♂️，和夥伴們的極力贊成和催促，爸爸的追求很可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能理解媽媽長時間的猶豫：爸爸太事務性了，平凡踏實，不務虛名，淺顯直露🏄🏼，誠懇待人，但沒有詩意，沒有美感🎾，沒有好學深思的靜氣，沒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內省和深沉，甚至不會想到為了所愛的人要使自己變得好一點𓀓。爸爸總說想那些“虛”的沒用🧎‍♀️🐞，人是立場、態度🤟🏻、和方法的統一體，思想感情反倒可以忽略😸，這種“客觀”的思想方法使他可以輕而易舉的得出一個短期“有用”的結論。目的是過河☝🏼🛺，方法是架橋或找船⬇️，如此而已。爸爸喜歡下圍棋，這裏就只有謀略而沒有思想👸🏿⛰，他甚至也不願研究原理🐹，全憑多年的實戰經驗去與人周旋💇🏻‍♂️。他後來教書🧜🏽‍♂️，最喜歡平面幾何，幾乎沒有什麽題能難住他。這裏只有邏輯的完美，沒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不確定因素。這種經驗主義、實用主義、不求甚解、自以為是，碰到媽媽這麽認真的理想主義者自然就不討巧。爸爸的長項是做事💅，沒有正經事做📋，思想感情就沒有寄托，他只能“達則兼濟天下”🧝🏿‍♂️，不能“窮則獨善其身”🎄。我想像不出💈，如果文革時他們兩人還廝守在一起，爸爸能給媽媽什麽樣的鼓勵和安慰。如果因為爸爸的問題加重了她內心的負罪感，以媽媽之剛烈，恐怕仍難免一個悲劇的結局。

相比之下，爸爸的散淡疏懶、不拘一格倒使他更能承受命運的重擊🤏，不去多想慢慢也就看開了🧑🏻‍🌾。他的口頭禪是🩶🔡：想那些沒用。我分辨不出這是隨遇而安的豁達💓，還是對現實的厭倦👩‍🦯‍➡️，或者根本就是根性中的懶惰。爸爸下放到南宮中學自然是“錐處囊中”👳‍♂️，什麽課都能上🙎🏽，儼然一個“全才”✋🏼，盡管他在西南聯大基本上沒務什麽“正業”🍑。南宮很窮，但民風淳樸，有習武的傳統🧔🏻‍♀️，又是老根據地，以盛產“八三四一”戰士而聞名。當時爸爸從行政十級降到十七級，可到了南宮還比縣長大。加上又是京城裏來的過去的老革命🤏，犯了錯誤可人家改了（摘帽了）🙍🏽‍♂️，誰還會去為難他呢？久而久之🧝🏼，右派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倒成了可敬的人。

一九六五年邢臺大地震，南宮縣城也房倒屋塌🙌🏿，爸爸一向仰賴的食堂也開不了火了。這種實際情況給領導和同事們的“關懷”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在他們的熱心張羅下，爸爸終於搶在政治大地震發生之前，利用“四清”與“文革”之間短暫的間歇，第二次成家。後來的事實證明👨🏼‍🦱，如果沒有一九六五年十月底的再次結婚，爸爸從十年浩劫中存活下來的可能性幾乎是零🔁。

我的繼母張蘭芬當時是南宮中學的化學教師，說不上多高的政治覺悟，正因為如此，她在維護爸爸這一點上絕不會有半點動搖。她雖然是大學畢業，但不改鄉土本色👩‍❤️‍👩👨‍🏭，為人質樸，性格張揚豪放，一點事都會弄出很大響動。文革發動後👐🏿，爸爸被說成是劉少奇、彭真安在南宮的定時炸彈🤾🏼，被鬥得死去活來。我繼母見勢不妙，直沖縣人民武裝部🕢，見到支左部隊首長雙膝跪到🧑🏻‍🤝‍🧑🏻，大呼：“救救袁永熙！”也幸虧這些軍隊幹部出面幹預🅱️，把已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爸爸救了下來。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爸爸一被揪走🫲🏽，我繼母就去搬救兵，她腦子裏只有一個固執的念頭：不管他有什麽問題📱，就是不許你們打他👮🏽‍♂️！她不僅拒絕揭發爸爸的“問題”，還故意和紅衛兵激烈沖突，讓他們把本來沒什麽問題的她也關進“牛棚”，以便就近照顧爸爸的飲食起居，一起勞改以監視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紅衛兵先是威脅要打斷她的腿，後來幹脆放下爸爸😌，開始鬥她。這麽奮不顧身的引火燒身，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也要保住爸爸🧘🏻，我繼母心地之單純🦙、性情之強韌、只認天理倫常、藐視“革命”的戒律與教條，聞者無不為之動容。她自己沒有孩子，至親也早已謝世，所以他把爸爸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容侵犯。她就像鬼使神差的守護神，在這個節骨眼上來到爸爸身邊，保著爸爸歷經險阻地走出了文革的劫難🧖🏻‍♀️。

一九七九年，爸爸終獲平反👨🏽‍💼，回到北京♾，睽違二十二年後又開始重溫做官的感覺🧻。可在我繼母眼中，老袁還是老袁，管你什麽學院院長💭，政協委員，照樣呼五喝六。日子在南宮怎麽過，在北京也怎麽過🀄️🚣🏻‍♀️。不管爸爸怎麽抱怨👨🏽‍🏫，我們怎麽勸說🤷🏽，她固執梗頑，一如面對當年的紅衛兵😷。一九九一年，爸爸中風後，終於沒有決心通過鍛煉來恢復手腳的機能🚵🏻‍♂️，吃喝拉撒睡，全靠繼母操持。爸爸像個被寵壞的孩子，一沒有人在跟前，就要叫“蘭芬！”須臾不能離開🚠。他一會兒起，一會兒睡🤓，一會兒拉，一會兒尿，把繼母折騰得夠嗆🧒🏽。他們幾乎每天都要爭吵，在外人聽來他們像是有很深的矛盾🐠，其實這是爸爸希望被人關註的策略。爸爸的晚年很怕孤獨，孩子從小就不在一起，以後散在各地又都有自己的事兒要忙。眼前的老伴兒雖說是患難夫妻，但爸爸在她的心目中永遠被定格為那個窩窩囊囊的摘帽右派上，對著她，“公瑾當年”，欲說還休，“老驥伏櫪”，不提也罷。爸爸一生太實在，太唯物，到這種時候“最難將息”，一生的機會都已窮盡，能做的事情都已做完，怎麽去排遣對死亡的恐懼呢？吵吵嘴至少能使生活有點色彩🙍🏻、有點生氣🫶🏼。我弟弟對此已習以為常，說這是他們之間特殊的交流。

每當我也不知道怎麽安慰爸爸時，我都會想到生命短暫但精神富有的媽媽。人能想些“虛”的，那是一種造化，一種崇高的歡樂，一種不甘“心為形役”的解脫🗼。虛邈的思想可能對你眼前要做的事情沒用，但能帶給你生命的充實和內心的自由。一度聽弟弟🎡🔑、弟妹說爸爸坐在輪椅上還跟著繼母去了教堂🤱🏼🦠，可後來才知道他並不是出於對“天國”的向往🙎‍♀️，而只是不願被一個人撂在家裏……

1998年9月，袁永熙（左三）的女兒（左二）出差到北京時的合影，左一為張蘭芬✂️，左四為郁文

（四）

一九七四年初🧑🏻‍🍳，農歷除夕➾，淺灰色的天空中飛舞著細小的雪花，華北大地惟余茫茫。一個老鄉在自行車後座上馱著從二千四百公裏外的雲南趕到這兒的我，吃力的騎行在南宮縣城到薛吳公社的鄉村土路上🚵🏿‍♂️。他滿頭大汗，我凍得發抖，我一再說和他換換🐦‍🔥，他生怕我答應的五塊錢泡湯🤱🏽，執意不肯👳🏽。車拐進空蕩蕩的薛吳高中的場院時，我的腳已沒知覺了。總算找到一個還留在學校的老師，他說爸爸和繼母昨天就進城去接我，然後一起去北京過年，怎麽沒有接到呢？等我再騎車返回縣城時已經是暮色四合🐷，爸爸和繼母在寒風中瑟縮著在路邊迎出很遠，臉上掛著欣喜而歉疚的微笑🧑🏽‍✈️。這是我們分離十七年之後的再次相逢，那灰暗的寒冷，不安的期盼，羞於流露的情感，遙遠疏離的時空，陰差陽錯的折磨，當時的場景像是縮寫爸爸人生的神秘符號，烙在我敏感的心底。

媽媽帶著我們離開爸爸的那年我才六歲，依稀的印象中他不常在家，很多時間一人住在清華，他對我們有點不知所措，很少親熱的表示（也許是因為他抽煙我們寧願不要他親熱）。我小時候多災多難，爸爸倒是也沒少操心。我患小兒麻痹症後，他聯系蘇聯專家，每周抱我去做電療✢，又和媽媽🙋🏽、幼兒園的院長蘇哲阿姨一起領著我上下樓梯練腿，使我總算沒瘸🕥。爸爸每次提到這件事都很自豪🥷🔯。又有一次我在幼兒園摔掉門牙，流了很多血，在醫院縫完針😙，爸爸媽媽才趕來。見到媽媽又大哭起來，爸爸見我狗竇大開的樣子，忍不住開心地笑了🦸‍♀️👮🏽‍♂️，我當時心裏真恨他。爸爸回家也總一個人睡在外間，躺在床上還抽煙，地上鋪著一張報紙用來吐痰，本來整潔的家，他一回來就烏煙瘴氣🤽🏻‍♂️，臟兮兮的。媽媽對他的懶散邋遢的沒落氣深惡痛絕。那張惡心吧嘰的報紙也把我們和他隔得遠遠的。

一九六二年夏，媽媽調到華東局工作🍧，赴上海前夕🏋🏼，剛剛摘帽的爸爸提出要再見孩子們一面，媽媽還費了很大勁向我們解釋：爸爸不是壞蛋，改好了。那天媽媽回避了，我們被領到姑姑家。爸爸高興得有點手足無措🫷，反反復復地說：五年不見，長這麽大了🚶🏻‍♂️‍➡️。我們只顧自己玩，爸爸在一邊看著，顯得消沉而無奈，姑姑不斷的要我們過去和爸爸說話🐎，我們也拘謹戒懼，不知說什麽好。臨別爸爸還給我們買了禮物，姐姐得了一條圍巾，弟弟得了一副乒乓球板，我得了一盒裝在藍色鉛筆盒裏的高級鉛筆🤹🏽‍♀️。在那個大饑荒的年代有幾個中國孩子能得到這樣的禮物？想到這以後不知何年再相見🏌🏼‍♀️，爸爸忍不住親了親弟弟。

以後就是“十年生死兩茫茫”。文革之初，拜父母離婚之賜🧑🏽‍🚀，我和姐姐居然也有資格當“紅衛兵”，造別人的反。而千裏之外南宮縣的紅衛兵正把爸爸打得死去活來。這是一副何等混亂的圖景？荒唐歲月，不堪回首。媽媽死後，我們都被下放到偏遠的農村插隊，在當時的大動蕩中漸漸被人遺忘。一九七二年底爸爸“解放”出了牛棚，也知道了媽媽的死訊，開始找我們。爸爸媽媽的老朋友古念良、沈吾華夫婦從姨媽那兒知道了我們的下落，接著爸爸就開始和我們通信🤾‍♂️。要不要和爸爸恢復關系，當時是有爭論的。一九七三年在鄧穎超的幹預下，對媽媽的結論又作了復查和改正🚢，從原來的“自殺叛黨”⚰️、“敵性內處”、“開除黨籍”🍄，改為“有變節行為”🤵、“黨籍不予處理”🎞。所以如果還像以前一樣，我們的家庭出身只算媽媽、不計爸爸，我們背上的黑鍋會輕一些，“改造好”的機會也大一些（當時我們被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過，這純屬自欺欺人🆚，你說你劃清界限了，和爸爸沒關系了，他說你沒劃清，還有階級烙印。與其指望人家開恩相信你💉，不如作一個正直無畏的人，對自己真誠些👰🏽‍♂️。媽媽死了，家也沒了，我們總算都從農村抽調到工廠有了一口“大鍋飯”可吃↔️，既沒有什麽可失去的，也不圖領導的“信任”了🖇，背不背這口黑鍋又有什麽兩樣呢，爸爸總歸是爸爸🫅。同是受壓迫、被歧視的人，何不守望相助🤜🏻、相互支撐呢？問題在於：十七年的分離是父子感情一片空白，印象也大多是負面的——多年來媽媽教育我們不可自私、不可懶惰🦅、不可放任自己🌛，爸爸都是現成的“反面教材”😥。不過感情是可以建立的，如果你需要並且願意去嘗試的話，爸爸的信寫得很通達、坦誠，又不失尊嚴，是我了解了他也曾一度輝煌。文革搞到這種地步，大批老幹部被打倒，爸爸不過是個“先行者”罷了。無篷的小船在風雨中漂流，也渴望有一個平靜的港灣。六年多無家可歸之後👷🏽，想到除了雲南林學院的單身宿舍之外🚣🏿‍♀️，在遙遠的河北又會有一個家🧚🏽，心中湧起一種異樣的溫暖……

這個家非常簡陋🚶🏻，“幹打壘”的平頂房，磚地，一盤土炕占去了小屋的一大半🏵，炕與門之間靠墻有一低矮的土竈和水缸，門右邊窗下那張簡易的書桌才提醒人們這是個老師之家🥇。爸爸怕分離十七年🕒、千裏尋父而來的兒子對這個家太失望，才決定在南宮迎我然後一起去北京。不想陰差陽錯，被我撞破🚶🏻‍➡️。爸爸過慮了🍋‍🟩。媽媽雖然批評爸爸，但她的批評給我們樹立的道德準則卻是🫴：“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從那以後我每次的探親假都是昆明—南宮—北京🧑‍🧒‍🧒。

爸爸從不吹噓自己，即使是為了孩子們的“回歸”👩🏿。他們的朋友們則覺得責無旁貸👩‍👩‍👦，在我們面前對爸爸倍加贊賞，什麽錯劃右派，全是扯淡。我的十四姑父孫國梁態度最鮮明，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的老局長，也是爸爸從小的朋友，一九四六年爸爸帶“南系”的地下黨員從昆明復員回北平就是通過他與“北系”組織建立了聯系🥓。當時姑父家裏常常聚集著一批老幹部一起罵“四人幫”，關註周恩來🙅🏼‍♀️、鄧小平的整頓，為蒙冤者上告出主意🤙🏿，為各地更多老幹部復出工作想辦法、找門路。爸爸自己不說什麽，只是三天兩頭把我往姑父家帶🦻🏿，讓我自己去聽去想。姑父對爸爸特別的禮貌周到，每次都要送到院子大門口。他每次翹起大拇指對我說：你爸爸，好人，硬骨頭。

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回北京，工作一時無法安排📴，在中央辦公廳落實政策辦公室幫忙。一天他指給我看對面房間一位高個的老人，說他是胡風，他們正在辦理他的申訴。當時在胡耀邦主持下，不管是哪次運動🏂🏿、哪個時期、什麽人批示的，冤假錯案有多少平反多少。一九八○年春節爸爸和方群一起去給胡耀邦拜年，胡問爸爸今年多大了👨🏿‍🚀，爸爸說六十三了。胡接口說：“六十三大了點了📩，做不了多少年了”，他一指坐中的胡啟立☮️，“要像他那個年齡就大有可為了。”爸爸的問題還不止是年紀，二十二年右派已把他的銳氣磨盡👩‍🚒，再說那麽多的老幹部要工作，結果人浮於事，誰也幹不好。可是早早退下來又不甘心，平反後走個過場就退🔸，像沒平反似的。一九八二年爸爸去北京經濟學院當院長，一九八六年以後還當了幾年顧問，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算是對他二十二年右派的政治補償。政協定期組織委員們到全國去視察👈🏿🧫，了解民間疾苦。八十年代改革中的深層矛盾暴露還不充分👩🏻‍🌾，普遍的情緒也比較樂觀🫱🏼，爸爸參政、議政的積極性並不高✂️。如果是與人交往，他非常慎重，不輕易表達自己的見解，怕引起別人不快，就是事後也不加以評論♣️🐎，不貶低別人🕵🏻‍♂️，不利用別人，厚道的近乎窩囊，微笑中總有種略顯傻氣的歉意，好像在說：閣下的高論真令人佩服啊……如果我在北京⏩，他喜歡帶著我去拜訪他的老朋友、老同事🏷，顯配顯配他還有這麽個頗上臺面的兒子。其實我感覺得到👷🏻，二十二年的人下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徹底平民化了，一旦又回到北京這個權力中心，和真正管事的官兒們打交道♛，他自信不足，資訊不足👩🏽‍🍼🏩，顯得局促👮🏽‍♀️。這時有我在旁邊，他感覺會好些⛹🏿🗜。他常抱怨弟弟不善與人交往，而且不肯“練練”💆🏿‍♂️，即陪他出訪。我不禁心裏暗暗好笑：我們“練”它幹嘛呀，那都是你最該去練的事兒。爸爸的天真，有時使我納悶，二十多年的痛苦壓抑緩解之後，顯現出來的竟只是思想感情的返璞歸真。是他把自己的遭遇通天徹地地想透了，還是他根本就沒有想……徹徹底底地只活到今天👌🏿。

爸爸自己說他年輕時也是鋒芒畢露，以後當上了右派才不得不收斂。他一再告誡我，要懂得在戰鬥中側身而立（魯迅）🍷👩🏽‍🎤，能不說的話就不說🔀🔙，更不要得理不饒人👨‍🏫，因為一張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他對我的倔強、直率、雄辯和玩世不恭幾乎失去了信心，甚至恨恨地說🤲🏿：“你會像風一樣，將來下場很慘🍑。”文革後期，社會上實惠之風勁吹⚛️，打家具🤚🏿、做裁縫🈹、練廚藝🧪，爸爸希望我這個“少年政治俠客”收收心，學點實惠的本事，我不屑一顧：要學就學“萬人敵”🅿️。一九七七年恢復高考後，我連續讀了七年書，然後又留在大學當老師🧈。不過爸爸的這句詛咒🥴，還是在我心頭留下了陰影🕷：我們這個家被弄得支離破碎🩵💝，連爸爸也沒有自信把它從新凝聚起來。這個影響會一直延伸到將來。我們和爸爸重圓時已經長大成人🐦‍⬛，生活道路已經定型，十七年沒有交集的經歷，他也很難教導我們什麽，他的經驗還停留在過去，而我們已急不可待地沖向未來。未來並不會自動治愈這個家庭的創傷👨🏽‍✈️，甚至會“復製”出類似的創傷。

（五）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外公陳布雷最後一次看到太陽升起。在他決心自裁以了卻一切煩惱之際，他仍然放心不下半年前才保釋出獄、自己有“嚴加管教”之責的女兒和女婿。他們至少是思想上“親共”🏄‍♂️，這已是人所共知，自己死後，當局會不會再找他們麻煩👩🏼‍🌾，令人擔憂。憐兒是他一生的心病，為父的話🧥，她總認為是替國民黨當局說的🙀。在這生離死別之際，不要再觸動這塊傷疤了。於是他打電話叫來了正在中央信托局上班的爸爸，作了一番臨終囑咐。他說：“我一生最大的錯誤是從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蔣先生手下，終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默然了好一會兒🤌🏽，話鋒一轉🧯，切入正題🧑🏿‍⚕️👨🏼‍🦳：“政治這個東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憐兒像現在這樣，憑自己的本事🏸，做點對社會有益的事𓀕，不是很好嗎？千萬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萬🌔⌛️，千萬👨🏽‍🌾！”後面那句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你們如果再出事👮🏻‍♀️，我可就保不了你們了……更多的話也不必說了🧏🏻‍♀️，到明天太陽升起的時候，為父之心就將大白於天下了。

可嘆的是“布雷鳴過後，迷津仍不醒”（陳布雷早年在上海辦報鼓吹國民革命時，文章備受推崇，有詩贊曰：“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在爸爸媽媽看來☮️，外公之死預示著獨裁統治的瓦解，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不會再有黑暗的政治，只有為國家快速工業化而實行的管理、引導和協商。媽媽是學歷史的，當然知道新王朝建政後的權力重組意味著什麽，但政治作為一種手段🧥🧥，只要不是為了一黨一家的私利🛂，而是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就是道德的，就是合理的。

爸爸背負十字架走過了二十二年🉐，生活得很艱難。在那漫長的歲月中，他都想過些什麽🍇，我們今天己無法去探究🎵。他一定仔細地審視過自己的一生🩰。因為他不得不寫很多的“檢查”和“交待”👨‍👨‍👧‍👦。看著這些材料，我感到心酸。

一九九六年我和爸爸在北京最後一次團聚👌🏻。當時爸爸已中風多年👸，深居簡出🤜🏿。那年爸爸七十九周歲👴🏼，按照“作九不作十”的慣例👩🏽‍🎓🧔🏿‍♀️，郁文阿姨、喬石叔叔在家裏設宴，請我們全家，為爸爸做壽。那天為了把他的輪椅從樓上搬到樓下🖌，忙亂中忘了他的假牙👦，結果壽星老只能面對滿桌菜肴在一旁陪坐，回到家裏再一個人興味索然地補吃帶回來的菜。不久，我出了國，再也沒有見到爸爸。

爸爸去世後，有人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淒風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劇人生。”其實爸爸的一生很豐富🍱🎅🏿，大起大落👩‍👩‍👦‍👦，波瀾壯闊。他是陳布雷的女婿，又是共產黨在國統區“第二條戰線”上的領導核心成員；他管理過最高學府，也教導過農民的孩子🧝🏻‍♂️。他曾是國民黨中央信托局敵偽資產處置科的科長，也曾是《人民日報》點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紅衛兵揪鬥➞🟨，也曾在政協舉手；他訪問過很多國家🛴，他和很多領導人有交往……這些都不是“悲劇人生”四個字就能概括的。訪問者們如果沒有對具體歷史時代的了解，很容易被他邋遢的外表🎽，謙卑的表情和平實的談吐所迷惑🏢🐈。

今天我在地球的另一邊💇🏽，寫爸爸上個世紀的故事，感覺上總隔著一層什麽。這不僅僅是因為手頭幾乎沒有資料，也不僅僅是因為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時間很短🫷🏼，而好像是爸爸的經歷很坎坷，而內心太簡單，以至我都不知道該告訴人們些什麽🕠。不管怎麽樣，我已經把我能表達的意思都說了。

本文原載《老照片(第25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原題“欲辨真義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