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繆景瑚，1939～1942就讀西南聯大歷史系，解放後任教復旦大學👓。

“七·七”蘆溝橋事變和“八·一三”淞滬戰役爆發後，我隨父母輾轉流亡到西南各省避難。一九三九年，由南京金陵大學轉學，考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北大🌍、清華🫷🏻、南開）讀書。我是慕名來到這所高校的。第一位認識的女同學就是陳蘊珍（後改名蕭珊🧛🏽‍♂️，成為巴金先生的愛人）。她是浙江寧波人，原在上海愛國女中讀書，愛好文學，逐漸認識巴金先生，她稱他為“李先生”。該年她已先我進入聯大讀書🧙🏻‍♀️，那時我們都讀歷史系。大二年級時🤒🛼，必讀皮名舉先生的《西洋通史》。上課是在昆明文林街昆華南院的舊教室🙇‍♀️。皮先生是湖南籍人，講課時帶有濃厚的長沙口音，聲音宏亮🪇，講課很有條理。由於同學較多🫷🏽，而課桌較少，我們常常事先用筆記本占領課桌，以便聽課時好好記筆記👷‍♀️。這樣我與蘊珍、樹藏（蕭乾女友）漸漸熟悉♠︎。蘊珍小我一歲，她排行第三🌚，我們稱她“小三子”🐣，後來她就取名蕭珊🙆🏻。她有一副鵝蛋臉龐，烏黑的頭發🫰🏼，一雙杏眼炯炯有神☞。說話奶聲奶氣🪡，帶有江浙口音，待人和藹寬容🔠。當時她與樹藏，劉北汜、蕭荻共同租賃樓房🧔🏿，在錢局街金雞巷四號居住（樓面三大間📞，東西兩側為臥室，中間為一客房）🕶，周末假日我也去她們住所探望聊天。一九四○年夏季李先生（巴金）由桂林來昆明探望蕭珊，常在金雞巷四號寓所與沈從文、李廣田等幾位教授會面團聚✨，暢談國事，並同遊西山，攝影留念🤾🏽‍♂️。一九四二年暑假，我從聯大畢業後，與蘊珍等告別。直到解放後我由家鄉省立常熟中學調入上海復旦大學附中任教，才得知蘊珍與巴金早已結婚🗡，她在上海作協工作。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文藝界教育界首當其沖🛀🏽，巴金先生受紅衛兵沖擊，並來復旦被批鬥。蕭珊也受牽連。為了保護她丈夫，她也受盡折磨。後來不幸得了癌症🫸🏿，於一九七二年八月病逝👨‍🦽‍➡️，可憐她短暫一生，僅活了五十二歲。

第二位女同學陳璉👚，乳名憐兒（因她母親生她後而死亡，故取此名）。她是蔣介石高級幕僚陳布雷的小女兒🍸。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頭，她毅然背離自己出身的家庭，一九三九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該年她從四川國立二中畢業🍒，投考入昆明國立西南聯大👳🏿。那時女同學多住在昆華南院女生宿舍，是一座破廟改建的⛅️。我們朝夕相處♥️，共同加入地下黨組織的“群社”，逐漸熟悉。陳璉有端莊的儀態🧙🏿，圓圓的臉龐🎢🙏，微笑時泛起兩個深深的酒渦，衣著樸素🤣，不像國民黨高級官員家庭出身的小姐。她的性格外柔內剛，已是一位地下黨員。每當五四青年節紀念日🍘，“群社”常組織邀請聞一多🤾🏽、李公樸等作報告👺，同學濟濟一堂，得益匪淺。一九四一年一月，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發生後，聯大地下黨員（當時在校的有八十三人，占雲南全省黨員二百四十七人的三分之一。見《第二條戰線的功臣袁永熙》一書）紛紛轉入地下🤸🏽，陳璉🙌🏿、袁永熙🦧、蕭荻等離開學校，分散到雲南邊境，隱姓埋名。陳璉由於她父親的尋找，後轉入重慶沙坪壩中大借讀👃🏼。當時我們已失去聯系，我像失群的孤雁一樣，總是懷念這些同學。

抗戰勝利後，璉友去北平貝滿女中任教，與地下黨學委負責人袁永熙於一九四七年正月結婚。一個月後不幸被捕，不久由其父陳布雷保釋。一九四八年她在南京國立編譯館擔任助理編審😞。這年暑假，我往南京省親，順便去天目路國立編譯館看望她。因為經受過一些風雨👨🏽‍🍳，她已成為一位老練沉著的女性，不像青年時期那樣活潑了。

解放後從《中國青年報》上，獲悉璉友擔任了共青團中央少年部部長🧚‍♀️。一九六三年又從她姐姐同事那裏得知🍎，璉友已調來上海高教局宣傳處工作🌼，她已是三個孩子（兩男一女）的母親👏🏿。她愛人袁君於一九五七年錯劃為右派，她不得不與他離婚。我對她的不幸深表同情🏌🏼7️⃣。隨即去信慰問，並去她寓所泰興公寓探望她。與她闊別十五年，卻默默相對無言🖋🪀，後來她告訴了我一些近況。

一九六六年“文革”風暴滾滾而來，席卷整個中國，親友斷絕往來🏇，我也再未見到陳璉👩‍❤️‍💋‍👩。由於一九四七年被捕的事🧑‍🦼，她被誣陷為“叛徒”🧛。一個新秋的傍晚👩🏻‍🦯‍➡️，同事告知我陳璉含冤去世的不幸消息，使我深感悲慟。兩位姓陳的女同學，一個是有才華的人🛠，一個是思想極進步的人。她們為革命事業奔走數十年，沒有死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中，竟然都被“文革”奪去了寶貴生命。如果她們活著🏌🏼‍♂️，到2007年，都應該是九十歲的人了🕡。特寫此短文👨‍💻，以資紀念。

2007年12月書於復旦嘉陵村

轉自文匯報 2008年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