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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一百年來，民族復興大業汲汲骎骎，月異日新。渤海之濱，海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山高水長，奔流不息，滋潤著萬千學子，書寫著一篇篇與祖國同命運共呼吸的宏文巨著，每一頁上都大寫著兩個字——“公”、“能”。

憶往思今，百感交集。值此南開大學百年大典、南開中學誕生115年之際，飲水思源，本號特刊發南開大學1922級學長、東北大學原校長、著名教育家寧恩承先生的文章，深切緬懷以張伯苓先生為代表的南開先哲，感謝他們在中國處於最黑暗的時期，用生命點亮真理之燈，陪伴著我們走到今天。這盞燈會一直照亮著——新百年，新南開，新中國，新世界。

本文略有刪改，標題與小標題均為小編所擬。原文標題為《中國現代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

中國一百年來，禍亂相因，始終在烏煙瘴氣之中打滾。主要原因是好人太少，人民貧、病、愚，日處災荒邊緣。國家內憂外患，永在擾攘之中。主政者雖然不貧不病，然而愚蠢荒唐的程度，遠超過一般老百姓之上。主政者多冒充偉大，滿口仁義道德，而行為則不堪聞問，所以國計民生永遠是一團糟。中國尚在人治時代，一切以人為主，“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有一個好人則一切均好，有一個壞蛋則一切全壞。可惜壞蛋太多，眞正偉大人物，言行如一，精忠為國者，為數極少。七十年以來，中國最偉大人物，天津張伯苓先生其一。

伯苓先生之偉大，在於表裏如一。心胸偉大，身材也偉大。他身高六尺五寸，在人群中一見就是偉，就是大。真如鶴立雞群之中。在南開校園漫步時，伉乃如、喻傳鑒、王九齡等有時相隨。遠看去，好像一個大人先生領一群小孩在散步。其實，喻先生、伉先生均是中等身材，並不矮小，不過在張伯苓先生影照之下就顯得渺小了。

先生聲如洪鐘，在南開中學大禮堂的修身班全校學生齊集一堂，不論坐在前排，或坐在後排，均可聽得清清楚楚。其他大人先生上臺講演，同一講臺，同一禮堂，相形之下，就差多了。在禮堂講演的名人，如王正廷、顧維鈞、梁啟超等，其音量均非張伯苓先生可比。汪精衛的演說，富煽動力，娓娓動聽，也曾在這禮堂講過，但其音量仍不及伯苓先生之一半。張先生身材高大，毫不費力，就可有洪大的聲音。

張伯苓先生世居天津，原名壽春，但世人很少知其壽春之名。其弟張彭春則以原名聞於世。在張家大家庭中排行，伯苓先生排第五，故在家稱五先生，張彭春為九先生。一些南開老學生，或者常聽得校長說“五奶奶”如何如何，九先生如何如何。五奶奶即是伯苓先生之妻，九先生即是張彭春先生。

伯苓先生生於1876年，那正是中國衰落時期。1860年，英法聯軍由天津攻破北京，火燒圓明園。1860年代，國內大亂。太平天國長毛造反，占領十三省。太平天國滅亡之後，北方撚匪仍在橫行，舉國不安。先生生於變亂之秋，可謂生於憂患。

那時亦正是中興圖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時代。有識的中國人，已知中國老大，帝國這一套衣冠文物，不足以抵禦洋槍大炮。遂創新學，學洋務，下洋操，在天津設立北洋水師學堂。伯苓先生1894年畢業於這個北洋水師學堂。當時另一個知名之人畢業於水師學堂者是黎元洪。黎總統退職以後閑居天津，與張先生及南開同人時有往來。他的兩個女兒黎紹芬、黎紹芳，一個兒子黎紹基均在南開上學。

在海軍船上張先生作過什麽官，向來沒提過。大概是很小很小的官吧。因為18歲時（1894）就是中日戰爭（甲午戰爭）之年。18歲小夥子剛畢業於水師，大概不會升到什麽官。

甲午之戰是中國大失敗的開始。海軍軍艦全軍盡沒，海軍提督丁汝昌仰藥自殺。由於這次大失敗的教訓，鼓勵了張校長的誌氣，堅定了他一生的愛國熱忱。

水師學堂是洋務之一。水師學堂的教習，一部分是洋人，因此張先生在水師學點英文及算學。80年前英文算學是很洋化的學問。張先生憑這兩項洋學，到了嚴館充任英文和算學教習。

嚴館是嚴範孫先生的家館。當時清末尚沒有公立的學堂，有權勢大富之家自請教師，成立家館以教育自家子弟，嚴館就是這樣的家館之一。

嚴範孫官名嚴修，清末翰林，作過學部侍郎、貴州學臺。參與戊戌（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的新政運動，是當時前進分子，極有眼光。他以為中國不變新法不足以圖強。所以他的家館除五經四書等經義線製書外，加聘張伯苓先生教授算學英文。當時算是很維新了。這是張先生教育事業的起點。

當時嚴館的學生只有童子五、六人。嚴慈約、嚴慈敏是當時的學生。據說慈敏最好，不幸短命死矣。南開中學禮堂的後廳命名“思敏室”就是紀念他的。思敏室是演新劇的化妝室，也是小型會議開會之所。周恩來及一班上過講臺的學生全知道思敏室的內容。

嚴館的新學英文、算術相當成功。後來王館學生聞風而來，加入嚴館，從張先生學“新學”。（王館系天津富商王奎章所立）從此嚴王兩館合請一位洋教習。可惜時勢多艱，變亂屢起。1898年的百日維新失敗，六君子棄市北京菜市口。接著1900年庚子拳匪之亂。天津是拳匪的大本營，焚燒搶掠無所不為。接著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口炮臺，攻破天津城，打進北京。西太後倉惶出走，天下大亂，天津受害最烈。張先生親見拳匪之愚蠢舉動，及洋兵之殺戳搶刼，感受極大刺激。當時張先生24歲，血氣方剛，深感中國人之愚蠢，人民固愚蠢，當政的西太後、剛毅、端王更愚蠢。後來張先生一生致力教育啟發民智，屢次說中國之病在於貧、病、愚三現象，概由於八國聯軍破天津、占北京一役之影響。中國之積弱無能，洋人之殘暴刼殺，促發張先生的愛國之忱。他一生訓練學生要愛國，要為公。並以“公能”二字為校訓，或源於甲午之戰及八國聯軍破天津占北京的教訓。

1901年，西太後由西安回鑾，八國聯軍由北京撤退，局勢苟安。清廷媚外懼內，西太後雖然昏愚如故，然而受外國壓力，不得不變法圖強。於是廢科舉製度，興辦學堂。張先生以嚴館、王館的基礎，遂改嚴館、王館為天津敬業中學堂。南開中學東樓有一個類似雲盤的校鐘，上寫“天津敬業中學堂”恐怕是敬業中學堂唯一的歷史陳跡了。

1908年移校到南開荒地，天津人稱為南開窪。天津有南開、西開、老西開等地。南開是地名，原是最荒僻堆垃圾的地方。天津的最大臭水坑就在南開學校的墻外。北方春季大風，臭氣滿樓，凡是南開老學生均飽受臭氣之熏陶，而今六十年後或尚可於想象中嗅到那大臭坑的臭味。

1908年，南開第一班學生畢業。這一班學生送給南開母校一口紀念井，在南開中學入門處的右手邊。井上有一小牌坊，上列第一班全體學生的姓名。其中第一名是梅貽琦。梅先生作過意昂体育平台校長及教育部長多年，人多知之。另一人是南開最大功臣之一的喻傳鑒先生。另一個大功臣華午晴（華白眼）也是第一班的學生。另有銀行家大陸銀行經理韓雲裳等知名之士。

前此保定有一個什麽師範班，辦的不好，歸並於南開。其中出名人物有陶孟和（履恭）。陶先生系留英學生，主持社會調查所、中央研究院，並任北京大學教授多年，對於中國社會學術很有貢獻。

自從移校於南開以後，校譽益隆，人材輩出。南開畢業生作過部長、大使、大學校長、科學家的，車載鬥量。國民政府方面，有臺灣大學校長錢思亮，大使段茂瀾、於坡吉、張平群，部長鄭道儒、田炯錦、張道藩、張厲生、張茲闿、查良鑒、吳國楨、葉公超，等等。共產黨方面以周恩來為首，其下有林楓、劉瀾波、黃敬（俞啟威）等等指不勝數。世界出名數學家陳省身，及出名物理學者吳大猷均系南開出品。

中國唯一寫戲劇夠格的萬家寶（曹禺）是南開學生。但也有許多名人不是南開學生而誤為南開學生的，例如最出名小說家老舍（舒舍予）在南開中學作過教員，不是南開學生。中共女要人鄧穎超（周恩來之妻）不是南開學生。許多報紙圖書每以鄧穎超為南開學生，似乎掠美。鄧穎超在天津河北女子師範作學生時，南開尚無女校。南開女子中學成立於1923年，那時鄧穎超早已成年，成為共產黨員，不是學生了。河北女師校長齊璧亭出國留美期間，張伯苓代理女師校長，所以鄧穎超及許多女師學生也呼張伯苓為校長。

許多學生兄弟姊妹同在南開。例如梅貽琦（意昂体育平台校長）、梅貽琳（醫務署署長）、梅貽寶（燕京大學校長）、梅貽齡（女）。吳大猷、吳大業、吳大立三兄弟。查良釗、查良鑒、查良镕、查良鑄、查良鏞。張訓堅、張訓達、張訓恭、張訓良四弟兄。黎紹基、黎紹芬、黎紹芳等等。多數南開畢生承張伯苓先生的感召，每能潔身自好，對國家有所貢獻。作漢奸的人或貪汙被槍斃者尚未聞及。

中學時代人格之感化有極大影響。潛移默化，每於不知不覺之中接受一項道德標準，樹立一種永久的是非觀念，永生不改。例如南開不準隨地吐痰，南開學生每人均已接受這訓練，一生實行這好習慣。張校長每以“為公愛國”訓示學生，因此南開學生多有為公的觀念。這為公的一點是南開與眾不同之處。

張先生眼光遠大，60年前即提倡體育，註重科學，主張為公愛國。這三大政策是當時極新穎、人所不知的。當時很少學校有物理試驗室、化學試驗室，唯南開有之。南開之出科學家，或與提倡科學有關。

中國人不重視體育，時至今日猶且如此。60年前提倡體育，乃先知先覺的事。因為提倡體育，華北運動會每以張先生為會長或總裁判。而華北運動會之跑第一者常為南開學生。民國初年的郭毓斌、魏文翰聞名全國，均是南開學生。二十年代籃球之五虎將亦屬於南開。民國十年以後，南開體育普及，規定每一學生必須跑百碼、跳遠，方能畢業。每一學生必須抓上鐵杠，跳木馬。這均是他校所無的體育考驗。

愛國運動每發於南開，且由張校長主持。民國八年（1919年）的五四運動，民國十四年（1925年）五卅抗英運動，均有南開參加及領導。周恩來、馬駿，就是這些運動中的知名學生。1937年，日軍轟炸南開大學，因南開向為愛國抗日之發源地。

南開且有一些新課程，例如“時事”、“演說”和勞作實驗。雖然未能始終維持，後繼為艱，然對於學生的訓練不無裨益。

“時事”是提倡學生知時務，每星期有一課。由先生講時事，由學生討論時事，試辦之初很有興趣。然而先生難請，並沒有能講時事、專懂時事特有消息之人。僅能講講報載新聞。學生已看過報了，先生用同一來源來講，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而且中學學生知識有限，對於政治、經濟、哲學、事理，均無認識，更無深刻成熟的了解。對於討論時事是無法進行的。而且無法像算學、物理可以考試。沒考試分數的課，一些學生不理，試行幾年，1922年後，就沒有正式把時事列為課堂的科了。只時時鼓勵學生自己註視時事。

“演說”是另一新的嘗試。一個人表達意見有兩種方法，一為筆寫，一為口講。學校教育，僅重筆寫，學生不能用口表達他的有條有理的意見，這種教育是不完備的。尤其是在民主國家，在公眾之前不能表達己見，則民主政治無法實行。公開演說能說服民眾，乃民主國家中領袖的必有訓練及能力。張校長訓練學生公開演說的意見絕對正確。然而又是同一困難，教公共演說的先生是沒有的。而每星期一次演說，學生沒材料可說，因而無話可講。試行二年，這課程也改為課外活動了。

1923年，張九先生（彭春）由俄國考察歸來。把見於俄國學生從事實習、不念死書的教育方法在南開仿行，乃令學生實習工匠、鐵匠及工廠。九先生的想法，張校長原不贊成，既是新政，姑且試試。試辦一年行不通。學生求學以念書為本，不要作木匠，作鐵匠，而且也沒有木匠、鐵匠可作。只是象征的，木工、鐵工，學生隨便玩玩，不如蘇聯學生，與政府工廠有密切聯系。九先生的試驗不靈，然而南開日新月異，日日求改良求進步的精神不可泯滅。

南開學生的課外活動，似為各校之冠。學校青年會是基督教學生活動之所。另有童子軍、足球隊、籃球隊、敬業樂群會、南開周刊、話劇團、京劇社等等。學生的德、智、體、群，均有啟發和鍛煉之所，不僅課本上有成績而已。

人格高品

張先生最偉大之處，在於言行一致。自奉儉約，對於金錢一介不取，一絲不苟。南開雖然有董事會，有顏惠慶、吳鼎昌、陶孟和、胡適、丁文江等為董事，這些董事是掛名的董事，既不負籌款之責，也不問校務。一切財權用人均由張先生一人總攬司理。在中國一般人處在此類一人專政製度之下。多是予取予攜，錢款不清，有錢下腰包，自己享受。張先生始終住在南開後邊電車廠旁邊一個臭羊皮市中。三間平房，門前滿曬著臭羊皮。但是他這三間房之內部則窗明幾凈，絕對整潔。地板總是紅紅的，玻璃總是亮亮的。因為整潔是張先生個人力行的規律之一。用以持家，用以治校，亦用以訓示學生。他不贊成名士派之蓬首垢面，亂七糟八。他說，“你要成一個名士是可以的，但不必學名士派。”他對於名士的定義是“一個人說一千句胡塗話，其中有一句稍微明白一點，這個人就是名士。”

他在學校月支100元，後來有了南開大學，他兼作了大學校長仍支100元。三十年前100元當然比現在的100元價值大，但一家六口，四個兒子一位太太總要極度緊縮方可過活。所靠以維持者是天津電車公司月付300元。天津電車公司是比利時人辦的，為拉攏地方人士，聘張先生為董事，月送300元車馬費。多少年來張家就靠此過活。其余學校學費收入，外來捐款，涓滴歸公，用為發展學校。

赴北平時，先生永坐三等車。住在前門外施家胡同北京旅館。店賬每日一元。先生去平時，每次帶一盒臭蟲藥，一包茶葉。北京旅館的臭蟲很多，永久歡迎客人。臭蟲藥是必需的防敵設備。另外張先生自帶一包茶葉，因為旅館的茶葉實在太劣，太要不得，這一包茶是張先生唯一奢侈品。

雖然這樣儉省，每月的錢有時仍不夠。唯一辦法，是由學校臨時掛借。華午晴先生手中有一本秘賬，詳記每次借的數目。除非絕對為學校公事由學校出賬，由學校付旅費外，大多時候均記在他自己掛借的賬上。1930年他作東北大學董事，堅決不肯接受分文金錢報酬，但每次出關去奉天時又不是南開學校的公事，他這十幾元旅費，就算作向南開掛借。諸如此類，年積月果，多年堆積起來已借到兩千多元。

1934年，日軍入關進占冀東，國民政府派黃郛趕到華北，向日軍求和，簽訂塘沽協議。黃郛為維持中國的面子，組織華北政務委員會，網羅地方人士以壯門面。張先生首當其選，自在延聘之例。但委任狀送去以後，張先生拒不肯就。黃郛知道我是張先生的學生，特煩我往說。我由北平到天津力陳華北局勢之危。先生說：“我已經和日本打過一次敗仗了，不能再打敗仗。”我說：”塘沽協議已簽訂了。打敗仗的是黃郛，與先生無關。目前僅是春帆樓講和，得一喘息時間，以期再戰。既不作漢奸，亦不向日本人叩頭。”許久先生方說，”那麽好罷。”方俯允充數為委員。

當時華北危急，日本人節節逼攻。黃郛的政務委員會支持沒到一年，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勾結蕭振瀛、宋哲元，另組華北政務委員會。黃郛倉惶南返，再上莫幹山休養，不久且壽終正寢了。他的華北政務委員會也風消雲散。黃郛南返之前，把各委員的車馬費分送給各委員時，張先生在天津不在北平。黃郛把張先生車馬費3000元交給我，請代轉呈，黃走以後，我去天津送呈這筆錢。張先生大不以為然。他說，“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未給國家人民作任何事情，拿這三千元實不應該。”

這是本文作者赴英留學第一年（1925）的照片

這一下子我可為難了。黃郛南返，隨從人員均已星散，這筆錢無從退還。我也不能從中吞沒，自己下腰包。在這不得要領之時，我去找南開的金剛華午晴先生和伉乃如先生尋求解決辦法。華先生忠厚長者，說不出什麽主意。還是伉先生智多星，他說：“校長在學校掛借兩千多元，多少年沒法還。就拿這筆錢作為黃委員長黃郛個人以朋友身份，捐贈南開代校長還這筆欠款如何？”得此解決辦法，我喜出望外，立時把錢交給伉先生。由伉先生出一收據，以為將來在我和黃郛在地下相見時總算有個交代。

這3000元如何處理，伉先生足智多謀自有辦法，無關宏旨。我述這段故事的目的，在說明校長一生公私分明。外邊人連同我們這班老學生全不知校長會艱窘如此，欠款無力歸還。現代中國人中，這樣人絕無僅有，一般人多是公私不分，予取予攜。公家錢就是自己的錢，自己的錢仍是屬於自己。

南開學校是校長一人唱的獨腳戲，尚有條理如此，南開學生應永以為法。

知人善任

南開的臺柱有四個人，伉乃如、華午晴、孟琴襄、喻傳鑒。這四人應稱為四柱，或四大金剛。南開一切校務行政，全托在這四根柱子上。張校長好比一個大梁，這大梁托在這四柱之上。這四根柱子，永久直立，永久不腐，永生效忠南開。南開之成功在穩定，而於穩定的根源在於這四根柱子。這四根柱子是鐵打衙門。至於教書先生乃是流水官，來來往往，進進出出，年年物換星移。而一切學校大計，行政層務，全托在這鐵打衙門的四根柱之上。這四根柱永不更換。教員先生，如舒舍予（老舍）、範文瀾、羅常培、陳小辮、王老虎等等，全是此去彼來的流水客卿。大學的教授如蔣廷黻、徐謨、李濟、何廉、方顯廷、羅隆基等，更是臨時設帳之事，三五年後就遠走高飛了。而這四棵臺柱，屹然不動，死而後已。

張伯苓和喻傳鑒

喻傳鑒浙江人，南開第一班學生，北京大學畢業。主持校務勤勉認真，五十年如一日。在1920年代，南開只有一千人，規模尚小。喻先生還教幾點鐘的課。例如四年班（最高班）經濟學由喻先生教。後來學校大了，教務繁重了，喻先生就不教課了。1930年代，重慶南渝中學成立，喻先生主持南渝，穩坐沙坪壩，是實際的校長，名義仍是主任。喻先生辦事認眞，一絲不苟，學生成績較差，或被“擋駕”（勒令退學）而請求人情者，多數不準。這些要求不遂而含恨的學生罵他為“臭魚”。實在喻先生既非魚，亦不臭，其人和靄可親，唯我要拙於辭令，說一口浙江音的天津話。每次上大禮堂代校長主持修身班，天下大亂，很少得滿意的結果。

孟琴襄是師範班學生，是南開事務主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加歐戰，在法國為華工青年會的幹事。（南開另一個華工青年會的幹事是鄭道儒。）孟先生1920年戰後返國即充任南開事務主任。辦事有板有眼，能動能儉。南開校內沒有一般學校的滿地橘子皮，滿地亂紙。校中各處整齊清潔，食堂裏沒蒼蠅，廚子茶房，每日必須剪指甲，常常剪發等等，百種屑務多是孟先生管理。1930年，我充任東北大學校長時入關借兵，商請張校長把孟先生借重一年，出關為東北大學的事務主任。孟先生到東大以後電燈亮了，馬路平了，水溝通了，教授住宅減少了報怨（300個教授太太，南腔北調七嘴八舌，沒報怨是不可能的，減少就好了。）而且一年之中事務部節省20萬元，這內中的巧妙，均由於孟先生的事務“天才”。而這天才之來源，是伯苓先生訓練的結果。

華午晴先生是個笨重人物。身材高大，笨是笨極了，但極重要。其重要性非一般局外人所能了解。他的名位官職是什麽，誰也不知道。他主持事務，管理房產，修理舊房，建造新舍，但他不是事務主任。因為事務主任是孟琴襄先生。學校的錢款均由華先生經管，但他又不是會計主任，會計另有他人。校長每稱“華先生”，學生亦稱“華先生”。華先生拙於言詞，好像從來說不清任何一件事。但心裏有數，任何一件經手的事全清清楚楚。例如八裏臺南開大學之修建，南開女中之修建，均是華先生一手經辦。南開中學的大事，南開大學的大事，均與華先生有份。南開學生不知底蘊，以為“華白眼”是一塊大肚皮的一塊大肉，殊為皮相之論，不知華先生之重要性。

最大功臣當為校長秘書伉乃如先生。在學生中最沒人緣的人，也是伉先生。學生在背後總說“小伉”如何如何，實在伉先生中等身材，並不小，惟在校長之前相形之下好像渺小。他當時年歲、身材均不小。許多學生說他氣派小，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說法。優先生足智多謀，好主意很多，壞主意也很多，在二十年代伉先生兼教化學。周恩來、吳國楨、寗恩承等全是伉先生受業弟子。他教書極有方法，極受學生歡迎。一九二二年以後校務日增，他就專主校務，兼代大學註冊部主任，不再教化學了。

註冊部是閻羅殿的判官，主管生死簿的地方，不及格的學生在生死簿上列有“死”字的，對於判官自然不感激。已死的人對於判官自然也無感情。

伉先生足智多謀，深於世故。所謂”深於世故”即是能應付許多好事或壞事，能應付好人或壞人之謂。應付好人用好法，應付壞人須用壞法，道學先生不懂世故人情，僅板著臉說仁義道德無補時艱的話，是無用之人，伉先生不屬於這類。在演新劇時周恩來飾女角，伉先生一向充壞小子。伉先生深深了解人性惡的一面，因為懂得應付惡人和壞事。

許多南開學生不滿意伉先生，但又說不出反對的道理來。我曾問過反對伉先生的同學：“你說伉先生怎麽不好呢？『為人謀而不忠乎？』”對方卻說不出證據來。

周恩來因為和伉先生一起演新劇，又一度作過校長的助理秘書，因此周、伉二人極為友善。在共黨秘密工作時期，周恩來潛來天津，伉先生曾掩護過他。那時國民黨時代掩護共產黨人乃是殺頭之罪，你能說伉先生為人謀而不忠嗎？許多人批評伉先生趨炎附勢，然而當周恩來避難時，並不是以後的總理。伉先生不是共產黨員，而為朋友冒生命危險，不能不說為朋友忠。

除了四大金剛以外，少數職員多是臨時的短期客串人物。校長自己每引以自豪的是他用過三個學徒秘書。一個是鄭道儒，一個是段茂瀾，一個是周恩來。這三個人後來全成了部長、大使、或總理。是否由於他三個人的“天才”，或是由於校長熏陶教育之功，則須由讀史者自己決定了。

1945年，校長70大慶，當時周恩來在重慶，到沙坪壩來賀壽。他說他的革命成功實由於校長的一句訓示。北方冬季天氣甚冷，學生宿舍早晨不生火。許多學生貪圖暖被窩，不肯起來。校長說，“你要光臀由床上跳起來。當你光著身站在床上，你急於穿衣，急於下床，就起來了。反之如躲在被窩裏，越躲越懶，就起不來了。”周恩來說每當革命有困難的時候，他記住張校長這“光著臀由被窩跳起來”的一句，就把困難克服了。

張校長知人善任是他最大本事之一，伉先生、華先生等四大金剛只有在張先生手下方成為“金剛”，如在別人手下，或者僅是“土法煉鋼”而已。

南開待遇菲薄，不足養賢。校長謀同人的生活安定，有一種保險辦法。每個高級職員由學校代買人壽保險以求其最低生活之安全。但是連年內亂，外患頻仍，貨幣一再貶值。這些先生的保險金得有多少實際好處，就不可知了。

公開誇獎是張校長用人術之一。上修身班時，常把華先生、喻先生在學生面前稱贊一番。有時也贊揚”五奶奶”（校長的太太）。被贊揚的人自然覺得很舒服。人之為善，每懼他人不知，有人知其善並公開贊揚之，善莫大焉。這些人願為校長效命。“五奶奶”六十年忠貞相夫，或者亦由於張校長這種誇贊之術使然。

修身敬業

民國初年孔孟之道仍盛，修齊治平之術仍有勢力，各級學生仍講修身之道，各校均有修身一科，以為德育之本。然而空口說白話，瞪著眼睛講道德，說仁義，原是幹燥無味的事。加以兩千年前孔孟之言有許多已不合時宜。五經四書已經不用為課本，修身一科雖是要緊，但這門課不好講。“修身”教科書也很少，只有蔡元培編的“修身”內列仁義勤學等篇。講起來略如鄉村牧師禮拜日之例行說教，聽來毫無趣味。張校長獨出心裁，不用修身課本，於每星期三集全校學生於一堂，在大禮堂由張校長親自講給學生求學、作人、處事之道，這叫作修身班。

這個修身班乃是南開特點。南開精神訓練，盡在於此。學生在校所學的一點方程式、化學、原子的知識，幾十年後早已忘得一幹二凈，惟獨修身班校長所說的話，許多學生尚記得一二。周恩來所說光臀由床上跳起來，即是校長在修身班中之一句。這修身班的影響力乃是眞的教育，眞的精神訓練。

校長在修身班所講的話沒有課本，沒有講義，是一種漫談，上下古今的事全談。但媚娓動聽，講道德於閑談之中，潛移默化之乃使學生成為正人君子。每當校長不在校由別人主持這修身班時，那就糟了。全堂亂烘烘，誰也不聽誰，臺上臺下兩邊均覺得很窘，很著急。

校長每次修身班均鼓勵學生要“長”要“頂”。每每先說一段故事，或者南開學校的故事，甚至“五奶奶”的故事以為引子，然後再說到有困難時要項；凡作一件事業或求學均要長。每述南開歷史之增長，如數家珍，以鼓勵學生求知之誌，使之日新月異。

少年時身歷甲午的大敗仗，所以張先生鼓吹愛國，鼓勵學生為公，要公而忘私。他說中國之大患在於人們太自私。必須化私為公，國家方可強盛。

校長又常引俗語格言以訓學生。最近南開一個老學生盧廣聲說香港剪發很貴，每次要四五元。但是他仍是每半個月剪一次發。因為張校長在修身班上說過“勤梳勤洗瞼，就是倒黴也不顯。”他得此一句一生受用不少，或者因此一生也沒倒黴過。

校長愛講魯哀公問政於孔子的故事。（魯哀公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就可以富國強兵？如果有那麽一句話，那是什麽呢？“一言可以興邦有諸？”這句話問的本來很胡塗。孔子答他說，治國之道很多，很難於用一句話概括一切。不得已用一句最簡的話說是“為君難”。）校長每以此訓示學生。做事必須戰戰兢兢念念不忘困難，隨時隨地小心，就不致有錯了。

張先生訓示學生敬業，凡事須認眞作，好好作。不可馬馬虎虎，不求甚解。陶淵明的不求甚解，不合現代科學精神。學生組織中有一敬業樂群會。周恩來是這敬業樂群會的活動分子之一。張先生以敬業樂群為訓示，敬業是個人工作原則，樂群乃是公共生活的基本道德。中國人只知個人，及他個人的家，而沒群的道德，乃是國家大患。這個敬業樂群會辦了許多年。還過一個刊物叫做“敬業樂群”。

修身班所講的基本道德，要學生為公、為國，也要學生有能力。沒有能力，則“天下為公”一句話是空洞的，不能實現的。

日新月異，天天求發展，天天求進步，乃是南開基本精神之一。張先生每深入淺出以俗話“長”“頂”說出這道理。只有對於念過四書的老學生方引證“康誥曰作新民，苟日新，日日新”之原詞。對小學生每說“後排的小學生你們懂嗎？”小學生誰也沒勇氣自認不懂。校長每自問自答“你們不懂”。許多一二年小學生越小越自負，對於校長所說“你們不懂”一句話很不服氣。但許多小學生都也記得校長的話，永生不忘。

防微杜漸是張校長另一訓示。“君子防患於未然”，凡一件壞事須在起源時嚴防製止。如果起首之時不防，以惡小而為之，任小惡發展，終成燎原之火，不可收拾的大惡。他說“你要不抽煙（鴉片），先要不抽煙卷。”南開對於學生吸煙嚴厲之至，吸煙者開除，雖是罪輕罰重，蓋亦本於防微杜漸之意，南開始終嚴厲執行。

離校的南開學生多數永生不抽煙，沒有肺癌。但有些人離校後染了這小惡習，違背了張先生所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的道理。但這些學生早已長成，且均已離校，不吸煙的校規鞭長莫及，無法以開除為製裁了。有一次一個老學生於南開意昂會時自宣其非。向校長說“我抽煙了。”校長說，“我的規章對於已離校的學生已經放寬了。你抽卷煙是可以的，不抽大煙就行。若是你抽上了大煙，我的規章是你不抽白面（海洛英）就行。”

有一學生開玩笑說“假如有抽上白面的又該怎麽辦呢？”張先生說：“你指出那個人抽白面，要他到我這兒來我告訴他。”因為南開學生向來沒抽白面的，所以校長的挑戰是勝利的。張先生向不為假設的問題而煩惱。以假設的問題呶呶不休，白廢唇舌，辯得面紅耳赤，張先生從來沒有過。

【20世紀】三十年代華北局勢日非。南開在大後方的重慶沙坪壩設一分校名為南渝中學，發展甚遠，不久已達3000人。1937年後，天津為日軍占領，日本人以南開為抗日大本營，乃大肆虐，南開大學被日軍炸毀，南開中學亦無法開門。於是重慶的南渝中學改為南開中學。1941年後日本屢戰屢敗，國土重光之期不遠，人們以為不久可以恢復天津的南開了。1943年重慶南開中學校務會議，不知什麽人提出南開名義問題的爭辯：天津光復以後，如果天津一個南開，重慶又一個南開，豈不相混？如果重慶南開再改回南渝，出爾反爾也似乎有困難。眾議盈庭，辯論了許久得不到一個滿意結論，沒人提出妥善辦法。張校長沉默了許久說，“只要天津收復了，日本人打敗了，這南開校名問題你們交給我辦。”與會的人均啞然失笑，不再辯論了。

急智應變

張校長有急智及應變之才，每能看出一件事的輕重緩急，向不以空想假設的事情妄費唇舌。

張先生一生奮鬥，主張戰勝萬難。他說“中國人每說‘沒法子’、‘沒辦法’，是不通的。世上沒有沒辦法的事。任何事全有辦法。死，也是一個辦法呢。”

先生一生，同其他中國人一樣，永生在憂患之中。19歲時甲午中日戰爭中國大敗。24歲經拳匪之亂，八國聯軍破天津占北京。接著外國要瓜分中國，搶租界、占海口，國內鬧革命，推翻清廷。民國以來情況更糟，袁世凱的胡塗自私；督軍團之兇狠；直系、皖系、奉系、西北軍內亂頻仍。天津、北京打來打去何止七進七出。南開生於變亂之中，誠非易事。天津是河北省的首府，督軍省長所爭之地。處在這樣汙泥之中，滾來滾去而能使南開日新月異，有賴於張先生的急智及應變之才。張校長不卑不亢，向來沒對這些當權派卑躬屈節。幸而盜亦有道，這些粗人混蛋對張校長均有相當尊敬，對於南開向無損傷。

1943年在重慶時，校長述及天津往事。校長說，“我們南開沒受過這些人（曹銳、李景林之流）的損害。而且我還由他們身上弄點好處。”的確這些人對南開嘗有捐款贈地之善。離天津不遠的小站有一塊校田就是天津當權派捐給南開的。

北京政局幻變，顏惠慶組閣時曾請先生為教育總長，先生辭不就；奉系占華北時，曾請先生為天津市長，及教育總長，亦未就。蓋先生眼光遠大，知道一下海就身敗名裂。自身不保，南開學校亦隨之瓦解。

表面上先生雖似雄獅猛虎，辦事勇往直前，但有時看情形不對，也就見風轉舵，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平解決。他說“許多事可由時間解決。”

1924年南開大學罷教風潮可為一例。那次罷教風潮是史無前例的大事。南開向無罷課風潮，一切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五卅抗英運動，均由校長主持。由校長和學生協商共同出發遊行，不必由學生罷課。尤有不同的，是其他各校學生罷課，從無全體教授罷教的事。南開教授全體罷教，是破天荒了。

許多學潮起因都是小事，那次罷教也不例外。“南開周刊”是學生一種定期刊物，以前稱為“校風”報，由周恩來主持，周離校以後由王捷俠接辦。這類學生刊物，本無重要，學生們寫幾篇小文，練習筆墨而已。但日子久了，稿子缺乏，連小文也作不出來，因而難以為繼。1924年冬，一天王捷俠找我拉稿湊數。我在一小時內寫了一篇小文，一篇雜感，題目為“輪回教育”，批評一些年青教授沒有眞知實學，僅把在美國大學的筆記，拿來販賣，念給學生聽，學生記下來，再轉販給別人。如此陳陳相因，把不相幹過氣的筆記，轉來轉去，中國學術永無進展之可能雲雲。這篇文章註銷以後，像其他大學學生所寫文章一樣，沒人重視的。我自己以為交卷了也沒重視這一篇短文。過了兩個月，不知那位教授（有人說是蔣廷黻）發起，由全體教授聯名向張校長請願，指明這篇文章有毀謗性，必須把作者開除，否則罷教。這樣哀的美敦書突如其來，張校長深以為難。既沒法得罪全體教授，又不能無理開除學生，直是晴天霹靂，第二天48小時以後，全體教授真的罷教了。於是南開風潮轟動華北，也轟動全國。

“南開周刊”是學生會所有，學生會是周刊出版人。教授罷教以後，經學生會緊急會議，一致議決，學生有理。全體學生決存反抗全體教授之無理取鬧。這個風潮因此就擴大了。原來一篇不相幹的文章，現經英文華北明星報（North China Star）全部譯成英文。京滬中文各報亦全部把這“輪回教育”競相登載。而且各報一致對於這篇文章同情，認為說的有理，斥教授們無理取閘。平地一聲雷，我忽然成了無名英雄。張校長處此進退兩難之中，一方面是全體教授，另一方面是全體學生。不能開除全體學生，更不能開除全體教授。屢經丁文江（校董）調解，梁啟超先生打圓場，均無結果。相持一個多月，仍在罷教之中。時值嚴冬，校長不聲不響，提前放假。宣布明年2月1日開學。

到了明年2月如期開學。校長沒說任何話，教授學生誰也沒再提起風潮這件事，就不解決而解決了。有一些人誤以為因此大風潮我被開除雲雲，實非眞相。校長應付事變，不了了之的能力，遠非一般人所能及。

許多年後張校長提及那次全體教授罷教大風潮，輕描淡寫的說“兩個孩子摔交。摔倒了，爬起來，拍拍灰，回家吃飯。”

張校長一生的善言很多。群弟子記善言，個人所記不同。我所能記者只限於我的求學時代，為期甚短。南開學生幾萬人，各記一兩句想是不止萬言。

關於男女箴言，我所記得一句是向南開女中畢業學生的訓話。校長說“你們將來結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為公、為國。不要要求丈夫升官發財。男人升官發財以後，第一個看著不順眼的人就是你（他的原配太太）。”

張先生對於自由戀愛不甚贊成。他說“舊式婚姻一半好一半壞，新式自由結婚也是一半好一半壞。以前結婚不自由，離婚也不自由。現在自由結婚，自由打架。”他現身說法：“五奶奶（校長夫人）是舊式婚姻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終生和好。九先生（張彭春）自由結婚，自由吵嘴。”

先生力主戒多言，“多言多敗。”但是年青人有話就說，有話憋不住。校長60歲以後前列腺發炎，老年人小便頻繁。自嘲“年青時尿可憋得住，話憋不住。老了，話可憋得住，尿憋不住。”

推理的方法先生力主歸納法。每教學生把事實一步一步擺出來，然後說出結論。甚至不說出結論也沒關系，對方自己會得出結論的。

不可先把結論說出來，然後再逐漸證明你的結論之正確。我在東北大學時每先說某教授“胡塗”然後證明那位先生如何如何胡塗，那位教授自然十分不服氣。張校長和我說“不可把結論放在前邊，先說人胡塗然後舉證明。要先把胡塗的事實逐漸擺出來，然後再作結論。”

熱誠待人

張先生不是純理智，冷若冰霜、拒人於千裏之外一類人。他對人極熱誠，一向主張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由下列三件事可概其余。

張先生對於黨政及政黨向無興趣。1937年八一三抗戰軍興，不久南京就陷落了。先生由廬山會議下來，飛來漢口。那時吳國楨任漢口市長，我在漢口主持財政部稅政。張先生同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同坐一架水上飛機由九江到漢口。吳國楨先得先生來漢口的消息，約同我去到江邊去接張先生。

飛機降落長江以後孔院長匆匆去武昌。我同吳國楨送張先生到漢口三教街信義書店樓上一個住所。吳國楨不久就走了。因為那時軍事緊張，南京已被日軍占領，武漢成了實際的臨時國都。吳國楨忽然由一個普通市長變為實際上首都市長，其忙可知。吳國楨走了以後，張先生很神秘的向我說：“你猜這次我來漢口作甚麽？”我當然茫然不知所對。他接著自言自語說“蔣先生邀我入黨，你以為如何？”這是我毫無準備的“試題”。且事關張先生“終身大事”，我似乎不便置喙。然而我的意見十分肯定，我說，“我以為校長多年守身如玉，玉潔冰清，似可不必下水吧？作票友隨便唱一兩句大家全叫好。一下了海就有入喊‘通’了。在國民黨內看不出有甚麽貢獻。在黨外對國家的貢獻或者更多、更大。”

蔡元培和張伯苓

張先生連說，“唉，唉。”似乎贊同我的看法．第二天他去武昌見了蔣先生，如何說的，不得而知，但是沒有入黨。

1938年，國府遷重慶。張先生住沙坪壩南渝中學校內。一次有點小病。蔣委員長親自來沙坪壩探病。張先生甚為感動，因此報以熱情，乃加入了國民黨。以德報德之熱情這是一例。

1930年春，東北大學出了問題。原任校長因為與各院長鬧意見，做不下去。張學良董事長推我充任校長。我以為茲事體大，恐怕作不好，屢辭不獲。拖了兩個月仍然找不著接辦東大的人選。張再三邀我去試作。不得已我說“我去天津請示請示祖師爺。看他有何高見，有甚麽人。”我遂立即登車入關。那是陰歷正月初四，北方仍是冰雪封地。到天津是早上六點，方剛放曉。我到張宅時校長方起床洗臉。校長見了我突然而來，絕早求見，必有原故。我直道來意之後，校長說“大學中的困難可以想見，而且是免不了的。但是既然漢卿有求人的困難，找不著另外人選，人家有困難，咱應為他解決這困難。至於作好作不好，那是咱的問題。不可把咱的困難來頂人家的困難……由個人方面講，人家對咱有好意，咱應以好意報之。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張校長對人的熱情對事的見地，一言決之。兩個月的考慮，許久的進退維谷，我立下決心不再猶豫了。我因此作了東北大學校長。

家風遺韻

張先生是舊式結婚，張師母王夫人是天津名門之女。她也是高大人材，且長於校長三歲。生四子，钖祿、钖羊、錫祚、錫祜。均是高頭大馬四個偉男子。钖祿精於算學，是算學教授，執教各大學。現在執教何處不可知了，大概仍在某一個大學教算學吧？钖羊自負有生意經，但一輩子也沒發財。勝利以後1946年作過天津市公用局局長。共產黨1949年占了天津，這公用局長自然拜了桿。但以周恩來的溫情主義，錫羊未送勞動改造。總算得庇校長之余蔭。他目前在甚麽地方？作甚麽事？久無消息。錫祚幼年即得嚴重的肺病。許多醫生均說不可救藥。張太太愛子情深，不信這些西醫中醫的診斷，自己細心調護，錫祚居然活了五十多年，現在仍然健在天津，可謂母愛的奇跡。校長屢次稱贊“五奶奶”的偉大，憑母愛之力護理老三的肺病，延長五十年生命，可以說母愛勝過一切。四弟錫祜立誌報國，18歲投筆從戎，加入空軍為飛將軍，不幸於1937年飛機失事隕落於江西豐城。國府失一戰鬥之士，張家失了一虎，極為可惜。錫祜失事之次日空軍即電告校長。然而校長恐張太太失了愛子，可能傷心，所以秘而不宣，始終沒說錫祜之死。起初兩年說錫祜去了美國受訓練，後來說調往前線作戰。隱瞞托詞，拖了三四年，在張太太面前始終沒正式宣告錫祜死訊。據錫羊說直到1950年他未聽到老太太說及钖祜之死，然而已是心照不宣了。這又是張校長不了了之的手法之一。

張校長的家庭和睦美滿，六十年如一日。夫婦相敬如賓，可為任何夫婦模範。

【20世紀】四十年代，抗戰緊張。人們在前方吃緊，後方緊吃之時，群居重慶無所用心。吃飽飯後，製造許多蜚語流言

以為談助。一時忽傳張校長講戀愛了，校長太太氣得出走了雲雲。一天，一個下江太太向我說，“南開辦得不好了，因為張校長凈是講戀愛。”我問她甚麽人講戀愛？女方是誰？她竟無以為對。

當時張校長年近70，以生理、年齡說，講戀愛的時期似已過時。而且張校長生平不二色，戀愛雲雲，似乎不符實際。後經詳細從旁調查，事出有因。原來有一個通州某女校長，是個老處女，在重慶無所事事，常來請教校長。初時校長對她客氣，延見她幾次隨便談談。後以這女人啰嗦不休，校長就避而不見了。再來拜訪時，校長煩張太太出面說是“校長不在家。”此人自知沒趣，也就不來了。因此以訛傳訛，有花添葉，好事者傳為張校長講戀愛，冤哉也。

作者簡介

寧恩承（1901-2000），教育家。1921年南開中學，1922年南開大學，1925年赴倫敦大學，1927年赴英國牛津大學。1929年回國後東北邊防公署外交秘書，邊業銀行總稽核。1930-1933年任東北大學秘書長、校長。後歷任財政部河北特派員、冀晉察綏統稅局局長，改革幣製銀元改為法幣；中央銀行經濟委員，創立所得稅，訓練稅務人員；湖北直接稅處主任；財務人員訓練所主任，中國工業合作協會財務處處長；中國農民銀行總稽核；沈陽世合公銀行總經理；臺灣新高木材公司經理，香港ST. PAIRES’ COLLEGE校長。1959年移民美國，1967退休，2000年離世。

23歲，因發表《輪回教育》一文而震驚學界；25歲受張學良資助赴倫敦大學和牛津大學專攻財政金融學，期間，與老舍結識並成為摯友；30歲任東北大學秘書長、校長，代張學良主持校務，使東北大學走向鼎盛。1950年赴香港創辦書院。

文章已於2019-10-1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