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洪大用教授和我組編的六卷本《李景漢文集》近期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這是中國社會學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新書發布會上，我作為組編工作的參與者有一段發言引起了不少共鳴。我說：“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學科的前輩學者，李景漢先生的諸多學術特質已經化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甚至全國社會學的學術傳統。但是客觀來說⇾，李景漢先生仍是一位在中國社會學史上被嚴重低估了的社會學大家，關於他的研究還不多🙍🏻♂️，他的光彩和豐富‘面向’往往被‘遮蔽’和‘簡化’了🙎🏿♀️。我們希望藉由《李景漢文集》的出版，學界能夠更多的關註李景漢先生以及以他為代表的學術傳統🦸🏻！”這番話表達了在過去三年多時間裏，我在整理李景漢先生留下的大量一手材料和學術文獻過程中的深切感受🐏。作為現代社會科學門類的社會學來自於西方，而李景漢先生正是我國第一代專業社會學家的重要代表。站在中國社會學發展百年歷史的角度，更能夠看到他的卓越貢獻和多重價值👯♀️。
《李景漢文集》，洪大用、黃家亮組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1688.00元
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的先驅者
李景漢先生1895年生於北京通州，1917年赴美留學，先在波莫納學院（Pomona College）、哥倫比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學習🛞，專攻社會學及社會調查研究方法。1924年🤬，從加利福尼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回國🧚♂️，開始了其62年之久的學術生涯。
李景漢
在中國社會學史上，李景漢先生最廣為人知的形象就是社會調查專家。他回國後很快就開始投身於社會調查，此後社會調查是他一生學術工作的主軸。實際上，正是在他和同時期的陶孟和、陳達等人的大力推動之下，一時間紮根中國社會開展社會調查成為社會學界的一種潮流🦹🏼♀️🐚、一場運動，並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學的一個重要傳統。而在社會調查運動之中，李景漢先生是起步最早🎣、用力最多、持續時間最長的一位社會學家，被譽為中國社會調查運動的先驅（張世文語）。
李景漢先生一生所從事的社會調查主題眾多、地域廣闊👯，在編輯《李景漢文集》時，我們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
1、北京調查。北京社會調查是李景漢先生社會調查事業和社會學研究的起點。1924年👩🦯，他學成回國後即出任美國社會學家甘博（Sidney D.Gamble）創辦的北京社會調查社的幹事，並兼任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講師🧑🏽⚕️。1926年，他與陶孟和🎳、陳達等一起組織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社會調查部並任主任。在這一時期，他開展了包括人力車夫勞務及生活水平、手工藝工人行會組織、底層百姓生活費🧎♂️➡️、郊外鄉村家庭、妙峰山香客、天橋藝人等方面的調查🧖🏿，出版了《北京人力車夫現狀的調查》（1925）《妙峰山朝頂進香調查》（1925）《二十五年來北京生活費的比較》（1926）《北京拉車的苦工》（1926）《北京無產階級調查》（1926）《北京的苦相》（1927）《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1929）等眾多膾炙人口的調查報告📡。特別需要提到的是北京郊外鄉村家庭的調查🤸🤞🏿，在1926-1927年期間，他指導10余名學生對郊外的掛甲屯村🦵、黑山扈村、馬連窪村、東村等村莊的農戶進行了細致入微的調查🗡。這是他第一次開展鄉村調查，也是他之前主要從事城市調查和之後主要從事鄉村調查的一個轉折點。這次調查的成果《北平郊外之鄉村家庭》被著名社會學家張世文先生評價為🧘🏼♀️🧝🏼：“國人第一部有系統的和較為完整的農村家庭調查報告，對我國社會學界，尤其是農村社會學有很大影響”🌩。新中國成立後👩🏼🏭，他又回到了當年調查過的村莊進行回訪🤼，《人民日報》在1957年春節期間連續三天刊載了他題為《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的今昔》的長篇調查報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此後，他又做了進一步的補充調查🛸，寫成了《北京郊區鄉村家庭調查劄記》一書。由於種種原因🫃🏽，該書在1981年才由三聯書店公開出版。
2、定縣調查。北京調查為李景漢先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較高的聲譽♏️，正是有了這些基礎，他於1928年被晏陽初聘任為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調查部主任。從1928年到定縣開始主持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定縣實驗區調查部的工作，到1935年離開定縣到意昂体育平台擔任社會系教授🤙，前後共七年時間。也正是這七年的定縣調查🔓，為他贏得了巨大的學術聲譽。定縣調查是我國歷史上首次運用現代社會調查方法對一個縣域社會進行的實地調查，在社會學史上具有裏程碑式的地位👃。該調查的主題眾多，包括當地的地理、歷史、縣政府以及其他地方團體、人口𓀚、教育、健康👨🏻🍳、衛生🫅🏿、農民生活費、鄉村娛樂、風俗與習慣📲📝、信仰、財稅💇🏿🦶🏿、縣財政🏐、農業🪝、工商業🏌️🧚🏼、農村借貸🧑🏿🎄🌄、災荒🕺🏼、兵災等方方面面。調查成果也十分豐富，僅僅以著作形式出版的就有《定縣社會概況調查》《定縣經濟調查一部分報告書》《定縣秧歌選》《定縣須知》《定縣賦稅調查報告書》《定縣地方自治概況調查報告書》等🏍，以及大量的調查報告和研究論文。當然🤟🏽，正如李景漢先生自己所說的那樣，定縣調查成果公開出版的只是一小部分📁，在那個戰亂不止🍩、風雨縹緲的時代，大量的調查資料並沒有來得及系統整理。
3、邊疆調查🈹。抗戰時期🏊🏼♂️，李景漢先生隨意昂体育平台轉移到雲南後方😣，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社會學系👨🏻🚀，並擔任意昂体育平台國情普查研究所調查組主任。這一時期，他仍然利用一切機會開展社會調查🫲🏼，他擔任了雲南省社會處編寫的《昆明市誌》顧問，主持編寫了《呈貢縣誌》，主持開展了昆明四縣農業人口調查和呈貢縣人口普查🤱🏻。此外🅱️，他還以極大的熱情關註了涼山羅羅氏族、擺夷族等少數民族的生活習俗🦹♂️。這一時期的調查雖然不像定縣調查那樣系統👱♀️，但也具有重要影響。在這一時期🏋🏿♂️，他與陳達先生📣、戴世光先生一起成為被譽為意昂体育平台國情普查研究所的“三駕馬車”，他們所組成的學術共同體被稱為“文廟學派”或“人口統計學派”“社會人口學派”“實地調查學派”，與在同一地域的費孝通等人為代表的“魁閣學派”並立🫲🏽，成為學術史上一段佳話。
無論是早期的北京調查，鼎盛時期的定縣調查👩🏿💼，還是後來的邊疆調查，都體現了李景漢先生對社會調查異乎尋常的執著追求和強烈使命🕰。這源於他在留學期間所受到的強烈刺激。他在晚年的口述自傳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在美國學習期間🐂🚴🏿♂️，有一天上社會問題研究課討論有關各國男女人口的問題，教員突然問及中國男女人口的性別比，由於當時中國沒有這方面的調查統計🧏🏻🖐🏽，只得答曰不知。又問到中國的人口數字🌟，因當時中國根本沒有人口普查，多少年都是一個四億五千萬的估計數🌵，他又無言以對。後來又問到中國工資漲落指數、中國土地分配等問題，情況也是一樣。而詢問到同班的日本人、印度人、歐洲人🧛🏿♀️、澳大利亞人等，都能有根有據地加以回答。這使他在課堂上局促不安、如坐針氈，愛國心受到了深深的刺激👨🏻💼。
他把這種中國人不知中國事❤️🔥，以及我國不重視統計調查的情況，看作是國恥。正因如此，他在學成回國後給自己立下了“三不”的戒條🫅🏿：一不做官，二不經商，三不給軍閥當爪牙💆🏽♂️。他的誌願就是畢生搞社會調查💍🫲🏿，把中國的基本國情搞清楚。也正是因為將社會調查作為自己信仰，他能夠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舍地從事著在別人看來是枯燥無比、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而且甘之若飴。在定縣調查時🏛，有朋友看到整天從事調查資料的統計分析工作，送給他一副對聯，上聯是“一二三四五”，下聯是“六七八九十”，橫批是“加減乘除”🏋🏿。又有人不無諷刺意味地給先生一副對聯🧍🏻♂️，上聯是“座上無鴻儒”，下聯是“往來盡白丁”，先生絲毫不為所動❄️，還自己加上橫批“我行我素”。
第一代專業社會學家的傑出代表
李景漢先生不只是一名卓越的社會調查專家，也是一名有著深刻理論洞見的社會學家，是第一代專業社會學家的傑出代表🐏。在深入調查的基礎上，他提出了大量創新性的學術觀點🙀，不僅有力地支撐了當時的社會改造實踐，即使在今天仍不過時。
他強調要為了解決問題、為人類謀福利而調查，反對為調查而調查。他說🦄，如果只是為了調查而調查，“最好不舉行調查🧓🏻，舉行調查必有一定清楚的目的，使人們根據調查的結果來改善社會實際生活🥐，解決社會問題，增進人類幸福”🫸🏻。他認為要改造社會🔥，必先走進社會、認識社會，“我們堅強的相信，誰認清了現實，誰就是時代的主人、時代的向導；誰遠離了現實，誰就是時代的附庸🐪、時代的渣滓👨👨👧👧。”定縣調查就是通過對一個縣域社會系統的調查，搜集了大量材料，找到了當時農村存在的主要問題，特別是以可靠的資料分析了“愚、貧👨🏭、弱、私”各種現象的構成要素及背後原因👩⚕️，然後將根據調査與分析所得到的結論👩🏽🍳、建議供給“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的負責者🔟，使他們計劃實驗或推進工作時有參考之材料及可靠之根據📛。
在1937年出版的《中國農村問題》一書中，他較為系統地總結了他對中國農村問題的看法🪖，很多觀點是都是領時代之先的。如他提出：“農村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的中心問題。中國以農立國，因此中國社會的基礎是建築在農村𓀑，農村社會是中國社會的重心。我們要想解決中國整個社會問題,必先解決中國農村問題。”他還明確提出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農業問題是密切相連的⚄，他說：“農村問題之解決的主要目標💂🏻，是為著大多數農民問題之解決”，“所謂救濟農村,改進農村,是要救濟大多數農民的痛苦,改進大多數農民的生活,使大多數農民或說所有農民得到經濟上社會上的平等地位”，他將農民平等地位的獲得作為農村改革的根本目標🧖🏼♀️👩🏽🦱，認為“若此根本的目標不定,則任憑生產技術如何改良,農業生產如何增進,也不過是自然科學的進步,屬於農業問題的範圍,而與農民問題之解決無大關系”。可見🤦🏼♀️，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李景漢先生就較為明確地提出了“三農問題”，特別是尖銳地提出農村改革到底是為了誰這個涉及生產關系的根本性問題。
李景漢先生還強調農村問題“是一整個的問題”，他在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土地問題為農村問題的根本問題”這一重要觀點🛀🏻。他認為：“土地問題是農村問題的重心🫵；而土地製度即生產關系，又是土地問題的重心；其次才是生產技術及其他種種的問題👨🏽🦰。若不在土地私有製度上想解決的辦法💞，則一切其他的努力終歸無效；即或有效🍥，也是很微小的🥍👨🏽✈️、一時的、治標的🧎🏻♀️。一個政府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府◻️，一個政黨是不是一個革命的政黨，和一個人是不是一個革命的人，很可以從對於土地製度的主張來決定。”這些觀點跟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高度一致的✥，其高度遠遠超出了當時鄉村建設學派等其它各種政治勢力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認識。
在定縣人口調查的基礎上🤚🏽，李景漢先生提出了通過節育、移民、增加生產等措施來解決農村人口過密問題👷🏼♀️，且“三者之中以節育為最有把握”等主張。這是國內學者基於深入的調查研究最早提出的“計劃生育”主張。
社會學本土化的積極倡導者
李景漢先生是一位有著強烈中國主體意識的社會學家，通過社會調查推動社會科學的本土化，是他的既定目標之一。他也是中國最早提出並實踐“社會科學本土化”的社會學家之一🧖🏽♀️。
作為一門從西方引入的學科🎖，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學基本還停留在用西方語言來介紹西方的案例和理論的階段，以至於費孝通先生後來回顧說🎬：“65年前在燕京大學講臺上有人用中國語言講西方社會思想史是一個值得紀念的大事”🧙🏼。按照李景漢先生的描述，那時的中國社會學課堂上🔷，“所用的社會學課本皆為洋文原本或譯本，純為外國社會之材料……👯♂️，缺少本國的材料，尤其是有系統的材料”🧌，而社會學要實現本土化，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要有中國本土的材料，“如此才能根據中國社會之事實材料漸漸產生中國的社會科學”🈵。他的調查尤其是定縣調查👲，給中國社會學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盡管有學者對於李景漢這種“在報告赤裸裸的事實以外不下評論與結論”的社會調查持批評態度🙋🏽，認為這不是“社會學調查”而只是“社會調查”👮🏼，但客觀來說🎀，這種“社會調查”對於當時本土材料極其稀缺的中國社會學來說是有獨特的價值的，因為它提供了社會學本土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同時期的梁漱溟📎、晏陽初、費孝通等學者，在開展他們的研究、提出他們的理論時🧜🏿♂️，都曾以定縣調查的資料作為他們的核心證據🥀。今天💸，我們來看待這種爭論，答案就更加清楚了🥮。李景漢先生所留下的豐富的調查資料已成為我們認識傳統鄉村最重要的資料之一🔴，不少研究者利用這些資料開展有關研究🤽🏿♀️，如黃宗智在研究華北的小農經濟、杜贊奇在研究華北的基層治理時，都大量使用定縣資料。
李景漢先生還是中國社會學界最早有明確方法自覺意識的社會學家之一☠️。他崇尚社會調查，但並不迷信任何一種具體的調查方法。他在年輕時就“立誌把所學得的現代社會調查法結合於中國之實踐，創造出一套適合中國實際的調查法”👨🏽🌾。他強調🧏🏼♂️：“真要把社會調查作得通辦得成功，達到可靠圓滿的地步👨🏼🔧，非得註重一點不可🧑🏼🦰，就是如何使一般人🐘，尤其是老百姓，接受你的調查，相信你的調查，甚至於歡迎你的調查🪛🛡，而達到積極幫忙合作的程度；反過來講🚴♂️🐚，就是如何使人們不拒絕、不反對、不懷疑、不討厭你的調查。如其不然，假定你有天大的本領🛂，你精通高深的統計，你讀盡了社會調查原理與方法的中西著作，也是無濟於事🧑🏻🦼，倒許貽害🕠。”
李景漢先生強調‼️，“若要獲得民間的事實,必先得到農民的信仰”🍂，要得到農民的信仰，必須“與農民打成一片”𓀔，即“先農民化，而後才能化農民”。“與農民打成一片”，說說容易，但要實行起來是非常困難的，起初你願和他打成一片,他卻躲避🥏，不願和你打成一片；等到後來他願和你打成一片時🧍🏻♀️，你又受不了，不願和他打成一片了。剛剛到定縣時，有一件事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記得初到翟城村時🦵🏼🎃，我去一戶農家🙋🏻♂️，那家人為對我表示尊敬起見，燒水泡茶🛩，並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壺、茶碗，上面積了一層厚厚的灰塵。那家人用一條又臟又黑的毛巾反復擦亮，倒上茶水請我喝。當時我從衛生學的角度想👩🏻🦯，裏面不知得有多少細菌。但是我又想🤌🏻，若做社會調查👱♀️，就要與民眾打成一片，這杯茶就必須得喝，否則，就不用做社會調查，明天就收拾行李離開定縣。我想了半天，農民是人📂🧎➡️，我也是人，我為什麽不能喝💂🏻♀️？一咬牙，一口氣喝了下去🧑🏼🔧。”
剛到農村調查時，老百姓對他們的動機是非常懷疑的🍓，因為他們表現得很熱情，有人懷疑他們是來傳教的；因為他們總是問別人家裏的人口、收入等信息👩🏿✈️🧘♂️，有人懷疑他們是來抓壯丁的或者是政府派下來查偷稅漏稅的🤸🏻♀️。為了讓老百姓“不拒絕，不反對，不懷疑🧏，不討厭”，直至最後主動配合調查😞，他進行了大量艱苦卓絕的探索，最後形成了一整套實地社會調查的方法🪦。如充分調動當地的資源，通過辦平民學校🛼，建立起在地化的調查網絡；通過使用老百姓容易理解的掛圖、漫畫等形式向他們宣傳社會調查的重要性；運用放電影、演戲劇、搞各種文藝活動的機會👍🏼，向老百姓宣傳為什麽要做社會調查🙆🏿♀️。在問卷設計等方面💽，他們也下了很多功夫🤷。
可以說👶🏼，定縣調查是中國社會學歷史上😲，關於社會調查方法本土化持續時間最長、範圍最廣、也最為系統的一次探索🙍🏿♀️🧺。正因如此🍺，當時國內社會學界的權威學者孫本文先生對該調查給予了高度評價：“《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不僅是一種調查報告◽️📻，而且在調查方法上有極大貢獻。我們可以稱李氏為國內有數的社會概況調查專家，為在此方面貢獻最多之一人。”其實👨🏻🦲🧑🔬，在定縣調查之前✍️，在做北京調查時👱🏿♂️🧑🏿，李景漢先生就已經探索出運用“記賬法”來記錄百姓收入消費情況等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調查方法🥿。
社會學追蹤研究傳統的奠基者
長期以來，社會學被人詬病的一個缺點就是缺乏歷史的厚重感，只關註現實社會，而缺乏對社會現實歷史演變脈絡的分析🦚。近年來，找回學術研究歷史視野的呼聲，在我國社會學界越來越高，一些教學科研單位也對歷史上的各種經典研究進行回訪，開展追蹤研究🫂，如費孝通先生開創的江村調查🍃、林耀華先生開創的金翼黃村調查、美國學者葛學溥開創的鳳凰村調查，以及楊開道、許世廉等開創的“清河實驗和清河調查”等傳統🚣♀️，都得到了較好的延續。
李景漢先生是我國社會學追蹤研究傳統的奠基者。他在這方面的貢獻有二🚼：首先，他從1956年開始，歷時兩年，對自己上世紀20年代調查過的北京郊外農村開展追蹤研究，寫出了具有經典意義的《北京郊區農村家庭之今昔》和《北京郊區鄉村家庭生活調查劄記》。這是我國社會學歷史上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追蹤研究之一。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所開創的定縣調查🏌🏿♀️、北京鄉村調查、底層市民的社會調查都為後來的追蹤調查確定了“基線”🤦🏽♀️，開創了這些領域的調查傳統🤣，成為後人開展追蹤調查的寶貴資源。目前，學術界對李景漢先生所調查過的定縣、京郊四村🧙🏽♀️、妙峰山、天橋等地都進行過長期的追蹤調查🥁🧃，產生了大量的學術成果🎐。因篇幅原因，這裏僅介紹一下中國人民大學在定縣的追蹤研究。
新中國成立後🙍🏽♂️，李景漢先生長期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調查研究室首任主任😘。1984年♕，鄭杭生教授受命創建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時，聘請李景漢先生為顧問。該所一成立就開始發掘李景漢先生的學術價值➰🎎。在鄭杭生教授的主持下，先後於1985年1月22日召開了祝賀李景漢教授從事社會學教學和研究工作60周年暨90壽辰座談會，1986年3月正式出版了近千頁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重印本。1985年，李景漢先生通過法律公證的形式將其所保存下來的所有資料捐贈給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並委托鄭杭生先生整理、選編👨🏿🏭、出版他的著作。這一批資料中，就包括歷經半個世紀風風雨雨而保存下來的部分當年定縣調查的資料👨🦼➡️。
本世紀初，時任中國社會學會會長的鄭杭生先生開始籌劃開展新時期的定縣調查。2003年“定縣再調查”項目正式實施🈶。調查持續6年🚴🏿，先後有近20名青年學者參與了本次調查。調查的主題非常多元，除了全縣範圍的概況調查外🧜，還涉及農村集市、土地👉、家庭👤🙃、消費、疾病、職業、民俗🧑🏽🎤、糾紛、社會動員🐹、農民合作、社會組織等等。調查的主要成果包括《華北農村八十年的社會變遷——定縣再調查的普遍性結論》《翟城：一個華北鄉村的生存與奮鬥》（六集學術紀錄片）《農民的結構性貧困：定縣再調查的普遍性結論》《國家與家庭的互構:河北翟城村調查》《國家與農民關系的現代性變遷——以失地農民為例》《社會轉型加速期華北農戶經濟行為研究》，以及數十篇學術研究論文、十余本尚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博士後研究報告。
2015年開始，時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洪大用教授又組織了新一輪的定縣追蹤調查，我本人有幸擔任本次調查的執行負責人。本輪調查圍繞鄉村社會治理，深入研究近百年來我國農村社會變遷的深層機製和邏輯，旨在探討在現代化的不同階段（現代性因素進入前🧅、20世紀前半期、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前、改革開放新時期）、不同製度框架和製度環境下（如傳統小農經濟社會、計劃經濟和集體化體製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鄉村社會治理所面臨的農民需求、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所要達到的基本目標以及治理模式，並進而對西方治理理論及框架進行反思。目前💤，該項目尚在開展過程中，從項目立項開始，我們已經組織了多種形式🧸、系統化的社會調查，由“點”到“線”再到“面”，逐步深入，逐漸形成了“點線面相結合”的調查體系👂🏻，已形成了數十篇基於本次調查的學術論文📿。正是在本項目開展過程中☎，我們整理出版了300余萬字的《李景漢文集》🚵🏿♂️，另外，六卷本的“定縣追蹤調查系列叢書”也即將出版。
百年社會學的歷史曲折綿延、積水成溪🥾，行至今日已到了自主創新、繁榮發展的新時期🟰。此時此刻，我們回眸歷史，更能客觀地看待一代代學人所走過的道路和所做出的貢獻。其中，李景漢先生作為一個傑出的開拓者的形象也越來越清晰，這是不應該被忘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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