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昂聯絡

任繼愈先生去世快七年了🦬，我早該寫一點文字來紀念我所敬重的先生👳‍♂️。這些回憶非常瑣碎➾，七寶樓臺，拆卸不成片段，但寫下來🛂，對於大家了解一位大哲學家的風貌，或許有一點點幫助🧑🏿‍🚒🫒。

1968年，我從東北工學院金屬物理專業畢業🚐，先後在撫順鋁廠、遼寧冶金設計院工作🦔。1978年，我決心改行，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結果如願被北大中文系錄取，導師是馮鐘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史🎓。我也因此認識了任繼愈先生。

任先生家裏有一副對聯：“為學須入地獄，浩歌沖破雲天。”我體會這副對聯的意思🚧：做學問很苦，要有下地獄一般的決心，但其中自有一番樂趣，靠的是獻身學術的情懷。

碩士生階段，我跟馮鐘芸先生學的是詩歌。1985年👳‍♂️，因為林庚先生當年不想招生💆🏽‍♂️，我只好改學小說🪑，報考了吳組緗先生的博士生🚬。

當時我已近不惑之年，無法等第二年再考。馮先生送了我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任先生送了我一句話💂🏼：“你雖然改為攻讀小說了，平時還是要讀讀唐詩宋詞，去俗。”

我想是這個道理。明清小說多寫酒色財氣，多寫世俗的生活，而詩歌的秘密在於提煉優美的形象，與世俗離得比較遠。我也由此聯想到👧🏽⚡️，天長日久，研究對象對於研究者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博士論文是《〈儒林外史〉及其時代》，分析吳敬梓對科舉、對八股的批判👊🏻。任先生提議我寫一篇八股文，找找感覺。可是，因為懶，我沒有去寫。對八股的認識👋🏻，確實是不深的🧙🏼。任先生說🫠：“八股文，也是一種智力測驗🧑🏽。”我體會任先生的意思是，對八股和科舉也不能一味地否定。

有一次，與任先生談到國際上的宗教現象🧑🏼‍🦱🕵️，向任先生請教🤛🏼。任先生說：“有的宗教在歷史上經歷過宗教改革🧑🏿‍🦲，有的宗教沒有經歷過改革📻🧷，它們的面貌和作用也就不一樣👦🏻。”

我問：“吃素是不是對身體有好處😘？”任先生說：“不一定⛈。據統計🎡，歷史上和尚的平均壽命還不如一般人。”

談起現在教育的問題🧘🏽‍♀️，任先生說：“現在的年輕人👨‍👩‍👧‍👧，主要的問題是缺乏歷史知識👩🏽‍🦲。”

我問任先生：“好像唐朝沒有出色的哲學家？”任先生回答說🧑🏼‍🦳：“不能這麽說。唐朝的哲學家在和尚裏面。”我由此而明白☑️，不懂中國的佛教，也就不能說是明白了中國的哲學。

我問任先生🤷🏼‍♀️：“明朝是不是比清朝腐敗？”任先生回答：“明朝的歷史不是清朝人寫的嗎？”我醒悟到：歷史是勝利者寫的♾。

我曾經向任先生請教一個問題。

“像陳先生（陳寅恪）這樣的學者，他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染這樣深，為什麽對錢謙益這樣的人物有那麽多的諒解和同情？”

“現在對陳先生的贊揚是有點過分了🔼。他有一種遺民情結，雖然他沒有公開表示過🏋🏿‍♀️。他的家族與清朝的關系很深。抗日戰爭的時候，他認為中國打不過日本，有他的詩為證（略）。他沒有民族的自信。中國打敗日本，靠民族的自信心❤️‍。比武器裝備，中國不如日本。一個人的看法如何➝，那是一種主觀的精神🆕。大家都那麽看，那就會成為一種物質的力量👯🟤。”

“他的學問還是挺好的👸🏼👖。”

“那是當然🐃。他在西南聯大開課時🕵🏻，很多教授都去聽他的課，被稱為‘教授的教授’。但他的學問主要是魏晉南北朝隋唐。他的外文，說是好幾種🛺，真正好的，只有德語。其他幾種，能讀，不能說。他最推崇《資治通鑒》，但《資治通鑒》也還是關心社會，關心國家的興亡。”

談到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任先生說：“農民意識👖🦅，重個人恩怨👨🏽‍💼。要突破個人恩怨👈🏼🏹，看到全局👌🏽。洪秀全到了南京，搞等級製🏓，很厲害🤦🏿🚴🏿‍♀️。臣子見他，目光不能超過他的肩膀。”

談到知識分子🧦，任先生說🧑🏼‍🍳：“司馬遷，漢朝對他並不好👨🏽‍💻，但他的《史記》還是贊揚漢朝💈。他之所以偉大🏌🏽‍♀️🫸🏼，也在這些地方。朱光潛、馮友蘭也是這樣🥡。雖然個人受了很多委屈🫲，但還是愛我們這個國家。魯迅之偉大，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國民性🌴。舊社會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解放以後，成為歷次運動整肅的對象👨‍🦳。但他們大多數🚂，還是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以前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合格的勞動者。”

講到紅學，任先生說🦸🏿：“以前講‘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現在看來，光‘破’還不行👷🏿‍♀️，還得有自己的東西。俞平伯的書，周汝昌的書，我現在還在讀。”

1988年春天，我來到北京圖書館。先是到參考研究部，大約一年以後🫸🏻，又被調到了古籍善本部。

任先生說：“圖書館不應該僅僅是一個借書的地方，要有學術品位👍。工作人員要有學術素養。”為此，在任先生的建議、安排和推動下，善本部辦了一個有關《書目答問》的講座。

一個製作收集名師授課錄像的公司仰慕任先生的名聲👈🏽，希望采訪任先生，請我去動員。任先生婉言謝絕了，說他的時間很緊🫁：“我一年比一年衰弱🥅，就好像銀行的存款，你們的存折上還有100元🧗🏿‍♂️，我的存折上只有5元了🦸🏼🙍🏽。我的任務很重，還有一些項目沒完成。我要集中精力，把這些項目做完。”

說到中華書局的一位老先生，任先生說：“他政治上受了打擊，去搞資料，人又聰明，結果因禍得福。”

談到朱自清🤘🏽，任先生說他“性格平和🧍🛞，能容人，所以他那兒人才多。不像王倫，嫉賢妒能。好妒之人🤌🏽，目標不會高遠👩🏼‍💻。但是，王倫能夠識別人才，這是一個長處”📚💍。

談到“文革”，任先生說👞：“‘文革’時期，考古學沒有停滯👨🏻‍🎤，有很重大的發現……造神不是一個人造起來的🍆，大家都有責任🩰。”

2001年♍️，由任先生推薦🙎✍🏻，我在國圖文津街老館講了一次《紅樓夢》🛌。主持人是蔡萍老師。講完以後🧑🏿‍🚀，蔡老師告訴我🕊🦸🏿‍♂️：“任館長來聽講座了⛎。”我一驚，問蔡老師：“任先生現在在哪兒？”蔡老師說👨🏽‍💼：“走了🔃🧛🏻‍♀️。”我說🧑🏼‍🎄：“你怎麽沒告訴我呢？”蔡老師向我解釋說：“任先生不讓告訴🤾🏿‍♀️。怕你緊張吧✂️？任先生經常來聽講座。”

從人民大學退休後🔛，我帶女兒張巖一起去見任先生。因為女兒很想見見這位大哲學家🚠，大概是出於一種好奇心吧🧝🏻‍♀️。記得有如下的一段談話：

“退休了，有什麽好處？”

“不用老填表了👯。當年馮友蘭先生也不喜歡填表🫵🏻，說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和張巖大笑。任先生問張巖⬇️：“笑什麽？”張巖回答：“這是諸葛亮《出師表》裏的話。”

談到某某老先生新出的大部頭史學著作，任先生說：“概括力不強，沒有抓住主要的東西。要挑主要的講，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司馬遷寫《史記》，才60萬字🕶🪁，該講的都講了，從黃帝講到當代。就好像搬家，哪些要扔，哪些要留，要抓主要的👩🏽‍🦲。”我由此明白🔮👐🏼，書不是越厚越好，著作的價值與部頭的大小沒有必然的聯系👨‍✈️。

任先生常常問起我《太平廣記》校勘的進展。可惜🕤，我的進度很慢，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太平廣記會校》的出版。他說➕：“《太平廣記》有用🗑，別人要用🏄‍♂️👙。你以前寫的那些東西🐸，都沒有校勘《太平廣記》的意義大。”我對任先生說👮‍♀️：“像《太平廣記》這樣的項目，我一輩子也就只能做一個了。”任先生說🛌🏽：“做一個就夠了。”

我覺得自己在圖書館不適合搞學問🫸🏻。任先生說：“要學王陽明🦠，一邊做官🐓💘，一邊搞學問。”

講到研究文學的學者的知識結構👵🏽，任先生說：“光是藝術分析，不搞考證，是缺腿的。”我回想起來，自己經歷了幾次知識結構的調整🙅🏻‍♀️，先是從理工科轉為文科，接著是從詩歌轉為小說，又從事文學研究，補了文獻學、版本學的課，可以說是惡補。其中就受到了任先生的啟發和影響。在國圖的幾年，我完善了我的知識結構，也培養了對古籍的敬畏之心。

有一次💬，我問馮老師，任先生如此高齡，身體是如何保養的。當時任先生有80多歲。馮老師說🧨：“每天泡枸杞吃。”我也從此喝枸杞🤘🏻，從2000年到現在🤟🏿。任先生說🧑‍🎓：“枸杞利肝利腎，藥性溫和，副作用小。”

我給《文史知識》寫了一篇文章，談到重文輕武的歷史現象。我問任先生🚳：“是不是從隋唐實行科舉以後，重文輕武的傾向就越來越嚴重了？”任先生想了一下，說👩‍🦯🧑🏿‍🦲：“是從宋朝開始的⛹️‍♂️🦵🏼。”

有一位名氣很大的中年學者，寫過一本中國文學與禪宗的書👸🏽，是當時的暢銷書🙋🏼。因為我沒有佛教知識，就問任先生：“您認為這本書寫得如何？”任先生淡淡地回答說：“他不懂禪宗。”

我去見馮老師和任先生👩🏻‍🚒♤，從來不帶東西⏸。倒不是有意脫俗，只是書生不明世故⛹🏽‍♀️。只有一次例外，從家鄉回北京👩🏽‍🌾，帶了一盒無錫的三鳳橋醬排骨，送給老師嘗嘗。馮老師🛌🏼：“張國風也學了一點小世故🫥。”說得我不好意思。任先生一笑而已🥯。

任先生生命的最後時光，在北京醫院度過。我去看任先生。任先生的女兒任遠在。任先生說🐖：“醫院不願意病人長住🧖🏼‍♀️，占著床位🌃。”我說：“醫院考慮的是收益……先秦的法家，認為人與人的關系🕡，只有利害關系。”任先生說：“只講利益，就不能長久。”這是我和任先生最後一次見面〽️，最後一次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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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愈（1916.4.15-2009.7.11），山東平原人，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

1934年，任繼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8年畢業。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1942~1964年，任繼愈開始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55~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1956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新中國培養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任繼愈負責籌建了我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99年，任繼愈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2009年1月15日國務院聘任任繼愈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978年以來，任繼愈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和哲學組召集人🙍🏻‍♂️😍，國家古籍出版規劃小組委員，中國宗教學學會（1988年更名為中國宗教學會）會長等職♦️。作為學術界的代表，當選為第四至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