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先生去世快七年了♑️，我早該寫一點文字來紀念我所敬重的先生。這些回憶非常瑣碎🎰，七寶樓臺，拆卸不成片段✌🏿，但寫下來，對於大家了解一位大哲學家的風貌，或許有一點點幫助。
1968年，我從東北工學院金屬物理專業畢業，先後在撫順鋁廠、遼寧冶金設計院工作。1978年，我決心改行，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的研究生。結果如願被北大中文系錄取，導師是馮鐘芸先生💆🏽♂️，主要方向是魏晉南北朝隋唐文學史♌️。我也因此認識了任繼愈先生。
任先生家裏有一副對聯：“為學須入地獄🧜🏼，浩歌沖破雲天。”我體會這副對聯的意思🕐：做學問很苦，要有下地獄一般的決心✧，但其中自有一番樂趣，靠的是獻身學術的情懷🍜。
碩士生階段🥤，我跟馮鐘芸先生學的是詩歌。1985年🪬，因為林庚先生當年不想招生，我只好改學小說⛷，報考了吳組緗先生的博士生。
當時我已近不惑之年👨❤️💋👨，無法等第二年再考。馮先生送了我一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任先生送了我一句話🐥：“你雖然改為攻讀小說了，平時還是要讀讀唐詩宋詞👍🏽，去俗。”
我想是這個道理🧺🎩。明清小說多寫酒色財氣🏊🏽♀️，多寫世俗的生活，而詩歌的秘密在於提煉優美的形象🙆♂️，與世俗離得比較遠。我也由此聯想到，天長日久🏃♀️➡️，研究對象對於研究者有潛移默化的作用🤷🏼♂️。
我的博士論文是《〈儒林外史〉及其時代》，分析吳敬梓對科舉🦸♀️、對八股的批判。任先生提議我寫一篇八股文，找找感覺。可是🧑🏽🎓，因為懶👨🦽➡️，我沒有去寫。對八股的認識🈷️，確實是不深的🧑🏼🦰。任先生說：“八股文🦍，也是一種智力測驗𓀔。”我體會任先生的意思是👃🏽，對八股和科舉也不能一味地否定👵🏿。
有一次，與任先生談到國際上的宗教現象，向任先生請教。任先生說：“有的宗教在歷史上經歷過宗教改革，有的宗教沒有經歷過改革📵，它們的面貌和作用也就不一樣🥴。”
我問：“吃素是不是對身體有好處🫙🧚🏼♂️？”任先生說：“不一定🫣。據統計🧑🏻🎓，歷史上和尚的平均壽命還不如一般人。”
談起現在教育的問題🤽🏿♂️，任先生說：“現在的年輕人，主要的問題是缺乏歷史知識。”
我問任先生：“好像唐朝沒有出色的哲學家？”任先生回答說💿：“不能這麽說🧧。唐朝的哲學家在和尚裏面。”我由此而明白，不懂中國的佛教🌳，也就不能說是明白了中國的哲學。
我問任先生：“明朝是不是比清朝腐敗👨🏿🚒？”任先生回答🙋🏼♂️：“明朝的歷史不是清朝人寫的嗎？”我醒悟到：歷史是勝利者寫的。
我曾經向任先生請教一個問題。
“像陳先生（陳寅恪）這樣的學者🌦，他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染這樣深🦹♀️，為什麽對錢謙益這樣的人物有那麽多的諒解和同情？”
“現在對陳先生的贊揚是有點過分了。他有一種遺民情結，雖然他沒有公開表示過。他的家族與清朝的關系很深。抗日戰爭的時候，他認為中國打不過日本，有他的詩為證（略）。他沒有民族的自信。中國打敗日本，靠民族的自信心。比武器裝備🤹🏻🐬，中國不如日本👩🏻🦱。一個人的看法如何🙎🏼♀️👨🏼🦲，那是一種主觀的精神🗻。大家都那麽看👨❤️💋👨，那就會成為一種物質的力量🚷。”
“他的學問還是挺好的。”
“那是當然🐟。他在西南聯大開課時，很多教授都去聽他的課，被稱為‘教授的教授’。但他的學問主要是魏晉南北朝隋唐。他的外文，說是好幾種，真正好的，只有德語。其他幾種🍾，能讀，不能說。他最推崇《資治通鑒》，但《資治通鑒》也還是關心社會🧘♀️🫐，關心國家的興亡🫛。”
談到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任先生說：“農民意識，重個人恩怨🔋。要突破個人恩怨🤙🏿，看到全局。洪秀全到了南京，搞等級製😈，很厲害🐯。臣子見他，目光不能超過他的肩膀。”
談到知識分子🤹🏿♀️，任先生說🧑🏼🚒：“司馬遷，漢朝對他並不好🤾🏽♂️，但他的《史記》還是贊揚漢朝。他之所以偉大，也在這些地方💒。朱光潛👆、馮友蘭也是這樣🕸。雖然個人受了很多委屈，但還是愛我們這個國家。魯迅之偉大，不是針對個人，而是針對國民性。舊社會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解放以後𓀐，成為歷次運動整肅的對象。但他們大多數🧷，還是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以前的教育目標，是培養合格的勞動者👱🏻♂️。”
講到紅學4️⃣，任先生說🏄🏽♂️：“以前講‘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現在看來📆，光‘破’還不行🧳，還得有自己的東西。俞平伯的書，周汝昌的書，我現在還在讀📺。”
1988年春天👨🏿🚒，我來到北京圖書館。先是到參考研究部，大約一年以後，又被調到了古籍善本部。
任先生說🦃：“圖書館不應該僅僅是一個借書的地方，要有學術品位。工作人員要有學術素養🫸🏻🧑🏿⚖️。”為此，在任先生的建議👨🏻🦳、安排和推動下🧭，善本部辦了一個有關《書目答問》的講座💆🏼。
一個製作收集名師授課錄像的公司仰慕任先生的名聲🚤，希望采訪任先生🌶，請我去動員🏛。任先生婉言謝絕了📽💭，說他的時間很緊：“我一年比一年衰弱，就好像銀行的存款🤏🏿，你們的存折上還有100元，我的存折上只有5元了。我的任務很重😵，還有一些項目沒完成🤨。我要集中精力，把這些項目做完。”
說到中華書局的一位老先生，任先生說👩🦼：“他政治上受了打擊💇🏿♂️，去搞資料，人又聰明🏊♂️，結果因禍得福。”
談到朱自清，任先生說他“性格平和，能容人，所以他那兒人才多🕯。不像王倫，嫉賢妒能。好妒之人，目標不會高遠👩🏻⚖️。但是🤾♂️，王倫能夠識別人才，這是一個長處”。
談到“文革”，任先生說：“‘文革’時期，考古學沒有停滯，有很重大的發現……造神不是一個人造起來的，大家都有責任。”
2001年🫰🏽，由任先生推薦，我在國圖文津街老館講了一次《紅樓夢》。主持人是蔡萍老師。講完以後，蔡老師告訴我：“任館長來聽講座了。”我一驚👸🦴，問蔡老師🤚🏿🪲：“任先生現在在哪兒💔？”蔡老師說：“走了。”我說✳️：“你怎麽沒告訴我呢🤸🏻？”蔡老師向我解釋說：“任先生不讓告訴。怕你緊張吧👩🦱？任先生經常來聽講座🍝。”
從人民大學退休後🖐🏿，我帶女兒張巖一起去見任先生🦻🏽🚶🏻。因為女兒很想見見這位大哲學家🛌🏼🫣，大概是出於一種好奇心吧🧑🏼💻☺️。記得有如下的一段談話👼🏼：
“退休了，有什麽好處👭🏻？”
“不用老填表了💃🏽。當年馮友蘭先生也不喜歡填表🍿，說是‘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我和張巖大笑。任先生問張巖：“笑什麽✵？”張巖回答：“這是諸葛亮《出師表》裏的話。”
談到某某老先生新出的大部頭史學著作🤖，任先生說：“概括力不強，沒有抓住主要的東西。要挑主要的講，看哪些是最重要的。司馬遷寫《史記》👱，才60萬字，該講的都講了，從黃帝講到當代。就好像搬家，哪些要扔🧥，哪些要留📙，要抓主要的。”我由此明白🏌🏻♀️，書不是越厚越好，著作的價值與部頭的大小沒有必然的聯系👨🏻🦯➡️。
任先生常常問起我《太平廣記》校勘的進展🥛🈂️。可惜，我的進度很慢，先生生前未能看到《太平廣記會校》的出版🙎🏼♀️。他說✧：“《太平廣記》有用，別人要用。你以前寫的那些東西，都沒有校勘《太平廣記》的意義大。”我對任先生說2️⃣：“像《太平廣記》這樣的項目👨👧👦，我一輩子也就只能做一個了。”任先生說🦴：“做一個就夠了。”
我覺得自己在圖書館不適合搞學問。任先生說👴🏻：“要學王陽明，一邊做官，一邊搞學問。”
講到研究文學的學者的知識結構，任先生說：“光是藝術分析，不搞考證，是缺腿的。”我回想起來👉🏿，自己經歷了幾次知識結構的調整💕，先是從理工科轉為文科，接著是從詩歌轉為小說🤷，又從事文學研究，補了文獻學✡️、版本學的課🚍👨🏿🦰，可以說是惡補。其中就受到了任先生的啟發和影響👃🏼🌱。在國圖的幾年，我完善了我的知識結構🐊🛵，也培養了對古籍的敬畏之心🐹。
有一次，我問馮老師，任先生如此高齡，身體是如何保養的。當時任先生有80多歲。馮老師說：“每天泡枸杞吃。”我也從此喝枸杞，從2000年到現在。任先生說🌕🤰🏽：“枸杞利肝利腎，藥性溫和，副作用小。”
我給《文史知識》寫了一篇文章，談到重文輕武的歷史現象🌒。我問任先生：“是不是從隋唐實行科舉以後🧐🦜，重文輕武的傾向就越來越嚴重了？”任先生想了一下🏃🏻♂️➡️，說⛹🏼♀️👨👨👧👧：“是從宋朝開始的。”
有一位名氣很大的中年學者，寫過一本中國文學與禪宗的書，是當時的暢銷書🧜🏻♀️。因為我沒有佛教知識，就問任先生：“您認為這本書寫得如何？”任先生淡淡地回答說：“他不懂禪宗。”
我去見馮老師和任先生，從來不帶東西🧊。倒不是有意脫俗，只是書生不明世故。只有一次例外，從家鄉回北京，帶了一盒無錫的三鳳橋醬排骨，送給老師嘗嘗。馮老師：“張國風也學了一點小世故。”說得我不好意思🏊🏼♂️。任先生一笑而已🕵🏻♂️。
任先生生命的最後時光🧏🏽，在北京醫院度過。我去看任先生。任先生的女兒任遠在。任先生說🎒：“醫院不願意病人長住，占著床位。”我說：“醫院考慮的是收益……先秦的法家，認為人與人的關系𓀗，只有利害關系🪈。”任先生說：“只講利益🚶♂️👩🏿🍳，就不能長久。”這是我和任先生最後一次見面😆，最後一次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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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愈（1916.4.15-2009.7.11）🏄🏻，山東平原人，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
1934年，任繼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38年畢業🧓。1939年考取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1942~1964年🔬，任繼愈開始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55~1966年擔任《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編輯🪳。1956年起兼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為新中國培養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
1964年，任繼愈負責籌建了我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99年🕦，任繼愈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1987年至2005年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2009年1月15日國務院聘任任繼愈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1978年以來，任繼愈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博士生導師𓀘，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和哲學組召集人，國家古籍出版規劃小組委員，中國宗教學學會（1988年更名為中國宗教學會）會長等職。作為學術界的代表，當選為第四至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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