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顧鈞

普林斯頓版《中國哲學史》上冊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部名著，也是最早被翻譯成英文的著作之一➞。馮先生在談到這本代表作時說：“聽說一直到現在在西方各大學中♥︎，講中國哲學史的，都還以這部書為依據。這是因為一直到現在𓀅，還沒有新的外文的《中國哲學史》出現🩳。”（《三松堂自序》）馮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離《中國哲學史》上冊英文本問世（1937年）已將近半個世紀了🧜🏻。

一

馮著《中國哲學史》分上下冊，上冊（《子學時代》）由神州國光社於1931年出版，1934年上冊和下冊（《經學時代》）全部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出版後🧏🏼‍♂️🛸，不僅受到中國學界的高度評價，也引起了海外學者的關註。隨著英譯本的出現🤸🏻‍♂️，它逐漸成為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哲學的必讀書。

馮著上冊的英譯本於1937年由北京法文書店出版㊙️👩🏼‍🚀，下冊的英譯本於1953年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前後兩冊的出版時間相隔如此之長，主要是由於戰爭和動蕩的政治局勢🕵🏽‍♀️。英譯者是美國漢學家布德（Derk Bodde）。

布德於1930年哈佛大學本科畢業後繼續留校攻讀漢學方向的研究生🧟，1931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的資助來到北京進修，從此在北京度過了六年時光。布德進修的主要科目是中國哲學史，所以一到北京就去拜訪馮友蘭⚗️，並在清華旁聽他的相關課程👩🏻‍🏭。馮先生回憶說：“我在清華講中國哲學史的時候，有一個荷蘭裔的美國人布德❣️，在燕京大學當研究生。他的名字掛在燕京，但是來清華聽我的課。那時候，《中國哲學史》上冊，已經由神州國光社出版🧙🏽‍♂️🧏🏽‍♀️。布德向我建議說，他打算用英文翻譯我的《中國哲學史》🎅🏽，請我看他的翻譯稿子😻😽。他翻譯完一章，就把稿子給我看一章。到1935年左右，他把上冊都翻完了🐏。那時候🌋，有一個法國人Henri Vetch（魏智）在北京飯店開了一個販賣西方新書的書店🧗🏼‍♂️，名叫‘法國書店’🚏。他聽到布德有一部稿子，提議由他用法文書店的名義在北京出版。布德和我同意了，他拿去於1937年出版。”（《三松堂自序》）布德的譯序寫於1937年5月18日🗝，離盧溝橋事變不到兩個月🍗。抗日戰爭爆發後，馮友蘭隨清華向內地遷移，布德則返回美國🧵，下冊的翻譯工作只得高高掛起🤽🏻‍♂️。

抗戰勝利後，機會來了。馮先生回憶說🧾：“到1945年日本投降，我在昆明接到布德的來信說，他現在美國本薛文尼（賓夕法尼亞）大學，已經向洛氏基金請到一筆款子，算是捐給這個大學🧏🏼‍♀️🧑🏽‍💼。這個大學用這筆款請我於1946年去當個客座教授，講中國哲學史🤸🏻‍♂️，主要是同他合作😺，繼續翻譯《中國哲學史》的第二部分。我答應了👁‍🗨，於1946年9月到本薛文尼（賓夕法尼亞）大學，繼續翻譯工作。……到1947年暑假，布德的翻譯工作沒有完成，但是我的任期已滿，不得不離開。”（《三松堂自序》）翻譯工作又一次中斷。

好在1948年秋布德獲得了富布萊特獎學金，作為訪問學者再次來到了北京，下冊的翻譯工作再次得以繼續。當時中國正處於大變局時代🏌🏼‍♀️，馮友蘭和布德的合作註定還要經歷一番波折。馮先生繼續回憶說：“布德住在北京，經過平津戰役🦕，在圍城之中，繼續他的翻譯工作🕹，到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候，他已經翻譯完畢☢️。他看見中美關系不好，恐怕交通斷絕，就帶著稿子回美國去了🌁。此後音信不通。一直到1972年郵政通了👶，我才知道，這部《中國哲學史》英文稿，包括以前在北京出版的那一部分，都已經由普林西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1952年（按：應為1952—1953年）出版。”（《三松堂自序》）馮友蘭大約未必知道，其大著的英譯本自出版後不斷重印，到1973年已經印刷了七版。

Habent sua fata libelli.——這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說：書也有命運。至於人的命運📉，則更是風雲莫測。1978年10月🧝🏽，第一個美國學術代表團訪問中國，布德是成員之一，據代表團團長余英時記載👩🏻‍💼，“自從代表團組建以來，馮友蘭就是他最想見的人。盡管我們反復要求，但馮從未露面。”（《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直到20世紀80年代馮友蘭走出“文革”陰影，兩位合作者才於30年後再次見面🈹。

二

《中國哲學史》本來是為中國學人而寫的專著，現在要翻譯成英文，內容宜乎有所調整🙎🏻‍♀️。

為了便於西方讀者接受，布德在征得馮先生同意後🪫🧔🏻‍♀️，在翻譯中對原著做了一些增刪。首先是在正文之外增加了五個輔助部分：譯者前言、中國哲學家年表、參考書目、索引👷🏽‍♂️、戰國地圖。正文中增加的主要是背景知識🏊‍♀️，有些直接加在正文中，有些以譯註的形式放在頁下。如講到墨子的時候，布德有頁下註雲：“墨子的本名是墨翟🌓，放在很多哲學家名字中的這個子（Tzu）字——如墨子💂🏻‍♂️、莊子等等——並不是他們名字，而是一種尊稱⛅️，意思是‘墨大師’、‘莊大師’。”除了這一類介紹背景的文字，布德也會偶爾就翻譯問題出註🚱，例如關於人性問題，告子有一個重要觀點：“生之謂性”（《孟子·告子上》）⏯。布德將這句話譯成“That which at birth is so is what is called nature”，又出一註釋道🕗：“這句話意思含混，是中國哲學文獻中最難確切傳達的觀點之一，關於對它的多種解釋🧑‍💻，讀者可以參閱理查茲（I. A. Richards）的《孟子論心性》（Mencius on the Mind）一書的第23至28頁。他這句話大概就是說人性就是人生下來的時候所具有的性情▫️，其中不含有孟子所說的那種道德品質。”

直接加在正文中的內容可以舉論述孔子的一章為例。布德在第四章《孔子及儒家之初起》的一開頭增加了一段介紹文字🧎：“我們對於中國早期哲學家的生平一般知道得很少，孔子則相對要多一些，這主要得力於《史記》卷47《孔子世家》中的專門記錄。根據這一記錄，我們知道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他是魯國人🧑🏿‍⚖️，出生地在今天山東省曲阜市附近🧝🏻。……孔子和後來幾個世紀中出現的不少哲學家和政治家一樣，都屬於破落貴族階級🙇‍♀️。……他的本名是孔丘，字仲尼。……他死於公元前479年👴🏼，葬在曲阜。他的墓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與增添相比🧦，刪節較少⛈，主要是馮友蘭的三份序言沒有翻譯，《緒論》中介紹哲學的內容和方法的幾節也沒有翻譯💽。“哲學本一西洋名詞”，正如馮友蘭開篇所說，這些內容對西方人來說是常識，就沒有翻譯的必要了💆🏻‍♂️。

馮著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大量抄錄原文，馮友蘭說自己這樣做是繼承了中國以往的學術傳統👃🏻：“中國人所寫此類之書幾皆為選錄式的🚐。”（《緒論》第十節）這樣寫有它的好處，但也有學者批評馮友蘭“直用原料的地方太多”而線索不清（張蔭麟書評🍦，1931年5月25日《大公報·文學副刊》）。作為譯者的布德倒沒有這樣的感覺，他在前言中寫道🪡：“馮著大量引用原始資料🙅🏿‍♀️，這使本書不僅成為中國哲學的一個有價值的文獻選編，而且讓這些古老的文本表達自己的觀點，這非常重要，因為關於這些文本的解釋往往是多樣的。”

根據布德在文中做的註釋和最後列的參考文獻💁🏻‍♀️♡，他參考過多種已有的英文翻譯👬，例如就四書五經而言，他的主要參考對象是理雅各（James Legge）的五卷本巨譯《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𓀎，其他重要參考文獻包括👨🏼‍🍼：翟理斯（H. A. Giles）的《莊子》譯本（Chuang Tzu, 1926）🚶‍♀️‍➡️、德效騫（H. H. Dubs）的《荀子》譯本（The Works of Hsuntze, 1928）、魏理（Arthur Waley）的《老子》譯本（The Way and Its Power, 1934）🧑‍🍼、梅貽寶（Y. P. Mei）的《墨子》譯本（The Ethic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otse, 1929）👐🏿。至於沒有現成譯本可以參考的🫁，如《公孫龍子》👨🏽、《韓非子》等等🥽🤽🏽，布德提供了最早的譯文。

理雅各是布德最為敬重🌔，也是在翻譯中借鑒最多的前賢🧗，但仔細對比每一段譯文🥜，就會發現，布德都會多多少少做一些修訂。例如，關於人性善，孟子有一段著名的論述，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開始，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公孫醜上》）🧸。這段話的理雅各譯文是：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s the 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The feeling of shame and dislike is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The feeling of modesty and complaisance is the principle of propriety. The feeling of approving and disapproving is the principle of knowledge. Men have these four principles just as they have their four limbs.

布德的譯文修訂為：

The feeling of commiseration is the beginning of human-heartedness. The feeling of shame and dislike is the beginning of righteousness. The feeling of modesty and yielding is the beginning of propriety. The sense of right and wrong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Man has these four beginnings just as he has his four limbs.

對比兩份譯文，可以看出雖然句式幾乎沒有變化，但幾個關鍵詞的翻譯差異很大。理雅各將“端”譯成principle，不是十分貼切，布德譯成beginning👱🏼‍♀️，應該說更好。更重要的是☁️，理雅各把“仁”翻譯成benevolence，用的是一個現有的英文詞，而布德則使用了一個新生造的詞human-heartedness。兩者孰優孰劣，很難判定🛍️，但布德的修改無疑反映了他的獨立思考👩🏻‍🦲。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如何翻譯⚠，不僅牽涉到語言問題，更牽涉到思想問題🫛，所以歷來眾說紛紜，比較常見的有morality, virtue, goodness, altruism, humanity, true manhood等✧。布德的譯本出版後，像理雅各的benevolence和其他“仁”的譯法一樣，human-heartedness也遭到了質疑，布德在《中國哲學史》下冊譯本中改用了love一詞，但同樣不能讓所有人滿意。

曾長期在美國教授中國哲學史的陳榮捷在1963年比較了各種譯法後認為humanity最好（詳見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一書附錄），但當代最新的儒學研究者認為，“仁”在不同的語境中意思是不一樣的👩‍🍼🤽🏿‍♀️，任何一個固定的譯法都無法涵蓋所有的語境🐕，所以他們傾向於直接用音譯ren而不是用英語中現有的某個詞來對應“仁”。（參見1998年版Original Analects: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his successors一書）這或許不失為一個平息爭論的辦法。

三

布德的譯本出版後，受到國際漢學界的廣泛好評，1937年上冊在北京出版後👨🏼‍⚕️，著名漢學家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第一時間就讀到了，他後來在書評中說🤽🏼‍♀️：“西方學術界應該感謝布德博士將這樣一本書很準確地翻譯了過來。他所做的註釋、索引以及列出的參考書目也是不可或缺的🧔🏻‍♀️，對閱讀正文起到了很好的幫助作用。”（見 Pacific Affairs，1941年第4期）魏特夫在書評最後表示非常期望讀到下冊的英譯本。但好事多磨，下冊直到1953年才在美國問世。

上下兩冊出版後，當時旅居美國的胡適很快就看到了，並特別撰文予以評論（見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55年第4期），他贊揚布德的翻譯是“非常忠實於原著的上乘之作”（most faithful and excellent job），這應該可以看作是最有權威性的評價了。當然，對於其中的一些詞語，特別是一些重要概念的翻譯🪚，胡適也提出了商榷意見。比如他認為布德把“災”🏇🏿、“異”翻譯成visitations和prodigies是不太恰當的😨，建議使用calamities和anomalies🫄🏿。

在與譯者布德商榷之後🏄🏻‍♂️，胡適把批評的矛頭主要指向了作者馮友蘭。胡適認為馮著中給予道教和禪宗的部分過少🔹，與它們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不相適應🎡。造成這一狀況固然有篇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由於馮友蘭“正統派”的觀點——以儒家為中國思想的正統。作為“五四”健將的胡適顯然是反對正統派的😭，早在馮著中文本上冊出版時他就表示過不滿，但那時的讀者還是中國人，現在英文本出版了✋🏽，讀者擴大到整個西方世界，胡適更加感覺到重申以前觀點的必要🥉。

除了學術觀點的不同，還存在一個學術話語權的問題📒。胡適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1922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後，作為中國人最早的英文哲學著作，一直是西方漢學家的案頭之作🎚。但該書只討論中國古代哲學方法，時間範圍也只與馮著上冊相當。馮著上下兩冊英文本出版後🤷🏽‍♂️，大有取代胡著之勢。從胡適這段時期的日記來看📰，他一直希望把自己計劃中的《中國思想史》寫完，並出版英文本或英文簡本🤰🏿。他計劃中的英文本顯然是以馮著為對手的✍🏿。可惜胡適成名太早，一生受累，長期雜務纏身，直至去世也沒能完成計劃中的中英文本的《中國思想史》。

馮著英文本出版以來⛑️✪，不僅為西方學者廣泛使用，也成為中國學者研究和教學的重要參考👳🏻‍♀️🧑🏿‍🍳。歷史學家何炳棣在回憶自己早年求學經歷時特別提到他對1937年英譯本的感激之情：“從30年代起🫲，我對英文字匯就相當用心。歷史這門學問的字匯要比其他專業的字匯廣而多樣，但中國哲學、思想方面字匯，英譯的工作困難較大，並非歷史學人所能勝任。所以七七事變前夕🤸🏻‍♂️，我以15元的高價在東安市場買了剛剛出版的布德英譯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奔波流徙中始終隨身攜帶。沒有它，中國哲學史的字匯英文很難‘通關’。布德這部英譯‘傑作’大有益於我在海外的中國通史教學。”（《讀史閱世六十年》）1937年上冊的英文本現在已經難得一見了，好在就正文來看，1952年的版本並無絲毫改動。對於1937年版的印刷錯誤和其他不足之處🛃，布德沒有在新版正文上直接改動，而是另外列出了一個“修正和增補表”（Revisions and Additions）🤴🏽，放在正文之前🚭👶🏿。這實在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