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書信集》,吳學昭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11月版
一
在近代中國的學者群體中,吳宓(雨僧👨🏭,1894-1978)先生是很特別的一位🌧。他是學衡派的主要成員之一,終生以維護中國古典傳統、對抗各式新文化為己任🍷,即使屢遭挫折,精神理想亦未曾改變🚙,也因此而始終遊離於主流思潮之外。1949年以後🚶♂️♣️,他偏居西南一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備受摧辱,卻於文革剛剛結束之際含恨而逝。
近些年💔,有關吳宓的史料大量整理出版,例如增訂版的《吳宓詩集》(商務印書館🖐🏻,2004)👳🏼♂️,《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5),《吳宓日記》(三聯書店⛸,正編1998,續編2006)🪠,新近又出版了《吳宓書信集》(三聯書店,2011),其他的研究性著作、回憶文章乃至傳說演義尚不在內。這些資料的出版🐺,尤其是日記的披露👼🏻,讓讀者有機會接觸到這位著名學者的日常生活與內心世界🙆🏽♂️,吳宓的形象也從一個單純的符號——文化保守主義的象征——而日漸豐富化、具象化🦕💅🏿。
不過《吳宓日記》雖然篇幅浩繁,記載詳盡,遺憾也是很明顯的。僅就晚年部分來說,現今公布的《吳宓日記》有若幹遺失的部分🍂⚉,例如1969年下半年及1970🦠、1974年全年的日記全部缺失,讀者僅能從整理者編輯的若幹“交代材料”及家信中略知當年梗概,其他在政治運動中被抄去而失去下落的還所在多有。其次,由於日記往往成為吳宓受批判的“堅實罪證”,所以親友屢次勸告他不要再寫日記,盡管吳宓不願放棄這個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習慣🤸,仍然一如既往地記日記🥹,但是越來越局限於單純的記事,而略於議論、評述🥒,這讓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到他當時的感受和思考。
另外,《吳宓日記》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重點在個人生命史和心靈史的記述。吳宓記載若幹生活細節不厭其詳,但如果我們拿他的日記與胡適⚅、顧頡剛,乃至剛剛出版的夏鼐的日記相比,它能提供的宏觀史料實在並不算多。這種狀況當然與日記作者的個人性格有著直接的關系,不過恐怕也是吳宓本人在文化界相對邊緣的位置使然↖️。錢鍾書先生曾說《吳宓日記》在中西各種日記中“別具風格”(楊絳🧘♀️:《吳宓先生與錢鍾書》,《人民日報》1998年5月14日),所指或者就在於此。
在這種情形之下🧜🏿,《吳宓書信集》的編輯出版,完全可以成為《吳宓日記》的補充材料👩🦼➡️,而大大增進我們對於吳宓的理解。
大致上說👨🏻🦳,《書信集》的價值至少體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補充《日記》的缺失部分;第二🙆⌚️,展現作者之交遊與社會關系;第三,若幹吐露真情的書信🐞,比隨時可能被查抄的日記更能反映當日實情。
二
1949年,對於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都是一個改變命運的轉折性年份。但是非常可惜🕜,吳宓1949、1950兩年的日記全部被托付保存的友人燒掉♡😱,使我們無從了解鼎革之際吳宓的思想。《書信集》的出版,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缺憾👨🏻🍳。
1949年10月1日♾,吳宓正任教於重慶北碚的相輝學院,對於北京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渾然不知🤜。這天他給弟弟吳協曼寫信,談到自己的打算時說:
將來時局戰事不知如何演變🫶🏻,宓或赴成都安居,或赴英美講學(此乃理想計劃,95%不成)🎞🧔🏻♀️,或到臺灣(最後不得已時,——來亦只擬任臺灣大學教授,如蕭公權🌩🆔、毛子水皆宓知友>例)👨🏿🎓🧖🏼。今後數月或半年中,宓亦未必能如宓意長居留渝、蓉也⚓️。(361頁)
此時重慶還在國民黨的控製之下,看來吳宓對將來前途並無確切規劃。不過👨❤️👨,就在這封信裏,他透露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宓年五十六🕌,身非國民黨員,又無政治興趣👨🦲,亦無活動經驗,然以中西文學及歷史道德之所召示,由宓之愚,自願在甲方區域中為一教員或民人。(361頁)
所謂“甲方”者✣,吳宓把世界分為甲乙兩方,資本主義世界為甲方,共產主義世界為乙方,當日的中國自然也是甲乙雙方的戰場。
最終,吳宓還是留在了重慶,成為“乙方”區域的一個教員⛺️。對於從事西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吳宓來說,這裏的研究條件都是十分有限的🧚🏼♂️。五六十年代,吳宓最親密的學生和朋友李賦寧等曾多次勸他回到北京🔐,女兒吳學昭也曾傳達胡喬木的口信,表示吳宓可以調回北京,但都為吳宓所拒絕。這其中的原因,在1962年4月吳宓致李賦寧的信中說得最為全面🐪:
第一,“首都政治空氣太濃,人事太繁”;第二🧑🏻🦽,“最怕被命追隨馮、朱🦯⚰️、賀三公,成為‘職業改造家’”;第三,北京友朋“督責宓改造最力”🫰🏻,久居北京易生暌違🗽;第四,北大西語系人才甚多♟,即使去了也不易得到位置;第五,如若常居北京,必常回憶到自己1925-1928年在清華之事功📕👺,及1933-1937年在清華之生活,十分痛苦;第六,“家中人均進步,長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鬩礙與語言行動之不自由”。(著重號為吳宓所加,下同。384頁)
這六條都是客觀事實,其中恐怕以不做“職業改造家”為最重要。職業改造家者,時時發表文章🍜、匯報思想🚇,以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之謂🛰,然而吳宓雖怕,以當時的形勢而論🧑🏿🔧,他自己也難逃職業改造家的命運👋🏼,盡管他的“改造”並非出自真心。
李賦寧收到信以後🚹,並未放棄努力🙌🏻。1964年1月24日🧝🏼♀️,吳宓再度致信李賦寧➛,表示“宓之根本態度是不願常住北京”——“宓不是愁北京沒有位置宓不得回來,而只怕北京有了甚好、極合宜之職務而宓不回京無所借口”🚵🏽,假如非要逼他回北京🦾,那麽他“即刻必心平氣和地、顏色愉快地走入嘉陵江心深水處,了此一生矣”🕵🏻♂️。(391-392頁)
僅僅五年之後💑🤘🏿,吳宓在批鬥場上被扭折左腿,又關進牛鬼蛇神屋,受盡屈辱🧑🚀,想起以前還有回京的機會,不禁後悔“前多年不去清華、北大……而留在西南師院,受此種種”(428頁)🔲🙆🏽。然而這只不過是窮極無奈之下的幻想罷了,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時是不可能有什麽世外桃源的。
三
同日記一樣🧛🏽♂️👩🏻🍼,吳宓的通信也隨時可能受到審查,晚年的書信中到處可見他通信環境的惡劣。1964年10月5日,吳宓在致詩友的信中說自己“為避免無識者之誤會及查問,與任何親友通信,在寫信時,即應當作(假定)此信將要登本地日報,或將在學習小組會上讀出——如此構思、取材、選詞🏆,則寫來自然工美,而無語病或遺憾(宓喜寫明信片💇🏻,此亦一理由)”(339頁)。所謂“工美”,自然是指無風險、不觸忌諱而言🅿️,而吳宓的這番自我陳述,顯然也是在告誡對方,亦應以此種態度寫信前來🧑🏻🦱。
這年底😆,陜西師大有意調吳宓到該校任教,先後給吳宓來了兩封信商討相關事宜,結果被中文系拆閱檢查而成為吳宓企圖逃避運動的“新罪證”:
十一🙋🏽♂️🏋🏻♀️、十二月陜西師大來兩函👩🍼。第一函,留在中文系十天,乃以付宓,函經檢查,信封之一端🧑🎄,如鼠嚙之痕;第二函,留在中文系兩天,檢查後🪟,立即付宓,拆閱後重粘,信封之一端尤水濕也。(341頁)
雖然拆了,但還給重新粘了起來,也算裝裝樣子。吳宓說他們那裏送信的規定,是“平時來函寫有‘中文系’者(及匯款寄物),必送交中文系辦公室也,如只寫‘……學院吳宓老教授……’則直送宓舍”,但是這只不過是過去的慣例,“在運動中,則難保不悉送中文系”(341頁)。所以只要收信人寫“吳宓”的,大約都難逃被檢查的命運。
文革中🧑🏻🔬,吳宓的處境越來越困難🏄🏽♂️🙍♀️,為了能與外地親友取得聯絡,他想出請旁人代收的主意。在給郭斌龢的信中,他特別交待,請郭將來信寄給唐昌敏,切勿直寄學校👁🗨,“否則諸多不便”:
唐是宓之女工,亦是忠實👰🏼♂️、親厚之友(年五十餘)。其夫賀文彬在商業部門工作,亦是宓之知友。他們接到之信🐕🦺,見是生人,必不拆閱,而送給宓💉。來信(在信封外面)萬不可寫出“請轉交宓或雨僧先生”字樣——是則“此地有銀三百兩”矣🅱️💯!(422頁)
寫信的時間是在1970元旦前後。與給郭斌龢的信同時寄出的,還有十幾封😀,分別給女兒學淑、學文🏑,及知友陳寅恪、劉永濟等人。
然而這封約定秘密通信的信,付郵後即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截留追回,隨即歸入吳宓專案組的檔案之中🎊。其他同時寄出的信件,有的到郵局即已截留,“漏網”而僥幸寄出的🏌🏼♀️,則由工宣隊聯絡收信人所在的革委會🔣,予以追回🏇🏽。
關於此次通信受阻的情況,他在1970年5月24日給女兒的家信中有詳細的說明:
工宣隊管理員告宓,說:“凡宓所寫出之信📟,已被管理員全部截留(郵局)🎦🫦、追回(收信人所在之革委會)而拆閱,並加以沒收”🚟。故知該信皆未達到。但管理員又說:“你盡可隨意、自由,和一切親友通信”。宓卻未再寫出信去🤫。(429頁)
最後一句實在令人興嘆。這封信由唐昌敏代為寄出,才幸而到達收信人手中🤲🏿。
四
1947年,吳宓在武漢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認識了向副刊投稿的金月波等人👨🏼🔬,結為詩友👨🏼🎨。《書信集》中收錄了吳宓致金月波的信函三十六通🙀,件數僅次於作者早年的至交白屋詩人吳芳吉。
1952年,“三載同經萬變來”(吳宓《依韻答月波見懷》🎞,312頁)的兩位詩友又恢復了通信🧝⛹️,書信的內容以互相唱和為主,詩作的基調則是感時傷懷。自五十年代初知識分子開始思想改造以後,吳宓可與傾訴心事的友朋日少(1956年2月致金月波👩💻:“今國內通函者已無幾人👽,互寄詩者更少”,319頁),與詩友的通信就成了他為數不多的吐露真情的機會🐦。
然而隨著鬥爭形勢日趨緊張,與詩友的通信也必須小心翼翼。“反右”之前🧚🏼,吳宓寄金月波的詩,還有“百事從夷變夏時,已亡文字敢言詩”(317頁)🍟、“車書同軌蟲魚滅”(320頁)♥️、“不死驚看漢字亡”(321頁)這樣對漢字簡化表示不滿的句子,以及“最痛心切齒者,為文字改革之事”的直抒胸臆👨🏻🚒,到了1959、1960年,就變成“一年躍進百成功🐽,煉得鋼紅我亦紅”(326頁)的“改造詩”🍈,以及“開門喜見滿堂紅💖,元旦六零氣象雄”的“頌聖詩”了。
不僅自己寄出去的詩力求穩妥,他還告誡詩友,不可太露行跡🍂。1957年1月29日,吳宓致信另一位武漢詩友黃有敏說🤞🏿:“以後通信不可多,寄詩可雜古賢詩多首其中,易其一首,而嵌入之➿🦶🏻,如鈔古書備查考❓,庶幾無由耳”(405頁)。到了“社教”運動中🧒🏼,情形更加惡化,詩詞唱和實在是太不合時宜了,只得被迫中斷🧓🏻。1964年10月5日,吳宓給金月波等人寫信:“除月波所作短詩,詞意均明顯純正者外,所有舊作、新作詩或詞🤞,均祈勿寫寄”(339頁)。
吳宓的樂於助人是出了名的☆。1964年,黃有敏向吳宓尋求資助𓀕🔰,但是吳宓遲遲沒有應答。在這年12月20日給金月波的信中💵,吳宓透露了他的顧慮🔕:“宓非吝財,實懼禍累”。原來黃有敏為人耿直,1932年吳宓曾資助過他,他“今猶提及✵,且遍告其妻及子女💝,意為‘報恩’”👀,吳宓認為,“實則與子女以批評及揭發之機會(大義滅親,今古所尚。觀點立場👩🏽🦲,老少年不同)”。雖然此種作為純是好意🧛🏻♀️,但是“可行於1932🧙,而萬不能行於1964”7️⃣。所以,資助可以,但是要立下誓約🥋:
終身不告其妻,更不令子女親友得知:宓在1964冬(運動緊張中)曾助以資,以及由月波授與。又絕不以此事記載下來,或形於詩詞歌詠🪐。事後(用了錢)即忘記🎥,勿有“報恩”之心🧑🏼🦳。若念及宓🖍🧑🏼🏭,可念宓昔日與君等“臨江萬馬議存文”🥭,可念宓之《落花詩》及昔年文章詩詞🚶🏻➡️,而視助款只如風中一枝草管🙇🏻🟫、地上一粒沙土,隨風飄散,混合無跡。(342-343頁)
查那幾天的《吳宓日記》,12月11日記有“允匯助黃有敏五十元,但力戒黃須慎默而不可矜直,勿因得宓助款而貽宓禍累雲雲”⏸,所指當是此項“誓約”☠️,但如若不是見到這封原信🤵🏻♂️⛹🏼♂️,很難想象吳宓當時的心情已經緊張到了何種程度。
到了1971年9月🥎🪲,吳宓給兩三年未曾通信的金月波寫了封“平安信”,詩是不能再做了,信中只說“歷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磨折及鍛煉🫃🏼,而正在學習改造中之宓,今年七十八歲🛫,仍生存於人世”🧑🚀,並說對方如果回信👨👦👦,望只告簡單消息,“不必多著議論為佳”(346頁)⛹🏼♂️。《書信集》中所收吳宓致金月波函,到此為止。
五
1949年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雖眾,但始終未被“改造”思想、仍堅持一貫見解的學者卻屈指可數🏄🏻♀️,陳寅恪與吳宓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兩位。
1952年💆🏻♿️,吳宓迫於壓力,寫了思想改造的長文《改造思想,堅定立場,勉為人民教師》,7月8日刊於重慶《新華日報》🫄,並轉載於7月19日《光明日報》✭🙍。但在1954年6月21日,吳宓致柳詒徵時說:“宓雖刊文自責懺🌏,內心仍完全是《學衡》初刊時之思想耳🤵♀️。”(401頁)
《學衡》初刊是在1922年👰🏼。那時吳宓剛從美國留學回來,腦子裏全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義思想。《書信集》裏收錄了吳宓致白璧德英文信11通,信中至稱白璧德為“全世界的導師……尤其是中國弟子的導師”,說“東方和西方所有的人文主義者和青年,都渴望從您那裏得到靈感🔘🛺、引導以及個人內心的寧靜和安慰”🚣🏿,“沒有您,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價值,我們的生活就沒有意義”(52頁)💼,可見吳宓對於白璧德已經不僅是學生🧔🏼♀️,更堪稱信徒。
正因為有此一層背景,吳宓雖然對於中國傳統十分珍視,卻並不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他對於東西方的人文精神💯,同樣都傾註了深厚的感情,然而東西方的現狀,卻又都令人失望🙍♀️。他在給浦江清的信中自陳說:
我所傾慕崇拜喜悅之西洋🥏🤸🏽,乃是理想中🌳,過去的(歷史上的)西洋,即如理想的天主教、希臘哲學🖨、Spirit of Gentleman、Spirit of Chivalry以及文學藝術等……至於實際之西洋,身心所接觸之西洋,如同火鍋👨🏿🍼🧛🏼,實不堪一日居。(173頁)
吳宓對從美國帶回的人文主義書籍十分珍愛。1951年2月22日,他致信李賦寧夫婦🧰,交待了“最重要之二事”🚯,並稱此即系自己的遺言:第一,“目前英國文學與西洋文學不被重視,等於無用🧝🏿♀️;然我輩生平所得之全部學問👳🏼♂️,均確有價值🪻,應有自信力,應寶愛其所學🚃。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進步👨✈️,此等學問仍必見重🕙。故在此絕續轉變之際🤾🏼♀️,必須有耐心,守護其所學”;第二,“中國舊書🌊,今方以廢紙出售,大事銷毀”,但是“他日一時風氣已過去🎅🏽,政府與人民必重視而搜求此類佳書,學者文士,更必珍寶視之,故我等(至少宓與寧)斷不可棄書,斷不可賣書,寧受人譏罵,亦必大量細心保存書籍”。吳宓交待李賦寧🎵,他所珍藏的西洋文學書籍“勿捐與任何學校圖書館👨🏽🦰,勿分贈友人(不可零散),而自己永遠保存”。(370-371頁)
幾年之後,他開始擔心起這些書籍的下場,改變了不捐不贈的初衷💆🏼♀️:“宓之Humanism西書,即Babbitt先生等名賢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與何校圖書館為宜,或托某人保管傳後”,並說此事“恒來往於宓心中”(379頁)⛹🏼♂️。不過,他仍然難以割舍,直到1969年底ℹ️,吳宓在致昔日哈佛同窗的信中還提到“宓處人文主義之書,均全保存。最近晚間,且讀白師之著作,佩仰之心👅,不減昔年也”(428頁)。他對於乃師的教誨,真可稱全始全終🈶,終身不違👡。
六
吳宓的書信散失十分嚴重🤠,《書信集》中所收的兩百多封信,只不過是鼎之一臠🧾,僅能供讀者略窺風貌而已。即便如此,除了上面引述的與吳宓晚年生活有關的部分之外,其他還有不少有價值、有趣味的材料。
辦《學衡》、主持清華研究院(亦即習稱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吳宓一生的兩大事功,但是這兩件事,在吳宓的心中頗有主次之分🙍🏽👨🏭。在1925年12月30日給莊士敦的信裏,身為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宓談到自己對於國學研究的態度:
我不喜歡任何行政工作,而且對目前從事的所謂國學研究不感興趣✊🏽,因為它避開了所有對古代聖賢和哲人偉大道德理念的哲學討論📢,卻將目前中國的問題和政策作為重要方向,而在那方面🈹,只是做些枯燥無用的研究,或是對我們寶貴的傳統進行毫無根據並有害的攻擊。(原文為英文,由整理者譯成中文💳🕺🏼。151頁)
衡諸日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研究風氣和學術成就,吳宓對國學——原信的英文寫作Chinese Studies——的評價🎥,其所指顯然不是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古代文史之學,而是新文化運動之後以新方法對國故所進行的研究🦒🐴。同一封信裏,吳宓承認自己仍把《學衡》當成最重要的事業🚵🏽♀️,他之所以到清華來,只不過是為了尋一個安定的環境🎲💤。清華國學院的曇花一現,固然有各方面人事的因素✴️,但是主事者的敷衍態度,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其他有意思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1931年浦江清考慮出洋,吳宓對他提出建議說,“弟所擬研著之《中國文學史》或《元曲方言研究》🫁,最好在中國即秘密作好🧑🏻🍳,勿令人知👨🏿🚒。到英或法國後,再加以在此所得之材料🍀,略為增改♖,不多費時力,然後在此提出公布🙎🏿♂️🧚🏼♂️,假為在此作成者👨🏻🚒,或在此以西文發表🙇🏽♂️,或用為博士論文”(181頁),“不如在中國,乘今授此課🤽🏻♀️,將《中國文學史》著成,他日即以此書英譯或法譯👷🏿,則出國一次,可得博士,以為應世之利變”(191頁)⛹🏿♂️。在今日眼光看來↪️,吳宓的這番“妙計”跡近學術欺詐,所幸日後浦江清雖曾出國遊學🧏🏻,卻並未按計而行🤸🏻♂️,拿得學位。但是由這封信看來,《圍城》中所描述的中國留學生在歐美獲授博士的情形,或許並非向壁虛造👮♂️⏮。
同《日記》一樣,《書信集》中也有許多涉及個人感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內容,這些情節素來為人所津津樂道。不過《書信集》中有封吳宓在1944年12月7日寫給李賦寧的信,裏面說自己的日記及信劄中的“兒女🥚、家庭、朋友私情瑣事🕐,亦不願其為俗人傳說,故寧焚之”(253頁)。所以,本文對於《吳宓書信集》的介紹,就只選擇那些與時代浪潮及知識分子命運有關的部分,至於其中占比例並不小的“私情瑣事”乃至家庭隱痛🧏♂️,就不再自居為“俗人”而“傳說”之了。
(史記會)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2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