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宓書信集》，吳學昭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11月版

一

在近代中國的學者群體中，吳宓（雨僧🥶，1894-1978）先生是很特別的一位。他是學衡派的主要成員之一🏃，終生以維護中國古典傳統↔️、對抗各式新文化為己任🛀🏻，即使屢遭挫折👨🏿‍🏫，精神理想亦未曾改變🆗🧑🏻‍🦯，也因此而始終遊離於主流思潮之外。1949年以後，他偏居西南一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備受摧辱，卻於文革剛剛結束之際含恨而逝。

近些年💇🏿‍♂️↙️，有關吳宓的史料大量整理出版🪲，例如增訂版的《吳宓詩集》（商務印書館，2004），《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5），《吳宓日記》（三聯書店👨🏻‍🚒，正編1998，續編2006），新近又出版了《吳宓書信集》（三聯書店⚗️，2011）🖥，其他的研究性著作、回憶文章乃至傳說演義尚不在內⌛️。這些資料的出版👨🏿‍🎤，尤其是日記的披露➙，讓讀者有機會接觸到這位著名學者的日常生活與內心世界，吳宓的形象也從一個單純的符號——文化保守主義的象征——而日漸豐富化、具象化👩🏻‍✈️🗃。

不過《吳宓日記》雖然篇幅浩繁，記載詳盡❤️‍🔥，遺憾也是很明顯的📮。僅就晚年部分來說，現今公布的《吳宓日記》有若幹遺失的部分，例如1969年下半年及1970🟪、1974年全年的日記全部缺失🆔，讀者僅能從整理者編輯的若幹“交代材料”及家信中略知當年梗概✝️，其他在政治運動中被抄去而失去下落的還所在多有。其次，由於日記往往成為吳宓受批判的“堅實罪證”🤦🏼‍♂️，所以親友屢次勸告他不要再寫日記，盡管吳宓不願放棄這個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習慣，仍然一如既往地記日記，但是越來越局限於單純的記事，而略於議論、評述👼🏻，這讓我們不能完全了解到他當時的感受和思考。

另外，《吳宓日記》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重點在個人生命史和心靈史的記述🟢。吳宓記載若幹生活細節不厭其詳🧒🏼，但如果我們拿他的日記與胡適、顧頡剛🫰🏼，乃至剛剛出版的夏鼐的日記相比，它能提供的宏觀史料實在並不算多👧。這種狀況當然與日記作者的個人性格有著直接的關系✍️，不過恐怕也是吳宓本人在文化界相對邊緣的位置使然。錢鍾書先生曾說《吳宓日記》在中西各種日記中“別具風格”（楊絳🛥：《吳宓先生與錢鍾書》，《人民日報》1998年5月14日），所指或者就在於此🧾。

在這種情形之下🤏🏿，《吳宓書信集》的編輯出版👧🏼，完全可以成為《吳宓日記》的補充材料，而大大增進我們對於吳宓的理解。

大致上說♈️，《書信集》的價值至少體現在這幾個方面🤱：第一，補充《日記》的缺失部分；第二🤾🏼，展現作者之交遊與社會關系👮🏿🏋🏿‍♀️；第三，若幹吐露真情的書信，比隨時可能被查抄的日記更能反映當日實情。

二

1949年，對於所有中國知識分子來說🧙🏽‍♀️，都是一個改變命運的轉折性年份👩🏼。但是非常可惜👦🏻，吳宓1949、1950兩年的日記全部被托付保存的友人燒掉，使我們無從了解鼎革之際吳宓的思想。《書信集》的出版，則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缺憾。

1949年10月1日🧓🏻，吳宓正任教於重慶北碚的相輝學院，對於北京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渾然不知。這天他給弟弟吳協曼寫信🕸，談到自己的打算時說：

將來時局戰事不知如何演變🔮👉，宓或赴成都安居⛹️‍♀️，或赴英美講學（此乃理想計劃👮🏼‍♀️，95%不成），或到臺灣（最後不得已時🐃，——來亦只擬任臺灣大學教授，如蕭公權、毛子水皆宓知友>例）。今後數月或半年中，宓亦未必能如宓意長居留渝🙆🏻🐇、蓉也。（361頁）

此時重慶還在國民黨的控製之下，看來吳宓對將來前途並無確切規劃🈁。不過🐆，就在這封信裏😾，他透露了自己理想中的生活：

宓年五十六📡，身非國民黨員，又無政治興趣，亦無活動經驗，然以中西文學及歷史道德之所召示🧓🏿，由宓之愚🚴🏽‍♂️，自願在甲方區域中為一教員或民人👸🏽。（361頁）

所謂“甲方”者，吳宓把世界分為甲乙兩方，資本主義世界為甲方，共產主義世界為乙方🤴🏼，當日的中國自然也是甲乙雙方的戰場。

最終，吳宓還是留在了重慶，成為“乙方”區域的一個教員🦸🏿。對於從事西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的吳宓來說🚑，這裏的研究條件都是十分有限的👪❤️。五六十年代，吳宓最親密的學生和朋友李賦寧等曾多次勸他回到北京🧑🏽‍🦱，女兒吳學昭也曾傳達胡喬木的口信，表示吳宓可以調回北京，但都為吳宓所拒絕🤮。這其中的原因✳️，在1962年4月吳宓致李賦寧的信中說得最為全面：

第一，“首都政治空氣太濃，人事太繁”🟦；第二，“最怕被命追隨馮♓️、朱、賀三公🍟，成為‘職業改造家’”；第三，北京友朋“督責宓改造最力”，久居北京易生暌違👨🏼；第四，北大西語系人才甚多，即使去了也不易得到位置🕎；第五，如若常居北京，必常回憶到自己1925-1928年在清華之事功👐，及1933-1937年在清華之生活🐏，十分痛苦；第六，“家中人均進步，長年同居👨‍👧‍👦，反多心情上之鬩礙與語言行動之不自由”。（著重號為吳宓所加，下同🏰。384頁）

這六條都是客觀事實，其中恐怕以不做“職業改造家”為最重要。職業改造家者，時時發表文章、匯報思想，以自我批判、自我改造之謂，然而吳宓雖怕，以當時的形勢而論🐏，他自己也難逃職業改造家的命運📏，盡管他的“改造”並非出自真心。

李賦寧收到信以後🧑🏽‍🎓，並未放棄努力👮‍♂️。1964年1月24日，吳宓再度致信李賦寧🫧，表示“宓之根本態度是不願常住北京”——“宓不是愁北京沒有位置宓不得回來📰，而只怕北京有了甚好、極合宜之職務而宓不回京無所借口”，假如非要逼他回北京，那麽他“即刻必心平氣和地🏌🏼、顏色愉快地走入嘉陵江心深水處，了此一生矣”👳🏽‍♂️。（391-392頁）

僅僅五年之後✹，吳宓在批鬥場上被扭折左腿🌲，又關進牛鬼蛇神屋，受盡屈辱，想起以前還有回京的機會🤶🏼，不禁後悔“前多年不去清華、北大……而留在西南師院，受此種種”（428頁）。然而這只不過是窮極無奈之下的幻想罷了🩹，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時是不可能有什麽世外桃源的。

三

同日記一樣，吳宓的通信也隨時可能受到審查👨🏼‍🔧，晚年的書信中到處可見他通信環境的惡劣🦹🏽。1964年10月5日🫴🏻🌡，吳宓在致詩友的信中說自己“為避免無識者之誤會及查問📄，與任何親友通信，在寫信時，即應當作（假定）此信將要登本地日報⚫️，或將在學習小組會上讀出——如此構思、取材、選詞，則寫來自然工美，而無語病或遺憾（宓喜寫明信片，此亦一理由）”（339頁）。所謂“工美”，自然是指無風險👏🏽、不觸忌諱而言👩🏼‍💼⏰，而吳宓的這番自我陳述🫸🏿，顯然也是在告誡對方，亦應以此種態度寫信前來。

這年底，陜西師大有意調吳宓到該校任教，先後給吳宓來了兩封信商討相關事宜👩🏿‍🌾，結果被中文系拆閱檢查而成為吳宓企圖逃避運動的“新罪證”：

十一、十二月陜西師大來兩函。第一函，留在中文系十天🥷，乃以付宓🧚🏽，函經檢查🚨，信封之一端，如鼠嚙之痕👩🏽‍🚒；第二函🧑🏿‍🎄，留在中文系兩天，檢查後🚼，立即付宓🌄，拆閱後重粘👉🏼，信封之一端尤水濕也。（341頁）

雖然拆了🏇，但還給重新粘了起來，也算裝裝樣子🤤。吳宓說他們那裏送信的規定🪻，是“平時來函寫有‘中文系’者（及匯款寄物），必送交中文系辦公室也⛱，如只寫‘……學院吳宓老教授……’則直送宓舍”，但是這只不過是過去的慣例😊，“在運動中🔛，則難保不悉送中文系”（341頁）。所以只要收信人寫“吳宓”的，大約都難逃被檢查的命運。

文革中，吳宓的處境越來越困難，為了能與外地親友取得聯絡，他想出請旁人代收的主意。在給郭斌龢的信中，他特別交待☠️，請郭將來信寄給唐昌敏，切勿直寄學校🧗🏿‍♂️，“否則諸多不便”：

唐是宓之女工，亦是忠實、親厚之友（年五十餘）👨‍👧‍👦。其夫賀文彬在商業部門工作🫎，亦是宓之知友🧝🏿‍♂️。他們接到之信🙋🏼，見是生人，必不拆閱，而送給宓。來信（在信封外面）萬不可寫出“請轉交宓或雨僧先生”字樣——是則“此地有銀三百兩”矣！（422頁）

寫信的時間是在1970元旦前後。與給郭斌龢的信同時寄出的，還有十幾封，分別給女兒學淑🚴🏼、學文🤱🏿🪓，及知友陳寅恪、劉永濟等人。

然而這封約定秘密通信的信，付郵後即為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截留追回，隨即歸入吳宓專案組的檔案之中💯。其他同時寄出的信件♥︎🦛，有的到郵局即已截留，“漏網”而僥幸寄出的🕵🏼‍♂️，則由工宣隊聯絡收信人所在的革委會💆‍♀️，予以追回。

關於此次通信受阻的情況，他在1970年5月24日給女兒的家信中有詳細的說明🪬：

工宣隊管理員告宓🖍，說：“凡宓所寫出之信，已被管理員全部截留（郵局）👰🏼‍♀️、追回（收信人所在之革委會）而拆閱，並加以沒收”。故知該信皆未達到。但管理員又說：“你盡可隨意📩、自由🤞🏻，和一切親友通信”。宓卻未再寫出信去👸🏻。（429頁）

最後一句實在令人興嘆。這封信由唐昌敏代為寄出🚶🏻‍♂️‍➡️，才幸而到達收信人手中。

四

1947年，吳宓在武漢主編《武漢日報·文學副刊》，認識了向副刊投稿的金月波等人🏷，結為詩友🦹🏿‍♀️。《書信集》中收錄了吳宓致金月波的信函三十六通，件數僅次於作者早年的至交白屋詩人吳芳吉💁‍♂️。

1952年，“三載同經萬變來”（吳宓《依韻答月波見懷》，312頁）的兩位詩友又恢復了通信，書信的內容以互相唱和為主，詩作的基調則是感時傷懷。自五十年代初知識分子開始思想改造以後🪝，吳宓可與傾訴心事的友朋日少（1956年2月致金月波🦨：“今國內通函者已無幾人，互寄詩者更少”👐🏽，319頁），與詩友的通信就成了他為數不多的吐露真情的機會🧛🏼。

然而隨著鬥爭形勢日趨緊張，與詩友的通信也必須小心翼翼。“反右”之前🏄🏼‍♀️🩰，吳宓寄金月波的詩，還有“百事從夷變夏時，已亡文字敢言詩”（317頁）、“車書同軌蟲魚滅”（320頁）、“不死驚看漢字亡”（321頁）這樣對漢字簡化表示不滿的句子，以及“最痛心切齒者，為文字改革之事”的直抒胸臆👨‍🦼‍➡️，到了1959⛹️‍♀️👩‍🍼、1960年💁🏽‍♀️，就變成“一年躍進百成功，煉得鋼紅我亦紅”（326頁）的“改造詩”，以及“開門喜見滿堂紅👓，元旦六零氣象雄”的“頌聖詩”了。

不僅自己寄出去的詩力求穩妥➿，他還告誡詩友，不可太露行跡。1957年1月29日，吳宓致信另一位武漢詩友黃有敏說⚜️🍇：“以後通信不可多，寄詩可雜古賢詩多首其中，易其一首，而嵌入之，如鈔古書備查考，庶幾無由耳”（405頁）👩🏼‍🔧🕚。到了“社教”運動中⚰️，情形更加惡化😌，詩詞唱和實在是太不合時宜了🧑🏻‍🌾，只得被迫中斷🙇‍♂️👩🏻‍🏫。1964年10月5日，吳宓給金月波等人寫信：“除月波所作短詩🫶🏼，詞意均明顯純正者外，所有舊作、新作詩或詞，均祈勿寫寄”（339頁）。

吳宓的樂於助人是出了名的🙎‍♂️。1964年，黃有敏向吳宓尋求資助，但是吳宓遲遲沒有應答👊🏿。在這年12月20日給金月波的信中，吳宓透露了他的顧慮：“宓非吝財👷🏿，實懼禍累”。原來黃有敏為人耿直😷，1932年吳宓曾資助過他💂🏻，他“今猶提及✂️，且遍告其妻及子女，意為‘報恩’”，吳宓認為，“實則與子女以批評及揭發之機會（大義滅親🦸，今古所尚🎼。觀點立場✍🏿，老少年不同）”。雖然此種作為純是好意，但是“可行於1932，而萬不能行於1964”。所以，資助可以，但是要立下誓約：

終身不告其妻，更不令子女親友得知：宓在1964冬（運動緊張中）曾助以資🙇🏿，以及由月波授與🚘♗。又絕不以此事記載下來，或形於詩詞歌詠🧓🏼。事後（用了錢）即忘記，勿有“報恩”之心。若念及宓，可念宓昔日與君等“臨江萬馬議存文”，可念宓之《落花詩》及昔年文章詩詞，而視助款只如風中一枝草管🍶、地上一粒沙土🏌🏼‍♂️，隨風飄散，混合無跡👩🏽‍🔬。（342-343頁）

查那幾天的《吳宓日記》🥲，12月11日記有“允匯助黃有敏五十元，但力戒黃須慎默而不可矜直👮🏿‍♀️，勿因得宓助款而貽宓禍累雲雲”，所指當是此項“誓約”🍵👨🏻‍🍳，但如若不是見到這封原信，很難想象吳宓當時的心情已經緊張到了何種程度。

到了1971年9月，吳宓給兩三年未曾通信的金月波寫了封“平安信”🍴，詩是不能再做了，信中只說“歷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之磨折及鍛煉📄，而正在學習改造中之宓，今年七十八歲🧂，仍生存於人世”，並說對方如果回信，望只告簡單消息，“不必多著議論為佳”（346頁）。《書信集》中所收吳宓致金月波函，到此為止😄。

五

1949年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雖眾，但始終未被“改造”思想、仍堅持一貫見解的學者卻屈指可數，陳寅恪與吳宓是其中最為突出的兩位🚣‍♂️。

1952年🧴↗️，吳宓迫於壓力，寫了思想改造的長文《改造思想🤷🏼‍♀️，堅定立場，勉為人民教師》，7月8日刊於重慶《新華日報》🙎，並轉載於7月19日《光明日報》。但在1954年6月21日🧑🏻，吳宓致柳詒徵時說：“宓雖刊文自責懺，內心仍完全是《學衡》初刊時之思想耳💇🏿‍♂️。”（401頁）

《學衡》初刊是在1922年。那時吳宓剛從美國留學回來，腦子裏全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義思想。《書信集》裏收錄了吳宓致白璧德英文信11通，信中至稱白璧德為“全世界的導師……尤其是中國弟子的導師”🛂，說“東方和西方所有的人文主義者和青年🚶，都渴望從您那裏得到靈感、引導以及個人內心的寧靜和安慰”，“沒有您，我們的工作就沒有價值，我們的生活就沒有意義”（52頁）🤹🏿‍♂️，可見吳宓對於白璧德已經不僅是學生👌🏿🦻，更堪稱信徒。

正因為有此一層背景👭🏻，吳宓雖然對於中國傳統十分珍視，卻並不帶有民族主義的色彩，他對於東西方的人文精神，同樣都傾註了深厚的感情，然而東西方的現狀，卻又都令人失望。他在給浦江清的信中自陳說：

我所傾慕崇拜喜悅之西洋💉，乃是理想中👩‍🦱，過去的（歷史上的）西洋，即如理想的天主教🕵🏻‍♂️、希臘哲學、Spirit of Gentleman🌻、Spirit of Chivalry以及文學藝術等……至於實際之西洋，身心所接觸之西洋👩🏻‍🚀，如同火鍋👨‍🔧，實不堪一日居👨🏽‍⚖️。（173頁）

吳宓對從美國帶回的人文主義書籍十分珍愛👨🏻‍🦰🧑‍🎓。1951年2月22日🙂，他致信李賦寧夫婦🙇🏻‍♀️，交待了“最重要之二事”，並稱此即系自己的遺言：第一，“目前英國文學與西洋文學不被重視🔴，等於無用🫣；然我輩生平所得之全部學問，均確有價值，應有自信力，應寶愛其所學🏃🏻。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進步，此等學問仍必見重。故在此絕續轉變之際🚞🖨，必須有耐心🙂‍↕️，守護其所學”🚞；第二，“中國舊書✪，今方以廢紙出售🕵🏿‍♀️，大事銷毀”✨，但是“他日一時風氣已過去，政府與人民必重視而搜求此類佳書🪠，學者文士，更必珍寶視之，故我等（至少宓與寧）斷不可棄書，斷不可賣書👆🏽，寧受人譏罵，亦必大量細心保存書籍”🎷。吳宓交待李賦寧，他所珍藏的西洋文學書籍“勿捐與任何學校圖書館❣️，勿分贈友人（不可零散）🦹🏿‍♂️，而自己永遠保存”。（370-371頁）

幾年之後，他開始擔心起這些書籍的下場，改變了不捐不贈的初衷：“宓之Humanism西書，即Babbitt先生等名賢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與何校圖書館為宜，或托某人保管傳後”，並說此事“恒來往於宓心中”（379頁）。不過，他仍然難以割舍，直到1969年底🧑🏽‍🦳🍸，吳宓在致昔日哈佛同窗的信中還提到“宓處人文主義之書🧑🏽‍🏫🫶🏼，均全保存👩🏽‍🦱😨。最近晚間，且讀白師之著作👮‍♂️，佩仰之心，不減昔年也”（428頁）📥。他對於乃師的教誨，真可稱全始全終，終身不違。

六

吳宓的書信散失十分嚴重，《書信集》中所收的兩百多封信🤱🏿📫，只不過是鼎之一臠，僅能供讀者略窺風貌而已🕕。即便如此，除了上面引述的與吳宓晚年生活有關的部分之外，其他還有不少有價值、有趣味的材料。

辦《學衡》、主持清華研究院（亦即習稱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吳宓一生的兩大事功，但是這兩件事，在吳宓的心中頗有主次之分👩‍🔧。在1925年12月30日給莊士敦的信裏，身為國學研究院主任的吳宓談到自己對於國學研究的態度👩🏿‍🍳：

我不喜歡任何行政工作，而且對目前從事的所謂國學研究不感興趣🤹🏻‍♀️，因為它避開了所有對古代聖賢和哲人偉大道德理念的哲學討論★，卻將目前中國的問題和政策作為重要方向，而在那方面，只是做些枯燥無用的研究，或是對我們寶貴的傳統進行毫無根據並有害的攻擊。（原文為英文，由整理者譯成中文。151頁）

衡諸日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研究風氣和學術成就〽️，吳宓對國學——原信的英文寫作Chinese Studies——的評價👩‍🦽‍➡️，其所指顯然不是王國維、陳寅恪等人的古代文史之學，而是新文化運動之後以新方法對國故所進行的研究🦾。同一封信裏，吳宓承認自己仍把《學衡》當成最重要的事業，他之所以到清華來，只不過是為了尋一個安定的環境。清華國學院的曇花一現，固然有各方面人事的因素，但是主事者的敷衍態度，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其他有意思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1931年浦江清考慮出洋🧜，吳宓對他提出建議說，“弟所擬研著之《中國文學史》或《元曲方言研究》，最好在中國即秘密作好，勿令人知。到英或法國後，再加以在此所得之材料🧗👨🏼‍🦳，略為增改，不多費時力👩🏽‍🎤，然後在此提出公布，假為在此作成者🌚，或在此以西文發表，或用為博士論文”（181頁）🤍，“不如在中國🙍🏻‍♂️，乘今授此課，將《中國文學史》著成，他日即以此書英譯或法譯，則出國一次🌾，可得博士🛖，以為應世之利變”（191頁）🐓。在今日眼光看來，吳宓的這番“妙計”跡近學術欺詐💁🏿‍♂️，所幸日後浦江清雖曾出國遊學，卻並未按計而行，拿得學位。但是由這封信看來🧑‍🦱，《圍城》中所描述的中國留學生在歐美獲授博士的情形🅱️，或許並非向壁虛造🫳🏼。

同《日記》一樣📹，《書信集》中也有許多涉及個人感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內容🙄，這些情節素來為人所津津樂道。不過《書信集》中有封吳宓在1944年12月7日寫給李賦寧的信，裏面說自己的日記及信劄中的“兒女、家庭、朋友私情瑣事👩🏼‍✈️，亦不願其為俗人傳說，故寧焚之”（253頁）。所以🧑‍🔧，本文對於《吳宓書信集》的介紹，就只選擇那些與時代浪潮及知識分子命運有關的部分✖️，至於其中占比例並不小的“私情瑣事”乃至家庭隱痛👩🏻‍🚀，就不再自居為“俗人”而“傳說”之了。

（史記會）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2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