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51年，吳宓和其詩友們的“重陽詩案”發生之前💬，吳宓的詩友邵祖平因在紀念魯迅的大會上發言不當，結果引起軒然大波，此事對吳宓警示頗大🚵‍♀️。1951年11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是日《新華日報》斥責邵祖平侮蔑魯迅先生之文出，波瀾大起矣。”不久，“《新華》、《大公》、《新民》三報均有斥平之文🐳👩🏽，其事益烈👨🏼‍💼。”（12月2日）後來他還將此事寫入自己的年譜中，以示警戒。此外，由於吳宓的名聲是當年魯迅所抨擊而意外“走紅”的👦🏻，後來在吳宓執教的過程中，屢屢會有學生好奇地向他索要當年他編輯的《學衡》👅，來看看魯迅為什麽要罵“學衡派”™️，對此吳宓總是表現得十分激動，他還曾在日記中委屈地說：“實則宓等昔年專攻胡適，未嘗與魯迅先生對陣交鋒。而魯迅先生僅評斥《學衡》第一期中邵祖平等舊學舊文之淺劣，以後自第二至七十九期，魯迅先生似未寓目，亦少談及𓀘。”時隔一年之後👸🏼👩‍💻，吳宓因偶在圖書館翻閱報刊，知魯迅當年醜詆《學衡》的文章——《估學衡>》發表於1922年2月9日的《晨副》，吳宓遂恍然“《學衡》共出七十九期，而魯迅僅讀過第一期後即作此文，以後亦未再讀再評💅，奈何今之人乃據此文以判定《學衡》為‘反動的’而禁止閱讀哉！”以魯迅當年不及認識《學衡》的全貌而為《學衡》所僥幸，所自信👨‍👨‍👧‍👦，當然，這並不是吳宓的真心話🧍🏻‍♀️。

吳宓的“魯迅閱讀”，只合在其晚年的特殊境遇之中👨🏻‍🦼。以他固有的文化觀念，那原本是他不屑一顧的✴️，也許是因為在“文化革命”的境遇之下👨🏽‍🎤，所謂的“封資修”讀物無從閱讀⛏，或不再有公開閱讀的條件了，吳宓開始閱讀起所謂“新文學”的作品🕵🏻，這除了魯迅的著作之外，還有茅盾等的作品。不曾想🦉，他竟被吸引了。

1965年1月🩰，吳宓開始在學校的閱覽室內讀魯迅的著作，這大概是他第一次系統地拜讀魯迅的著作，如《兩地書》以及《魯迅日記》等，這不免又引發了他的自哀（愛情的凋謝，以及“文人閑散之生活”的終絕，所謂“今觀之更如天上人間矣”）💂🏻。當然👩‍🦯♣︎，其中他最關註的，是《魯迅全集》中抨擊“學衡派”的幾篇文章🙆🏽‍♀️，即《估學衡>》、《一是之學說》兩文。與此同時，他熱讀了茅盾的代表作《子夜》🤽🏿🚄，且感到“趣味濃深”。他嘆道🧔🏽‍♀️：茅盾，“誠不愧為中國之巴爾紮克”，其書“頗能綜合表現1930夏全中國之真實概況”，“後來歷史之趨勢，中國之局面🧑🏼‍🍳，已可由《子夜》一書得知其大概🧑🏿‍🍼；惜宓在當時猶未能知，且不欲信，昏昏度日，苟偷至老。”原來吳宓也有反省的功夫🦘🤰🏽，只不過那是特殊的環境之下📆，對“新”、“舊”的取舍，他是絕不肯隨人倡和的⚪️🧚🏿‍♂️。

“文革”期間🚬💁🏿‍♂️，魯迅之名借領袖的揄揚達於天際，此時吳宓的心思，想來已很不是滋味👸🏿。1967年3月間，他又在學校閱覽室讀魯迅的著作，計有《熱風》等（特別屬意於其1922年11月3日評吳宓在《中華新報》所刊登之《新文化運動之反應》以及“評責《學衡》者”的《一是之學說》一文）🏋🏿，他還認真做了統計➡️：“計其與宓有關者凡三篇，皆1922年作，署名風聲（暗切樹人名），而登在北京《晨報-副刊》者：（一）二月九日《估學衡>》，專評第一期之內容👩‍🏭；（二）十一月三日《一是之學說》，駁是年十月十日上海《中華新報》國慶特刊宓撰《新文化運動之反應》長文🧒，列舉反對或自別於新文化運動之報刊、雜誌七家（作註者不知《經世報》）；（三）十一月九日《對於批評家的希望》🙎🏽‍♀️，責學衡派專主英美白璧德（I.Babbitt）一派之學說。”翌年2月👙👩🏽‍🏫，在“打倒‘反動學術權威’”最烈之際🙂‍↕️，吳宓在日記中苦思“改造之辦法”，如社會上甚囂塵上的“徹底絕裂”之說🛹，他不由又想起當年魯迅之抨擊“學衡派”，以為“其實際作法，則莫如取魯迅先生早年（1927年以前）之著作細讀細思，觀其與當時宓等‘學衡派’觀點之差異何在🙁；由此引申，則可知宓之思想感情何以導致‘反共產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根源得，徑路明，從而遵改之，易矣◀️。”

晚年吳宓的“魯迅閱讀”，原是“被動閱讀”的產物💁🏻‍♂️，雖然其中也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讀，並快樂著”的“閱讀體驗”🩷，但更多的🕙，還是那一番苦澀的滋味吧。

（散木）

轉自《中華讀書報》2011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