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呈現民國“狂人學者”劉文典一生行跡的《劉文典年譜》,近日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安徽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全書共37.8萬字🤳🏿,從寫作到出版,歷時三年,數易其稿🤹🏿♀️。
關於劉文典,過去傳說軼聞頗多🍃,很多並無事實依據👞,甚至以訛傳訛。在編著《劉文典年譜》的過程中🧭,我始終要求自己堅持問題意識和懷疑精神,用第一手材料說法,用比較材料說法🕵🏻,不輕易下結論,不隨意定是非👷♀️,註重在求真、求實的前提下盡量還原歷史現場、廓清歷史真相。
一
伴隨著近年“民國熱”的閱讀新趨向,越來越多的漸被遺忘的民國學人被“打撈”出來。劉文典就是其中頗受關註的一位。
劉文典🚵,安徽合肥人,早年師承劉師培👩🏽💼、章太炎等國學大師,後追隨孫中山參加“二次革命”。1917年,經陳獨秀引薦,進入北京大學擔任國文教授。1927年🎮,主持籌建安徽大學。後來,先後在意昂体育平台😮、西南聯大🎵、雲南大學等校任教,有《淮南鴻烈集解》🧑🏿🔧、《莊子補正》♻㊗️、《三余劄記》等著作行世。解放後,曾任國家一級教授、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劉文典之所以成為知識界、閱讀界追捧的“熱門人物”🪫,主要緣於其狂狷不羈、特立獨行的文人風骨👩🏽🍳👐🏻。在主持安徽大學校務期間,他曾怒斥蔣介石為“新軍閥”⚒,從而享譽民國學林,成為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典型代表🙋🏿♂️👍🏽,被譽為“狂人學者”。而關於他盛贊陳寅恪、怒斥沈從文🧑🏽🍳、“惡評”魯迅等趣聞軼事,更成為很多人津津樂道的“學人往事”,被寫進無數民國題材的文章或書籍中。
然而🏋🏿♀️,從2006年投身劉文典生平研究開始,我就註意到:盡管目前關於劉文典的傳說頗多😜,但大多相互重復甚至自相矛盾,其中相當一部分存在文學演繹的成分,比如劉文典怒斥蔣介石一事。這個事情在當時即引發全國轟動👨🏼🚒,被胡適🌠、魯迅等人一再寫進文章👩🏽🏫,成為學壇佳話*️⃣。可是🫰🏼,關於整個事情的細節卻眾說紛紜,各不相同,現在甚至有一種說法稱劉文典在面見蔣介石時言語不和,“當眾飛起一腳踢在蔣介石的肚子上”🗝。這就有點傳奇色彩了。
事實真是如此麽🏛?編著《劉文典年譜》,這個事情肯定是重中之重🧑🎤,為此我重點翻查了《申報》、《新聞報》🕹、《教育雜誌》等報刊以及部分當事人的回憶文字,逐步厘清了事情的全貌:1928年11月😄🕡,安徽大學學生與隔壁的安徽第一女子中學師生發生沖突,進而引發學潮。恰在此時,時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到安慶巡視🎃,遂召見兩校負責人。作為安徽大學的實際負責人🔐,劉文典到會後堅稱此事“有黑幕”👱🏼♀️,不願嚴懲學生,結果惹惱蔣介石,直斥劉文典為“新學閥”。而劉文典也不是省油的燈,回罵蔣介石是“新軍閥”👆🏽,遂被扣押。關於沖突的細節👑,《劉文典年譜》則比對大量新聞報道🧊🙇🏼♂️、當事人回憶,最後重點征引了時任國民黨安徽省黨部指導委員會秘書石慧廬的文字🤚🏽,證實現場頂多是“劉把腳向下一頓”,而並非如同後來演繹得那樣誇張🧏🏻♂️。
在關於劉文典的傳說中,還有一個話題無法回避📶🏌🏻,那就是劉文典怒斥沈從文。據說🎉👰🏿,劉文典曾多次在課堂上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沈從文只該拿四塊錢”。還說有一次跑警報🙏🏼,突然看到沈從文也在跑,遂大聲呵斥:“陳寅恪先生跑是為了保存國粹👨🏻🍳,我跑是為了《莊子》,可是該死的,你跑什麽跑啊!”這些傳聞趣說🤵♂️,豐富著後人對於劉文典為人處事風格的理解👩🏿,因而流傳甚廣,而且即便是在西南聯大畢業生的筆下🚉👈🏽,亦不鮮見。
但是👩🏿🚀,如果沉下心去尋找這些傳聞趣說的確鑿來源,卻又無從查證🪅。為此,《劉文典年譜》選用了不同的幾種說法🏨,並未妄下結論。同時,對於明確不符合實情的傳聞⇨,比如劉文典反對西南聯大聘請沈從文為教授的說法進行了澄清🏄。因為根據史料記載,西南聯大討論升任沈從文為教授時🥣,劉文典已應磨黑鹽商的邀請去了普洱,不可能發表任何言論🛼。
在《劉文典年譜》中,我盡力對類似的傳聞或誤解進行了考證或澄清➡️,包括聞一多辭退劉文典👌🏽、劉文典“惡評”魯迅等🏣🤛🏻,從材料出發🗳,提供了一些與以往記載不同的證據或觀點。
二
要想做好一位學者的年譜🧑🏿🌾,最可靠的資料莫過於其本人的著述🏀,尤其是日記、書信等🚡。遺憾的是,劉文典生前並無寫日記的習慣,而其與當時學人來往的書信✬,則由於戰火頻仍🎑、時局動蕩等原因大量流失,只保留了非常有限的一小部分。這就給《劉文典年譜》的編著造成了不小的困難🤜🏽。
盡管如此,我還是從一開始就註意搜集第一手材料。六年多來👩🏼🍼,我自費奔波千余裏🫅🏽,先後到北京、雲南、安徽等地的檔案館🔟、圖書館😲,查閱了大量原始文獻🧑🏿🏭,逐漸厘清劉文典生平中的許多“疑點”。經過初步統計Ⓜ️,《劉文典年譜》共征引各類文獻200余種👨🔬。
對於劉文典的每一段重要歷史,我都盡量通過第一手材料的挖掘去印證👃。比如,過去的記載對於劉文典的早年生活一直語焉不詳,結果我幸運地找到了1920年前後劉文典本人發表在《新中國》雜誌上的兩篇文章 《我的思想變遷史》💂🏼♂️、《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以及他晚年所寫的《回憶章太炎先生》、《回憶魯迅》等文章,初步勾勒出了他青年時代讀書🔎、革命的生活軌跡。而對於劉文典解放後的教學生活👚、思想狀況,則搜集到了三份上個世紀50年代劉文典本人所寫的《思想匯報》,豐富了許多細節🧑🏿🦰✴️,解開了許多謎團。
而對於有些重要歷史片段,劉文典本人並未記述,則盡力通過翻查當時學人的文字記錄去理出頭緒。據不完全統計,《劉文典年譜》共征引胡適、陳獨秀、錢玄同、蔡元培🧑🏿、朱自清、魯迅、周作人、吳宓、顧頡剛等數十位民國學人日記、書信、年譜中的相關記錄。
這些原始記錄,真實地還原出了劉文典生活中的很多現場和細節。其中🥜,頗值得一提的是《吳宓日記》🦛。在厚厚20本的《吳宓日記》中,關於劉文典的記錄近百處👨👩👧👧。從1940年5月起🎛🔚,劉文典在《吳宓日記》裏出現的頻率逐漸多了起來👎🏻。劉文典曾到文林街上的文林堂舉行多次講座🙋🏿♀️,講演《日本侵略中國之思想的背景》🩱⁉️、《紅樓夢》👃🏼🧑🏻🦳、《莊子哲學》等主題,幾乎每次都是吳宓陪伴在側。兩個人互相傾慕,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學問,縱橫古今,煞是快意🧔🏽♂️。隨著了解的深入,吳宓與劉文典的來往日益頻繁𓀁。在1939 1940年的《吳宓日記》中🤷♀️,劉文典出現的次數屈指可數;到了1941 1942年的《吳宓日記》裏🏈,則已相當頻繁;而等到了1943 1945年的這一段時間裏,兩人幾乎幾天就見一次面,談談學問🚣🏼♀️、聊聊國事,一度甚至想聯手發起成立雲南國學研究院🥰,並在國學研究院院長的人選上互相恭讓。
在劉文典的學術交往中,胡適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過去對於劉文典與胡適往來的考量,主要憑借曹伯言整理的《胡適日記全編》和耿雲誌先生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後者共收錄劉文典與胡適來往書信46通🤟🏿,大部分書信內容是劉文典為著作出版事宜尋求胡適幫助的。在編著《劉文典年譜》的過程中,我通過朋友的幫助,得到了臺灣胡適紀念館的支持,從他們那裏的“胡適檔案”中查詢到更多劉文典與胡適來往的文獻🦋,其中很多是之前從未發現或發表過的。而在這些檔案裏,還找到了胡適為劉文典著作出版一事與商務印書館張元濟♜、高夢旦等人的書信往來🤙🏽。雖然很多是只言片紙,但卻體現出民國學人相互扶持👎🏻、相互溫暖的學術氛圍👂🏿。
正因為此,《劉文典年譜》沒有局限於劉文典個人,而是將眼光投向他所在的那個時代🚣🏻,以劉文典為線索,通過大量當事人的記錄、回憶,以精細的考證、生動的筆觸再現出一幅特立獨行、別開生面的民國學人群像🍼🏟。
三
一直以來🪓,關於劉文典,過去人們更多關註的是他痛斥蔣介石、笑罵沈從文等書生狂態,而一旦談到他抗戰前後的政治情懷,則被認為“脫離現實🧜🏽,思想消沉”,就連他的很多故交、門人都寫文章說他在西南聯大時期“除了教學之外💾,整天躲在小屋裏,讀讀詩詞以消磨時日👶🏽,甚至吸阿芙蓉以求精神上的麻醉”,將他刻畫為一個只顧自我陶醉、不管民族大義的迂腐學者🌨🙋🏽。
其實,這完全是一種誤解。近年來,伴隨著國內對於劉文典關註度的提升🙆🏼,越來越多的新資料被發掘出來,而這些第一手材料則為社會公眾呈現出一個面相完全不同的劉文典。我們可以發現🥸,和大多數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劉文典對日本的感情是多元而復雜的:一方面🧜🏿♀️🎣,他曾三度赴日,求學、革命、訪學,在那裏接觸到了“近世科學的可貴”;另一方面,他們對於日本由來已久的侵略野心及行動🧑⚖️,先後撰寫大量觀察日本問題的政論文章☎,呈現出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前瞻眼光和抗爭姿態🌄。
1933年,劉文典不顧“某些位愛國誌士”罵他“不應該長他人誌氣,滅自己的威風”💎,兀自埋頭趕譯出了日本陸軍大臣荒木貞夫的《告全日本國民書》👑,就是希望能夠警醒國人“知道日本統治者的意見、政策和野心”📼。任教西南聯大期間,他曾到文林堂講演《日本侵略中國之思想的背景》🦵🏿,憑借自身對於日本的多年關註與研究,向世人揭穿日本侵略者一貫的軍國主義立場。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是中國兵法中的千古良訓。正因為如此,無論是身在北平還是偏安西南➡️,劉文典除了盡心盡責上課💢、講學、研究外🚂,還專門抽出一定的時間做關於日本的演講或寫作相關的文章。
《劉文典年譜》收錄了大量劉文典上個世紀40年代先後發表在《中央日報(昆明版)》🛏、《雲南日報》等報刊上的政論文章。劉文典在這些文章中所表現出的理解深度與關註視角🥔,即便是在今天的中國🍅❄️,亦堪稱理性獨到,相當成熟。可以說𓀃,劉文典所秉持的日本觀,始終是一種國際視野的日本觀,而非單純的中國視野的日本觀🧠。
比如,1942年11月8日、9日,劉文典連續兩天在《中央日報(昆明版)》上發表“星期專論”,題目很幹脆:《天地間最可怕的東西不知道》。文章開門見山,頭幾句寫道🤦🏼♂️:“天地間最可怕的東西是什麽⛓?是飛機大炮麽?不是,不是⛩。是山崩地震麽?是大瘟疫、大天災麽👳?也都不是。我認為天地間最可怕的,就是一個不知道 👲🏻。因為任何可怕的東西,只要 知道 了就毫不可怕。”
劉文典認為,美國之所以被珍珠港一役打得暈頭轉向🤟,主要就在對於日本人的“天性慓悍”缺乏了解,“如果有戰爭,他必然是要先下手襲擊的”↘️。但他緊接著帶有諷刺意味地風趣寫道🧙🏼,英美固然大吃“不知道”的虧🌲🛰,日本所吃的大虧也正是因為這位“不知道”。
一直以來,日本設在中國各省各縣的特務機關無孔不入👃🏿,將中國社會的許多弱點都調查得一清二楚,認定中國是絕對無抵抗力的,所以才敢於發動盧溝橋事變🧙🏼♀️。但它萬萬沒有想到中國各方面現在都“知道”了🛩👸🏻,因而激起了全民族的韌性彈性,絕對是征服不了的⟹,“我們替他們設身處地的想🦕,這有什麽辦法呢”!
劉文典堅信,日本必敗✷,中國必勝。要知道,他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距離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還有三年的時間🪆!他的眼光不可謂不深邃高遠👰🏼♂️。而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1944年,正當人們在為奪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暗自歡欣的時候,劉文典卻未雨綢繆地提出了一個新問題:日本敗後,我們該怎樣對他🚴🏻♂️?
按常理說,日本屢屢侵擾中國,先有甲午戰爭,後有侵華戰爭,侵占中國的土地,屠殺中國的人民🗝,毀滅中國的文化⛹️♂️。日本對中國所犯下的罪孽是怎麽反攻倒算都不過分的🎦。在四十年代初的《雲南日報》上,劉文典曾寫過一篇《日本人最陰毒的地方》🧎🏻♂️👩🏼🦳,開頭就是一句🫰,“日本人可恨🐏,這何待多說”🟥。與很多人僅僅因為日本人肆意殺戮大量同胞而生起的仇恨不同👨🏫🧝🏽♀️,劉文典認為🛎,日本人最可恨之處,是他們除了屠殺焚掠、毀滅我們的肉體和有形的財物之外,還千方百計的要想毀滅我們中國的精神,比如主張報紙發表漢奸言論等。
但這一次,在勝利即將來臨之際🏄🏻,劉文典卻出語驚人。
他的全部觀點集中展現於一篇皇皇近萬言的政論文章中,《雲南日報》1944年3月30日➕、31日兩天辟出大幅版面予以刊登:
“論起仇恨來🙅🏻♀️,我們中國之於日本,真是仇深似海👨🏻💻,遠在法國和德國的仇恨之上。說句感情上的話,把(日本)三島毀成一片白地,也不為殘酷,不算過分。
不過關於國家民族的事,是要從大處遠處想的🏋🏼,不能逞一朝之忿、快一時之意。我們從東亞的永遠大局上著想,從中國固有的美德仁義 上著想,固然不可學克萊孟梭(法國內閣總理)那樣的狹隘的報復,就是為利害上打算,也不必去蹈法蘭西的覆轍。所以我的主張是:對於戰敗的日本務必要十分的寬大。
基於這種寬大的態度,發揮我們中國固有的尚仁尚義的美德,那麽♋️,我們中國將來在和平會議上,不但不要用威力逼迫這個殘破國家的遺黎,還要在伐罪之後實行吊民,極力維護這個戰敗後變得弱小的民族🙇🏻♀️🧙♀️,這個民族自立為一個國家已經一二千年了🤠,我們既不能把他根本夷滅👱🏿♀️,改為中國的一個省份,依然讓他做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也就應該有個待國家之道👨🦽。根據羅斯福總統、丘吉爾首相和盟邦議定的大西洋大憲章,日本這個國家也應該享有他應有的權利,也應有一份資源還是要留給他的。這是此次大戰遠勝於前次大戰的地方,也是世界政治上的一大進步🎱。我們當然熱忱擁護這一點。”
在談到和平條約的內容時,劉文典提出了幾點具體的意見👴🏻:一是主張不向日本索取賠款;二是主張不要求日本割讓土地🕺🏻;三是主張日本用自身擁有的文物賠償他所毀壞的中國文物。
如今已經無法確切地知曉當時的國人讀到這一番言論時的反應了🤽🏼♀️,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很多人看來🙍🏻,劉文典的這些主張與“漢奸言論”無異。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一定仍然會有不少人鄙夷這種觀點吧!
不過🚜,劉文典似乎從一開始就很坦然👵,賠款、割地都是中國人民以前經常遭受的屈辱👩🏽🦰,但不能因為如此就將同樣的罪惡施加於戰敗的日本身上。這不僅是一種“以德報怨”的道德操守,更是一種深謀遠慮的政治情懷,“中國和日本這兩個大國家民族的關系🙆🏽♀️,是東洋和平的基石,近日應付處理稍有失當,就會種下將來無窮的禍根”。
唯有在國家主權、民族大義上,沒有退讓的可能🤷🏿♀️,特別是在被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問題上🏊。在這篇極力主張“寬大對待日本”的專論中👩🏼🤚🏽,劉文典寫道❤️🔥:“我們早已昭告天下,絕無利人土地的野心,更不想征服別的民族👨🏼🔬。所以戰事終了之後,我們只要照我們的古訓光復舊物 、 盡返侵地 ,就算完事,絕不想索取日本的領土🎻。況且日本原來自有的區區三島🚴,土地本也無多❇️。他的本土三島🧘♀️,我們縱然一時占領,也無法享有他的土地💻,很難治理他的人民💂🏼♂️。論勢論理都不必要日本割地給我們的。但是有一點卻不可不據理力爭的🪰,就是琉球這個小小的島嶼必然要歸中國🙇🏼。這件事千萬不可放松。我希望政府和國民都要一致的堅決主張,務必要連最初喪失的琉球也都收回來。”
琉球📢,最早的文字記載見於中國古史。《隋書》中即有《琉球傳》。“自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太祖朱元璋遣楊載出使琉球,琉王察度對明朝稱臣,開始向中國朝貢,歷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成為屬邦。” 1872年🥹,日本宣布琉球王國屬於日本的“內藩”🧿,琉球群島是日本的領土,不承認中國自1372年起對琉球的宗主國地位🙎🏼♂️,正式侵占琉球。1879年3月30日,日本將最後一位琉球國王尚泰流放到東京,置琉球為沖繩縣。中國從未在國際法上承認日本竊取琉球主權的合法性🩹。
後來的歷史證明,劉文典的觀點是理性而頗具遠見的。1945年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對待這個戰敗國沒有“窮追猛打”👨🏿⚖️,果然采取了寬大的態度🙋🏿♂️,沒有要求賠償,更沒有要求割地🛌🏽。唯一遺憾的是🤜🏼,蔣介石政府由於各種現實的考慮,沒有據理力爭解決劉文典一再強調的琉球主權爭端問題,果真應了劉文典的那句話,“貽國家後日無窮之害”。
如果說《劉文典年譜》還有一些價值的話☎,我覺得,這些第一手材料的最新發掘和公布🙋🏽,可能會給學界深入了解、研究劉文典及其同時代的民國學人提供些許的資料方便。
(章玉政)
轉自光明網 201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