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中國政治學科的奠基者

錢端升被譽為中國現代政治學各領域的開創者。他一向認為，政治學是研究國內外政治活動、政治組織（包括政府體製）🧖、國際關系，兼而縱論時勢的一門科學。這實際上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是提煉出了政治學研究的內容體系；二是指明了政治學研究的價值取向🛀🏼，即對政治學的科學信仰。他把西方政治科學的方法引入中國🏞，分析中國政治的延展🚣🏽‍♀️，傳播科學理念，剖析國際政治的架構，極大拓展了中國現代政治學的空間。

錢端升最初是從比較的角度切入政治學研究的，其博士論文《議會委員會——比較政府研究》便是比較政治領域中的成功之作🐕‍🦺🙎🏻。而1938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比較憲法》（合著）更是剖析現代政治之法理基礎的典範👨‍✈️。錢端升對國別政治的研究實際上是政治學理論向國際政治領域的拓展，他研究德國政府和法國政府都是從憲法入手，這自然是十分規範的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展示🏄，從中可以看出他嚴謹的學術素養。當然這一方法也掩蓋了許多非製度性的因素💆🏻‍♀️，無法把握德國政治和法國政治的文化本源和歷史屬性。《戰後世界之改造》一書則是錢端升將其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發揮得淋漓盡致並能有意識地彌補其缺陷的一部經典之作💁🏿‍♂️。

錢端升研究中國政治的力作當推《中國政府與政治》一書，此書是他在哈佛大學做客座教授時用英文寫成，其與錢端升在中央大學與政治研究室同仁合著的《民國政製史》分別堪稱中英文對中國當時民國政府政治運作研究的典範之作。在當時的條件下🚴🏼‍♂️，錢端升對中國政治中阻滯民主發育之因素的剖析可以說是極為準確的，但準確並不等同於正確，因為西方“政治競爭式民主”並不切合中國社會的內在邏輯。錢端升研究政治學的最終落腳點是要探討中國的政治發展🧦，並以此為最後的責任，這促成了他崇高的學術品格和純真的學術情懷。所以他在1981年撰寫的《開展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一文中實際上清晰地表達了要克服西方政治科學之偏狹、汲取西方政治科學之智慧的願望。這也進一步體現了他把政治學作為一門科學研究而非盲從於現有研究框架的科學精神。

法學學科的推動者

錢端升相信法製和法治的力量🔩，認為法製是實行法治的前提條件。他在《開展政治學研究的重要意義》中提出：“要發展政治學，還必須借鑒古今中外的一些優良的製度和有效的管理方法👵🏼。”優良的法製更是國家實行法治治理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法治的運行過程中👨🏼‍🔧，錢端升強調法的遵守。“如果有法而不能實行，不被人遵守✢🏇🏼，則離法治更遠，不如無法”🤞🏽，這就是法貴在行。

在錢端升的視野中🐻‍❄️，法治程度的高低與憲法是不可分離的。錢端升主張，研究政治學的人必須學習法學👋🏼，研究法學🐕‍🦺，尤其是憲法學🤼‍♂️。而他本人就是從憲法學的視角研究政治學的傑出代表。在他的專著和文章當中，他運用法律形式主義的研究方法，多處論述憲法問題，無論是《德國的政府》💂🏼‍♀️，還是《法國的政府》都是從憲法入手。但就憲法研究而言，錢端升沒有受國外政治趨向的影響，堅持自己的立場。他研究各國的政府製度及憲法條文，主要是為了從中找到某些規律性的東西🪸，為國內立法及法製建設所用🌯，更好地構建國內的政治體製。

在國際法方面，因為錢端升具體研究的國際關系和時勢政治同樣是政治學應該關註的對象，自然，國際法也進入了他的研究視野。錢端升認為，國際法是解決國際爭端、避免戰爭發生的工具🧽，指出國際法的缺失是導致殘酷戰爭的根本原因之一。錢端升從大陸法系的偏好出發🙍🏽‍♂️，主張實行國際法的法典化。法典化是大陸法系的典型標誌，他認為，為強化國際公法的效力起見👴🏻，應該將國際公法法典化，將一切普遍接受的合理習慣🍞，參酌新的需要，編成一部國際公法。

錢端升曾預言：“國際關系愈密切，國聯的職務愈繁多，則國際立法的必要亦愈增加。如果我們於戰後能建立人類所企望的新世序，經濟關系協調發展💂🏽‍♂️，則國際立法勢必日臻發達。”聯想到當前世界，國際法律秩序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與此相適應，國際法典也面臨不斷修補和完善。而關於國際法院的構想也是錢端升對國際法的重要貢獻，他首先提出國際法院應成為國際組織的一部分，應固定其主體地位使其成為具有國際性質的執法組織，國際法院的法官應專業化和合理化，國際法院的管轄應實現強製管轄↖️，並嚴格執行以國際公法為主的一系列法律🧑🏽，這些觀點正是當今國際法院得以立足的基本理論依據🧎🏻。

焦洪昌，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傑，中國政法大學外國法製史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