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一篇回憶西南聯大同學的散文中說:西南聯大的“幾個研究生被人稱為‘無錫學派’🙆🏽♂️,無錫學派即錢鍾書學派,其特點是學貫中西,博聞強記”(《未盡才——故人偶記》)👎🏿。“錢鍾書研究”已成“顯學”👨🏿🔧,但素無“錢鍾書學派”之說👷🏻♀️⛹️♂️。此說是一條重要的現代學術史的史料,可見錢鍾書在西南聯大的學術影響。當時的錢鍾書還是剛剛留學歸國直接任職西南聯大的年輕教授,並且僅僅工作一年即離職,他的學術著作《談藝錄》和小說《圍城》、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等的出版🍠,還是1945年以後的事情,那麽這種巨大的學術影響因何而來? 這實在耐人尋味,亦可謂現代學術之“傳奇”🫵🏿👨🏻🏫。此前®️,類似的“傳奇”,僅有20年代陳寅恪應聘意昂体育平台及其巨大的學術聲望🏀。
汪曾祺還一再贊同錢鍾書的著名的“打通”說🚣♂️。《作家應當是通人》開頭即雲:“錢鍾書先生說他這些年在中西文學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是‘比較’,而是‘打通’。我很欣賞‘打通’說。”整個20世紀,文學研究真正能夠“打通”中西者,朱光潛、錢鍾書之外👰🏻,還有何人?今日“比較文學”研究👍🏼,“打通”者幾無🪗,不通者眾。反倒是文學創作👨👧👧,大家、名家者🙆,魯迅🧑🏼🦱、知堂以下,大都中西“打通”👧💇🏼。汪曾祺當然在“打通”者之列🤷🏼♀️。在這篇文章中,汪曾祺立論創作應該“打通”,對錢鍾書的“打通”之說,作了獨到的發揮:不僅“中西文學的打通”👼🏽,而且“古典文學和當代創作之間的打通”🧑🏻💻,乃至“古典文學、當代文學和民間文學之間的打通”。此說極是,亦可謂夫子自道🚴🏼♀️。就汪曾祺的創作而言,或許我們應該補上第四個“打通”:小說、散文🧝🏼、詩、戲劇和繪畫之間的“打通”?
雖然也可以說兩人都是小說家,但藝術風格卻是截然不同的:汪曾祺明言“對我影響較深的有契訶夫⏮、阿佐林、伍爾芙和紀德”,“我的小說明顯地受到西方現代派影響”(《尋根》)🧚🏼♂️;錢鍾書的小說則與英國的奧斯汀🪷、薩克雷諸人的作品近似。然而借用《管錐編》論《老子》所謂異類相通、相反相成之說來看,他們的小說👭🏼,有一點是很有意思的,即小說中的“發議論”的問題。
汪曾祺反對在小說中“發議論”,強調“傾向性不要特別地說出”(《小說筆談》)。恰恰相反,我們知道🧑🏿⚖️🧗,《圍城》的特殊之處,就是隨處可見的“發議論”!不僅敘述者大發“麻將當然算是國技”、“老科學家”與“老”的“科學”之類的議論,而且人物也愛“發議論”🤽,諸如“局部的真理”☪️、“熟食鋪子”等等,最著名的關於婚姻是“金絲鳥籠”還是“圍城”。
不過汪曾祺還說🆒:“我並不一般地反對在小說裏發議論,但議論必須很富於機智。帶有諷刺性的小說常有議論,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說短》)《圍城》不就是諷刺小說嗎🏞?《圍城》中的議論正是以“機智”著名!詩人🧑🏽✈️、散文家余光中說🧑🦲:“小說家錢鍾書往往不甘隱身幕後,忍不住會從旁指指點點🧍🏻♂️,像是說書人。說書人太有個性,太有趣了,就算他借題發揮,暫時把故事擱在一邊🍰,我們也樂得姑妄聽之🫳🏿,因為太好聽了”💆🏻♂️;“《圍城》最好看的部分是每章的起頭跟其後穿插呼應的夾敘夾議🃏。其議並非正規的說理🤴🏼,而是富於理趣甚至情趣的”(《新儒林外史——悅讀錢鍾書的文學創作》)🧝🏻。此說可箋疏汪曾祺所謂的“機智”。余光中還說:《圍城》中的議論,“短一點的一閃而逝,有如妙想聯翩旋生旋滅的水泡,錢氏一向慣於揮霍。長的因字生字,因句生句,風行水上,自然成紋🚴🏽👩🏽,乃是學富才高的自然產品🖍,往往就成了可以獨立觀賞的小品文”。此乃“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之謂也歟?
汪曾祺十分重視語言。他甚至說過這樣一句話:“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的思想和語言》)在《“揉面”——談語言》一文中,他說:“有的語言👽,如果知道它的來歷✒️🎸,便會產生聯想,使這一句話有更豐富的意義。”中國古典詩論🧑🏻🍳,自黃庭堅論杜詩有“無一字無來歷”之說以後,出處、來歷就成了主要命題☢️。但是,論小說的語言而有“來歷”之說,汪曾祺似第一人,首倡🕴🏼🤵🏽♀️。《圍城》中的議論🧑🏻🏫,旁征博引🏢,充滿典故,語言也常常是有來歷👶🏻、出處的,這是引入註意的特征;《槐聚詩存》中的作品,語言的出處、來歷是重要藝術特征;而《談藝錄》開篇總論“詩分唐宋”之後的第二則即為“黃山谷詩補註”🚣🏼♂️,是此著的幾十則筆記中的篇幅最長的一則🛄♑️,這不僅是錢鍾書重視黃詩,也表明了錢鍾書對黃詩的出處🏘、來歷這一藝術特征的重視。錢鍾書的詩,受宋詩尤其黃庭堅詩的影響,是很大的。然而他在《宋詩選註》中🫱🏻,卻不得不嚴厲批評黃庭堅詩和江西詩派的註重出處、來歷🐒🏇🏽,稱為“形式主義”。盡管我們知道,他的這種批評,固然是因為迫於時勢,但還是巧妙的修辭技巧,皮裏陽秋,否定的只是講究出處、來歷的弊端,而並未完全否定這一藝術技巧本身👾,並且主要是拿江西詩派的末流開刀,相反卻對黃庭堅以及蘇軾🤠、王安石等人的佳作,不惜篇幅,特意指出某一句🩳、某一聯的出處、來歷:黃庭堅《病起荊江亭即事》之一末句“時有歸牛浮鼻過”是有來歷的,並且是“點鐵成金”;《書湖陰先生壁》最後兩句“是王安石的修辭技巧的有名的例子”🤞🏿,“這是個比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符合中國古代修辭學對於‘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汪曾祺論“來歷”時還說:“我們許多的語言,自覺或不自覺地,都是從前人的語言中脫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積學有素,就會如有源之水,觸處成文。”前一句近乎“若胸臆語也”之意,後一句強調“積學有素”,是和黃庭堅的思想一致的。
關於汪曾祺與錢鍾書✔️,可說的還有幾點👩🏿🍳,比如“老嫗都解”👩🏿🏫、黃庭堅書法等等,茲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