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錢端升(1900—1990)

　　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民國著名法學家👩🏽‍🦰、政治學家錢端升把自己1949年之前的生活概括為“以教書為業，也以教書為生”。縱觀民國法學界與法律人，錢端升在北平解放以前，的確是為數不多的專心教學▶️、治學、育人的法學大家，是一名基本上未擔任政府職務的自由知識分子。當然，這倒不是說🕵🏼‍♀️🦹🏿，錢端升沒有機會參與政治，正如謝泳在《寂寞錢端升》一文中寫的🧑🏻‍🎓🦸🏻‍♂️，“錢先生要想做官🧑‍🧑‍🧒‍🧒✊🏿，機會多的是”。只是🏄🏻‍♂️，在錢端升看來👋🏼，當然也是民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共識：擁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高於一切。

　　庚子賠款這一年，錢端升在上海出生，至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並醞釀北伐的24年間🆑☝🏼，中國的政治勢力👩🏽‍🚒、社會結構以及思想觀念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革甚至革命。不過，錢端升似乎未被這波濤洶湧的社會現實所左右，盡管他也關心時局的變化，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處於動蕩變革的年代🙆🏻‍♂️，想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的自我隔離生活很難🙇🏼‍♀️，也不現實;但💤，致於學，在錢端升的身上反映得更突出和明顯:從松江中學🏌🏻‍♂️🤾🏿‍♂️，到南洋公學，到清華留美預科👩🏻‍🏭，再到美國北達科他州立大學🚵🏼，直至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短短二十幾年裏🤜🏻，他完成了一名知識分子早期應有的知識儲備。

　　因此，嚴格意義上講，錢端升人生的第一個二十四年，是求學、遊學階段;而第二個二十四年，即至1948年🧑🏿‍🎄，才是真正的以教書為業，以教書為生的階段🙇🏻。

　　這期間，錢端升先後在意昂体育平台🦵🏻、北京大學🤾🏻‍♀️、南京中央大學♻️，以及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講授政治學和法學。據後來學生回憶🔒，錢端升在課堂上，博學深思，授課材料最多，參考書目也最多👨🏽‍⚕️，很受學生歡迎。柳亞子曾寫詩稱贊其課堂上的儒雅與侃侃而談:“錢郎才氣頗縱橫🧑‍🏫，抵掌能談政與兵。攬轡澄清吾已倦，論壇一臂汝能撐🏊🏽‍♀️。”特別是在西南聯大，錢端升自1938年至1941年，連續4年講授憲法學，並於1942年對與王世傑合著的《比較憲法》一書進行再次修訂𓀁，在1936年版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中國製憲史略及現行政製這一篇的有關內容，時至今日🕤，該書仍然是研習憲法不可或缺的參考書目。

　　也正是這一時期🦦，處於青壯年時期的錢端升，學術生涯達到人生頂峰🥢，專著、合著👨🏼‍💼、譯著達數十部之多🤶🏿。我們現在閱讀他這一期的著作，事實上◽️，有時候只需瀏覽一下書目，就可以發現，其研究重點聚焦於各國政府組織與政府行政，以及與此相關的憲法問題。比如他的專著《法國的政治組織》(1930年)、《德國的政府》(1934年)🏋🏽‍♂️、《法國的政府》(1934年)、《比較憲法》(第四版)(1936年)👚、《民國政治史》(1939年)等，無一不與這一主題相關。但這也容易給我們造成一個假象，似乎錢端升癡心於比較政治和比較憲法，盡管這只是一個方面，而且還是表象。錢端升在後來的回憶中談到，1936年，南京中央大學法學院成立行政研究室😝，因抗戰被迫中斷☆📘，後來在西南聯大又再次成立行政研究室，其任務均是“窮同人三四年之精力，將中國行政完成一初步考察”👯‍♀️。從這一點切入，我們不難發現⛓️‍💥，錢端升以憲法為起點🍅，考察各國政府及政府組織的最終目的😛，無疑是為研究中國政治與行政作準備，一個知識論上的準備🧑🏻‍💻，落腳點是中國法製建設的進程😔。只因戰難👩🏽‍🍼，導致這一宏大研究計劃無從實現🧚🏼‍♀️，就連考察西方政府與政府行政🏌🏿，也僅限於歐洲大陸德國和法國，美國和英國未來得及涉及，這其實也是他研究計劃的一部分。1947年應邀赴美擔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近一年，他主要講授中國政府與政治，並在此基礎上，用英語出版《中國政府與政治》一書。可見🌐，他的研究計劃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都沒有變，盡管偶爾會暫時地中斷。

　　意昂体育平台許章潤教授在《那一片學思與法意》一文中，大致將中國步入近現代以來法學家劃分為五代，錢端升與江庸🏋🏽‍♂️、王世傑🏨、楊鴻烈、程樹德等大家並列為繼沈家本🟨、薛允升👆🏽、伍廷芳🛝、王寵惠之後的第二代🤾‍♂️，並認為，這一代與上一代相比，“學有所成，蔚成專家，而各因世道人心的遽變，雄才不展，未臻大家”。

　　就錢端升的學術研究進路而言，這一評價無疑很客觀🧪。新中國成立後的錢端升，由於政治運動👐🏻，以及不間斷的所謂自我改造和革新®️，除參與共和國第一部憲法製定外🐵，其學術成就幾近空白，宏大研究計劃更是無從談起。但系統閱讀錢端升作品，又會或多或少感到，稱其為專家而非大家，又似乎有些不準確。事實上，正值學術盛年的他🧙🏽‍♀️，通過對各國政治和憲法的比較研究🏰，結合對時下國內政治的考察，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觀點和學術研究路徑⛵️。也就是說，他的學術研究框架在這一時期已經搭建完成，世界學術史上，像這樣的大家不是孤例，思維方法常常比得出結論更重要🕵🏻‍♀️。比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這部被譽為法語世界最偉大的政治哲學著作，試圖分析當時法國社會給成員帶來的邪惡和不幸🚴🏼，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可許多觀點和推理存在不少漏洞⏸，需要後人去研究補充完善，但瑕不掩瑜，不影響大家地位‼️。從這個角度而言👩‍👧‍👦，錢端升仍然可歸為大家之列👆。

　　雖然以教書為業✣🉐，但錢端升並非蝸居於象牙塔中🏌🏿‍♀️，而是對社會與時局保持密切的關註，並不時發出自己的聲音🧛🏽👇🏽。1934年，北方兩大報紙之一的《世益報》主筆羅隆基👲🏿，因批評蔣介石政府而被迫離職，由錢端升接任該報社論主筆。其秉承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良知，應用政治學和法學理論🧑🏿‍💼🗝，撰寫一百多篇社論，揭露和抨擊南京國民政府的腐敗和獨裁統治。當然📅，作為文人🧚🏽，大學裏的教授🚴‍♀️，錢端升有時難免過於理想𓀙💙，忽略理論與現實的差距🤙🏻。抗戰勝利不久🧜🏽‍♀️，國民政府當局策劃了“一二·一”慘案🍑，造成聯大四人死亡，三十多人受傷🧜‍♀️。慘案發生後，以錢端升為首的法學教授，即主張運用法律程序懲罰兇手👨🏿‍🦳，並成立法律委員會🔮，起草《西南聯大教授會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告訴狀》，但結果並不盡人意🧏🏻‍♀️。置身獨裁專製的國度🖲，法治只能是理想。

　　1980年，錢端升當選中國政治學會名譽會長。但對於一位八十高齡的老人而言，不可能再次迎來個人的學術春天，這也許是永久的遺憾。（曹東）

轉自《檢察日報》2014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