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1949年，錢鍾書虛40歲，剛屆不惑🧔，正值人生壯年。他從這一年跨入新中國到1998年仙逝，在近50年的漫長歲月中🧝🏿‍♀️，尤其是“文革”以後的20余年，除了出版五冊《管錐編》，再無其他大作品問世，與其晚年所擁有的巨大聲名形成極大反差🦧。

1949年後的前20余年，錢鍾書身體最好👨🏻‍🚒👨🏿‍🌾，精力最為旺盛，但也只完成了《宋詩選註》及《韓昌黎詩系年集釋》《通感》《讀〈拉奧孔〉》《林紓的翻譯》等幾篇論文👰🏼‍♂️，並無其他著作問世🕚🧝🏼‍♀️。他的大量精力花費在翻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詩詞🙋🏿、會議翻譯等事情上👌。其好友鄭朝宗說：“沒完沒了的臨時任務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人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只能用幽默自慰。有一次他來信說整天忙忙碌碌為人作嫁，偶爾偷空看些愛看的書，便如八戒大仙背人吃肉，喜出望外👍🏿。”（《懷舊》🦹‍♀️，《海濱感舊集》[增訂本]，第97頁🩴，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從事《毛選》和毛澤東詩詞的英譯工作，花費了錢鍾書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必然影響到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孔慶茂《丹桂滿庭芳：無錫錢氏家族文化評傳》😩，第153頁，鄭州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其實，在當時政治運動不斷的環境下🤮，又有幾位知識分子有機會🔉、有心力保持專業的寫作狀態呢𓀀？但如果說1949年後的前20余年政治環境特殊𓀄，無暇專心學術，那麽“文革”後的最後20余年他為何也沒有大作品問世呢？

從1972年至1975年，錢鍾書蝸居在學部7號樓1間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裏，在1974年哮喘大發幾乎送命的情況下，居然完成了《管錐編》初稿的寫作💆🏿。該書編輯馬蓉說，這部著作是在“錢鍾書同誌大病之後，擔心自己不再能從事著作🚴🏻‍♂️🫸，急於爭取時間，‘和死亡賽跑’🤾🏼‍♀️，帶病將他多年來刻苦讀書🧛🏻‍♂️、潛心鉆研的部分讀書筆記整理而成的”🤛🏼。“他憑著自己的堅強毅力和非凡的記憶能力，並且也得到不少老朋友和一些年輕同誌的熱忱幫助，《管錐編》方告成書。”（馬蓉《初讀管錐編》，《記錢鍾書先生》🥪，第173-174頁，大連出版社1995年版）該書一版四冊於1979年出版，此後十余年中，他對全書進行了幾次集中增訂🤘🏿，到1993年已是第三次，三次增訂合為一冊，即中華書局版《管錐編》第五冊。在出版《管錐編》後💜，錢鍾書仍然有宏大的寫作計劃🙎🏼：“初計此輯尚有論《全唐文》等書五種🙏🏻，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管錐編·序》，中華書局1986年版）“假我年壽🧕🏼，尚思續論《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簡齋》《莊子》《禮記》等十種，另為一編🙉。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預計。”（1978年與鄭朝宗信，《海濱感舊集》[增訂本]😲，第79頁）此外，他一直還有用英文寫一部著作的願望💂🏼。

他大概也沒料到，如其所願，天假其壽🎻，從“文革”結束🚺，到1998年去世，他享年88歲🕺🏽。但在這最後20余年時間內😩，他卻再也沒有完成那些宏大的寫作計劃，只留下了一堆數量驚人的讀書筆記📹。80年代初期🙆，他對《談藝錄》進行了補訂再版🙋🏻‍♂️。同一時期，他的幾本舊作陸續出版🥕。雖然給人的直覺是晚年著作頻出，撰述頗勤，實際上⛸，除《管錐編》為新撰之書外🦞，其他多為舊籍（文）新刊（補）。新撰文章屈指可數，且多為講演稿、序跋、糾謬等應急、應景之文🙌。以錢鍾書當年撰寫《管錐編》的條件來反觀他晚年的寫作🎵，我們不得不生出疑問：錢鍾書最後20余年的時間到哪兒去了💃🏿？

“文革”以後🤜🏼，錢鍾書擁有怎樣一個寫作環境呢📠？1976年後，社會慢慢走上正軌，知識分子的地位重新得到承認。在老一輩學者歷經十年“文革”大部凋零的情況下👩‍❤️‍👨，已入暮年的錢鍾書的被發現與被尊重理所當然。1977年👨‍👧‍👧，在胡喬木的直接關心下，錢鍾書夫婦搬進三裏河國務院新蓋的宿舍（俗稱“部長樓”），住房條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當時在學部，除了錢鍾書就只有俞平伯了。他們的待遇是非同一般的♦︎。柳鳴九說：“他們的待遇規格顯然高於‘翰林院’任何研究所的學術行政首長🐰，更不用說高於任何其他的‘翰林’名士了。這件事🚵🏼‍♀️，在當時真給人以‘矮子方陣裏出了一個高人’的印象🐇，使人似乎感到有一棵參天大樹拔地而起。對此，崇羨者有之，紅眼者、側目而視者自然也不會少。”（柳鳴九《“翰林院”內外》🤸🏼‍♂️，第102-103頁🌔，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版）此後20年🪁，除最後幾年生病住院🤪，錢鍾書一直生活於此🎯，再也沒有遭受不斷搬徙之苦。此時的錢鍾書，隨著《管錐編》的出版⛄️，《圍城》等舊書的再版熱銷，加上幾次出國外訪，聲名陡起，在海內外掀起了一股“錢鍾書熱”，並持續多年。晚年錢鍾書的“粉絲”上至象牙塔中人，下到市井百姓。隨著聲名日隆*️⃣，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也顯而易見🧑🏽‍⚖️。從1980年開始，他是全國政協第五屆、第六屆、第七屆委員，1989年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常委。1982年，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純粹從著書立說的外部環境來看，從1976年到1998年，這是錢鍾書一生中最穩定、最有話語權👆🏽、最易排除幹擾、最能完成宏願的一個時期，但實際情形卻恰恰相反🎠。“浮名害我”🤷🏻‍♂️，成了晚年錢鍾書常掛在口中🚤、銘於心中的恨語。

身體漸差與精力不濟是一重要原因。汪榮祖認為👩🏿‍💼，錢鍾書在1994年長期住院之前，約莫有十五年相對安定的歲月🫷🏻，受到舉世尊重，生活舒適，精神愉快，除修訂舊著外👨🏻‍💼，已無新作♍️，“最主要的是身體逐漸衰頹🦹🏼‍♀️，意興大減。自稱‘多病意倦’，然主要還是‘意倦’”（汪榮祖《槐聚心史》☠️，第159頁，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版）🤮。“文革”開始後🧚🏽‍♀️，他歷經批鬥🏋️🧙🏻‍♀️、下放幹校、打架、“逃亡”等諸多不幸，加之老年人的常病，身體已大不如前。哮喘🫷🏻、喉炎🏊🏼‍♀️、肺氣腫等都成了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後期還患有高血壓🤦🏽、前列腺疾病、白內障等。每年最難度的是入伏之後那三十來天🥄，以及立冬之前暖氣沒來的那十幾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緩過勁來🧛‍♀️。其一生為哮喘一疾所困，曾自言：“哮喘乃終身之患，但求所謂稍得喘息，俾苟延殘喘🐴，已為大幸🚜。”（與彭鶴濂書🥚，《錢鍾書評論》卷一，第308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最厲害的一次發生在1974年1月，那次哮喘大發，呼吸困難，差點送命，幸虧搶救及時👲🏽。這次病了足有八個月👉🏽。後來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前冬患喘疾，一病幾殆。經年將息🌷🧗‍♂️，雖漸見恢復，而精力銳減，衰象日著，桑榆日薄🙆🏽‍♀️，無非苟延度日而已👨🏼。”（許景淵《從錢鍾書先生學詩散記》，《記錢鍾書先生》👊，第13頁）大約從1980年代末開始，又患白內障，看書📍、寫字都有不便🍞。“又患白內障🔣，不甚看書，遑論寫作🤱🏿？”（1990年與臧克和書，《錢鍾書評論》卷一，第305頁）因患前列腺疾病，常常起夜，睡眠很差🥫。其他除了哮喘疾病🍉、高血壓等老毛病，在年逾80之後🚞，他還接受了幾次大手術⛳️。1993年第一次動手術🤾🏿🧃，取出輸尿管中的腫瘤，割去一腎。1994年動手術割除膀胱癌，手術雖成功👩🏿‍⚖️，但腎功能急性衰竭，經過搶救，病情才逐漸平穩。此後一直住院，直至去世。去世後，醫院解剖遺體，發現胃裏有一個很大的腫瘤。晚年錢鍾書雖享有高壽，卻經受了身體和精神的折磨🐣，過得並不舒坦🛵🫁。

身體漸差直接影響了他著書立說的熱情，改變了他對寫作的認識🤵‍♂️🧖‍♂️。在1990年給周而復的信中，他說：“賤軀四年前（1986年）大病以來👩🏼‍🍳，衰疾相因，諸患集身，尤苦心力劇減🕵🏻‍♂️，稍一構思，便通宵魚目長開，已成剩朽🔦。”（吳泰昌《我認識的錢鍾書》，第145頁，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版）“精神乏少，稍一用心🥖，便通宵失眠，故戒作文。”（1988年5月與舒湮信，《錢鍾書研究》第三輯，第315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92年版）“年來老病纏綿，遵醫戒謝客謝事。近雖大段已差，而稍一用心🏺，便終宵不寐。已廢書不看近四個月矣。”（吳忠匡《記錢鍾書先生》，《文化昆侖》🩱，第48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他認為：“為寫一本書賠上一條命不值，身體好，想寫的書早晚能寫出來🤹🏿‍♀️。”（《我認識的錢鍾書》，第171頁）“寫東西不必趕、拼命🧼🧰，要細水長流👨‍💻，一年寫不完🤟，兩三年也行。”（《我認識的錢鍾書》🤵🏼，第111頁）甚至對青年人急於出書的心理也予以勸導：“要多註意身體，不要急於發表作品，多積累，好好寫🚴🏻。”（施亮《記憶的銅鏡》，《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第275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版）

在艱難完成《管錐編》後，錢鍾書似乎松了一口氣，總算在有生之年自己給自己作了一個交代♝，交了一份答卷，雖仍有續寫之宏願，但終是滿意的💆🏿‍♂️。隨著年老體衰，“為寫一本書賠上一條命不值”的意識變得越來越強烈，所以對未能完成續作，他也未必如旁觀者那般☘️，有強烈的遺憾之感吧。

社會事務與俗務的增多🧚🏽‍♀️，使晚年錢鍾書感到無可奈何🏋🏽‍♀️。晚年錢鍾書，除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政協委員📞🏄🏿‍♂️、常委外，還有諸多社會職務👨‍👩‍👧：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國務院學位評定委員會文學科評論組成員✊🏼、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顧問、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顧問、《紅樓夢研究集刊》顧問、《香港文學》顧問🤠、《傅雷譯文集》顧問、《譯林》編委👴🏽、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委員等。雖然他極力推辭，但因社會職務多🐦‍🔥，必須要參加的活動和會議、要接見的人🍷、要看的稿還是很多，各種題簽、作序、改稿🐵、推薦等請求更是讓他苦不堪言。參加活動有時會帶來意外“收獲”。1978年8月至9月，錢鍾書參加了以許滌新為團長的中國學術代表團👩🏿，赴意大利訪問；1979年4月至5月，參加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赴美國訪問🚵🏼；1980年11月，隨代表團赴日本訪問。他代表官方的幾次外訪🕊🍔，在海外刮起了一股“錢氏旋風”。此後，對海外的各種邀請，他一概回絕◾️。社會事務與俗務的增多，耗費了他大量心力與時間，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弟去夏掛名副院長後，不相識人來函求推薦🧜🏻‍♀️、作序🫴🏽、題詞之類✋🏼🦒，日必五六，雖多擱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憫者，不得不稍效棉薄，並作復書。”（1983年11月22日致宋淇函）推是推不掉的🧑🏽‍🌾。

復信頻🧒，訪客多🫀，耗去大量時間與精力。雖然寫作的外部環境變得越來越好，但是“樹大招風”🤹🏻‍♂️，外來的幹擾也變得越來越多。大量讀者、朋友的各類來函從四面八方雪片般飛進錢府。讀信、復信遂成了晚年錢鍾書一項重要工作，他自己都感嘆“幾乎成了寫信的動物”（詳見拙文《晚年錢鍾書：“我幾乎成了寫信的動物”》，《同舟共進》2014年第5期）。楊絳先生說：“他每天收到許多不相識者的信𓀙。”“每天第一事是寫信，他稱‘還債’🔼。他下筆快，一會兒就把‘債’還‘清’。這是他對來信者一個禮貌性的答謝🚣🏼‍♀️。但是債總還不清🧖🏽‍♀️；今天還了📡，明天又欠。”（《我們仨》，第164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版）“鍾書每天起床後🦸🏼‍♂️🥀，第一件事就是到案頭寫信⏸。”“他每天少則寫一兩封🥥，多則三五封🧄，平均要寫三封🧍🏻‍♀️。別人寫信或寄書來，他總要給人家個回應。他回信是出於禮貌📟，並不僅僅為了應酬🧄。好在他出手很快🧓🏼，呼啦呼啦幾下子就是一封✦。”（趙武平《“對過去寫過的東西，我並不感興趣”——寫在〈錢鍾書集〉出版之際》🧗‍♂️，《中華讀書報》2001年1月23日）按楊絳先生的說法計算💂🏽‍♀️，後20年一天平均寫信三封，流散於外的信劄就有兩萬封之巨👎🏿！當然，後期因右拇指不適，生病住院，都不能正常寫信👩🏼‍💻🙇‍♀️。

復信過多🔞、過勤，造成另一個連鎖反應是鼓舞了更多相幹或不相幹者的來函🪢，以及種種未及預料的訪客🚸，使晚年錢鍾書應接不暇，耗費了大量精力、心力和時間👩‍👧。他在給友人信中說：“多不速之生熟客人👩🏽‍⚕️，甚以為苦。弟生平不好請人拜客🪄，不料老來遭此魔難。”（1981年12月21日致汪榮祖函🌧，《槐聚心史》，第175頁）“客多信多🧮，幹擾工作🥔。”（1982年8月11日與許淵沖信✡︎，《記錢鍾書先生》👋🏼，第336頁）“老來歲月，更無閑氣力作人情。而書問過從者不乏，甚以為苦👴🏽。故戲改梅村語雲🧑‍🦳：‘不好詣人憎客過，太忙作答畏書來。’比年多不作復👨🚵🏿，客來常以病謝。案頭積函不擬復者已二三十余，‘學得無愁天子法，戰書雖急不開封’。”（與吳忠匡書，《錢鍾書研究》第三輯，第309頁）“十一年來，衰病相因，愚夫婦皆遵醫誡，杜門謝客謝事，只恨來信太多，亦多懶慢不復👩🏻‍🚀。”（1992年與李黎書，《錢鍾書評論》卷一😕，第308頁）

拒絕助手，晚年錢鍾書一個不明智的決定🥔。錢鍾書擔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不要辦公室👒，不要秘書🫗，也不承擔具體事務😌。但在疾病與俗務纏身，著書立說已被分神的情況下，借助一二學術助手👨‍💼➡️，分擔一部分工作🫵，也未嘗不是一個選擇🧑🏿‍🔬。社科院也一直有這個打算🧗🏿‍♀️，可他拒絕了。有些人毛遂自薦🔋，主動請求當他的助手，也被他拒絕了。如劉世南先生，幾次主動提出，要做錢鍾書的助手，都被先生婉拒了。

錢鍾書寫書撰文向來旁征博引，熟悉外文多種🚊，找一個合適的助手確實不易。但是，像他在寫《管錐編》時那樣🤸🏻‍♂️，到資料室查查文獻🎈🔃、借借書🏊🏽‍♂️，這些事還是可以讓人代勞的。1981年▪️，他接受香港彥火先生采訪時👒，談到自己的寫作計劃，他說：“寫作計劃不是沒有，但是只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彥火建議他找一個助手幫忙💇🏿‍♂️，他答道：“很難找助手，因為這本書（《管錐編》）牽涉到幾種語言🙎🏿，助手不一定全部懂🧑🏽‍🍼，所以還是要自己動手0️⃣🫱🏻，單是查對引文就相當困難𓀗👨🏽‍⚕️。有過建議說找一個助手幫我寫信👩‍🎓，但是光寫中文信還不成，因為還有不少外國朋友的信，我總不能找幾個助手單單幫我寫信，並且🧖🏿，老年人更容易自我中心，對助手往往不僅當他是手，甚至當他是‘腿’——跑腿🤦，或‘腳’footman⟹。這對年輕人是一種‘奴役’✌🏻，我並不認為我是夠格的‘大師’，可享受這種特權。也沒有什麽東西值得年輕人付了這樣的代價來跟我學習🗯👦。”（彥火《錢鍾書訪問記》🦹🏿‍♂️，《記錢鍾書先生》，第237頁）對錢鍾書來說，有時謙虛與傲慢之間只差了毫厘之距🔖。

對歷經“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的錢鍾書來說👨🏽‍🎨，知識分子之間的相互出賣、背叛早已為其所懼怕與厭惡，而用助手無疑就要承擔這樣的風險🤦🏿‍♂️。曾經也有人勸錢鍾書用助手🙋🏻‍♂️🥒，其回答說🌆：“人而有才有學🧑‍🌾，渠自為文為學矣，豈甘為余作抄胥者？人而無才無學，則吾何所取而用彼哉⚅？”他舉俞平伯的例子😿：“殷鑒不遠。俞平伯嘗用一助手矣，而‘文革’中發其‘反動’言論最多者即此人🫄🏽，且屢揚言於眾曰‘某文予所作🚣🏿🍃，某文亦予所作’。余之所以搖首於助手者🎇，懼其無助於余而惟以出首為務也🛢。”（劉永翔《蓬山舟影》，第29頁，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

其實👋🏼，他也不是沒有過助手。在解放後幾次業務性的工作中🚋，他就用過助手。其學生黃雨石畢業後，到英譯毛選委員會工作，就當了老師的助手🚐🦻🏽。1960年代🧔🏽‍♀️，錢鍾書夫婦負責編譯西歐古典理論批評家和作家論形象思維的資料，文學研究所給他們配備了兩個年輕的助手，分別是柳鳴九與劉若端。柳鳴九自己說🏸，選題的事他們插不上手🦩，只是按照領導的要求，當了當助手，跑了跑腿👉🏽，沒有什麽事可幹，不外是借借書而已。（柳鳴九《“翰林院”內外》，第85-86頁）有些文章中曾說🆑，1980年代初，欒貴明、薛鴻時等都做過錢的助手。

對著作精益求精的態度影響了作品的產量。錢鍾書從未停止過對自己作品的修訂🥯。他嘗自命“文改公”，把自己對自己作品的修改稱作“自己攻自己”。所以在精力許可的情況下👩🏽‍✈️，他盡可能不放過著作裏的任何一個細節錯誤或不完善的地方💦。我們看他一些著作前後不同時期的幾個版本也會發現，他大大小小做的修改都可以讓後人寫本版本勘定的書出來（如張明亮《錢鍾書修改〈圍城〉》，北嶽文藝出版社1996年出版）✍️；為使著作完善，他前後做的補訂也都可以另作章本（如《管錐編》第五冊，《談藝錄》下編）🔹。其態度之認真，識力要求之高🤰🏽🔦，近人難出其右。無疑，這種永無止境的修訂，大大延誤了他計劃中其他著作的寫作與出版🚣‍♀️。

雖然他在不停地修訂已出版著作，但內心並沒有放棄寫作新書，這從近些年來陸續影印出版的中文筆記和外文筆記手稿中即可看出🤝。新近出版的《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顯示🦸🏿🪃，他對有些書一讀再讀，“總是不斷研究他的筆記，不斷進行修改”（[德]莫芝宜佳莫律祺《像一座萬裏長橋——關於錢鍾書的〈外文筆記〉》，《文匯報》2014年5月28日）。他不僅清晰地對其筆記進行編號📕，還加了許多註釋和說明，似乎一直在為寫幾部大書作準備。殘酷的是，暮年漸至🧑🏽‍🎄，他料到已難以完成這麽艱巨的任務，可又實在不想把這些豐富的筆記材料浪費，於是漸漸產生了出版筆記的想法。據《外文筆記》整理者介紹💁🏿‍♀️，他們通過檢閱錢鍾書的筆記後，發現先生有過出版某些筆記的想法。對一個萬事俱備的寫作者來說，這是多麽令人沮喪、遺憾的事情！《圍城》重印後🤶🏻，楊絳問他想不想再寫小說🧓🏻。他說：“興致也許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會有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只有後悔了。遺恨裏還有哄騙自己的余地，後悔是你所學的西班牙語裏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𓀄，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記錢鍾書與〈圍城〉》🚨，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