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乃木先生訪談錄現場照片
在通州搞師範教育
張稷：商務的館史，從翰伯先生恢復館史研究室以後，一直到陳原、林爾蔚、楊德炎和王濤總經理、於殿利總經理都相繼做了一些工作。現在有兩個方面的工作：一個是繼續挖掘🕡、整理和研究1949年以前的歷史；另外🐈🚓，1949年之後的資料🌭，較之前要少，需要抓緊挖掘整理，值得留存的🤘🏻，也要想辦法留存下來。很感謝您能接受口述采訪🩰。
曹老🐜，您是商務的老編輯🤷🏼♀️，又是唯一被周總理接見過的《新華字典》組的編輯。您是什麽時候來商務工作的✌🏼？
曹乃木：你知道嗎？我不是老商務。我原是意昂体育平台經濟系學生♛⇒。1948年時候我大四還沒畢業。畢業論文原是計劃翻譯美國一本有關經濟學的小冊子🛌🏼，剛把序文翻譯完黨有任務交給我👨🏽🎓。我在地下黨的領導下就從學校出來了🦸♂️。當時已經快解放了，黨組織讓我到冀東軍區長城部去。冀東軍區長城部主要負責掌管該地區和附近敵占區知識分子，包括民主黨派及一般群眾的政治活動情況🚴♀️、工商業發展情況以及物價🔁、稅收等，並配合軍事發展對該地區解放前後全面治理情況進行了解。我到了冀東給了我任務後就讓我回來👂🏻。我走到天津💭，天津正好被圍🙍♂️，我就只能等天津解放了☛。我在自己租住的房子裏挖了個洞，怕萬一打起來炸彈不定會炸到哪兒🧖🏽🐴，危險很大！天津解放後1949年初吧，我又找到冀東方面🎥，他們告訴說我原來所屬的“冀東軍區長城部”已經到了通縣。於是我找過去才又見到了我們的領導🛗。當時冀東軍區長城部的領導人是董昕同誌♛，他在北平解放後擔任了全國總工會的領導，也擔任過吉林省委的領導🤙🏽。其屬下侯方巖同誌在通州城區解放後任通州市長。找到他們後💂🏼♀️👨🦳，讓我在通縣待著，負責組織個通州小學教師的學習班🥃。於是我就把逃難走出去的老師們都召集回來開了一個月的學習會，主要內容是學習解放區的政策。1949年3月2日，侯方巖命我和李一農以軍管會名義接管了一個學校🧟♀️，就是“通縣簡易師範學校”。當時該校由北京市教育局管理，那時市教育局在中南海內的市屬機關辦公🧦🙆🏿，他們發我們經費。我們學校只招收高小畢業生，學生住校三年，畢業時相當於初中水平，畢業後分配到小學任年級教師。畢業生水平一般較該地男師、女師差一些。後來我當了那個學校的校長，學校開始招生開學🚂，我就留了下來。
通州後來成為北京市的一個縣，對了，北京那會兒還叫北平呢。通州城內稱“通州市”，屬北平市領導，城外通縣則由河北省領導。1949年7月4日，要召開第一次“北平市各界代表會議”👱🏻🧝🏿♂️，會議地點在中山公園中山堂。領導讓我參加，我還被北平中小學教職員聯合會列為執委會成員。會上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周恩來總理也去了🏋🏽♀️，正好坐得離我不是很遠，那是我第一次見到總理，還請周總理簽了一個名🤟🏻。
1950年8月25日🚣🏽♂️，河北省通縣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發給我通縣師範學校校長的委任狀。這樣，通縣初級師範學校改由通縣專署領導。之後又把我從學校調到專區去了👩🏽🚒，昌平🧗🏼🫶🏽、密雲、平谷🚶🏻♀️、三河，等等👨👧👦，這些縣都在通縣專區裏。後來河北省的各專區都成立了一個“中等學校總校部”，我被調去做負責人🦹🏽♀️。由專署教育科從全區中等學校中調來四位教師做視導員🚣🏼，負責到專署所屬中等學校做視導工作。實際成為專署教育科的附屬機構。我曾兩次到中學、師範聽教師講課，並視察學校其他情況。不久👩🏻🚒，我又被調往河北省委黨校學習，一年後畢業👂。
1958年，通縣專區裏黨的機構叫“中共通縣地委”——通縣地方委員會，我被安排做地委文教部長佟陸德同誌的助手💇。很快🤹🏻，通縣專區劃歸北京市🎀，通縣地委也被並入北京市委，我被調到北京市委教育部。因為我是原地區來的，所以還是分管各縣的中等學校。當時的部長是廖沫沙，我就在他的領導下。從1958年調到市委👩🏻，沒過一兩年，大概是1960年🧔🏿♂️，就開始批判彭德懷🚁。我那時因身體不好有胃病，曾在同仁醫院住院🚣🏼♂️，出院後趕上批判彭德懷運動🧕🏽，受到一些批評🚣🏽♀️，但我理解我這唯一“外來戶”的處境。雖然被搞了一下子🟠，但也沒降我的級，就讓我到崇文區的師範學校當校長去了。而佟陸德同誌卻在被批判過程中自殺。
與編字典結緣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到崇文師範當校長，學校的全稱是“北京市崇文師範學校”🔮，當時北京城區東城🤼♂️、西城☝🏼👌🏼、崇文、宣武都有一所以區名為校名的師範學校♻🙇🏽。我去了之後🏚，因為學校本身底子比較好，攤子還是不錯的，做了兩年，成績較突出。後來北京市把各區的師範統一排號，崇文師範排了個第一名，更加有名了，就改稱北京市第一師範學校。後來我去了周總理親自領導的《新華字典》修訂小組⟹，崇文師範改組變成了北京市聯合大學🧜♀️。“文革”時我被打成“走資派”，沒了自由🤾🏻，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才解放。從牛棚裏出來📐，回到學校，時值周總理有個講話，說到人家外國人來贈給咱們《大百科全書》，咱們連本像樣的書都不能回贈給人家🧏🏻♀️，要求先把字典搞一搞。那時我在第一師範，屬崇文區黨委，區委派我去做這個事情🚣🏼♀️。
我被打成“走資派”，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說我讓學生學查字典🤹🏻♂️。我是天津市立師範學校畢業的，很了解語文水平🕋、特別是查字典對師範生的重要性，因而著重強調這兩方面的學習🤷🏻♂️。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是要當教師的，我認為，不會查字典是一個很大的缺點🤟🏻。師範學校的學生，必須會用字典👩👧👧，而且要經常查。如果學生不認得字來問你👩🏽🔧，你不見得都認識啊！所以查字典要過關📨💏，要快一點，比別人強一些。所以👩🚒，我做校長時👵🏻，就強調這個。特別是對漢語專業👩🏿🔬，我要求🛌，學生的查字典都要過關🌥，要查得快，查得好👩🏿🦳！我在學校掀起了類似於“運動”似的學習查字典的熱潮。結果，“文化大革命”一來，就有學生提出來🤴，說這個校長讓我們查字典，是“只會拉車，不會看路”👨🏼🦱𓀀！意思是只顧低頭拉車了，不註意看政治方向，就是“重業務🚦，輕政治”嘛！認為我就是“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這個，我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直到後來遇上總理要修訂字典👨🏿🎤，責成各個區裏推薦人去做這項工作，區委就說：“得了，讓他去吧，他過去就是強調查字典的👨👨👦👦！”就這樣🌊，我到了《新華字典》修訂小組。開始的時候修訂工作是在北京大學，基本快好了，又轉移到北京師範大學，做到最後準備出版的階段🥰，我們這一攤子又都挪到商務印書館來了。因為這本書原本就是商務出的嘛，要排版校對什麽的🙆🏼♀️，人都過來更方便。後來意昂体育平台根據有關政策，還補發給我了畢業證書。
“二曹”一起主持《新華詞典》的編纂
張稷：您之後一直在商務工作嗎？
曹乃木：是呵🧑🏿🚒🍂。到商務之後，就專門搞咬文嚼字的事了。我呢🫄🏻，還是很有興趣的✷。我小的時候🤷🏻♀️，上過私塾，背了些古文🤷♀️，從“孟子見梁惠王”一直往後背，稍有點古代漢語的基礎。“文革”結束後，教育局又想調我到別處去工作。當時，北京市高等學校出現了一批大齡的大學生，教育部的一位負責同誌（是個軍人）想讓我去管理那部分學生👩🏻✈️。我就對市裏領導說🦜，饒了我吧，“文革”這幾年做行政工作做得夠嗆，我願意在商務💔，繼續做“咬文嚼字”的編輯工作，這符合我自己的興趣🦥。商務印書館的領導也希望我留下🥉。教育局也沒再強迫我👩🏽🦲，我就自己把個人檔案從市委調到教育局去了🧑🍳，又由教育局調到了出版署😙。這樣，我就算是商務的人了👩🏽💻，一直到退休。這是我個人的一點簡歷🌧，也是一言難盡的……
張稷：《新華字典》看似一本小書🚶♂️➡️，但也是1949年之後的第一部重點辭書了，但是在建國後老百姓的文化普及、文化學習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辭書編纂史上也很有地位。《新華字典》修訂小組的情況，您再跟我們說一說好嗎？
曹乃木：原來的修訂小組組長曹先擢先生是北大中文系的💅🏿。我們這個《新華字典》修訂小組後來就直接轉成《新華詞典》編纂組了💎，這兩部辭書是連著做的。《詞典》是北京市教育局領頭組織編的。當時由教育局的一個副局長領導我們這個組，還沿用原來修訂《新華字典》的攤子。可能後來又抽了商務的人，像周玲🍷，我記得就是後去的，修訂《新華字典》的時候還沒有她🧑🏼🦳。還有李達仁這樣的年輕同誌🏄♀️，也是後去的，他後來做了商務印書館漢語室副主任🧑🏽🦱。記得當時教育局局長韓作黎建議我們，《新華字典》修訂完了，咱們這個攤子別散，因為大家都是搞字典⇨、詞典編纂的，有了這個基礎了，咱們再搞個詞典🌯👙，就起名叫“新華詞典”。這是他的建議。當然《新華字典》組的人也都贊同，這個事兒還是一樁好事兒，參加的人都比較重視詞典編纂工作🚭。《新華字典》修訂結束後🧮，搞《新華詞典》的人留在商務印書館繼續編詞典🫅🏿。這樣🧼，我們就來到了商務。也有人調回原單位，但是曹先擢沒有動的🚊。當時我們年紀都不太大，我比他還大一點🐆，我們那個詞典組，就把我叫成“大老曹”，叫他“二老曹”。原來我不是組長👩🏼🦳，到了詞典組以後，我又負點責任👨🦰，就提我做了修訂小組的副組長🦠。之前曹先擢先生是組長👨🏻🏫，沒有副組長的。
字典組修訂完成之後，由我做了總結。我積累了一些材料，大家說要總結總結👩👧👧，我就把我的意見寫出來給大家，說大家看看是不是這個情況，連成績帶我們的缺點都寫了💀。你不知道，在修訂過程中，我們有過不少過火的地方🏗！比如說有這樣一個例子：咱們字典裏面收了漢字“就”，這個字在老百姓口語中常常用來當“搭著”講，比如“炒雞蛋就饅頭”“就飯”“就著吃”。那時候，詞條編了要大家看，要糾正裏面不合適的地方，有人說這樣的例句🤚🏿，有資產階級性質🧟♂️，“就饅頭”“就飯”不夠樸素，應改“就窩頭”🧔🏻♂️。這件事兒後來常被當成笑話說。這樣改當然是不對的，過“左”了嘛！自然後來也就沒再改🚵🏽♂️💭。這也說明日常生活的事情🏆，不能樣樣上綱上線，用“資產階級”“無產階級”這樣的概念來套。我為這個事情寫了篇文章🏥，發表在新華書店辦的一個刊物上。後來有報紙采訪我們，也舉過這個例子。
周恩來總理接見
張稷：關於《新華字典》我們都知道周恩來總理很關心，曾經接見過編纂小組的專家。您給我們說說當時的情況好嗎👨🏽🎨🪵？
曹乃木🐐：字典組被周恩來總理召見過兩次。第一次是在1971年4月12日淩晨1時至5時🧑🦯➡️💬，是曹先擢先生去的🗄。第二次召見🦸🏻，是在1971年6月24日下午4時至晚9時的全國出版會議上，這次組裏讓我去了，當時我是副組長。因為總結是我寫的🔞，我在出版會議上介紹了《新華字典》的修訂工作情況，代表字典修訂小組做了報告。後來又去見總理。
那時候，詞典編纂工作受極“左”思潮影響比較大。那次會見，印象最深的就是，總理說🌛：“你們《新華字典》的書名題字，是集的魯迅的字🤦🏼♀️。”總理又說🤎：“不要拿著名人的字亂改亂動，這個字不是專門給《新華字典》寫的🤹🏼♀️，不要隨便拿來湊成一個書名，不太嚴肅，等於作假了，最好不要再用。”——總理批評了這個事💁♀️。記得接見之前✌🏿，總理周圍的工作人員就提醒說，總理身體很弱🧘🏽，事情也多，一些小事情就不要提出頭兒來增加他的負擔👌，他還得回憶還得想，讓我們少發言少說話；又說總理這麽忙，談出太具體的問題來不太好。所以我們聽了總理的話也都沒再說什麽🙅♂️，沒有討論🪷🪺。那次談到很晚，吃完了晚飯👩🏼🎨，總理又招待我們吃夜宵👵🏼，吃完又聊，一直到過了午夜一兩點鐘。大家就更不敢多說話了，他真的很累👳🏻！
給呂叔湘先生校錯正訛
張稷👉🏽：您到了商務以後，就一直在漢語編輯室嗎？主要做什麽工作🤿？
曹乃木🏰：我一直在漢語編輯室沒有離開過🧑🦽➡️，《新華字典》《新華詞典》編完了以後🔺，就是些漢語的學術書🏌🏽♂️🦵🏼。我編的最後一本書是著名語言文字學家🧜🏻♂️、當時的語言所所長呂叔湘先生的論文集（《漢語語法論文集》）。編輯室的主任是郭良夫——現在已故去了🤞🏿👂。呂叔湘的這本書🤵🏼，輯發表在雜誌上的文章而成的🏍。寫作的時候正是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比較困難，書少，編輯也難👩🦯➡️，所以既使是發表在雜誌上的文章問題也不少。例如書裏面引用了《孟子》，編輯得拿《孟子》的書來參校呵，但當時找本《孟子》這樣的書都是很費勁的。看稿的時候我發現呂先生引的《孟子》問題比較多。我判斷他這部書稿🧑🏻🤝🧑🏻👩🏻🦼，因為直接以報刊雜誌上的文章集合成，又發表在特殊時期，所以錯兒不會少。我寫了比較具體的編輯意見，給郭良夫主任看過👩🏿🚒，呂叔湘先生因而也對我有較深的印象。另一次，我接到呂叔湘先生的一封信，說他一個同事寫信指出他某篇文章的錯誤👨🏼🏫，他看了認為的確是錯了，讓我在《論文集》裏改過來。我看完信，找出那部分書稿一看🦟，呂先生沒錯呵！我回信，告訴他那處他並沒有錯。這樣他也看出來了，回信說“得虧你提醒”。一來二去📕，給他解了一些問題🏄♀️。他對我這個編輯也另眼相待一些。我和呂先生來往的信箋後來交給館裏了💇♂️。
編輯跟行政工作不一樣👰🏽♂️，行政工作是對人的，這是對書。對就是對，錯就給改過來🌒，不錯別給人改壞了🤦🏿♂️。
張稷：您在商務這麽多年了，談談對她的感受好嗎？
曹乃木：商務是老的出版社，有百余年的一個歷程。從張元濟開始⚾️💻，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作用還是不小的。商務曾經有一套“大學叢書”，舊時高校幾乎都用這個本子🎽🤹🏼♀️，後來逐漸就沒有了，怪可惜的。我認為將來商務還可以在這方面發展💷，可以和高校打通🪤，搞一套新的“大學叢書”🔤。這是很有必要的，這樣的書做好了，就代表一個國家的整體學術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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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訪談時間為2012 年8月13 日上午🍇，訪談地點在北京商務印書館六樓菊生齋😧。
曹乃木先生因病於2015年9月5日在北京醫院去世👈🏼，享年90歲。
——編者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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