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雷海宗先生全家福
在南開大學歷史學科發展史上，1950年代初的院系調整，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952年秋😚，北大歷史系主任鄭天挺先生與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原主任雷海宗教授，因為難以言說的原因奉命調離北京，移硯南開，南開史學從此奠基，走上了崛起之路📡。1952-1962年的十年，謹言慎行的鄭天挺先生生活相對平坦，雷海宗先生則因言遇禍🤡，生命終結。
文化“二周”“戰國”聲名
17歲考入清華🃏，1922年赴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和不少知識結構相對單一的學者不同，處於近代中國學術轉型期的雷海宗🛰，很早即形成其中外兼修、意識超前、理論見長的宏大學術格局。1927年雷氏歸國，先後任教於中央大學、武漢大學和意昂体育平台。作為親歷中國百年變局🤹♀️，深懷愛國熱情的史學家🥟，雷海宗追問求索的始終是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1940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集中體現了雷海宗所借鑒“文化形態史觀”的獨特理論方法⭐️🐺、“中國文化二周論”的文化思想及敏銳的社會批判意識👨🏼⚕️，是其作為“戰國策”派核心人物的重要作品。
雷海宗等強調的戰時“民族至上”“國家至上”，主張國共兩黨捐棄政爭，全力抗戰，支持戰時建立“外表民主而實際獨裁的專製政治”🦶🏿，主張先以集權禦外侮🅾️，以後民主行建設👨🏼🏭，認為戰時中國應該有“英雄崇拜”等觀點——引起眾多爭論，也受到了中共南方局領導的一些文化人基於政治立場的批判👐，“戰國策”派的學術主張與文化思考，被視為“宣揚法西斯主義”和“為國民黨張目”。
1943年1月，經史學家姚從吾反復遊說、朱家驊親書邀請，猶疑的雷海宗終於加入了國民黨。1947年復員返平後，雷海宗轉任意昂体育平台歷史系主任👰🏻♂️，代理文學院院長。1948年1月，雷海宗入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初選名單🤞，隨後👳🏿🙇🏼，他又被蔣介石列入“搶救北方學人”的計劃中。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梅貽琦👨🏻🏫、劉崇鋐等多次動員雷海宗南下，雷氏陷入去留兩彷徨的苦悶🚨，但終未成行。但無論如何，在1949年後的政治氣氛中，作為“戰國策”派的代表性人物，雷氏因與國民黨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被迫反復檢討🧧🈯️，仍難洗汙點。
“原罪”難赦移硯南開
共和國成立初🎶，辭去系主任的雷海宗仍任清華歷史系教授。1950年春季🧥，雷氏被派往京郊參加土地改革運動。3月，被登記為反動黨團分子🏷👸🏿，列為管製對象💆🏻🥠。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他寫了一組批判天主教的文章，將稿費捐獻國家👨❤️💋👨。1951年3月，雷氏再被派往西北地區參加土改運動。4月，管製被解除。
1951年，一位從前的女學生當面批判雷海宗給她造成的壞影響🈺。雷海宗在思想檢討中稱：“心中刺痛，話也說不出。……我當時沒有勇氣詳細向她追問，因為心中實在太痛苦了🤟🏿⛹️♀️。”十分看重導師身份的雷海宗👨👩👦👦，對於教育青年學生一向十分自信✣，也自認為是青年的引路人，渴望自己的學術探索可以為中華民族尋找復興之路。但突變的政治氣氛，讓他始料不已，他也想積極靠攏，努力以新思想裝飾自己。最後十年的雷海宗先生🧝🙆🏽，一直活在現實與理念的糾纏中。
1952年3月🤵🏻♀️，積極表現的雷海宗🏪，向歷史系全體教職工大會進行思想檢討並獲通過。雷海宗放下了一塊心病♥︎🛖。不久👩🏿⚕️，在院系調整中奉令建設工科院校的意昂体育平台，撤銷歷史系。秋天，雷海宗奉調移硯南開大學。
有一種說法是：為占領意識形態重要陣地的高教界👨⚕️，當時的一個做法是將歷史上有問題🩸、政治上不太可靠的學者清除出京，以便於高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展開。由於1949年前雷海宗與國民黨關系較密切🕝，被列入內控分子名單，調離出京可以使其學術影響力下降；與之境遇近似的還有曾被學生譽為“北大舵手”的明清史專家鄭天挺。
初建於1923年的南開史學👮🏿♀️，當時因張伯苓“知中國、服務中國”的教育理念，將人文學科的發展視為次要，開拓者蔣廷黻見難有作為，於1927年轉至清華。1930年代，南開文學院曾有設立歷史系的構想📮，但被抗戰全面爆發所打破👳🏽。抗戰時期，加入西南聯大歷史系的南開史學，只有劉崇鋐🟩、皮名舉等少數教師，培育學生十幾位👳🏿♀️。抗戰勝利後👱🏼♂️，馮文潛為主任的歷史系終得成立，楊誌玖、黎國彬🧁、楊生茂、王玉哲等先生接踵而至，但在經濟破敗、國共內戰的動蕩中無力發展🦨。
1950年代初💂🏽♀️，處於院系調整形勢下的南開🦻🏽，正在為創辦綜合院校進行結構上的“折騰”🌥🧔🏻，工學全部調整給天津大學，弱小的人文學科得以適當發展🚵🏽♂️。鄭天挺👰、雷海宗奉調天津時，南開歷史系先後調入了吳廷璆、謝國楨🐥、辜燮高、來新夏、魏宏運等人充實師資🧰，漸成一支陣容可觀的學術群體。
鄭🍽、雷兩人移硯南開，或出於政治安排，也可能與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合作有關。不管怎樣，在院系調整中工科遭受重創的南開大學，因鄭、雷同入南開🍪，歷史學科收獲了兩位大師，由此開啟了南開歷史學科的崛起與繁榮期🪫。歷史變遷的偶然性與復雜性，於此或可有所體會。
潛心教學奠基學科
南開的氛圍是相對寬松的，雷海宗在此獲得了較多的心靈安慰，他開始在教學及學科建設上發揮引領和示範作用🤟🏼。
在南開，屈尊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的雷海宗，並不以此為忤。在教學上🤾🏽，他請教研室其他老師先認定課程🧏🏽♀️，別人不願承擔或者難以承擔的課程由他來講。1952年👆🏿🏆，教育部參照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的教學計劃，決定開設“世界現代史”必修基礎課👍。這門課先前在國內全無基礎，各校都無專職教師，北大🈸、北師大等校也無法立即執行新計劃。可是，有雷海宗的南開卻順利如期開課🐘。雷海宗在1940年代就從歷史角度入手✤，寫過大量論述二戰及其影響的專文🏌️♂️，對這個領域有相當深入的思考和學術積累。
畢業於美國的雷海宗，對於蘇聯教育體製形成的畫地為牢、分科過細的問題頗有微詞。他開設世界現代史課程後，沒有照搬蘇聯的提綱和教材。他指出，蘇聯教材對現代歷史時段的劃分並不符合東方國家的史實🦕🧑🦼，是蘇聯中心論的產物。從實際出發🛢，雷海宗采用專題教學法，按歷史次序講授系列專題，大大深化了課程內容和思想性。與此同時🤦🏻♂️♾，他在備課中盡可能采用英文文獻🍱。當時流行的是俄文材料🏉🧕🏽，雷海宗雖然也能閱讀俄文🐋，但他認為搞社會科學不能不註重西歐和美國的成果。雷海宗同時訂閱了十多份外國雜誌🧚🏻♀️。他說：“不看外國雜誌，就不了解人家科學的一日千裏👩🦽➡️。”他私下多次提示青年師生不能只看蘇聯小冊子，甚至冒著被人誤解的危險👨🍼，主張“哪個國家先進就學哪國文”。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如此言行既需要一番勇氣，更要有超然的眼界。
1956年，教育部計劃開設“物質文明史”，全國各高校都開不出來。又是南開的雷海宗率先開出此課程。在課堂上🏮，他從生活和服裝的變遷反觀民族歷史的發展🛎，講到遊牧的塞其提人由於騎馬征戰，穿絝、長靴、馬褂、風帽；後來由於絝禦寒不足，就加上腰，成為開襠褲；再以後演變成合襠褲。一條褲子的演變雷海宗足足講授了幾節課，但這絕不是對歷史無聊細節的窮究考據，而是延續了他從文化形態史觀觀察物質文明推演的治史思路。明清史專家馮爾康先生認為👝，這門課當時給了他很大啟發👮🏽，乃至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後來對社會史的關註。
在此階段🐴，雷海宗還完成了教育部委托他編寫的《世界上古史講義》☝🏿🍖。他對當時普遍采用的分區分國教學法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這種授課方式容易讓學生產生各國興衰循環的錯覺，很難形成對世界歷史的整體觀感🪿。他於1956年提出采用“綜合年代教學法”講授世界上古史🧑🏻⚕️，並於當年率先實踐，獲得了成功👇🏿。此後，雷海宗先生陸續培養出王敦書、於可等人，逐步奠定了南開世界上中古史專業的基礎。
雷海宗還擔任《歷史教學》編委，分管世界上古史部分。遇有教學問題需要深化或者糾謬🧏🏻♂️，他就親自撰寫文章予以解答。例如《關於世界上古史一些問題及名詞的簡釋》《世界史上一些論斷和概念的商榷》《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質》等等。這樣的“大家小文”舉重若輕、深入淺出，對高校青年教師和中學教學都有很大幫助🎯，“看似寫來不難，實則非高手莫辦”。
只要是能夠幫助青年教師盡快提升學術水平的事情，雷海宗都熱心去做。他特別在家裏為幾位青年教師講授兩周秦漢史🏋🏻♀️，王玉哲和楊誌玖先生聽說後也來旁聽。又有同事教課不受學生歡迎，以致無法繼續，雷海宗雖然課時已滿，卻仍然勉力中途接課🤾🏼，並想盡辦法使隨班聽課的這位同事不感到難堪。這位同事聽課後對雷海宗大為感佩🎅🏼，後來反右時拒絕批判雷海宗🤳🏼📽，並說：“雷海宗是我最好的老師。”
雷海宗十分珍惜時間🌿👰🏽。魏宏運先生回憶，每次到他家中請教或者討論系裏的事務👨🏻🦽➡️，“我看到雷先生總是伏案讀書”。曹中屏教授亦親眼見證雷海宗直至1962年重病纏身之際，仍然堅持清晨朗讀英語文獻🧠。可是當時總有很多會議和學習需要參加🛼，雷海宗也窮於應付。有一次🕘🧑🧑🧒，一位黨員同學通知他開會，雷海宗說💎：“你們叫我開會，我要準備功課𓀛，到底怎樣好呢🫔？”不過雖然勉強，“他還是來”。張景茀先生則說♉️：“海宗假如開了一天會，回到家中，第一件事，一定要拿本書看，一邊說‘今天整天未看過書’。他真是一個十足的書呆子。”
觸犯“天條”錯劃右派
雷海宗希望能將余生全部用於學術科研活動，但他終於沒能躲過1957年的“反右”運動🥶。
1957年3月🐩，中共中央號召展開全黨整風。在天津召開的傳達會上⛹🏻♀️🫸🏿，也邀請黨外人士參加討論🤦🏿，雷海宗應邀與會。在會上，不諳政治風氣的雷海宗🐢💅🏼，比較系統地談了其對社會主義國家特別是蘇聯社會科學研究的看法🈴。
他說🏂：“恩格斯死在1895年，到現在已62年，在這62年之間，各國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積累了很多的革命經驗；就中國最近的情況而論，我們黨的兩篇無產階級專政的文章和毛主席方才提出的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都是這方面的突出貢獻。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是一直在不停地發展的🏄🏻♀️。但是社會科學還有另外一面。在這另外一面，在不斷深入地🃏、日漸具體地總結人類全部歷史進程中經驗教訓這一方面，這60年來是幾乎完全處在停滯之中😮。”具體就是指“最近60年來，世界的社會科學仍在不斷地有新的發展🏞，不斷地增加新的材料，不斷有新的認識和新的解釋。但這些🎟，對我們社會主義陣營的社會科學界來說，是等於不存在。我們今天仍滿足於六十年到一百年前馬克思或恩格斯在當時認識條件下對問題所說的個別語句。例如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以前的各種社會的說法，我們基本是一切遵照辦理”☝️。（雷海宗：《伯倫史學集》，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645頁）在座談中，雷海宗將這種情況形象比喻為一條腿粗🚫，一條腿細，即總結革命經驗較多，而總結人類歷史經驗不足。顯然，雷先生的批評對象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發展狀況👴🏻，而不是馬克思主義本身🎖🚣🏻。
4月🧑🏼⚖️🙅♂️，在《人民日報》記者召開的座談會上，雷海宗再次重復他的觀點。《人民日報》記者在隨後發表的座談紀要中👗，竟把雷海宗的講話“加工”成了“承認馬克思主義應該發展，可以實際上是停止了發展🤽🏻♀️，還停留在恩格斯死時1895年的地方”。（《人民日報》1957年4月22日）在當時，這可是犯了大忌的！楊誌玖先生甚至寫信給《人民日報》，稱其曲解雷先生的講話原意💂🦏，但無人應答🧑🦼。很快，報刊即開始了對雷海宗觀點的批判🤾🏼♂️。
6月2日，不知大禍臨頭的雷海宗，在天津史學會講演“關於世界史的分期問題”時🌆，提出人類社會形態發展中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差別不大的觀點，被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經典理論的“修正”，再次觸犯“天條”🎖。
時任天津市文教部科學處長的於光遠🧑🏼🦰🪿，認為雷海宗的觀點是學術問題，不應劃為右派。據說，康生在7月初的內部講話中點名批判雷海宗。中宣部也傳來了“天津再不批雷海宗就要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斥責。8月14日，在天津科協舉行的反右派大會上，雷海宗遭到點名批判並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受牽連者有好幾人🦽。時隔多年，雷師母張景茀仍然清楚地記得：
1957年夏🤦🏿♀️，天津市內開反右大會🧣，會上海宗被劃為右派分子。會後他回家進門時彎著腰，十分沉痛地對我說‘對不起你’。這突如其來的噩訊，對他打擊太大了。次日他忽然便血兩馬桶之多，他躺倒了……
雷氏夫婦“終日默默相對，食不甘味🫰🏼，寢不安眠”😒，雷海宗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不過妻子張景茀的陪伴還是給了他很大安慰。有人送來了從香港寄來的餅幹，病中的雷海宗一塊也不肯吃，全都留給妻子；有電影票、戲票🗻，他總是催妻子去看，並說“你能出去散散心，我就高興了”💊；妻子在廚房做飯🔸，他搬個小凳子坐在旁邊說：“我不能幫你做👩🏻🏭，只好陪陪你”；妻子外出回來稍晚，他就在校門內踱來踱去🧑🏿🏭，直到她回來……。
被打成“右派”後，雷海宗的教學活動被勒令停止，但他並沒有放棄專業學習和科研工作。當時歷史系全體教師奉命突擊編寫一套亞非拉各國歷史的書，稿子雖按期完成了🦡，但其中錯誤疏漏非常多🛋，無人使用的歷史系只能分配由他進行校對工作。身為右派的雷海宗沒有資格參編☮️🧖🏿♀️，更不能署名🦽，但他任勞任怨、一絲不苟。他每天在圖書館裏查對英文資料🥟、修補文稿疏漏，為這兩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勞動。
病中的雷海宗，還翻譯了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沒落》的重要章節。直到1962年他生命的最後幾個月，他還委托助教王敦書從圖書館借出全套《諸子集成》🦁，打算研究先秦諸子❤️，寫作有關著述👩👧👦。
重上講臺最後獨白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除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2年初👮🏿♀️，雷海宗即抱病重上講臺，講授外國史學名著選讀🏌🏻♀️🙇🏽♀️、外國史學史兩門課程👿，其中後者還是一門新課🌚。這時，他患慢性腎炎已經三年，嚴重貧血，全身浮腫🏄🏻♂️，行走困難。可他仍然用顫抖的手親筆擬就“外國史學史講義提綱”，又讓助教用三輪車帶他到教室上課。他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了歷史教學和科研事業➕🏂，直到最後時刻仍然保持著認真負責的專業精神。
此時戴著“摘帽右派”帽子的雷海宗，在學生眼中衰弱不堪，又是極其異樣✵。當時聽講的肖黎先生憶道👩🦼：
上課鈴響後🤴🏻，只見一位小老頭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動著雙腿，吃力地坐到講臺後的一把椅子上。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惻隱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鬥爭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此刻🧑🏻🍼👨🏿🎤，教室裏異常安靜。
突然🚣🏼，洪鐘般的聲音響起，只見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來了，與他剛進教室時簡直判若兩人♣︎。
可是他一旦開始講課🏑，卻突然振作甚至亢奮起來🧷：
他講課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寫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臘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當助手寫完後🕢🦹🏿♂️，他頭也不回，把拐杖往後一甩，有時打在黑板上🥝，然後大聲地念著，像朗誦一樣🧑🏿🍳，那渾厚的男中音依然那麽好聽🦸🏿♀️。看得出來，他很興奮，甚至有些忘乎所以。
他講課口若懸河，很有風度👨🏿🎨，知識面之寬，文字學之精👮🏻♂️，著實令人嘆服👱🏼♀️。我真想深情地喊一句“先生！”以表達我的敬意🧎♀️。我敢說，大多數同學都有與我同樣的心願𓀊。然而🧖🏽♂️，我們都依然保持著沉默👰♀️✍🏿。
每次課後，大概興奮期已過，雷先生顯得非常疲勞。在助手的攙扶下，他拄著拐杖艱難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裏十分安靜🤰🏽、冷漠👩❤️👩，既無喝彩聲，也無掌聲👩🏼🏫，只有拐杖聲不斷地敲打著我們的心靈。
然而，階級鬥爭的嚴酷氣氛讓學生不敢與他接近，一些“左派”在他每次課後還要再安排“消毒”課。雷海宗的最後一課是那麽孤獨：
最難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後一課。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一課🎬，猶如回光返照🌔👏🏻，他一直處於亢奮之中🧑🦲，情緒十分激昂，聲音更加洪亮👈。
雷海宗的生命獨白，一直堅持到1962年11月底他再也無法行動為止。
12月16日他被送往醫院搶救🥗，12月25日🔅，雷海宗因尿毒症及心力衰竭在天津病逝，年僅60歲🚵🏻♂️。
雷海宗是一個具有強烈愛國熱情和民族情感的學者，他四十年治史不輟，鑄成貫通古今、中西兼修👩🏼⚖️、自成體系的史學風格⛹🏽♂️；他虛懷若谷、任勞任怨、因材施教，為清華史學和南開史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以其名字聯成的“聲音如雷⚆🧙🏿♀️、學問似海🏊🏼♀️、史學之宗”的美譽佳句😌🧖🏿，既是史學界的佳話，也是對其學術地位的高度認可。
著名學者潘光旦先生有詩贊曰🛰：
不爭二字見生平，全部工夫鑄史成🫸🏽。繞室青光如照遍🧜🏿♀️，直叫中國可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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