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對《馮契文集》（增訂版）的一種解讀

○陳衛平

　　《文集》充分展示了馮契留在當代中國哲學史上的閃耀著原創性光芒兩大類成果：一是以《智慧說三篇》為核心的哲學體系🐦‍⬛；二是以兩大部中國哲學史著作為代表的中國哲學研究論著🧑🏻‍🏭🌌。按照馮契自己所說的“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這兩大成果是有著內在聯系、相互貫通的整體。《文集》作為這樣的整體性成果的載體🕋，是作者心靈自由思考的文本呈現，是愛智者本色的文本自證🦣↪️。

1994年，馮契先生80華誕。

　　今年11月🧑🏿‍⚖️，是當代著名哲學家馮契的百年誕辰，今年也是他離開我們第20個年頭。為此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馮契文集》的增訂版（共11卷，360萬字左右🤜🏿，以下簡稱《文集》）🦑。在《文集》第10卷中，附有一張照片🔣，內容是馮契的題辭手跡🤽：“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愛智者的本色。”同樣和類似的語句，在《文集》中出現了六七次👉🏿。《文集》充分展示了馮契留在當代中國哲學史上閃耀著原創性光芒的兩大類成果🙆🏿：一是以《智慧說三篇》（《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邏輯思維的辯證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為核心的哲學體系♖；二是以兩大部中國哲學史著作（《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為代表的中國哲學研究論著𓀌。按照馮契自己所說的“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下冊，《馮契文集》第6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91頁），這兩大成果是有著內在聯系、相互貫通的整體。《文集》作為這樣的整體性成果的載體，是作者心靈自由思考的文本呈現，是愛智者本色的文本自證。這樣的呈現和自證可以歸結為1991年10月馮契在與友人通信中所說的一句話：“心靈自由是一切創作的源泉。沒有心靈自由便沒有藝術、沒有哲學🚴‍♂️、沒有真正的德性🙍‍♀️。”（馮契👋🏻：《哲學演講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65頁）

通覽《文集》，我們可以看到：心靈自由思考作為哲學創作的源泉☔️，不是毫無目的的四處漫遊🙍🏼‍♀️♻️，而是首先凝聚於哲學道路的選擇和堅守。對於在心靈自由思考中來選擇堅守自己的哲學道路🙅🏽‍♂️，馮契的《智慧說三篇>導論》有過這樣的自白🏌🏼‍♂️：“馬克思在《資本論·序言》中引用但丁的話說🚞：‘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別人說話𓀊！’（舊譯如此）。我年輕的時候🤪，就是以此話作為座右銘的。”（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7頁）其實，這是他終生的座右銘🤹🏿。那麽🪓，什麽是馮契選擇堅守的自己的路呢？對此他有過明確的表述：“我給自己規定了一個哲學任務⛎，就是要根據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來闡明由無知到知✏️，由知識到智慧的辯證運動。”（同上，第16頁）如果說1944年寫成的《智慧》（發表於1947年《哲學評論》第10卷第5期，收入《文集》第9卷）標誌著他對於這條道路的選擇🧝🏿‍♂️，那麽在1995年大體完成的《智慧說三篇》，則意味著他對於這條道路的50年的堅守🧗🏿‍♀️。考察心靈自由思考如何成為馮契選擇堅守“走自己的路”的源泉，無疑會給今天的大力倡導、呼喚理論創新帶來有益的啟示。

心靈自由思考與回答時代課題

　　馮契說：“真正的哲學都在回答時代的問題🧑🏼‍🎄，要求表現時代的精神🚶‍♀️。”（同上,第3-4頁）這意味著以心靈自由思考作為哲學創作的源泉🏨💡，並非是脫離時代來“走自己的路”🗝。

　　馮契“走自己的路”，無疑首先是指選擇了哲學之路👨🏼‍🦳。心靈自由思考和個人興趣是緊密相關的⏪。馮契說：“我對數學👨🏻‍⚕️、科學、文學🏄、哲學都愛好🐌，學哲學大概最能滿足我廣泛的興趣。”（同上,第7頁）從《文集》第11卷中收入的作者青少年時期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確有廣泛的興趣♡：發表在中學校刊上的數學論文🏖🙏🏼、翻譯的科學家傳記等𓀝；作為左聯成員📩，在《清華周刊》《清華副刊》上的10多篇詩歌👨🏽‍🏫、散文、小說🧗🏻‍♀️；進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後創作的詩歌。其實，馮契在從山西抗戰前線到延安魯藝創作了很多詩歌，並編成詩集《北征》[據馮契致董易的信，這部詩集由艾思奇介紹給上海讀書生活出版社出版🎖，後因太平洋戰爭爆發未能印刷（見《哲學演講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第376頁）🏊🏻‍♂️。解放後，詩稿交還作者，“文革”中因抄家而遺失]🏢。然而，從廣泛的興趣中最終走上哲學之路，不僅僅是哲學最能滿足廣泛興趣，更是面對時代的主動選擇。馮契指出，就自身經歷而言，中國近代空前的民族災難和巨大的社會變革，使得“‘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成了時代的中心問題”，有誌之士尤其是青年“都滿懷著憂患意識，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而苦惱、思索”，並“因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時爭論得面紅耳赤”🚒；“當時的考慮是：要救國🔔👨🏿‍🎨，就要有理論🤹‍♀️，最根本的理論是哲學”（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4🍴、7頁）🫄🏻，因而在報考大學時選擇了哲學系。

　　如果說走上哲學之路是在關註時代問題中做出的自由選擇👨🏼‍🚒🚍，那麽💂🏿‍♂️，將自己的哲學創造之路確定為“沿著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的路子前進”，同樣是在關註時代問題中自由思考的結果𓀅。馮契曾有這樣的追憶：“在我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著作的時候🧑‍✈️，同時又讀了許多中國的和外國的哲學著作，有了比較”；“我最初接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是在‘一二·九’運動中。開始讀得很雜👩‍💼，讀蘇聯人寫的書⛓，讀中國人寫的書，包括李達、艾思奇等人的著作，也直接讀英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但最使我心悅誠服的，是在抗戰期間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和《新民主主義論》”；前者運用辯證邏輯，指明了中國贏得抗戰勝利的必然進程；後者站在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高度，指明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正確道路（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16🤽🏽‍♀️、13-15頁）。馮契描述了山西抗戰前線“完全被《論持久戰》吸引住了”的情形：“這本書當時給前線戰士帶來的興奮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沒有親身經歷、體驗過的人是難以想象出來的。”“《論持久戰》特別使我感到理論的威力🌤，它以理論的徹底性和嚴密性來說服人。”他也談到在昆明西南聯大讀到《新民主主義論》時的情形👈🏿：“這本著作對一百多年來困擾著中國人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作了一個歷史的總結”，從而“使得許多疑問、困惑迎刃而解”🦔。自由思考的心靈始終傾聽著時代的風雷，馮契由此自願選擇回答了時代課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的著作回答了現實中面臨的迫切問題🙅‍♂️，所以他的著作中所包含的哲學即對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和辯證邏輯的闡發使我覺得很親切⌨️↕️，也使我感到真正要搞哲學，就應該沿著辯證唯物論的路子前進✷🐣。”（同上,第14-16頁）時代的風雷通過人民大眾的實踐而得到體現🧔🏻，因而自由思考的心靈在面向時代的同時⛹️，也必定會面向民眾🧏‍♀️。馮契曾經指出：“魯迅在《出關》中說🏊🏻，同是一雙鞋子👨🏻‍✈️，老子的是走流沙的🧚🏼‍♂️，孔子的是走朝廷的……我以為，除了上朝廷和走流沙之外🐛，還有另一條路🥥，那就是到民眾中間去。”（馮契🧑🏼‍⚖️：《憶在昆明從湯用彤先生受教的日子》，《馮契文集》第8卷，第596頁）因此，馮契“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涵義，就是自己走到民眾中去。事實上，在一二·九運動示威遊行的洪流裏✤💜，在山西抗戰前線的壕溝裏，在八路軍120師的行軍路上，在雲南偏遠鄉村的山間小道上，都留下了馮契走過的腳印😮。在《文集》中不少與友人回憶這些往事的通信中，我們不難感受到🦤，民眾在艱苦歲月裏🧑‍🧑‍🧒、革命集體裏的“真實性格”對馮契心靈的強烈撞擊👩🏼‍🌾🧘🏿，那就是：“什麽樣的時代、環境🧛🏼‍♂️🏌🏼‍♀️、條件最有利培養真實的性格？好像康德說過👱，戰爭環境比承平之世更能培養人的德性，但是🤸🏽‍♂️，難道但有戰爭環境就行嗎？”（馮契🟰：《哲學演講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第335頁）這就是日後“智慧說”中討論的四個核心問題之一：“如何培養平民化的自由人格。”

　　這實際上已經從某個側面說明“時代精神不是抽象的，它是通過思想家個人的遭遇和切身感受而體現出來。一個思想家，如果他真切地感受到時代的脈搏🦸🏼👨🏼‍🔧，看到了時代的矛盾（時代的問題）🍋，就會在他所從事的領域裏（如哲學的某個領域裏）🥀，形成某個或某些具體問題”（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6頁）。就是說，心靈自由思考作為創作源泉❤️，最終是把時代的問題通過個人的感受而具體化。如果說，選擇馬克思主義是出自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的真切感受☀️，那麽，沿著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路子研究知識與智慧的關系👨🏿‍💼，則是這一的時代問題通過馮契在哲學領域裏形成的具體問題。他把《新民主主義論》作為感到很親切的哲學著作👱🏼‍♀️，是因為它開篇提出的“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問題，不只是指中國政治🧎🏻‍➡️、經濟向何處去🚎🧒🏻，也包含著中國文化👤、民族精神向何處去。馮契在跟從金嶽霖學習《知識論》時🧑🏻‍🦼‍➡️，感受到要回答中國文化😥🐀、民族精神向何處去🧕🏻，就必須在哲學領域解決20世紀以來，在西方和中國存在並發展著的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實證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這樣才能“使中國哲學既發揚中國的民族特色👩‍🦲，又能夠會通中西🔯，使它成為世界哲學的有機組成部分”（同上,第12頁）。也就是使中國在哲學上、精神上站立起來👳🏼‍♀️。“智慧說”以解決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實證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為主旨，由此顯示了時代的意義🛠。

從上述的考察，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啟發，即自由思考與回答時代課題是統一的：沒有前者，不可能對後者做出創造性回答；不關註後者，前者就沒有明確的創新方向。

心靈自由思考與保持獨立人格

　　在馮契的心靈中，自由思考不僅是革命年代裏選擇哲學道路的前提，也是在革命之後處於困厄之境時堅守選定的哲學道路的憑借。馮契1947年發表《智慧》時，署的是原名馮寶麟🙅‍♂️；但不久在發表文章時就改用馮契，契與鍥相通，取“鍥而不舍👨🏿‍🍼，金石可鏤”之意（見《馮契年表》👨🏻‍🎤🦸🏻，《馮契文集》第10卷🖲，第385頁）👩🏿‍🚀，也許他意識到堅守“走自己的路”將是不平坦的，因而以“鍥而不舍”勉勵自己。但是🤷🏽‍♂️，在革命勝利之後會遭受那麽多的曲折和磨難，肯定是他當時無法料想的。如同革命在經歷了挫折👍，才能夠克服片面性而重新踏上坦途一樣，“走自己的路”在遭受封殺之後👳🏼，心靈自由思考才會更加深刻，“走自己的路”才會在新的思想高度上展現。

　　這樣的深刻和高度之一，就是馮契通過自我反省⚗️♿️，認識到保持心靈自由思考與保持獨立人格即“保持的德操”的一致性（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454頁）👩🏼‍🦰。1950年代以後，一系列頻繁的“左”的批判鬥爭🫸，如馮契所指出的：“實際上就是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緊箍咒，強加在人們頭上。這明顯違背民主的教育的態度，使得學術自由窒息了。”“文革”將此發展到了極點🕊。面對如此處境，馮契說：“我被關在‘牛棚’的時候👩‍❤️‍💋‍👩，曾多次反省自己走過來的路，在50年代，我也受‘左’的影響💆‍♂️，做過把馬克思主義當作緊箍咒套在人們頭上的工作🔥🧏🏽‍♀️，而且還多次作自我批判，勉強自己做馴服工具🤞🏼。這樣一來，理論工作者失去了獨立人格，理論也變成了異化的力量🏇🏻。這是由其客觀的原因，但是也應該責備自己🦹🧑‍🦱：哲學家如果不能始終保持獨立人格，保持心靈自由思考，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哲學家。當然，在‘文革’中🙍，就我的當時處境而言，要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是很困難的……不過🌲，我又想起了荀子的話：‘故口可劫而使墨（默）雲，形可劫而使詘（屈）申，心而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荀子·解蔽》）就是說，外力可以迫使形體或曲或伸🦥，迫使嘴巴或開或閉🧓🏻，而心靈卻不能由外力強迫改變，意誌能作自由選擇，認為‘是’便接受🧮，認為‘非’便拒絕。所以👨‍🦰，不論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的自由思考、自由選擇是可以辦到的，我認為這也應該是‘愛智者’的本色。”類似的對於“文革”的回憶🧈，《文集》中多次出現。在這裏🏃‍♂️‍➡️，馮契經過自我反省🧏🏼‍♀️，認識到沒有了心靈自由思考📔，就是丟失了獨立人格；或者說，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人格獨立的德性要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他強調沒有心靈自由思考，就沒有真正的德性🩶。作為獨立人格的德性，心靈自由思考首先就是荀子上述那段話所體現的意誌的自由選擇。就是說，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所體現的意誌自由，展現了獨立人格的重要的德性維度👧🏼。

　　馮契早在“文革”前10年，就思考了意誌自由和人格獨立的關系🙌🏿。1956年10月他以“石渠”的筆名在《文匯報》上發表了《匹夫不可奪誌也》的短文（收入《文集》第11卷），引用孔子的“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批評當時的政治運動造成了這樣的局面：“一旦權在手🙆🏼，只需一紙命令🧔，便可以強奪匹夫的意誌了。”指出“尊重人的意誌🪵，強調人的尊嚴——是人道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匹夫的意誌自由是與體現人的尊嚴的獨立人格相聯系的，是以人道主義為價值基礎的。他因而受到了批判📦、處分，差點被打入右派的深淵📙。[據舒蕪《一片小文章在“反右”中的遭遇》（《炎黃春秋》2000年第5期），在他寫的《說“難免”》（刊登於1956年10月29日《人民日報》）中，明確說到自己是看到石渠的上述雜文後有感而發🟪；在1957年1月27日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批判了《說“難免”》（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349-350頁]。但是👨🏼，在受到外來強製力量空前未有的壓抑束縛的“文革”♛，馮契進一步闡發了主宰心靈自由思考的意誌自由是獨立人格應有的德性。馮契由此堅守了自己原來選定的哲學道路🦇。他說在“文革”之初👈🏽，“確實感到十分沮喪，心情黯然”📢；後來意識到“只要保持心靈的自由思考，還是有條件使自己的探索繼續下去的➾。這樣我終於比較平靜下來了。而且經過心靈的自由思考🤵🏻‍♀️，經過系統的反思🏝，我覺得自己對祖國的前途、社會主義的前景🧗🏼‍♀️🧑‍🧒，都還是有信心的。對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哲學理論，我經過思考，仍然作了肯定的選擇”（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18-20頁）。肯定“匹夫不可奪誌”，認為保持意誌自由的獨立人格，就能在心靈自由思考中繼續“走自己的路”🚶‍♀️‍➡️，在這風雨如晦處境中心靈“平靜”👨🏻‍🔬🤙。實際上顯示了寄人生理想（社會主義前景的社會理想和繼續自己探索的個人理想）於未來的樂觀主義。這並非偶然。1955年馮契在《談談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一書（收入《文集》第9卷）中🍗，舉了魯迅小說裏的“過客”𓀑，指出：盡管彷徨、困頓，前途未蔔，而且“過客的腳早經走破了💂🏽‍♀️，有許多傷⛓️‍💥，流了許多血，但他決不回頭，也不肯休息，他說：‘有聲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喚我✊🏼🔟，使我息不下’🐷。”（馮契：《談談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馮契文集》第9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29頁）這應該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內心。當時，如他上面所說，正勉強自己做訓服工具🧑‍🔬，具有自由意誌的獨立人格正在喪失，還能否堅守“走自己的路”，前景不明，但他決心像“過客”那樣🐹，聽從前面聲音的召喚朝前走下去。這和不久後寫的《匹夫不可奪誌也》似乎有著內在的思想聯系🕕：肯定意誌能作自由選擇，是和對前途🕵🏼‍♀️、理想抱樂觀態度相聯系的。這意味著意誌自由作為獨立人格的德性，不僅是指不被強權壓服，而且還指困厄之境中對實現理想的樂觀精神🥃。這實際上是孔子“匹夫不可奪誌”和“孔顏之樂”的結合🤵。

　　馮契的論著中，心靈自由思考與獨立人格的貫通，還有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反對屈從於權力和金錢。他指出對人的依賴關系和對物的依賴關系造成了人的異化，即與專製主義相聯系的權力迷信以及與商品經濟相聯系的金錢迷信；而中國自近代以來。“對金錢的迷信和對權力的迷信早就結合起來”，這“成為製造迷妄的原因”（馮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馮契文集》第3卷，第53🙇、50頁）；“而且在中國，這種異化力量還特別善於偽裝，披上了正人君子的外衣，成了魯迅所痛斥的‘做戲的虛無黨’”（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44-45頁）🥧。這意味著心靈一旦被權力迷信和拜金主義的異化力量所支配，就會走向“迷妄”，即匍匐於權力和金錢之下的奴隸以致“奴才”，導致人格的虛偽化🧫。因此💳，他強調👳🏼‍♀️：必須“克服由異化帶來的心靈所受的束縛”（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401頁），“反對暴君🦼，反對權力迷信和拜金主義👼🏻，反對一切強加於心靈的外來力量”（馮契：《哲學演講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第365頁）。就是說🎅🏻，意誌自由作為獨立人格的德性，反對暴君的專製🤓，也反對權力迷信、拜金主義，並具有拒斥“做戲的虛無黨”的真誠。在馮契看來，自由意誌成為了獨立人格的德性，心靈自由思考就具有了自由人格的意義，它作為哲學創作的源泉，也是哲學理論的人格化。

馮契對於保持心靈自由思考與保持獨立人格的一致性的自我反省🔲，告訴我們：心靈自由作為哲學創作的源泉👨‍👧‍👧，是與哲學家保持獨立人格相聯系的；因此👇🏽，哲學理論成果作為心靈自由思考的產物，也是哲學家淬煉獨立人格的德性自證🤹。

心靈自由思考與創造性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哲學

　　正因為上述的選擇堅守是以心靈自由思考為源泉的👌🏽，所以馮契對於沿著實踐唯物主義辨證法路子前進的選擇和堅守，並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加以迷信，從而窒息了創作之源的自由思考。

應該說，在馮契的性格中就存在著拒斥教條主義的基因🎼🐨，如其所述：“我個人喜歡獨立思考，甚至可以說喜歡標新立異🫄🏻。”（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16頁）這使得他偏愛莊子🧑🏽‍💼，面對“您最喜歡哪個或哪些哲學家？”的問題，他回答道🌕：“如果一定要舉出一二個人物的話，那麽莊子可以算一個🧑🏿‍⚖️。”（馮契：《智慧的探索·補編》，《馮契文集》第9卷，第561頁）🤭。因為“莊子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起來反對獨斷論和專製主義的哲學家”（馮契：《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第329頁，“獨斷論”與“教條主義”在馮契著作中是異名而同謂，在《怎樣認識世界》中就有“反對獨斷論——教條主義”一語，見《馮契文集》第9卷🚵‍♂️，第291頁）。由此，不難理解，他《智慧》的寫作緣於“從莊子《齊物論》中得到一些啟發”（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9頁）🦒。

童世駿（左一）、陳衛平（右一）陪同於光遠先生（右二）看望趙芳瑛老師

　　如果說莊子點燃《智慧》的思想火花，還有著喜歡標新立異而反對獨斷論的性格基因的作用，那麽，在不同處境下長期保持自由思考2️⃣，這樣的性格基因就發展為創造性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立場和理論一貫Ⓜ️，正如他自己所說：“我也始終相信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正確性📇，不過認為應該創造性地對待它👷🏽‍♀️。對一種有價值的學說🧓🏻，後繼者只有通過它才能超過它，而也只有像小雞一樣破殼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雞蛋的營養🌃。禪宗和尚說：‘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所以禪宗大師喜歡那些‘超師之見’的弟子，鼓勵學生超過老師🐡。正因為如此，使得這個學派盛極一時🐢，大師輩出，至今讀他們的語錄，也還令人感到其中富於創造性的智慧👳🏻。我這種態度當然要被某些人視為離經叛道💇🏽‍♀️，但我既然保持心靈自由思考👩‍🚒，當然就不贊成以馬克思主義為教條。”（馮契🍡：《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第366頁）在馮契看來，選擇堅守馬克思主義必須具有創造性🟩，因而必須反對教條主義對於自由思考的扼殺🎅；否則😱🧎，選擇就是戴緊箍咒式的變相強迫🧑🏻‍✈️，堅守就會異化為“句句是真理”的僵化盲從🛌🏽。所以選擇堅守“沿著實踐唯物主義辯證法路子前進”是具有創造性指向的。

　　這樣的創造性指向的重要內涵，是“不能把馬克思主義看成是自我封閉的”，而要“吸取各種哲學學派的合理因素”。這意味著“對任何一種哲學學說不能夠迷信它，研究哲學，不能依傍門戶，不能人雲亦雲、隨聲附和🙇🏻。對各派哲學都應持這種獨立思考的態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應該如此”（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13、16頁）。如此的獨立思考實際上就是對以往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古今中西的哲學傳統能入能出🫸🏿。所謂能入，即對各派哲學“首先要理解它🍋‍🟩，經過自由❎♝、自由討論，經過分析比較，作出肯定的選擇，這樣才是真正的贊成它”🚣🏻‍♀️；所謂能出，即不能“以為西方哲學史從蘇格拉底到馬克思，中國哲學史從孔子、老子到毛澤東，有那麽多的天才🥫🙆‍♂️，創造了那麽多博大精深的哲學體系後人還能有什麽創造呢？”要防止“一鉆進哲學殿堂，很容易被前任所壓倒”的偏向，但也不能“有了一點見解、心得便狂妄自大”，而是“要有寬容精神、兼收並蓄的胸懷”💍。“學哲學就要能入而又能出。大哲學家都是第一流的天才🪔🎟，有其嚴密的理論體系，所以‘能入’難，‘能出’更難⟹。為要能出，就需要加以分析批判，多做些中西古今的比較。”（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17、418頁）因此，他肯定近代龔自珍在史學研究中，把“善入”、“善出”作為“自尊其心”即心靈自由思考的表現（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馮契文集》第7卷，第50頁）💇🏼。他也特別提到湯先生指導他研讀佛學著作，使其領悟到“僧肇就是一個能入能出的典型”，並體會到湯先生的“著作也正是能入能出的典型”（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馮契文集》第7卷，第50頁）🫲🏽。顯然🗣，馮契認為，創造性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必須對於古今中西哲學傳統能入能出，由此心靈自由才能成為哲學創作的源泉。

　　事實上😦，這在馮契的研究成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馮契說：對“智慧說”的構建，“我從哲學史研究中作出概括”出四個問題，即感覺能否給予客觀實在？理論思維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規律性知識？邏輯思維能否把握具體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養？這些是“我在系統研究了中國哲學史，並同西方哲學作了粗略比較後形成的看法”（馮契：《中國近代哲學的革命進程》，《馮契文集》第7卷🏌🏽‍♂️🙅🏽‍♂️，第50頁）。認為中國傳統哲學主要討論了後兩個問題🍥，而西方近代哲學主要討論了前兩個問題（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冊，《馮契文集》第4卷✍🏿，第41-44頁）。同時，他又指出：“智慧說”受到“毛澤東著作的啟發”，但“如何用實踐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來解決知識和智慧的關系問題，在書本上，在馬克思主義著作中是找不到現成答案的”；“在蘇聯模式的教科書中，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也是只講知識理論，沒有講智慧學說”；“不論是金嶽霖還是毛澤東對智慧都沒有做深入考察🧼，都沒有把認識論作為智慧學說來考察”（馮契👨‍🔧：《認識世界和認識自己》，《馮契文集》第1卷，第16-17、13👆🏻、16、71頁）。這意味著“智慧說”是吸取了中、西、馬哲學的營養又從中破殼而出🫃🏼。“智慧說”最直接的思想資源是金嶽霖的知識論，前者對於後者🏋🏿‍♂️，突出地表現了能入能出📼：前者把後者的“以經驗之所得還治經驗”發展為“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並提出了得自現實的理論還治現實的兩個方面：“化理論為方法”🕵🏼、“化理論為德性”🍨。

　　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1949年以後，日丹諾夫關於哲學史是唯物、唯心兩軍對壘的教條主義定義很快成了主宰🦈。1957年上半年馮契對此提出了挑戰。他在這年3月出版的《怎樣認識世界》一書（收入《文集》第9卷）中，借鄭人買履的寓言指出👮🏻：“教條主義者都是一些迷信‘尺碼’（公式）的人，有的迷信古代的‘尺碼’，有的迷信現代的‘尺碼’，有的迷信本國的‘尺碼’，有的迷信外國的‘尺碼’。但是🏊🏼‍♂️，他們的共同點則是：死不肯相信自己的腳。”（馮契：《怎樣認識世界》，《馮契文集》第9卷，第561頁）顯然，只有用自己的腳，才能走自己的路🦻🏼。馮契在這年5月的相關會議上😍，棄置日丹諾夫的“尺碼”而邁出了自己的腳👮🏿：“提出用邏輯與歷史相一致的原則研究中國哲學史的主張與構思✊🧤，並提出‘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哲學史是哲學的展開’的觀點。”（《馮契年表》，《馮契文集》第10卷🥋🪵，第387頁）研究中國哲學史不能僅僅停留在階級分析之上，對於哲學思想的一般規律，不但要從社會經濟關系中去找，還要從哲學自身的發展和其他意識形態的聯系中去找；要揭示中國哲學史的認識發展的辯證運動的過程，如從孔子到墨子再到孟子，體現了從理性到感性再到理性的辯證運動[參見《哲學史家聚會北大臨湖軒，座談研究中國哲學史方法論》（《人民日報》1957年5月11日）、《哲學研究》編輯部的《關於“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中討論的一些問題》（《哲學研究》1957年第3期）👦🏼、郝逸今的《中國哲學史工作會議散記》（《新建設》1957年第6期）]。這些觀點在1980年代形成了關於哲學史定義的重要成果：“哲學史可以定義為：根源於人類社會實踐主要圍繞著思維與存在關系問題而展開的認識的辯證運動。”（馮契：《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展》上冊，《馮契文集》第4卷🏄🏼👴，第12頁）同時🧑🏿‍⚕️，馮契把中國古代哲學通過天人之辯、名實之辯、形神之辯🍺、有無（動靜）之辯、理氣（道器）之辯🧑🏿‍🎤、心物（知行）之辯等展開的認識辯證運動🍨，與列寧所提出的從笛卡爾🍹、伽桑狄到斯賓諾莎，從霍爾巴赫經過貝克萊、休謨、康德到黑格爾🦹🏻‍♂️🧙🏿‍♀️；從黑格爾到費爾巴哈再到馬克思的認識辯證運動相比較，闡明人類認識所包含的主要認識環節。馮契的哲學史定義貫徹於整個中國哲學通史的著作。因此🐕‍🦺，他的這些著作顯然也是融合中、西🌇、馬哲學傳統的創造性成果。

　　上述的考察表明🕌，創造性對待馬克思主義是心靈自由思考的題中之義。就是說💂🏼💚，沒有自由思考，馬克思主義必定被教條主義吞噬🎅🏿；心靈自由思考不只是解除教條主義的蒙蔽，而且要從出入中、西、馬哲學傳統中獲得“超師之見”🎲。馮契在哲學上選擇堅守“走自己的路”。但是，他的心靈中，始終沒有忘情於年輕時的“戀人”——詩[馮契在1973年設想自己今後的學術道路時說：“‘詩’恐怕終究像決絕了的戀人一樣，再不會肯轉過身子，回眸微笑了啊!‘邏輯’這位老友可能還不致拋棄我🈶。”（《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第313頁）。這裏的“邏輯”顯然是指哲學]不僅在其論著裏，這個“戀人”常常成為討論的對象，而且“戀人”陪伴他在寂寞時期的心靈自由思考📈。1989年8月他在信中說：“我常想起皖南事變後在昆明郊區的日子🚿，非常寂寞🔮，便發憤忘食地讀書，常讀到晚上兩點鐘。現在沒有那份精力了👨🏼‍🔧。但忽然記起🤶🏻。我那時寫過一篇小詩🧜🏿‍♂️，其中有幾行是：‘Lyceum的老頭子/在暗淡的燈光下/粘貼這植物的標本；/手表一般有規則的哲人/撐著破舊的陽傘/過去了’——前後文都忘記了🪕，只記起了這幾句。可見我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我將繼續保持心靈自由思考，寫我尚未完成的著作。”（馮契：《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第356頁）直至晚年，他仍憧憬著這位“戀人”轉身“回眸一笑”🛒：“天假以年，過了80🖐🏿，也許可以寫‘世說新語’和遊仙詩了。”（馮契：《哲學講演錄·哲學通信》🤦，《馮契文集》第10卷，第347頁）但是，天不假年🐠👩🏿‍🏭，馮契就在80歲那年👨🏼‍🦰，走完了自己的哲學創作之路。

然而，他用自己走的路🧑🏼‍🔧，寫就了當代中國哲學史上意境深沉多彩的光輝詩篇🔣。這不僅是由於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的滋養♉️，更在於這預示著中國哲學在21世紀的前景。馮契在22年前曾指出：“我們正面臨著世界性的百家爭鳴。海內外的中國哲學各學派，都將在國際範圍內的百家爭鳴中接受考驗”；“如果在世紀之交🎅🏽，中國哲學能作自我批判和系統的反思，進而會通古今中西、推陳出新，達到一個新的理論高度🦽，那麽有了新的理論視野👩‍🏭，傳統也會給人以新的魅力📠，促使人們對傳統哲學中蘊藏的智慧作更深層的挖掘。現代人要憑借傳統來創造，而傳統也因為現代人的創新而煥發青春♖。當中國現代哲學發揚其民族特色而成為世界哲學重要組成部分時，中國傳統哲學在世界上的影響也將進一步擴大。”在馮契去世20年後，我們發現他“走自己的路”留下的足跡🤙🏼，正是這樣的哲學前景的先導。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暨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轉自《文匯報》2015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