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鄭敏

馮至 現代詩人，翻譯家，教授。1955年被選為首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今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1941年創作了一組後來結集為《十四行集》的詩作，影響廣泛🧳👨🏿‍🔬。小說的代表作有《蟬與晚秋》《仲尼之將喪》《伍子胥》等🫄🏼；散文有1943年編的《山水》集。馮至還是瑞典🌎、聯邦德國、奧地利等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或通訊院士，獲得過德國“大十字勛章”等多項獎項。

鄭敏 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唯一健在的九葉派詩人。1943年畢業於西南聯大哲學系😺，1952年在美國布朗大學研究院獲英國文學碩士。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1960年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外語系任教🧆。1949年出版《詩集：1942—1947》，成為九葉詩派中一位重要女詩人。

1939年，我在西南聯大哲學系攻讀的是西方古典哲學🧗🏼，選修了馮至先生關於歌德的課🚵🏿，並讀了馮至先生翻譯的裏爾克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這些都對我影響非常大。馮至先生研究歌德🏄‍♂️、裏爾克🧜🏻‍♀️，我也學德文👮‍♀️，與他的路子很接近🤕，都看重哲學🏮，覺得德文詩比英文詩更直接🧄。

那時馮先生剛步入中年，雖然按照當時的習慣穿著長衫👨🏽‍🎓，拿著一支手杖🟩，走起來卻是一位年輕的教授，而他在課堂上言談的真摯誠懇更是充滿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氣質📗🦼。可馮先生是很少閑談的，雖然總是笑容可掬，卻沒有和學生閑聊的習慣。

地方小，“跑警報”的日常活動使得師生在課外相遇的機會增多。在知識傳播和任教方面存在課內和課外兩個大學。我就曾在某晚去馮至先生在錢局街的寓所，直坐到很晚👼🏼，談些什麽已記不清了，只記得馮至先生、姚可昆先生（馮至先生的夫人，北京女子師範學院畢業）和我坐在一張方桌前，姚先生在一盞油燈下不停地織毛衣，時不時請馮先生套頭試穿🚛，馮先生略顯猶豫，但總是很認真地“遵命”了。當時師生關系帶有不少親情的色彩，我還曾攜馮姚平（馮至先生的長女）去樹林散步，拾落在林裏的鳥羽💬。但由於那時我的智力還有些混沌未開，只隱隱覺得馮先生有些不同一般的超越氣質，卻並不能提出什麽想法和他切磋✡︎。但是這種不平凡的超越氣質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卻是不可估量的，幾乎是我的《詩集：1942—1947》的基調🤹🏼‍♀️。

念了哲學之後，我開始對歌德和裏爾克特別感興趣，我就不喜歡那種純粹抒情的詩了🦿，喜歡智性多一些的🧧。自己在課余的時候就開始動筆寫一些白話詩🎉。當時我們精神營養主要來自幾個渠道，文學上以馮先生所譯的裏爾克信劄和教授的歌德的詩《浮士德》等為主要，此外自己大量地閱讀了20世紀初的英國意識流小說，哲學方面受益最多的是馮友蘭、湯用彤、鄭昕諸師。這些都使我追隨馮至先生以哲學作為詩歌的底蘊😓，而以人文的感情為詩歌的經緯📮。

我大學三年級時🛣🤟🏿，在一次德文課後，我將一本窄窄的抄有我的詩作的紙本在教室外遞上，請馮先生指教。第二天德文課後先生囑我在室外等他，片刻後先生站在微風中，衣襟飄飄🟠，一手扶著手杖，一手將我的詩稿小冊遞還給我，用先生特有的和藹而真誠的聲音說👨‍🦱：“這裏面有詩💇，可以寫下去，但這卻是一條充滿坎坷的道路🔊。”我聽了以後，久久不能平靜🥺，直到先生走遠了，我仍木然地站在原地，大概就是在那一刻，註定了我和詩歌的不解之緣🌷⛓️‍💥。

馮先生對我的影響一方面是他所講授的文學🌺，另一方面是他詩歌中的境界。我認為馮先生的十四行詩至今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他的十四行詩受到很多尊重🫳🏻，而真正理解他的十四行詩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文字十分樸素，但是其中蘊含的深層的文化積澱，融合了西方的哲學和他所崇拜的杜甫的情操🧛🏽‍♀️。他的詩是深厚的文化產物，達到了中國新詩的最高層次。但是，由於中國的普通群眾，一般的詩歌愛好者和學者，很少能夠達到馮先生的文化層次，所以他們更喜歡令人激動的、浪漫主義的（或革命浪漫主義的，或西方浪漫主義的）詩歌作品↘️。但是🕸，馮先生的詩歌並不屬於這種流派。而我由於有了與他類似的哲學文化背景，我特別喜歡他的作品💿。因此，這種影響並不是單純的哲學的影響，而是文化的影響©️。可以說，文化對人的觀念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不是馮先生在外語系的學生，但是👍，我確實認為，我一生中除了後來在國外念的詩之外，在國內，從開始寫詩一直到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的形成，對我影響最大的是馮先生。這包括他詩歌中所具有的文化層次👮🏻‍♂️，哲學深度，以及他的情操🥬。我覺得我跟他的共同點就是我們都是先念哲學🕳🧛🏼‍♂️，然後進入詩🤟🏼👨‍👧，在詩歌上我們的趣味很接近🤘🏽。他是一個絕對的學者🌻，非常嚴謹的老師🏌🏽‍♀️，我好像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玩笑話🔟；他的文章也是這樣➗，沒有一句是隨隨便便的，每一句都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馮至先生的家與我們的宿舍離得很近。我不知道為什麽，會經常冒冒失失地跑到馮先生家去坐著，卞之琳等人有時候會去看馮先生，他們聊天的時候我就坐在邊上聽，一言不發🦹🏼，他們也不會趕我走✒️🧙🏻‍♀️。我非常尊重馮先生🐝，可是無法跟他瞎聊，好像我一定要帶點什麽問題去請教他，否則不會到他那兒去串門。有相當一段時間我經常去找他，但每次去他那兒好像上課似的👯‍♂️，你如果不提問題他絕對不說，尤其是生活瑣事👧🏿，與他無關的事。所以我後來也沒有怎麽去訪問他😗⛹🏽‍♂️，因為畢竟不能老一本正經地提詩歌的問題。

抗戰勝利以後，清華北大就遷回北京了🧑🏽‍🦳，我在1943年畢業🐕。我的詩開始是在天津《大公報》文化副刊發表的💂🏼‍♀️，馮先生是當時的主編。幾年後🧑🏻‍🎄，袁可嘉接替了這個位置，我的詩就一直在上面發表。我的第一本詩集《詩集🧘🏼‍♂️：1942—1947》🧛🏿‍♀️，是巴金先生親自編的👉🏻。巴金對當時的青年作家非常愛護，給大家發表詩歌🦨、編書，包括我和陳敬容的詩歌。

許多許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在寫新詩方面，我無意中走上了馮至先生在《十四行集》中開創的那條中國新詩的道路🧙🏿‍♀️。可能因為在求學期間我和馮至先生一樣，步入了哲學和詩歌的殿堂🔭。套用德裏達的一句話，柏拉圖和老莊永遠出現在我的面前，而我總在傾聽他們和繆斯的對話⚅🥘，並且尋找表達他（她）們對話的漢詩藝術。（祁雪晶🈶、項健采訪整理）

轉自《光明日報》2014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