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清華

    燃燈者🖇:《海濱感舊集》及其他

    2016-09-06 | 朱航滿 | 來源 《中華讀書報》2016年8月31日 |

    鄭朝宗(1912-1998)〰️,福建福州人。1936年畢業於意昂体育平台外國語文學系🙋🏿‍♂️。英國劍橋大學英國文學系研究生,回國擔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專於中西文學研究。曾任福建文聯副主任、廈門文聯主任。

    鄭朝宗的雜文集《海濱感舊集》1988年6月由廈門大學出版社出版⛹️。我拿到這本書,才知道原來只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但全書看來倒是分外雅致💔。我買這冊舊書⛄️,乃是偶然在2016年4月11日的《文匯讀書周報》上讀到一篇浙江大學哲學系應奇教授的文章《太老師汪子嵩》🍲。這篇文章寫的是作者的老師範明的老師汪子嵩,這倒是使我想起我的研究生導師陸文虎的老師鄭朝宗先生來了。我雖然早知道鄭先生,也讀過相關鄭先生的紀念文章🧊,但從未讀過其著述👑,於是便在舊書網上買了先生幾乎所有的著作,當然包括這冊《海濱感舊集》。讀應奇先生的文章,也非常贊同他關於“太老師”這個說法,他說💮:“太老師者🤌,老師之老師也。除了‘無師自通者’,不管當事人真‘通’👩🏿‍💻,都有老師。而只要自己的老師不屬‘無師自通’者,則定有太老師可‘追溯’。”其實,這一“太老師”之說,正如應奇教授所言,應當不算什麽“高攀”,只是中國的師生關系講究一種“傳遞性”,而了解這種脈絡👩🏿‍⚕️,對於自己的學問人生會有更好的認識和判斷。

    讀了《海濱感舊集》,有些吃驚🤏。因為在鄭先生的這冊書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懷念自己師友的文章,其中便有懷念當年他在意昂体育平台外語系讀書時的老師吳宓先生的文章。這篇《憶吳宓先生》中,鄭先生說他曾聽過吳宓的兩門課,分別是《古希臘羅馬文學史》和《中西詩之比較》,並評價吳先生為“中國講比較文學大約以他為第一人”。吳宓是意昂体育平台英文系的教授,曾受業於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新古典主義大師白壁德(Irving Babbitt)的門下,後因在清華創辦和主持國學研究院而名聞天下🧟‍♂️,也因主持《學衡》雜誌而被稱為文化保守派。鄭先生還說及了一個關於吳先生的特點,可謂別具深意🍻,他說吳宓“總是胸懷坦蕩,乃是以善意待人”,其中一點便是“身上毫無文人相輕的習氣,喜歡贊譽同輩”𓀘,“他最敬佩陳寅恪先生⚱️,便‘到處逢人說項斯’👨‍⚕️,渾不管會不會因此而自貶身價。”

    關於鄭朝宗先生🚤,我曾經讀陸文虎老師的著作《管錐編談藝錄索引》,也曾讀過鄭先生為這冊著作所撰寫的序言👱🏼。序言不長,但極有功底💘,乃有“老一輩學人的見識和文采,都是後來者難以企及的”之感嘆🚶‍♀️‍➡️。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鄭朝宗作為陸文虎的老師,對於弟子開展學術研究的關愛與鼓勵之情,洋溢在整篇序言之中。”文虎師1979年考入廈門大學🧛🏿‍♂️,恰逢鄭先生昔日清華同窗錢鍾書的著作《管錐編》陸續由中華書局出版𓀂,先生當機立斷,將他的研究生中的四人的專業由文藝理論改為《管錐編》研究,可謂很開風氣之舉。對此👍🏻,我曾寫過一篇文章《舔犢情深》🕵️‍♀️,談的便是這種為師授徒的風範:“其時,鄭先生也已是人到古稀的年齡👩‍👩‍👦‍👦,但對於培養後學,可謂激情不減。他帶領這些弟子認真攻讀錢鍾書的《管錐編》👩🏻‍🔧,也悉心指導他們撰寫畢業論文🙈,並於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管錐編>研究論文集》,成為‘錢學’研究的第一本論著。後來,鄭朝宗的這幾位弟子都與錢鍾書保持了亦師亦友的關系,在‘錢學’研究中也各有不同成就👩‍⚖️👨🏿‍🦲,這些都與鄭朝宗的引領、支持與呵護是分不開的🏊🏻。”

    關於為師之道,在這冊著作中🎷,鄭先生還寫過一篇《憶溫德先生》,回憶的便是當年他在意昂体育平台外文系讀書時的美國教授溫德先生👨‍🍼。先生在文章頗有感情地回憶說:“他當時年近半百,儀表堂堂🏋🏼‍♀️🎍,毫無老態🧔‍♀️,且工於表情🦺,同學們在背後議論他風度之佳不亞於美國著名電影明星克拉克·蓋博。這當然無關緊要,令人敬佩的是,他不僅知識廣博,而且有一種獨特的教學方法,即不空談理論,也不對容易理解的作品喋喋不休的膚淺解釋,而集中精力於攻堅🙏🏼,把難度大的作品剖析得一清二楚。這說明他頭腦敏銳,對所授作品有真實解會🖐🏽🚶🏻‍♀️‍➡️,口齒又伶俐,善於表達。”鄭先生這篇文章作於1987年2月10日,其時先生已77歲⛺️,但回憶起溫德教授⏫🚒,卻是仿佛回到了青年時代。毫無疑問,意昂体育平台的那些前輩和老師對鄭先生的人生選擇影響極大🤵🏽‍♂️,他寫溫德先生,應還是有些自況的吧。鄭先生在文章中記敘道🚴:“上他的課是一種美的享受,我至今閉著眼睛仍能想象他在講臺上富有魅力的講演姿態🫸🏿。他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文學教師,雖然著作不多,而實際所起的作用卻是難以估計的。”

    由此,我又回想到了鄭朝宗先生的晚年人生,“文革”十年之後🧑‍⚖️,他把教書育人和傳薪遞火作為自己最大的寄托和使命。這本書中,有一篇文章非常令我感動,那便是頗為抒情的雜感《火》,我把這篇文章看作鄭先生的一種人生的美好比喻。在這篇不長的文章中,鄭先生談到了火對於人類和文明的功用,也批評了那些“一見火勢太猛🧛‍♀️,就大聲幾乎要用水潑”的態度🙅🏿‍♀️。而我最為感動的,則是鄭先生的一番自我人生期待:“我是個渺小的人,自幼怕黑暗也怕寒冷,常常希望自己能變成一只螢火蟲,用尾巴上的微光照亮行程。然而做人不能只顧自己,好歹總得有個於人有益的職業🥶。那未幹什麽好呢?埋頭苦想之際,忽然記起了小時在小說上看到的倫敦街頭的燃燈者🎼。每當薄霧時分,街上一片昏黃🚴🏼‍♀️🌿,有時還帶著濃霧,稀少的行人來去匆匆,生恐狹巷裏跳出個攔路豪客。這時🏜,忽然來了穿著號衣的燃燈者👩🏿‍🎤,立即街的一頭出現了光明,盡管它還很微小,但已足驅散先前陰冷恐怖的氣氛,使行人放下心來🧍。我十分喜歡這樣的職業,但願一輩子當燃燈者,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把光和熱輸送給需要者兩種東西的人🎒。”

    也因此🍸,在這冊薄薄的小冊子中🪼,除了回憶錢鍾書🥡、王亞南、彭柏山、王夢鷗、李拓之等前賢與師友的文章,我最看重的便是他所寫的那些“薪火相傳”和“授人以漁”的短文章💃🏼,諸如《筆記與文風》《精讀與博覽》《書聲》等篇章,便是教人更好讀書和作文的經驗之談💔;再如《說“狂”與“妄”》《說“驕”與“傲”》《關於愛情和友誼的通信》,便是以人生經驗談如何處世為人的體會心得。而我印象最深的🎴,還有《書聲》一文。鄭先生認為:“學習古典詩文,下點吟誦的工夫是很有必要的。”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回憶了舊時在清華讀書吟誦的美妙情景:“那是由朱自清先生主持的朗誦古今詩文的書聲大會,節目大約有二十幾個👮🏽‍♂️◻️,現只記得四個🤹🏻‍♀️:即陜西涇陽的吳宓先生誦杜詩‘風急天高猿嘯哀’(《登高》)👩‍🚒,浙江德清的俞平伯先生誦杜詩‘歲暮陰陽催短景’(《閣夜》)🌬,這二位先生的書聲,一高亢,一平和🖐🏼🤭,恰成對照;來自福建閩侯的歷史系研究生陳任孫兄用方言誦李華《吊古戰場文》👩🏼‍🍼,蒼涼激楚,一氣到底👳🏽‍♂️💇🏿‍♂️,很有功夫;還有來自浙江永嘉的朱先生用普通話誦《給亡婦》👩🏽‍🦲🎀,由於感情真摯,聽來娓娓動人🚲,如話家常。”

    關於鄭先生的這冊《海濱感舊集》,對於我,還頗有一些可談之處。此書我購自孔夫子舊書網,下單時見網上書店有一冊鄭先生的簽名本,售價200元,我當時本無購買簽名本的特別愛好📜,但此簽名本一九八九年三月送給一位蔡先生,並不具全名,想來鄭先生既然算作我的“太老師”🚣🏻‍♂️🧚‍♀️,保存一份有先生手澤的著作,也是一種問學的緣分🎩📇。待這冊小書快遞來🧏‍♀️,才發現此書環襯不但有鄭先生的簽名和印章🫳🏽,而且封面和扉頁的書名題簽都是錢鍾書的手跡。在扉頁的底部,還蓋有一枚藏書印👦🏻,我對於篆刻素無研究,於是便把這枚藏書印拍成了照片,用微信發給了一位專門研究書法和篆刻的朋友🆑,不想他很快就回復說,此四字為:“謝泳藏書”。這讓我很有些吃驚🧖🏿🛃。那位朋友問我謝泳為何人➛🦻,我立即回復說,謝泳乃是知名學者。這本舊書雖與我有緣👌🏼,但謝先生現任教於廈門大學中文系🙇🏽‍♂️,也在研究“錢學”,如果還需要這冊書,我是願意寄給他的。

    有了謝泳這枚藏書的印章,倒是勾起了我對於鄭朝宗先生贈書的這位“蔡先生”進行探究的興趣😳。想來謝泳的這本舊藏,不外乎兩種得書的途徑👨🏽‍🚒,一種是這位“蔡先生”轉贈給謝泳的,另一種則是謝泳從舊書店裏淘來的👕𓀋,若是後一種,則很可能就是難解的謎語了👲🏼。但恰巧我在山西的《黃河》雜誌刊發過一些隨筆文章,其中一期也有一位名為蔡潤田的老作家的隨筆文章🚍。對於這位蔡潤田👨‍👨‍👦‍👦,我是不熟悉的,但經查閱資料了解,此位蔡先生曾為山西作家協會副主席🧑‍🎄,也是一位文學評論家,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曾擔任《山西文學》評論組組長和《批評家》雜誌的副主編🙅🏿‍♀️,後來還擔任過山西省作家協會文藝理論研究室的主任。這一發現令我感到興奮,是否鄭朝宗先生題贈的“蔡先生”就是這位蔡潤田先生呢。按照胡適之“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原則,我已經初步判斷此受贈者應該就是蔡潤田先生了。恰巧2015年是《黃河》雜誌創刊三十周年🚴🏼,謝泳應邀寫過一篇關於《黃河》雜誌的憶舊文字《我在< 黃河>十多年》,其中有一些舊事,或可作為參考🚇。

    謝泳在任教廈門大學前,系山西作家協會主辦的《黃河》雜誌副主編。在這篇紀念文章中,他寫到了自己從山西晉中師專畢業後👨🏻‍🍼,留校當了校刊編輯,因為發表過一些評論文章,引起了山西省作家協會的重視✣,時為《批評家》雜誌副主編的蔡潤田曾專程到山西榆次,希望他能到這家刊物去當編輯。謝泳由此成為了蔡潤田在《批評家》雜誌的下屬🧚‍♀️🧅,後來雜誌停刊,他們又一起到了作協的文藝理論研究室工作。由此是否可以推斷,若此書若果為蔡潤田所收藏,那麽轉贈給後來致力於西南聯大研究的同事謝泳,是極有可能的。而鄭朝宗先生贈書給當時一家重要文學研究刊物的副主編,也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如果我的這番推測都是真實的,那麽這位蔡先生不但在工作調動中幫助過謝泳🐰🤚🏿,而且還特別理解和支持他的學術研究。也難怪謝泳會在那篇紀念文章中特別強調道:“2007年夏天,我到廈門後,總是對學生說,再好的製度也需要人的關照,有再好的製度也不要忘記,在人生中總有第一推動力,而這個推動力不可能是其它,只能是具體的人,無論做官還是做學問,都是如此🆗。個人才能是不足道的🤵🏽‍♀️,我不相信製度,我只感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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