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地處昆明市中心的雲南師範大學老校區至今仍保留著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的一間老教室。低矮的平房外墻雖然經過粉刷👳🏽‍♂️，但其簡陋的鐵皮屋頂仍透露出其歷經的世事滄桑，這是戰時中國最高學府留存至今為數不多的遺址🌊。停駐在此的遊人很難想象，諾貝爾獲得者李政道、楊振寧、中國“兩彈一星”元勛鄧稼先、朱光亞等知名科學家都曾在此求學𓀉🐜。而那段西南聯大求學經歷🧝‍♂️，也是聯大學子終身難忘的記憶。

防空警報聲中求學

2014年末，24位西南聯大老意昂在雲南師範大學慶祝校慶，97歲的鄭泳訢是一位到場的聯大學子。鄭泳訢近年因痛風而腿腳不便⚔️，記憶力也有所衰退☂️，但他至今仍記得那段在西南聯大求學的歲月🧒。

鄭泳訢的二哥曾是南京中央醫院的醫生，一直跟隨二哥生活的他也曾希望有朝一日能從事那份職業。但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鄭泳訢的人生和許多中國人一樣偏離了自己設想的軌跡👷🏽‍♀️。

“我原來希望能夠去北京協和醫學院念書，那是一所由美國人創立的學校🗞，從那裏畢業後就能夠到美國行醫。但抗戰時期北京淪陷了，不能去了🕰。”鄭泳訢回憶Ⓜ️🦹🏿，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跟隨著二哥從南京遷往江西🦹🏼，而後又遷至雲南昆明。

1940年已在中法大學雲南澄江附屬中學念了一年書的鄭泳訢💪，通過轉學考試進入西南聯大生物系學習。談及此處，鄭泳訢臉上露出笑容，他說：“有27個人參加轉學考試🛍️👊🏽，只錄取了我一個。”但考慮到抗戰期間，修讀生物學畢業後只能進農場工作，鄭泳訢轉而修讀法學。

作為戰時的大後方🤓，昆明市時常遭到日本軍機襲擊，集中了中國文化名人和承擔傳承中華文化責任的西南聯大更是敵機空襲的主要目標之一。鄭泳訢說🤹🏿‍♀️，不時遭到空襲令部分同學感到不安，有人說要搬到山上或城外去上課，還有人甚至說“搬到喜馬拉雅山上”。

不過➾，西南聯大師生終究沒有在炮火紛飛的日子陷入逃亡和恐懼🙌🏿，逐漸適應“跑警報”的學習生活✯。由西南聯大《除夕副刊》主編的《聯大八年》一書收錄的多篇關於聯大生活的文章，也都提到師生“跑警報”的場景。

一位署名為“光遠”的聯大學子在《片斷的回憶》一文中寫道🧙‍♂️：“一九四一的一年月間，昆明已屢有空襲了🤟🏿，學校上課改為七—十，三—六🏌🏻，中午十時吃午飯😝，夜晚六時吃晚飯，但往往早晨還不到七點鐘便響警報了🕯，天黑了還不解除，偶而夜襲，半夜還得爬起來，幾天在後山，課業大受影響🤾🏻🧔🏽‍♀️，及八九月間學校大遭轟炸，圖書館，飯廳，教室，寢室都有損壞，聯大同學當時是 ‘床床雨漏無幹處’，便在此時，在圖書館看書要打傘👨🏽‍🔧，在寢室睡覺也要張傘，真別致！”

學生“兼差”彌補花銷

由於物質條件簡陋，西南聯大學生當年想在圖書館或教室中找到自習的位置，都需要經過一番“爭奪”👨🏽‍🚒。據《聯大八年》中《八年來的生活與學習》一文記載，“圖書館裏要搶位子➛，搶燈光，搶參考書，教室裏有人隔夜就占有位子的🥋，擁擠在圖書館前的同學，有一次竟為雲南朋友誤認為是擠電影票🦆。”

面對圖書館裏位置緊俏的狀況🍳，鄭泳訢一般會留在宿舍自習，或是到學校對面的鳳翥街茶館“泡一杯茶，一邊嗑瓜子🚭，一邊看書”🐳。

鄭泳訢還記得，西南聯大那時已實行學分製。“上課除了本系必修課以外🧒🏿，還可以選自己喜歡的其他系的課🛜，修滿400多分就可以畢業。”他說，“那個時候學經濟學的人最多了，教授上課時課室裏面都坐滿了，課室外很多人都站著聽。”

西南聯大學生當年除了需要克服學習條件簡陋的難題外👰🏽‍♂️，還面臨生活費少、物價上漲帶來的生活壓力🔽。鄭泳訢說，戰區學生當年每月僅能領到8元生活補助，這僅夠一個月夥食。

《聯大八年》中《八年來的生活與學習》一文還談到，“同學的夥食在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時每月只要七元還可以天天吃肉吃雞蛋🧑‍⚕️，每星期打牙祭時還可以吃雞吃魚；到三十年時已漲到每月二百元©️，以後生活費用更跳躍式的增高🤦🏼‍♂️；到三十三年每月夥食費漲到一千多元，三十四年到五六千🤴🏻，三十五年一萬元，還是終月嘗不到肉味🥲。”

為了彌補花銷➖，不少學生會利用課余時間到昆明的中學教書6️⃣𓀏，“兼差”也成為聯大生活的一大特色⚠。鄭泳訢說🔧🌈，那時他周一至周三上課😓，周三下午便坐火車從昆明市區到呈貢，途中還需要騎馬，走一段路才能抵達兼課地點呈貢中學，周四至周六都在學校裏教生物課和英語☛。

在鄭泳訢看來，他在西南聯大上學的日子並不算“艱辛”，學校自由的風氣令他感到很受益。“聯大考試很靈活，主要考思想🤙🏽。教授並不要求死背書🚅，有自己心德以後可以自由發揮。”鄭泳訢說，他至今記得一門社會學考試🧜‍♀️，“我根據他出的題目，聯系社會的情況回答，教授覺得我答得很好👩‍🦼，能夠將實際聯系起來。所以在二三百名考生中🪇，我考了第二名🤚🏿。”

聯大為中國戰後建設積蓄人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抗戰迎來勝利之時，西南聯大的戰時使命也隨之結束。國學大師馮友蘭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史》中提到👇🏼，在1946年5月4日舉行最後一屆結業典禮後，西南聯大原有三校按國民政府命令“返故居、復舊業”。而西南聯大在雲南8年期間，先後畢業學生有兩千余人🫸🏻，而他們在中國戰後建設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畢業生名錄》統計🔶，西南聯大師生擔任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1949年）27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54人（學生80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2人（均為學生）🪽。其中有楊振寧、李政道兩人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趙九章🏑、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黃昆、劉東生、葉篤正、吳征鎰等4人獲中國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雲南師範大學教授😐、雲南省中國近代史研究會會長吳寶璋在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考入昆明師範學院（後更名為雲南師範大學）🤛🏼。吳寶璋說🪓，那時包括朱德祥、潘庸等一批西南聯大時期的教師和學生在校內任教，他們經常在授課期間對向學生提起聯大往事，並對學生在學術研究上提出學習西南聯大的要求，耳濡目染間✍🏻👩🏽‍🔬，他逐漸萌生了研究西南聯大的興趣，此後更以西南聯大歷史作為治學研究的方向。

畢業後選擇留校的吳寶璋曾參與意昂接待工作，令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知名意昂楊振寧。1978年至今，楊振寧已先後6次回母校參觀♉️。吳寶璋記得，1988年楊振寧因個人日程沖突，無法在當年11月1日回校參加西南聯大50周年校慶8️⃣，因而8月份提前回母校探望。

吳寶璋當時應校方要求請楊振寧題辭🍯，楊振寧應聲答應，不擅於寫毛筆字的他拿出鋼筆，但準備動筆之時👧🏼，他卻停下來🤦‍♀️。“他說，寫什麽內容需要考慮一下🧑🏽‍💻，第二天寫完了再給我們送來，或者我們來取。”吳寶璋回憶，楊振寧對為母校校慶題辭一事十分重視🐼，頗為斟酌。

楊振寧的題辭引用了西南聯大校歌中的歌詞🧂，並加以改動，“中興業，需人傑”🍾。吳寶璋認為，楊振寧引用這兩句話正點出了西南聯大辦學的目標和宗旨，在抗戰勝利後🤙🏿🚾，國家中興大業需要傑出人才🤵🏼，師生們正是朝著這個目標努力。

而晚年的楊振寧對西南聯大的記憶始終難忘🚴🏼‍♂️，吳寶璋記得1978年楊振寧首次回母校就攜帶家人在聯大紀念碑前唱起校歌💆🏼。

聯大教師紮根昆明“做持久戰”

西南聯大在昆明紮根8年，是戰時遷往昆明的眾多高校中在此座邊城停駐時間最長的學府。而西南聯大也與昆明彼此間深深交融，留下許多令人回味的記憶。

1936年生於昆明的雲南師範大學教授余斌至今記得🚒，小時候在街上能一眼認出西南聯大的師生𓀁👨🏼‍🦲，“他們穿著明顯和我們不一樣，而且帶有外省口音🕌🧑‍🏫。”他認為🙋🏼‍♂️，正是這批外省來的文化人🙇🏻，在短短八年間改變了雲南地區原來較為落後的社會文化生態🧜🏿。

中國社會近年來對原生態歌舞給予極大關註，余斌在走訪調研中發現👔，西南聯大師生早在抗戰時期就“帶起了頭”。1945年西南聯大部分學生為了深入了解社會基層📯，就前往昆明周邊的石林💜、彌勒等縣采風，發現當地少數民族歌舞極具特色🙍🏻‍♀️，在向聞一多🐫、朱自清等教授匯報後，師生們由此決定邀請部分彝族等少數民族到西南聯大對舞蹈進行組織編排，在校內舉行了一場演出。

“（演出）吸引了3000人觀看，轟動得很，後來還被安排到省政府禮堂演出🧙🏿‍♂️🫳🏼，這是雲南原生態歌舞第一次搬上舞臺。”余斌說。

西南聯大中文系和外文系教授和學生也對雲南地區少數民族語言進行調查🟠，了解少數民族語言與漢語之間的關系。余斌說，知名語言學家羅常培當時就發現，白族語言白語中70%詞匯就來源於漢語，融合了大量古漢語詞匯，同時🛫，白族人文化水平普遍較高。西南聯大師生通過整體性了解雲南地區各民族語言交流情況，了解到文化深度交融促進了雲南地區各民族的向心力。

余斌在研究中還發現，西南聯大中相當一部分知名教師抗戰意誌非常堅定，“有打持久戰的思想”。在昆明持續遭受日本敵機轟炸的過程中，聯大教師聞一多始終堅守📼，在昆明搬了10次家也未動離開的念頭🦓。

而傅斯年、梁思成👩‍🍼、梁思永⇒、李方桂、李濟、錢端升和金嶽霖等7戶教師在昆明郊區棕皮營花費積蓄建造起自己的房子，恰恰是這7人在抗戰勝利後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作為知識分子，他們有著傳統士大夫的愛國情懷，有打持久戰、抗戰必勝的信念🧍。”余斌說。

余斌退休前在雲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授課，教學過程中也刻意帶著學生實地走訪西南聯大教師們在昆明的故居，現場講解戰事期間文人生活，成功引起了學生的共鳴。而他研究興趣也愈發濃厚，將多年走訪體驗寫成了著作《西南聯大·昆明記憶》。

在余斌心中，西南聯大教師是中國教育史上的豐碑，他們是“昆明天上永遠的雲”，“他們永遠飄在我們頭上，高山仰止🧔，不會離開我們的💨。”（王齊龍）

轉自 僑報網 201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