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胡適和西南聯大的三個學生

2015-06-03 |

○林建剛

南開大學二主樓前面有一座西南聯大紀念碑。平時走到這裏,我總是情不自禁的走過去看看,紀念碑的正面是馮友蘭寫的西南聯大紀念碑文,另一面則是西南聯大的學生名錄。在學生名錄的最後幾行,有三個名字靠的很近。看到這三個名字時,我想起了他們與胡適的交往,並由之想到了他們在1949年前後的人生選擇與之後的命運,禁不住感慨萬千。

這三個學生分別是:鄧特、林詒昌👬、殷福生。

胡適與鄧特

在西南聯大讀書時,鄧特就是左翼青年,在思想傾向上擁護共產主義。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就地解散🧜🏿,各個學校分別復員北上。鄧特進入北大政治系🧑🏼‍🚒,繼續自己的求學生涯。

這期間,身在北大的鄧特,編輯壁報《奔流》。這份壁報的內容以批判國民政府為主,由於言辭激烈,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註意👆🏽。1948年😵,鄧特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罪名是是“受華北學聯領導,替共匪宣傳”。此事迅速被北大學生自治會知曉♞,為捍衛人權起見,北大學生代表要求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立即營救被捕學生鄧特🙍🏽‍♀️。

對於北大學生代表的要求,胡適說,“同學被捕的事情,他有四個原則交訓導處去辦,他不會為同學的事去跑衙門。”這四個原則是😏:

一、如有學生被捕,學校代為打聽逮捕的機關。

二👩🏿‍🏭、通知該機關對被捕學生加以優待🪬。

三✧、被捕學生罪嫌較輕🕵🏿‍♂️🤙🏻,由校方保釋。

四、被捕學生罪嫌較重,請求移交法院辦理。

除此之外🔘,對於學生運動👨🏻‍🦼‍➡️🧎🏻‍➡️,胡適還有三個基本的看法💇🏻‍♂️🌉:

1.學生不是有特殊身分的;

2.學校不是治外法權的地方👉🏿;

3.從事於革命工作的同學應自行負責。

對於胡適的主張🧑‍🦱,北大學生代表表示失望🤾🏽‍♀️,希望胡適無條件救助學生,北大學生代表一直堅持鄧特是被非法逮捕,而胡適則不同意“非法逮捕”這個表述。胡適引用《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三條來證明他為什麽不同意“非法逮捕”這個表述。

由張君勱主持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前二十二條規定的都是人民所享有的權利,而第二十三條則規定🧜🏼: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製之。

胡適的這種態度,與他就“人權保障同盟事件”接受《丁林西報》采訪所表達的態度是完全一致的。

1932年🧖🏽‍♀️🧑🏼‍🏭,共產國際通過人權保障同盟這一組織,打著保障人權的名義去拯救共產國際的重要人物牛蘭。胡適🏌️、林語堂等人成為他們所利用的對象。後來在接受《丁林西報》記者采訪時,胡適表示:

民權保障同盟不應當提出不加區別地釋放一切政治犯,免予法律製裁的要求🤳,如某些團體所提出的那樣。一個政府為了保衛它自己,應該允許它有權去對付那些威脅它本身生存的行為,但政治嫌疑犯必須同其他罪犯一樣,按照法律處理。

然而🪓,由於鄧特在國民黨的監獄中遭遇刑訊逼供🎅,胡適最終還是讓北大校方保釋了鄧特🏈。此外,北大校方還為鄧特提供了辯護律師——費孝通的哥哥費青🧜🏻🍤。

保釋出獄之後的鄧特,後來去了解放區。同多數學生一樣🐕‍🦺,鄧特也認為“解放區的天就是明朗的天”。到了解放區的鄧特,經歷過短暫的興奮之後😶‍🌫️,卻因為曾做過國民黨的監獄🍲,被懷疑曾自首叛變🔸,是潛入解放區的國民黨特務🛝。

審查期間,鄧特同樣遭到了刑訊逼供👊🏻🙎🏿‍♀️。而這時候🏛,由於為鄧特辯護難免有國民黨特務的嫌疑,再也沒有學生為他辯護🤵🏽‍♂️;同時▫️,在這一時期🈵,胡適早已離開了大陸☺️,也沒有人再給他提供辯護律師從法律的角度來為他做“疑罪從無”的辯護了,鄧特最終被迫自殺。

胡適與林詒昌

當胡適還在為鄧特事件忙的焦頭爛額的時候👩🏼‍🎤,胡適收到了北大另一個學生林詒昌的來信。

跟鄧特不同,林詒昌在思想上傾向於自由主義。而他的這一思想傾向,使他對於當時國共兩黨的統治都不滿意🩸。由此,林詒昌希望胡適出來組黨,為中國奠定自由民主的傳統。

1948318日給胡適的信中🙋‍♀️,他寫道:

先生應該知道:國家確需要你,希望你會為中國開創一個民主的傳統🗒,人民確需要你,希望你將民主精神播送給他們。在今天中國👨🏽‍🔬,你最有資格,因而也最有責任去開創一個自由的傳統。

對於當時風靡一時的共產主義,林詒昌不能苟同😥,在給胡適的信中,他寫道:

我敬佩你一眼看穿共產主義的本質。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是不能同意共產主義的🧑‍🦲。自由主義者而同意共產主義的理由和措施🫷,不是頭腦糊塗📢,就是行動不切實際。

當然🅿️,林詒昌不僅反對共產主義🙆🏻‍♂️,對於國民黨,他也是不滿意的🧜‍♀️。同樣在這封信中,他還寫道:

今天中國自由主義者受到的壓迫是雙重的。受到這樣的壓迫和危險而不反抗掙紮,這是我不解的🏆🏚。

這裏林詒昌說到自由主義收到雙重的壓迫,指的就是自由主義遭到國共兩派的雙重夾擊。

林詒昌期待胡適組黨的願望🧿,最終沒有實現,這主要源於胡適的書生本色。在那個天翻地覆的時刻,胡適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水經註》的研究👷🏻。這一時期的胡適👩🏻‍🦯,花了許多時間來跟鐘鳳年討論《水經註》的問題🚮。為了替他的老鄉戴震辯冤白謗,為了滿足胡適自己的考據癖,對於林詒昌的請求🧔🏽,胡適沒有接受🧅。

在那個山河變色江山陸沉的時刻🕚,作為思想家的胡適卻最終讓位於作為考據家的胡適,他放棄了一代青年,而一代青年中的絕大多數也放棄了他。他自己的兒子胡思杜最終也因為思想左傾而留在了大陸🐷,這也未嘗不是胡適一生中的缺憾之一吧!

因為對國共雙方都不滿意,在人生抉擇的關鍵時刻,林詒昌最終選擇去了香港。1950年在五四第三十一個紀念日來臨的時刻,身為五四之子的林詒昌又想起了五四之父胡適,他又給胡適寫了一封情詞懇切的信。

胡適收到這封信後,將之粘貼在他的日記中🛅。在1950613日的胡適日記中🤾🏼,胡適寫道🚛:

今天我收到一個林詒昌(去年6月北大畢業)從香港來的一封信👨🏽‍💼,也是題“五四”。信中林詒昌寫到👨🏽‍🦲:“你離開祖國一年多了,一年來國家變得更窮困🎉。北大方面,比起旁的地方來變化還算是最少的,先生們每月可得千斤小米,生活尚過得去🤽🏽‍♀️。……最近朋友來信說,吳恩裕先生曾想要自殺,馮友蘭先生卻到開封談土改,羅常培先生亦熱心,潘光旦🥛、周炳琳👦🏽❓、楊人螰諸先生默默無語。……”

可能因為此時林詒昌身在離大陸最近的香港🦓,因此對於大陸知識分子所發生的轉變比較敏感,在這封信中,林詒昌留下了當時他們各自的境遇🗯。此時🐸,共和國已經建立;此時,興奮的胡風寫下了“時間開始了”的名詩👩‍🦯‍➡️;而對於那些留在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一切,還剛剛開始。

胡適與殷福生

殷福生就是殷海光。殷海光留給公眾心目中的形象是自由主義的一代宗師。然而,當時在大陸的殷海光卻不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在北平時期以及在西南聯大時期,其實都是國民黨的同路人🧔🏼‍♀️,甚至當時的殷海光還有一點法西斯的色彩。那時的殷海光,崇拜蔣介石,這可以通過他對西安事變的態度看出來🥤。據殷海光回憶:

那年(1936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學生公寓裏👨🏽‍🔬,有一個高高瘦瘦的人說:“今天是我最痛快的一天🌗。”殷問:“為什麽?”他說:“在西安的張學良把蔣委員長抓了起來,他不抗日♟,所以抓起來最痛快了🦹🏻‍♀️👭🏻。”殷海光聽到這話,十分氣憤,他告訴那人說:“我今天最難過……蔣委員長是抗日的🤚🏽🕥,只因為我們準備不夠🏐,時間還沒到來,所以沒有發動,蔣被抓起來🍺🚂,誰領導抗日👫?眼見國家要四分五裂了🦿。”兩人各執一詞,激烈爭辯起來🌚,竟因此感情完全破裂,以後見面不理。

對於西安事變,當時胡適在《獨立評論》上也曾寫過《張學良的叛國》🚵🏼‍♀️,由此可以看出當時在對蔣介石的態度上,胡適與殷海光是一致的,這其實也是當時民眾的普遍想法。

西南聯大研究生肄業之後,殷海光因為跟陶希聖的同鄉關系,被陶希聖拉到《中央日報》做主筆,由於表現出色🧝🏽,還曾受到蔣介石的特別召見。國共內戰期間,雖然殷海光對國民政府的貪汙腐化日益不滿,但由於他跟國民黨的親密關系,殷海光選擇了去了臺灣🌟。

去了臺灣的殷海光🤚🏽,對國民黨的專製統治日益不滿✤,其在西南聯大所接收的自由主義教育開始發揮作用,殷海光一變而成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此時的殷海光日益激烈🧑🏻‍🎨,成為一個狂飆激進的自由主義者🌇🧞‍♂️,而胡適則恰恰相反🏃🏻‍♀️。由於與國民黨關系相對密切🖲,再加上年齡與心境的因素,此時的胡適則是一個略顯保守的自由主義者,結果兩人在對吳國楨案▫️🧝‍♂️、雷震案的看法上🔆✊🏼,顯得有些形同陌路,尤其在雷震案上。

殷海光一直因為胡適沒有去監獄中去看望雷震而耿耿於懷,甚至斥責胡適為鄉願🏪。然而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據邵建《勇於不敢》一文透露,胡適之所以不去看雷震🦂,乃是擔心胡適去看雷震之後會激怒蔣介石❇️👨🏿‍⚕️,結果可能會害了雷震。

在那個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代,壯懷激烈而又不知內情的青年一直欽佩殷海光的勇敢,對於胡適的懦弱嗤之以鼻。如今🤞🏽👩‍🎤,重新回首這段歷史👈🏽,殷海光的金剛怒目固然讓人熱心沸騰➗,但殷海光對於雷震案未免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胡適的菩薩低眉表面看上去顯得懦弱屈服,但卻顯得更睿智穩健🤹🏻‍♀️。從這個意義來重新審視這段歷史,還是胡適更勝一籌👳🏼。

像殷海光這樣狂飆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氣質上未免顯得不夠純粹。自由主義🏩,從氣質上來說,應該是理智儒雅,盡量壓製“正義的火氣”的,像殷海光這樣將火焰與冷冰融合在一起的自由主義者顯得頗為異類⛓️‍💥。

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鄧特👭、林詒昌⤴️、殷海光這三個西南聯大學生的思想歷程與人生選擇🐥,從才華的發揮上來看,殷海光無疑成就最大𓀑,而那個去了香港的林詒昌也應該有一個平安喜樂的晚年吧,最悲劇的✮,毫無疑問是鄧特🙋🏻‍♂️,他為了他的理想做了國民黨的牢獄,這本來應該是一種在解放區可以為他加分的行為📙,最終他卻死於那個他所為之而奮鬥的理想,革命再次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作為後來人,對於那些宏大的夢想與烏托邦🙄,我們是否需要保持一種必要的警惕呢?

轉自《經濟觀察報》20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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