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茂（自動化 1979）
《陳寅恪集•書信集》2001年6月由三聯書店出版↗️。該集收錄陳寅恪先生1923—1966年的書信230通，這些書信為中國現代教育史和學術史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史料。筆者閱讀了1928-1931年的大部分通信，發現其中數封信所標註的日期不準確👩🏽🌾。現根據意昂体育平台和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相關史料討論這些信的寫信日期👐🏼🫲🏼，不妥之處，敬請讀者批評。
關於推薦清華研究院學生的通信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9頁，致容庚信第三通：
希白先生道鑒🚴🏼：
久不侍教🐀，敬念敬念。茲有戴君家祥及顏君虛心皆前年清華研究院學生，戴君則公所知🧜🏿♀️，而顏君則貴同鄉也🧙🏼♂️。弟欲代介紹於學校授國學課🐌，不知有機緣否？顧頡剛先生如已北來（如已北來🏣，即乞示知），擬托其推薦於廣州中山大學🐦。若燕京或其他學校，不論職務如何📻，務求請公一言以增兩君之身價（以公為文字學專家故也），不勝感激之至。專此奉懇🐽，敬請
著安
弟 寅恪 謹言
（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0頁🫠🐩，致容庚信第四通😘：
希白先生講席：
前介紹戴君家祥及顏君虛心於頡剛先生，已承允諾，頃接戴君來函詢問消息🤿。頡剛先生近在何處🤔，公如知其住址，即乞代為轉詢，以便答復也🤶🏼。……尊意如何，請俟面談🤭，匆此，敬請
著安
弟 寅恪 謹白
（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5-16頁，致傅斯年第一通：
頃有兩事奉告：
一、前清華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學確有心得👨🏼🌾🧉。因渠本孫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後從王觀堂先生遊，故有殷周字例之作，而其他種解釋龜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見於清華《國學論叢》。現在上海無所事事，欲求介紹於廣州中山大學朱騮先，劉奇峰兩公👬🏼，而弟從未通問，不便作書🕵🏽♂️，即請兄代為推薦，必能勝任，不致貽薦者之羞。且弟與戴君甚熱，若其不得事💇🏿♀️↩️，必來北平👨🏿🔧🕵🏿♀️，又無以對付之。敢請撥冗作書致朱🏄🏽♀️、劉二公為感🧿，為感！
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華聘書，弟已催誌希😲，亦尚未得其復音🤦🏿，如清華不再聘浦君，則須改中央研究院🏣，此節乞兄預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華聘書，則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雖未能確定🧜🏿♂️，然總希望誌希能繼續浦君聘書👨🏼🔬，免歷史語言研究所多出一份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預備爾🙎🏽♂️。……
弟擬禮拜二乘車赴上海🤸♀️，不久便歸🕘。《集刊》文兩篇亦已標點，迄稍遲再抄呈一二篇來求教也。
孟真兄
弟 寅頓首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
以上三通信都是關於為清華研究院畢業生介紹工作事👩🏻💻。清華學校於1925年開辦大學部和研究院。大學部先辦普通科👩🍼，研究院先辦國學科🏊🏼♂️，均於是年秋季招第一屆學生。1926年清華學校決定，研究院屬於臨時性機構，待學校設立大學院(即研究生院)後即裁撤。研究院國學科學生在校研究一年，論文通過即畢業。1928年秋，學校決定，到1929年6月最後一屆學生畢業後🚶♀️，停辦清華學校時期設立的研究院。1929年6月21日，國立意昂体育平台舉行畢業典禮🧜🏼♀️。大學部首屆學生（1925年入學）共82人畢業🚔，為意昂体育平台第一級學生。留美預備部最後一屆學生37人畢業🧑🏼🎤，至此留美預備部結束🙅🏽。國學研究院最後一班學生9人畢業，至此清華研究院結束。所以，在1929年夏🧚🏻，清華研究院最後一屆學生和往屆留院學生面臨就業問題。陳寅恪信中所推薦的戴家祥🫠，1926年秋考入清華研究院，師從王國維，1927年畢業後在研究院繼續從事研究🥟，直到1929年夏研究院裁撤💫。以上三封信均應寫於1929年研究院裁撤前後的5月至8月🫱🏼。
致容庚信第三通應寫於1929年5月5日👱🏻♀️。在院學生面臨工作問題👷🏿♀️，作為導師的陳寅恪先生心情一定很是著急，所以請燕京大學容庚教授介紹戴家祥等到任一學校任國學教員👨🏿，也想通過容庚教授在學術界的聲望提高學生的“身價”。此信又請轉托顧頡剛先生向中山大學推薦二位學生。信中所說顧頡剛先生北來一事發生在1929年。顧頡剛1927年至1928年在廣東中山大學任史學系教授兼主任⛰🙆🏻♂️。1929年2月🥧，顧頡剛向中山大學校長請假回蘇州，1929年5月，應燕京大學之聘到北平，6月接受燕大研究員職務。有顧頡剛來北平事🥑，才有陳寅恪的請托，從而可以確認此信寫於1929年。
信末說，《集刊》文兩篇亦已標點。《集刊》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創刊於1928年10月，創刊號為第一本第一分，沒有刊登陳寅恪的文章🚶🏻♂️。原計劃於1929年10月出第一本第二分，因排版問題，推遲到1930年6月出版。該分發表陳寅恪的兩篇文章即《大乘義章書後》和《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信中提到的“文兩篇”應即此兩篇。又，1929年5月20日胡適復陳寅恪信提到《大乘義章書後》，並建議出版時加標點符號🏌🏻♀️，此處陳說“亦已標點”🤏🏿，應是聽取了胡的建議🪻。由此判斷，此信也應寫於1929年👩🏻🦯。
到1929年7月，清華研究院已經不存在，所以🪁，致傅斯年信中有“前清華研究院”之稱。信中還提到陳寅恪先生的助教浦江清還未得到意昂体育平台的聘書，請傅斯年向校長羅家倫致意👩🏿🏫，清華盡早發出聘書🧚🏽♂️，不然就應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安排工作👳🏿♀️。若如所註為1928年8月，當時羅家倫尚未任清華校長，歷史語言研究所尚在籌建之中，還未招聘具體辦事人員👧🏼。所以此信寫於清華研究院裁撤之後不久，所以應該是在1929年👉🏻。此信陳寅恪談到將於禮拜二去上海，“八月九日”致容庚信中附言也說“弟下禮拜二擬乘車赴滬，不久即歸。”由此可知此信寫於1929年8月10日𓀋。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7頁註六說🕰，1929年9月戴家祥已列入中山大學教員名單，這應認為是陳寅恪先生托人寫推薦信所起的作用。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8頁，致傅斯年信第二通。這是一張介紹戴家祥等7名學生的學業情況表🧎♀️➡️。表後註稱👳🏼：此紙片王汎森排在1929年4🏊🏻♂️、5月—7月間🧛♀️。《陳寅恪集-書信集》編者認為該表應作於1928年，從上面的說明可知，王汎森的標註是正確的。
關於歷史語言研究所購買清大庫檔案一事的通信
清內閣大庫為明文淵閣之舊地，積藏了元明清歷代檔案和古本書籍。這些檔案書籍，清末轉存於學部，民國時險遭損毀，學者羅振玉從廢紙店以12000元購得，後有轉賣給藏書家李盛鐸（字木齋）。1927年李盛鐸急欲將其賣出🪪。1928年夏，傅斯年為籌備歷史語言研究所來到上海，此時🫲🏼，陳寅恪正在上海完婚度假。9月中旬，陳寅恪與胡適、傅斯年等晤談購買大庫檔案事🔇。據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信🐭，傅斯年希望中央研究院出錢購買👉🏼。信中寫道🤹🏼♀️🎒：“午間與適之先生及陳寅恪兄餐，談及七千袋明清檔案事。此七千麻袋檔案，……其中無盡寶藏🤾🏻，明清歷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歷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此後《明史》改修，《清史》編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昨日適之、寅恪兩先生談，堅謂此事如任其失落，實文化學術上之大損失，明史🏌🏼、清史，恐因而擱筆，且亦國家甚不榮譽之事也。”傅斯年於9月20日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秘書代行所長名義致函（即所內通信約字第三號）聘陳寅恪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寅恪約於10月初回到北平，之後，為購買大庫檔案事，與傅斯年函電往還🐃，終於在1929年春購得這批檔案🙃。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9-20頁致傅斯年第三通🦻🏻：
孟真吾兄先生🐇：
前寄一函由上海中央研究(院)轉🧑🏽🌾，內附日本雜誌名單，並請歷史語言研究所以公函致清華，即敘述所內通信約字第三號所言各節，想已收到🐧，敬乞速辦為感👩🏼🔬↔️。
頃接李君宗侗來言，歷史語言研究所房子以“禦史衙門”（都察院？）為適當，弟即請其代索。購買檔案事，則因有燕京大學競爭故，李木齋欲得三萬元，玄伯意若以政府之力強迫收買，恐李木齋懷恨在心，暗中扣留或毀損，且須在國府通過一條議案🧙🏽♀️，極麻煩費事。因大學院已批準二萬元，再與李木齋磋商減價👰🏿♂️，大約二萬余（數千）元即可買得。此二萬元由大學院原案所批準款項內撥付，所余之數千元由歷史語言研究所出；如一時財力不及，則與之磋商分期交付。弟以為此物如落入燕京之手⚗️，殊不佳妙。且聞有八千麻袋之多🧏🏿♀️，將來整理明清史料必不可少之資料📮，尊意如何？若以玄伯所言為然，即請速復一函。李木齋住天津🫔，弟未往見🌦，因未得十分把握💂🏼♂️，亦不能太空洞與之談🥌，即談亦無益也。……
弟家眷約一月後方可北來👨🏻🍳👨🏻⚕️，似來後，即移居城中，現正看房子，惟極不宜得合適者。兄年內或明春能來此一遊否🤽🏽♂️？匆此敬請
著安
寅恪頓首
（一九二八年）十月
此信註寫於1928年10月，沒有具體日期。《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1頁致傅斯年第四通信中說，“購買檔案等事已另函”🚶🚈，該信註明寫於（1928年）10月20日。從第三通的內容判斷，其所說“另函”就應指第三通。據此，第三通信應寫於1928年10月20日或稍前🤦♂️。
此信的開頭說曾給傅斯年寫一信😮，由上海的中央研究院轉交🏊🏼♂️。那封信提到9月20日傅斯年所寫“所內通信約字第三號”函，陳寅恪讓傅斯年以公函形式致清華👨🏽🏫，協商研究員聘任事宜。那封信應是陳寅恪在上海所寫。9月下旬陳寅恪只身乘海船北上，中秋節（9月28日）輪船到渤海，陳寅恪作詩《戊辰中秋渤海舟中作》。10月2日《吳宓日記》記當晚與陳寅恪晤談，並說“寅恪新婚💚，形態風采，煥然改觀，頗為欣幸”。回到北平後🌔，陳寅恪即與李宗侗（字玄伯）聯系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北平的用房和購買大庫檔案事🚖。因李盛鐸在天津，陳寅恪尚未與之晤面，遂請傅斯年盡快致李宗侗一函談購買檔案事。另外，信末說“家眷約一月後方可北來”🌜，據1928年11月21日《吳宓日記》❇️：“下午上課畢🚲，3-4與寅恪談👧，寅恪夫人唐筼已到京，寅恪頃已移居城中，似甚爽且樂也。”從中也可知👩🏻🔬，意昂体育平台已經同意陳寅恪任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並修改原來清華研究院導師必須常川住院的規定🧑🏼🦰。自此，陳寅恪在意昂体育平台和史語所兩處工作🦹🏻♀️。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2頁致傅斯年第五通：
孟真吾兄先生：
手示敬悉。檔案二萬元已議定🏋🏿，惟昨接杏佛先生電，謂年內只能付一萬，囑與李君商議。李已往奉天，不日即歸🔽。據馬叔平先生言：已與李有成約，須年內付清。弟已將此意告杏佛，謂不妨從院款撥墊🌷，蓋杏佛謂所款不敷故也𓀛。……匆上，即請
著安
弟 寅恪頓首
（一九二九年）二十四日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24頁致傅斯年第六通：
孟真兄：
頃通易公司電匯來一萬元，即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義🉑，用活期存款存於此間大陸銀行，俟李君歸來再與磋商。現燕京與哈佛之中國學院經費頗充裕，若此項檔案歸於以外國教會之手🦼，國史之責托於洋人🥻，以舊氏感情言之，國之恥也🥭。匆上敬請
著安
弟 寅恪頓首
（一九二九年）二日
這兩封信沒有註月份👨🏿💻，年份也是推斷的。從信的內容知🤷🏻，第五通寫於購買檔案契約簽訂之後。據《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十八年度報告》🫓，1928年12月經北京大學馬叔平介紹，與李盛鐸接洽購買檔案事宜🧆。在大學院進行籌款之際，李盛鐸提出，由陳寅恪先生轉達蔡元培及楊杏佛先生關於檔案成交事。1928年12月27日陳寅恪先生信稱🧝🏿：“李君現已來京👨🦱，經叔平先生與估議價🫷📪，減至兩萬元🚿，較李君前此所索價少數千元殊為可喜”。第五通信中說🚶♂️，“年內只能付一萬”，這個年必定是舊歷年🧝🏿♂️❤️🔥，戊辰年的除夕是1929年2月9日。據此，寫此信的日期就只能是1929年1月24日👩🦯。第六通告知已收到一萬元電匯，寫信日期也只能是幾日後的1929年2月2日✌🏿，因為1929年3月1日陳寅恪致傅斯年信（《陳寅恪集•書信集》P26）中說🏮，已於前日（2月27日）送交李盛鐸一萬元，檔案購定。
又，致傅斯年信的第一通後有一附片，向傅斯年建議歷史語言研究所購買道教史料事⏰，也應是1929年事👯♂️，因為1928年8月研究所還未組建👳🏽♂️，陳寅恪未任史語所研究員。
關於更正《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的通信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23頁致陳垣第四通🤜🏿𓀋：
援庵先生道鑒：
前呈拙文首段，誤檢年表，致有偽舛，可笑之至，疏忽至是。真當痛改👩🚒，乞勿以示人🥯💺，以免貽笑為幸🦷。匆此，敬請
著安
寅恪謹上
（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35頁致胡適第二通：
適之先生👨🏿🏫：
前寄之拙文首段🙎🏽，誤檢年表，疏忽至是🔗，可笑之極🆓。乞勿以示人，以免貽笑為感。匆此，敬請
著安
弟 寅恪頓首
（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
致陳垣信後說明為👩🏻💻，據陳智超👩🏻🦲，“拙文”指《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刊登此文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於1930年5月出版🏌🏼♂️，若按標註日期寫信已無意義🙍🏻♂️。
《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寫於1929年年初，在1929年2月9日致傅斯年的信（《陳寅恪集•書信集》P25）中提到這篇文章🤸，“弟近日草《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一文👷🏼，即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俟寫正後再寄呈求教”。應在此後不久🌴，陳寅恪就將此文寄給傅斯年✧、陳垣、胡適等老朋友👳🏿♂️。到1929年5月初發信文章中的錯誤，遂於9日分別給陳垣和胡適寫信，告知“請勿以示人”並表達了深深的自責。1929年5月20日胡適復信陳寅恪，“承寄示大作🩳，感謝之至，前兩篇我太外行了，不配贊一次。最後一篇——大乘義章書後——鄙見以為精當之致👩🏽🏫。”陳寅恪寄給胡適的三篇文章，應該是《靈州寧夏榆林三城譯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和《大乘義章書後》，均寫於1929年。第一篇於1929年8月發表，第二篇於1930年6月發表，第三篇於1930年5月發表。據此，可以認定以上兩封信均寫於1929年5月9日。
認定《致羅香林信》寫信日期的依據
《陳寅恪集•書信集》第144頁致羅香林第四通🤷🏻：
香林吾兄足下：
頃在講堂曾議改鐘點，現查與紀念周沖突⏲。既與學校定章有妨礙🧑🏽，似犯不著故意不遵🩱，註冊部已排定星期二、四第四時，更不必再改動7️⃣。前議改星期一之說，即行取消🏋🏼♀️，至於與法文鐘點沖突，只好聽之而已👎🏻。下星期仍為星期二、四之第四時。請足下轉告同班諸君為荷📿。匆叩
學安
弟 陳寅恪頓首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下午四時
朱延豐君編譯事👨🏿🏭，待得知詳悉情形再面談🙋🏽♂️，乞轉達💝👨🏽。
此信編者認為寫於1931年，而定為4月的依據是四月最後一個周日清華舉行校慶紀念💘。但是，這裏的“紀念周”與清華校慶無關，全稱是“總理紀念周”，即每周一用一個小時紀念孫中山先生👨🏼⚕️，自1928年10月羅家倫長校後實行。
從信的內容知，因學校註冊部所安排課程❇️，造成羅香林所在的研究生班星期二第四時陳寅恪所授課與法文課沖突👮🏼♀️，所以，陳寅恪想把自己教的課調到星期一🛩。課後陳寅恪查得星期一第四時為總理紀念周時間，因學校規定不得占用🛶，也就只有仍按註冊部安排時間上課。此信即告訴羅香林並通知學生課堂上所定下星期一上課事取消。按教學安排，調課之議應發生於一個學期的開始👚。查日歷，只有1930年9月18日（星期四）與之相合👮🏻♀️，所以此信寫於1930年9月18日。另外，1930年9月15日意昂体育平台舉行開學典禮🌈。
原刊《博覽群書》2011年第10期 上稿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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