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遺劄》(全三卷)王汎森 潘光哲 吳政上主編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4年9月第一版
在陳寅恪研究中,陳與傅斯年的關系總感覺有些疙疙瘩瘩、不太清楚的地方。之前我們主要依靠的材料是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陳寅恪集·書信集》以及一些友朋回憶文章💒🤶,還是感覺資料缺乏,解不開那些疙瘩👩🏼🔧。臺灣“中研院”史語所王汎森、潘光哲🤸♀️、吳政上三位先生主編的《傅斯年遺劄》(以下簡稱《遺劄》)依托史語所保存的傅斯年檔案,經過精心的編輯整理🤖,從某個角度講,呈現出一個“傅斯年的世界”,也為我們探究陳寅恪與傅斯年之間這段“偉大而曲折的友誼”提供了可能。
《遺劄》的編輯整理非常有特色🏌🏻♀️。以往我們見到的書信集,不管是單方面的,還是友朋往來的,編排上面是一水兒的以人頭為單位,在每個人下面再以時間為序。這樣做最方便。《遺劄》的編排卻是以時間為順序,公牘🗑、電報◀️🏋️♂️、私人信件🧑🤝🧑,一律以時間順序編排🔂☄️,你就會在時間的經度上看見史語所是怎樣一步步建起來,看見友誼是如何逐漸建立而矛盾又是如何逐漸產生✊,看見傅斯年從他自己的歷史裏一步步走出來⁉️。看完之後,你會產生北京人說的“全須全尾(讀若乙)兒”的感覺。這正是它編排上的成功之處🧑🏿🦳。大陸出版界普遍的“趨易避難”𓀙,什麽事都選擇最方便的做法,不考慮這樣做是不是“最好”🏊🏼。相形之下,便有“上下床之別”。佛教裏說“方便出下流”,“下流”不是耍流氓,是“落在下遊”,是“睡在下床”。習慣於睡在下床就是目前大陸出版界的現狀✢。《遺劄》的整理,盡最大可能地保留了這些信件、電報、公牘原來的格式🧎♂️➡️,提格🚵♀️、提行、空格🏠、小字⁉️,盡可能地保存書儀,加著重號的還加著重號🧑🏽🍼,塗乙情況亦作說明。總之一句話,就是“不嫌麻煩”。這四個字輕輕巧巧🧝♂️,但足以令人產生敬意🌕。
陳、傅二先生的友誼,簡單說,經歷了三個階段🗳,抗戰以前是第一階段🧍♂️,聯系緊密🏡;抗戰南遷是第二階段,出現裂痕✝️;抗戰勝利,傅先生精力轉向別處👏🏼🙏,進一步疏遠。以下就這三個階段略加梳理🕌,並就幾個疑點略加分析。祛疑傳信,為所追求;設身處地,是其方法。然陳寅恪曾跋俞樾《病中囈語》雲:“天下之至賾者莫過於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陳先生探究歷史,時時若探究人事🤸🏿♀️✍🏼。其深賾相類,我們探究這段人事,認識這段歷史,同樣有無限障礙。夷猶逡巡,不敢自是📡🦸,讀者鑒之。
蜜月
傅斯年與陳寅恪在柏林交好。1926年陳寅恪先行回國🍻,至清華國學院任教,一歸即成名👇。傅斯年亦打算回國,1926年5🤰🏽、6月間,傅斯年從柏林給在巴黎的何思源、羅家倫寫信說:“百年回我的信寄上……我就北大的事是吹了。不知向何一方面走也。”(《遺劄》31頁)其時陳大齊(字百年)掌北大哲學系,傅從這裏出來🕣,也希望回去。但陳大齊備稱系裏的事這也難辦那也難辦,傅尚未開口,先被關住了嘴🐛。11月9日又給羅家倫寫信說:“接到百年先生回信💠,仍是葫盧題🧜♂️🙅🏽♂️。我真不能再忍了👨🏻🍼。”只好另做打算,信裏說:“到清華本無不可……但我很想先自己整理一年再去🎩,因彼處我畏王靜菴君。梁非我所畏🥡🧕,陳我所敬,亦非所畏。……陳處因他老本是不管閑事的👩🦯➡️🏌️♀️,最不宜奉擾🤦🏽👩🚒。”(《遺劄》72頁)
這裏說的不想去清華,有兩個原因🖌,一是坦白承認怕王國維,他在給別人的信裏自陳,留學七年,“有一年半大用功🚬,便可得我已得者”,參與其他事費了時間🤩;又“懶得世上無比”,五六年不作一文(《遺劄》36頁)。二是與陳寅恪關系不錯,但怕陳不管這種閑事情🍅。作此信時🧑🏻🦱🔵,傅已回到祖國。11月14日再寫信給羅家倫的時候,已是“上海寄南京”💿。
傅斯年最後沒去清華,去了廣州。1927年初🏋🏻,應中山大學之聘到了廣州,開始了他的“大幹一場”。也就是在這一年,中山大學忽然“易為校長製”🫳🏼,戴季陶為正,朱家驊副之。政治上戴撐起來👩🏽,事務上全出於朱,而朱“全聽傅孟真”👉🏿。傅先生辦事勇猛,準備與顧頡剛、楊振聲籌備中山大學研究院,先豎起一面大旗來。中山大學裏面也風雨飄搖,有人奪權,此事未成(《遺劄》78頁)。但又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同意建立“中研院史語所”🆔。在1928年4月,任命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為“史語所籌備員”🤽🏽。
但很快出現狀況。先是顧頡剛與傅斯年鬧翻,離開廣州赴燕京大學任教。到了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寫給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的信中忽然說:“金甫(按:楊振聲字)竟這樣惱了嗎🫶🏻?一去一字不來。”(《遺劄》111頁)具體何事🦹🏻,不太清楚☄️,但楊振聲退出是事實。於是史語所在開張之初,就面臨成為一塊空牌子的危險。誰又能代替風頭正健的顧頡剛,為史語所壓住陣腳呢?
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致蔡元培函雲:“午間與適之先生及寅恪兄餐,談及七千袋明清檔案事。此七千麻袋檔案本是馬鄰翼時代由歷史博物館賣出,北大所得乃一甚小部分♻,其大部分即此七千袋。李盛鐸以萬八千元自羅振玉手中買回🧙🏼♂️,月出三十元租一房以儲之😿。其中無盡寶藏🐖🍑,蓋明清歷史👧🏽,私家記載,究竟見聞有限,官書則歷朝改換👹,全靠不住🔑,政治實情,全在此檔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諱🎩,官書不信,私人揣測失實,而神🆚、光諸宗時代,禦虜諸政🤝,《明史》均闕⚄。此後《明史》改修,《清史》編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羅振玉稍整理了兩冊,刊於東方學會,即為日本、法國學者所深羨👩🏽🎨,其價值重大可想也。……李盛鐸切欲即賣👩🏽🦱🤌🏿,且租房漏雨🧑🏻🏭,麻袋受影響🧛🏼♂️😮,如不再買來保存,恐歸損失🧑🔧。”(《遺劄》107頁)這封信是打選題報告,申請款項。事實是🧑🏿🍳,燕京大學圖書館已著手爭購。燕大圖書館財大,其收藏之豐,遠近聞名。
一直通過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與李盛鐸周旋的人就是陳寅恪⏏️。9月20日💁🏻♂️,傅斯年致陳寅恪函雲:“聞先生於內閣大庫中頗得重要史料🫅🏻,有意編輯,又得數種文書之蒙古史,思考校之,無任欽佩🙍🏿♂️,頗思早觀厥成👶🏿,以樹研究史學之表儀。至於為此項及其他先生在北平工作之用費,如抄寫之費及助員之費等,自當由本所擔任💆🏿,因出版由本所任之也。”(《遺劄》109頁)明知陳屬清華,順手便拉過來了。史語所擬遷北平✪,又托陳覓新址👩🏻🔬,最後選定北海。
11月14日又致函陳寅恪雲🥷🏼:“北平各事接洽,須有總負素[責]之人,而所址既有,尤須有主持者……弟思之熟,此間同人亦同此意,推兄為北平分所主任。此非可讓之事,望兄為其艱難。”(《遺劄》122頁)其實就是史語所駐北平辦事處負責人。
早在1928年初,陳寅恪已建議清華國學院購買這批檔案。陳守實《學術日錄》1928年2月8日雲:“……陳寅恪師語李木齋家有內閣檔案🧜♂️,研究所如得經濟獨立,此事實可整理之。”(《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115頁)清華國學院不僅經濟不獨立🧔🏻♀️,很快羅家倫謀爭清華校長之位並獲勝❎,羅為白話一派🤾🏻♀️,吳宓難立足🍘。陳寅恪為史語所購檔案得天時之便🙆♀️。
《陳寅恪集·書信集》致傅斯年第二、五🪀、七、八函🧉,皆往來討論購內閣檔案事。最後商定由三萬降到兩萬元。王國維去世,其藏書經陳寅恪聯系賣給圖書館✶🤸🏽♂️,得價一萬,以補貼王靜安夫人家用🧔🏼♂️。靜安藏書無異本,與之相較,陳寅恪亦言二萬元不昂。又💆🏿,傅斯年1930年10月致楊杏佛函謂“史語所月費萬五千元”(《遺劄》251頁)👨🦯,則以兩萬元買一批檔案確不為價昂🩳。歷經數次反復後👈🏻,第九函終於謂已購定🔔,但一大堆麻袋又無處安放👨🏻🦱。傅斯年又托陳寅恪“覓屋”。“不管閑事”的陳氏於是奔走覓屋🧝🏿,其於史語所事不可謂不上心🫸,時間在1929年3月間。覓屋之事亦管🤜🏿,遠在廣州的史語所能在北平發展並延其聲光,多賴此“北平辦事處主任”🉑。
清華方面⚖️,王👮🏿♀️、梁二導師逝世後,事故屢出👩🏼🎨,國學研究院風雨飄搖🚝。《吳宓日記》記陳先生此刻之態度為“悲觀而消極”(《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121頁)。1929年下半年,清華國學研究院正式撤銷。陳先生改就意昂体育平台中國文學系與歷史學系合聘教授。購買內閣檔案事🧛,雖客觀上是陳幫了史語所🤼💖,但也從內心上給了陳一些安慰。清華舊恩隨著國學研究院的解散🥷🏻,自然淡薄了👈🏻。
傅斯年🏋🏻♂️、顧頡剛、楊振聲等人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辦法》裏擬定了一些工作計劃😇,如沿粵漢路沿西江進行古物調查🤣、廣州回教及阿拉伯人遺址調查、民俗材料征集⛹🏿♀️、《廣東通誌》重修、《經籍纂詁》擴充等等(《遺劄》89頁),從傅先生“歷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角度看,這些計劃自然都沒有內閣檔案幾千麻袋來得激動人心。
陳寅恪認為,從這“七千袋”或“八千袋”裏,可以析出清代的一些實錄,“可推定為第一等重要材料”。還有就是“司法之口供中關於當時社會經濟情狀之記載”,也很有價值。並認為“此項實錄非將其歷次改塗增刪之原狀全部發表,無以見其偽造之實狀及演變之歷程”,“似不可不急發表”🫰🏽,“可供給與東洋史學界,而表現史語所成績也”(《陳寅恪集·書信集》35頁)⚜️。“表現史語所成績”七字在傅先生最為重要👍🏼😸。
與此同時🧝🏽,陳寅恪又與於道泉一道調查滿文老檔,進行《蒙古源流》的系列研究🧚♀️。人事方面,幫助傅斯年挽留鋼和泰👩🦰,推薦陳垣任敦煌組組長🚽,展開敦煌學的系統積累與研究👨🏼💼。這一切🧙🕳,非常符合傅斯年回國之初要和世界漢學“接軌”,與法國漢學爭高低的初衷🧍🏻♀️,符合史語所與老師宿儒乾嘉學派走不同一條路的藍圖設計,現代感十足。
我們以往讀陳寅恪先生的《書信集》🤹♀️,感覺陳對傅依賴特甚🧑🏻🏭,現在鉤稽排比,看到在史語所建立之初,傅斯年對陳寅恪的依賴👎🏽💇🏿♂️,才是硬幣的另外一面;甚至是排顧(頡剛)排楊(振聲)底氣十足的原因🛵。陳、傅二先生的來往信函,為我們提供了用材料還原真實的可能🫅🏼。
1928年和1929年,對傅斯年來說,是最重要的兩個年份💇🏼♂️。正如他在寫給胡適的信裏所說,建立史語所是他最重要的“理想之奮鬥”。最初他想依靠的對象是他的老師胡適。從傅斯年遺留下來的這些書信看,胡適的支持是精神方面的,最實際的支撐🫴🏻,最初來自陳寅恪,然後來自小屯村。
《陳寅恪集·書信集》致傅斯年第五函(1929年)空白處附加一句🈯️:“弟接到哈佛聘書,囑授華梵比較之學,弟以與中央研究院有著書之約辭之矣🚴🏿🧦。聞胡適之先生亦被邀😽🏃♀️,聞亦不去,不知確否?”可以約略想到1929年頃🪻,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狀態🦵🏼,哈佛之聘都不為所動💂♀️。傅斯年也處於興奮狀態🚨,史語所終於在籌備委員三位走了兩位之後,在學界立穩了腳跟。
生分
陳先生與清華的內心疏離及與史語所的逐步認同,發生在史語所遠在廣州之際,陳受傅遙領🦯;當史語所遷京的時候,反倒是蜜月期結束的時刻。事情往往如此👩🏻🌾。
事情要從徐中舒身上說起🧺。傅斯年最恨“拆臺主義”⛽️,1930年夏秋之際,浙江大學拉徐中舒,聘書已發🚴🏿♀️🌏,而傅斯年又堅決不放,教育部來電命“馬上放人”,傅先生不買賬,由此大鬧。徐中舒之尷尬可以想見。
蔣夢麟、劉大白聯名發電給傅,命“速予放行,勿再留難”。傅斯年不能對蔣夢麟發火,轉怒劉大白。1930年8月23日致劉大白函雲:“現奉‘速予放行🦐,勿再留難’之令,不勝感其不通之至!此電雖同列孟鄰先生名,然就稱謂及語氣論,為大作無疑🐚。論公則敝所並非貴部所轄🧑🌾,論個人則仆並非吾公之後輩。吾公不是反對文言文的嗎?這樣官場中的臭調文言,竟出之吾公之口,加之不佞之身🏎,也是罪過🚒🚳!現請吾公收回成語💂🏽♀️,以維持《白屋文話》作者之文格詞品,不勝榮幸之至!”(《遺劄》248頁)
此事當作兩面論🧑🏼✈️。一方面徐中舒書生抹不開面子,兩面模棱。浙大與史語所如兩軍相遇勇者勝,傅斯年自然霸道,但也不能說他全錯。另一方面,中國人官本位,當了“領導”如同黃袍加身鬼魂附體♊️,無形中居高臨下不可一世順昌逆亡,除非遇到更高一級的官兒📿👩👩👧👧,傅斯年這種時候最是“五四”青年大反傳統🦹🏼。“論公則敝所並非貴部所轄,論個人則仆並非吾公之後輩”,傅先生真是霸才,即使如項羽亂殺,也頗能得江東子弟之人心。
徐中舒之離去將影響到內閣檔案之整理。8月15日陳寅恪致傅斯年(此劄三聯版只標“十五日”,無月份,我以為當在8月)雲:“頃與中舒先生電話中略談(因未見著),弟意此次檔案整理至此地步,微徐公之力不能如是🤴🏽。若任其他去🚵🏼♂️,不獨人才可惜,而替人亦難覓✍️。第一組主任弟僅掛虛名,諸事悉托其辦理,故弟個人對之有特別感謝之必要。現在第一組之不甚平安☠️,皆弟常不到院🚦,百事放□,致有精神上之影響。忽思一法,弟下年仍然照舊擔任第一組主任之虛名🌇,仍作今年所作之事(其實無所事事),但不必領中央研究[院]之薪水,向清華要全薪🧓🏿🧑🏼🚒。……且一年以來,為清華預備功課幾全費去時間精力🟫,故全薪由清華出👨👩👧👦,亦似公允。所以向清華賣力者,因上課不充分準備必當堂出醜🦹♀️,人之恒情只顧其近處,非厚於清華而薄於史語所也。”(《陳寅恪集·書信集》39頁)所謂“第一組不甚平安”,顯然指徐之離所,傅必遣第一組主任與周旋勸說📀,而處理此類事件🍮,陳傅必風格迥異,不待言也。以前單看此信不能讀出感覺,現在放到語境裏去,即知其來龍去脈🌴。這封信可以標誌蜜月期之結束,雖然用詞極委婉✹,主任照當,事照做,然“不領薪”,向清華領全薪。其意完全退回清華甚明,而逐步脫離史語所。信末在留白處又附:“此函不是拆臺主義,乞勿誤會🧖🏻。”傅先生是否“誤會”,不得而知🤰🏼。
即使“誤會”,亦不能發作。此時的傅斯年一定壓力山大,但遠遠沒到山窮水盡的時候,他有足夠的信心留住陳🫷🏼、徐,繼續開拓。而陳離去之思,已種下根苗🏌🏼,將來必破土而出。
到了1933年👨🏿🎓,陳致函傅斯年雲:“孟真兄:前函奉到後,又晤彥老(按董作賓),弟意仍擬如前函所雲辦理🙋🏼🏝。因弟一時既貪得清華休假之權利,勢不能南行👇,又遙領幹薪,此則宋人玉局👩🏽🔬、武夷祠祿之故事📽。雖有古人雅例,但決不可行之於今日🧖🏿♂️,故期期以為不可也。”(《陳寅恪集·書信集》45頁)所及“南行”一事,指邀請陳赴南京參加“中研院”評議會之事。“如前函所雲”🤒,指辭去史語所第一組主任之名,即虛名亦要辭去,脫離之決心更甚。“宋人玉局💬、武夷祠祿之故事”👩🚀🥹,指宋代在玉局觀、武夷觀設祠祿官♔,以大臣年老不能任事者兼之,不必赴任,遙領幹薪📩,王安石曾以此安置反對派🦹🏻♀️。
到了1936年4月,傅斯年又反復來信敦請陳寅恪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為陳拒絕。這種會陳是去評議他人,而不是為人所評議🦹♂️🧓🏽,今人最喜參加此類資格評議會,因高高在上也🛹。這也是“人之恒情”🛀🏽。人啊,不過也就是那麽回事吧!不料陳先生違背這種“人之恒情”,屢請不動。4月8日,陳復信說“決計不南行”,理由是要備課。一個大佬聚會的機會🤹🏽♂️,年年要人催💲,不過是評議別人而已💆🏻♂️。川資已經寄來,正是不由人辭😒,卻偏偏再寄回去🏌️♂️。陳函又說🤞🏻:“院中所寄來之川資貳佰元,容後交銀行或郵局匯還。又弟史語所第一組主任名義,斷不可再邀領🏫,致內疚神明,請即於此次本所開會時代辭照準🦸🏿♂️,改為通信研究員🧙♂️,不兼受何報酬。一俟遇有機會,再入所擔任職務🤷♀️🏋🏻♂️。因史語所既正式南遷,必無以北平僑人遙領主任之理,此點關系全部綱紀精神,否則弟亦不拘拘於此也。”(《陳寅恪集·書信集》48頁)初讀此函,真信其與“綱紀精神”相關,今日再讀🧔🏻,知其不然。“一俟遇有機會🥡,再入所擔任職務”雲雲🤥👸🏿,則宣布真正脫離史語所。
總之,陳寅恪對待史語所之態度,一兩年之後已與1928、1929年之態度迥異。1930年已提出“掛虛名”🦹🏿♀️,1933年不願參加評議會,1936年提出全部脫離💌。至於其中細節👈,仍然缺乏具體文獻,但其原因當是由傅斯年辦事之風格而引起😫⛴。
史語所在日本侵略步步緊逼的形勢下🤙,於1936年決定遷往南京。傅斯年極其希望陳寅恪能隨所南遷🧙🏿♂️👨🏿🏭,那樣的話,陳就是史語所的人,於清華為客賓🙇🏿。而陳先生的意思卻要與清華共命運。我的理解,並不是清華對陳多好,而是在清華還自由些🥕。傅斯年後來反腐敗呈現出巨大的勇氣和能量,但他身上又不免有專製的胚胎和雛形,早期認為“所有有汽車的人都該判死刑”,可見其性格。
有一點不易理解,這一階段🗻,陳寅恪與史語所逐漸脫離,先留第一組主任之名,後連名亦要去掉,但同時卻向傅斯年薦人,致傅第二十四函薦戴家祥、趙萬裏,第二十五函薦張蔭麟,第三十三函薦陳樂素。是要表示人雖脫離🎖🧟♀️,感情關系還在?還是幹脆覺得舉薦人才是公事不是私事🧸。陳先生不會那麽單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