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吳大猷（教）

西南聯合大學，校址在昆明西門外，因為躲警報，所以將上課時間安排在上午7時到10時，下午4時到7時。

吳大猷教授

清華各特種研究所研究成果 校史研究室提供

從我住的崗頭村走到學校要1小時。我住在崗頭村，早上5點多鐘就要起程，6點3刻左右到達，上完課又要趕回崗頭村。累是不必講了，穿皮鞋走石子路，一天兩個來回共約二十多裏，用不了幾天，皮鞋就要打掌。更費的是襪子，不知穿破了多少雙。那時，我有一條黃哢嘰布褲子，膝蓋上都補上了大膏藥一樣的補丁。雖然學校裏有人穿得好一點，但不論誰穿什麽，倒也沒有人感到稀奇。

有一天下午，真的有空襲。以前，雖然時時有警報，但都是一場虛驚。在鄉下可以看到飛機，也能聽到炸彈的爆炸聲，看見空襲後的煙塵。5點多警報解除，我便步行進城。

當走到西倉坡附過，遇見江安才助教帶著一個工友，挑著一擔東西倉惶而來。原來，下午空襲被炸的地方，就是我們借住的周部長的房子，中了4枚小炸彈。我們的行李、鋪蓋、什物等都埋在灰土瓦礫的下面，事後，他們特來掘出一些東西。最有趣的是我家有兩只瓦缸，囤積的是兩袋早就買好的面粉。缸本來是蓋好的，空襲後缸依然完好，但面粉裏卻摻進了些碎玻璃和泥土。雖然這樣，但還是舍不得把它丟掉。後來用水沖去雜物做成了面筋。那天晚上，只好又跑回鄭華熾兄那裏睡了一晚。假如我們未留在崗頭村，那天也許不去躲警報，那便正好中“頭彩”。後來，我在瓦灰堆中挖出了不少要用的東西，陸續搬到崗頭村。這裏有北大蓋的7間小房，其分配的辦法是以先入為主，饒老師、周炳琳夫婦、楊振聲（今甫）先生各住了一間；我夫婦及陳嫂再加上她小孩子統睡在一間裏；章廷謙夫婦和3個孩子一間；戴修瓚夫婦和一個女孩住一間；剩下的另一間，由孫雲鑄太太（帶一個孩子）、劉雲浦太太（帶一個孩子）4人合住；孫、劉兩位先生只好在那間公用大廳裏搭行軍床，睡“統艙”了。趙廼摶只得屈居在大廳旁那間小室裏。

在小小幾方丈內，擠了9姓。此外，還有疏散來做短期居住的張景鉞太太和孩子、雷海宗太太和她的女兒，他們擠在像門房似的更小的一間屋子裏。更有幾家從前的奶媽，現在的女傭也住在一起。因此熱鬧非常，當然，也不免發生許多磨擦。

因為西南聯合大學是由三所大學組成的，三所大學各自有不同的歷史。清華在“七七事變”發生的前一年（1936年），曾將一部分圖書、專門期刊的裝訂本、非日常需用的參考資料等，一度運到漢口保存，待抗戰開始，又自漢口運至昆明。南開大學則於“七七事變”後，將部分圖書、儀器擬從天津海路遷赴昆明，後來，聽說在海防、河內等地損失了一部分。而北大則以不動“一草一木”為原則，未運出任何設備。只有物理系將一個得來極不容易的R.W.Wood生產的光柵，及分光儀的玻璃和水晶三棱鏡等少數部件帶出。

到昆明後，三校教師在授課上，都合力進行，沒有任何問題發生，但聯大卻沒有能力進行任何研究工作。清華有它自己的基金（主要是庚子賠款），因此在到達昆明以後，就成立了航空、電子、金屬等幾個研究所，還聘請了一些工作人員，做研究工作。以此作為在抗戰後復員返校時的基礎，這是很有遠見的措施。南開大學原來規模就比較小，且屬私立，沒有什麽基金，在戰時，一切經費由政府擔負。北京大學規模雖大，資望亦高，但在抗戰期中，除了很小一部分經費，用作維持一個“北京大學辦事處”外，便再沒有力量維持各項研究工作了。

在抗戰初起時，我的看法是應該為全面抗戰著想，節省一切開支，研究工作也可以暫時停一停。但日子久了，我的看法也有了改變，我逐漸覺得，為了鼓勵研究人員的精神，不會使他們長期地感到無法工作的苦悶，亦為了培植及訓練戰後研究工作所需人才，應該在可能的情況下，添置一些研究設備。因為哪一天才能得到勝利，這是遙遙無期的，然而時間一去不返，所以不能坐等。聯大沒有這筆經費，北大也是如此。我曾想，是否由北大和清華借一些錢來辦這事，而且還把這一設想非正式地向北大當局提出過。當時，得到的印象是北大當局認為我的設想是一件麻煩的事情。真實的經過我不清楚，似乎北大與清華雙方曾有過非正式的交涉。後來，聽到我的朋友講，有些人認為我此舉有“野心”，這也許是我的建議不能實現的又一個原因吧！現在回想起這件事來，我明白了，不論什麽時候，不論在什麽高明的機關裏，能夠“無我”的人，到底是不多的。當時我的想法不包含任何私心，可惜，由於少數人眼光短淺，這具有深遠意義的設想，便無聲無息地夭折了！

自己的想法既然行不通，我就只好盡自己個人的力量做一些工作。上面已提到過我們北大物理系離開北平時，曾將分光儀的光學部分（三棱鏡）帶出來了，於是我便請由美國回昆明的馬大猷帶一具低壓汞弧燈。馬君和我同名不同姓，在北大時我教過他。另外又請北大校方在崗頭村租了一所泥墻泥地的房子做實驗室，找一位助教幫我把三棱鏡等放在木製的架子上，拼湊成一個最原始的分光儀。試著做一些“拉曼效應”工作。

我想，在20世紀，在任何實驗室裏，不會找到一個僅靠一個三棱鏡，並且是用一個簡陋木架做成的分光儀。我們為此動了不少腦筋。通過實驗，雖得到了一些結果，但都不是比較重要或極有意義的研究項目。但我總覺得這樣做，總比坐著不幹要好得多。

1941年秋，燕京大學畢業的黃昆要來北大當研究生，隨我工作。他是一位優秀青年，我接受了他，讓他半做研究生，半做助教，這樣他可以得到一些收入。那年上學期，我講授古典力學，下學期講授量子力學。班裏優秀學生如楊振寧、黃昆、黃授書、張守廉等，可謂群英薈萃。

古典力學學期結束時，我擬了十余個不同的論文題目，任各人自選一個。楊振寧選的是《以群論討論多原分子之振動》。後在1957冬，由廣播聽到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金時，他們二人不約而同地發來信件。楊振寧的一封是用英文寫的，略謂：“我後來的工作及獲得該獎金，均與對稱性有關，這些都可以追溯於那年所做的論文。”他說，他多次想告訴我這個意思，而那天實在是最適當的時刻。李政道來信，內容與楊的大致相同。信中談的只是他們的好意而已，我認為我實在未曾對他們有過如此重要的教導，但無論如何，他們二人所表達的心意，使我感到極度愉快。

黃昆隨我作了碩士論文，隨後考取了中英庚款去了英國，從事固體物理研究工作，成績優異，曾與從德國去英的大師M·玻恩合著了名書《晶格動力學》。

1942年，日軍占領緬甸，昆明形勢日趨緊張，日常生活已有入不敷出之勢。第二年春天的一天下午，我由崗頭村搭一輛兩輪馬車去聯大上課，手裏拿著一個飯盒，是預備送給朱物華教授的。我坐在車尾，下山坡時，馬忽然驚跳起來，我的頭碰到車上，人也摔下來，當時昏倒在路旁。過了很久方才蘇醒，勉強步行回到住處，手中仍緊緊握住飯盒沒有丟掉。到家後又昏迷過去了，鄰居有位醫生，馬上給我打了一針破傷風針，又經檢查，診斷為腦震蕩。這樣臥病在床有4個星期之久。

我的夫人冠世本來虛弱已極，經常發燒心跳，有時還吐血。幸虧昆明有位留德醫師王蘇宇，他原是冠世父親的朋友，他常義務來給冠世看病。我病倒後，她又憂急又勞累，待我稍為好些，她也倒下來了，脈搏微而快，很不均勻、平穩，服強心劑，除使她作嘔外，已無功效。她虛汗很多，臥在床上，衣服不斷被汗浸濕。那時，連醫師也束手無策，只好由靜脈給她註射葡萄糖和鹽水，以補虛脫。她不能坐起來飲食，僅靠一支玻璃管吸吮些用奶粉沖成的飲料及桔子汁度日。

有一天，梅貽琦先生和鄭天挺先生來看望我們，看到她仰臥在一張行軍床上，已不能轉頭說話，彼此都相對無言。梅先生臨行時對我講：“如需請醫生等，可用我的小汽車。”那時，只有我一人和她做伴。終日，我不停地忙著給她換衣服，烘幹洗過的濕衣，餵牛奶，沖桔子汁，數脈搏，心裏有說不出的憂急。我很害怕，仿佛有一種無形的壓力。那時，最希望有個人來，這樣，可以讓我稍微離開片刻以使自己鎮定一下。

第二天，北大辦事處派來一位金先生，預備幫我料理後事，可冠世並沒有放下我，她仍舊活著。

這樣的情況，繼續了幾個月，季候也由秋入冬。王醫師認為這不是辦法，長久下去，別人也會受不了。況且，病到嚴重危急的時候來不及找醫生，也很危險，還是送醫院好。我不是不想把她送醫院治療，只是那時她病成這個樣子，怎能移動？萬一……住院費用，短時間尚可想法，但時間一長就成問題。那時，昆明中央銀行經理黃秀峰先生，是冠世父親早年的學生，他姨甥女婿是惠滇醫院設在車家壁（距昆明西郊外較遠地方）分院的院長。黃先生和王醫師交給我們一筆錢，並擔保冠世住院的一切費用。於是，我們向紅十字會借了一輛救護車，由毛子水、鄭華熾兩位陪同將冠世送入醫院，我亦跟著住在病房以資照料。

入院後，冠世一時仍是靠玻璃管進些桔子汁，身體雖然未見明顯好轉，但因有醫生在旁，心中也略微安定了一些。每天註射些止血針、維他命，這樣，她才慢慢地緩過一口氣來，也逐漸脫離了危險。

我心情也日趨好轉，不像以前那樣緊張，胃口也一天天地好起來，但每天的三頓客飯總覺得不夠飽，總希望能多得到點飯菜，簡直像小孩一樣。我又總盼望有熟悉的朋友來，可以有人談談心。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我好像體會到“坐牢”是怎樣一番滋味。如果單單是“坐牢”，還算好些，因為在身旁不會有一個垂死的親人在困擾自己。

在冠世入院以前，我曾得到教育部頒發的一筆學術獎金，當時，我們送了一部分給二位朋友；現在，那朋友聽說我們需要錢用，就將錢送還給我們，真是“雪中送炭”。冠世在醫院住了3個月，我將以前買的一些金飾都變賣掉，付清了醫藥費。由於能按時付賬，因此還得到了些優待，少收了部分費用，同時還掉了王、黃兩位的借款。

我們在住院這一段時間，請隨我工作的黃昆看家。我們在1943年春天，冠世病倒前，買了兩只小豬，後來死了一只。那留下的一只，打算養到年底賣掉變些錢，我們去醫院時，這口豬已長得相當大了。每天，黃昆將它趕進小豬舍真還不是一件容易事。我還住在醫院時，黃昆來信報告豬的情況，我也想不出好辦法，只得回信叫他去崗頭村找人賣掉。那時，我已無心去計算每天為餵豬買了多少糠，花了多少本錢，到底是賺，還是蝕？

1944年冬，聯大在昆明市內西倉坡蓋了十幾間屋子，每單位分有兩個房間，附帶一小間傭人住房，瓦頂磚墻灰地，比崗頭村，確實高級不少。分配采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因為“粥少僧多”，不能滿足全部需要。在這方面，我運氣倒不錯，居然一抽而中，於是又從鄉間搬回城裏。這時，戰事重心已移至東南太平洋，日本本土也時常遭到盟軍空軍轟炸，它已自顧不暇，再也沒有力量到昆明來肆虐了。因此警報停響了。冠世身體也稍有好轉，但還是臥床時間多。

1945年春天，忽然有一個胖胖的、不到20歲的孩子來找我，拿一封介紹信。這信是1931年初到密歇根大學遇見過的梁大鵬兄寫的。梁不學習物理，平時亦不太熟，十多年也未通過音訊，不知怎樣會想到了我。他介紹來見我的這個孩子叫李政道。李原在貴州湄潭浙江大學讀過一年級，由於日軍逼近貴州，他便奔往重慶。他的姑姑認識梁，可不知梁怎麽知道我在昆明，於是介紹李來見我。那時，恰值學年中間，不經考試，不能轉學。我便和教二年級物理、數學課的幾位老師商量，讓李隨班聽講考試，他若及格，則等到暑假正式轉入二年級時，可免讀以前課程。其實，這不過是我個人認為的一個合理的辦法，而沒有經過學校正式的承認和許可。

李應付課程綽綽有余，每天課後都來我處請我給他更多的讀物和習題，他求知如此心切，簡直到了奇怪的程度。有時，我風濕病發作，他替我捶背。他還常幫我做些家務瑣事。我無論給他什麽樣難的書和題目，他都能很快地讀完做完，並又來要更多的。我從他做題的步驟及方法上，很快發現他思維敏捷的程度，大大異乎常人。老實講，在那些日子裏，我為了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還有每日買菜、燒飯、生火等家務勞動，牽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價飛漲，實在沒有心緒準備更多的參考資料和出習題給他，好在他天資高，亦不需要我詳細講解，自能理會資料和習題的內容。

1945年秋，曾昭掄先生忽然來找我說，軍政部部長陳辭修先生、次長俞大維先生，想約我和華羅庚談談，大概是為軍政部計劃一些開展科學工作的事情。我雖和曾同事十多年，和華亦六七年，但皆無深交，與陳、俞兩人更是素昧平生。再有，我學習的物理亦與實用無關，但一想，去談談也無妨，於是就和華一起去重慶，先後見了陳、俞兩人。

陳、俞想知道，怎樣計劃一下，提出些意見，以有助於國防科學機構的工作。我回去想了幾天，擬就了一個建議，大致是：成立研究機構，培植各項基本工作人才。初步可行的是派物理、化學、數學人員出國，研習觀察近年來各部門科學進展的情形。然後擬一個具體建議。

我擬寫的建議，經陳、俞倆考慮後，以為可行，即囑華和我負責數學、物理二部門。我與華建議，化學部門就請曾昭掄先生負責。

回昆明後，我告訴冠世此行的經過，談到推選學習物理方面的兩名人員時，冠世及我皆毫無猶豫地決定李政道。當時，在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賦、學習勤奮的沒有像李政道的，雖然他還未畢業，僅在大學二年級。另外一名，因楊振寧已考取清華留美，黃昆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只好選定了清華助教朱光亞。後來，李政道到了美國，打聽到在美國的大學裏只有芝加哥大學允許未畢業的學生攻讀博士學位，於是他就在該校註冊入學，隨著名物理學家費米教授寫論文。論文在1949年寫完。數學部門，華羅庚教授決定選了孫本旺，化學部門，曾昭掄教授選上了王瑞、唐敖慶二人。

我在各方面人選決定以後，一方面立即開始給各人加速講授近代物理，一方面將美國“士邁士”（Smyth）報告（是一份詳述美國原子彈發展經過的文件），分作5份，由李、朱、孫、王、唐譯成中文，最後由我校閱修改，後來聽說譯稿未及出版，即遺失了。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前，是生活上最困難的時期。每月發薪，紙幣滿箱，因為物價直線飛躍上升，所以拿到薪水後，除手頭留些用於買菜的零用之外，大家都立刻拿去買容易保存、不易壞的東西，如米、炭等。

很多外省人為了在將來戰爭結束時回鄉準備路費，都在擺地攤賣舊東西。我可能是教授中最先出馬的一個。記得，曾將冠世一件短皮襖，賣給一個賣油條的小販。我問他買回去幹什麽用，他回答說，拿去改件馬褂穿穿。抗戰初起時，托人由香港帶來較好的東西，也陸續賣光了。等到1946年春復員離開昆明時，我和冠世的東西，只需用兩個手提箱就足夠裝，還不是滿滿的。

1946年夏，應軍部借聘，出國考察研究，並計劃建立一個科學研究機構。此時，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先生又囑我和周培源、趙元任兩先生代表教育部和中研院去英國倫敦參加英國皇家學會補辦的慶祝牛頓誕生300周年紀念大會。7月初，我由北平經上海、重慶、昆明、印度、近東、開羅、馬耳他、馬賽，最後到達英倫。

原計劃出國二三年，不料這一行，又開始了流居外邦幾十年的生涯。

從抗戰初起到再次出國的9年中，物質生活困難是實情，毋庸諱言，但使我感到最難支持的還是由於冠世長期臥病所產生的巨大的精神壓力。我的神經特別健全，即使遇到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也有我的逃避方法，就是埋頭寫書，借以解脫。因為一心工作，就不遑於其他。在這個時期，寫了一部專門討論近年來物理發展的書，專著了17篇研究論文，將德文Wigner關於群論的書譯成英文，這都是我“逃避”壓力的妙法。如果沒有這些“逃避”妙法，啊！我的神經恐怕早就支持不了了。

有些朋友稱贊我是一個“標準丈夫”，他們不知道我是一面在照料生病的妻子，一面卻過著特別的“逃避”生活。

（選自《我心中的西南聯大》，意昂体育平台出版社，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