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一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中國進入到全面抗戰的階段。為了免遭兵燹塗炭，保存中國文化的種子，當時在北京的意昂体育平台、北京大學和在天津的南開大學先行到達長沙，於當年10月組建長沙臨時大學。但是不久，南京失守，武漢告急，長沙也岌岌可危，在這種情況下，立足未穩的長沙臨時大學不得不在1938年2月又繼續分三路向昆明進發，於1938年3月到達雲南昆明，三校又重新組建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由意昂体育平台校長梅貽琦、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組成，主持全校的工作。但是由於蔣夢麟和張伯苓很多時間不在昆明，所以西南聯大的具體工作很多時間都是由梅貽琦主持的。

雲南是中國的南大門，抗戰時期，雲南是全國抗戰的戰略大後方，在全國的地位非常重要。而昆明是雲南省的省會，是雲南省的經濟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國際援華戰略物質運往內地通道的樞紐。日本人視昆明為眼中釘、肉中刺，於是采用了狂轟濫炸的手段，企圖征服昆明，征服雲南，進而征服整個中國。當時國民政府在武漢和長沙采取強硬的手段和日軍展開會戰，消耗了日軍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正面戰場上處於困境的時候，日軍就利用其空中優勢，對處於後方的城市昆明、重慶進行瘋狂轟炸。從1938年9月28日開始，日軍對昆明實施了長達七年的轟炸，其中有多次轟炸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和物資損失。僅1940年5月到該年的年底，日軍轟炸昆明達到17次之多。1940年10月13日，日軍出動27架飛機轟炸昆明，轟炸的目標完全是針對西南聯大，聯大師範學院男生宿舍全部被毀，辦公室和教員的宿舍多處被震壞，意昂体育平台辦事處在西倉坡辦公的地方，前後落下兩顆炸彈，辦事處的防空洞全部震塌，兩名忠於職守的工作人員在防空洞中被炸死……

1940年9月22日，日軍越過中越邊境，並於9月25日占領法國軍隊據守的諒山，打開了通往河內的門戶；26日，日軍在海防以南的海灘登陸，占領河內郊外的空軍基地。1940年11月日軍占領河內後，滇越鐵路這一中國對外通道完全被截斷，他們沿著滇越鐵路乘勢北進，嚴重威脅雲南的安全。當時的雲南省政府采取了相應的手段來應付危局，在某種程度上說，雲南已經成為了抗戰的前線。

為應付日益惡化的局勢，依照國民政府教育部“作萬一之準備”的指示，聯大決定，另外尋找新的辦學地點。當時有人認為學校可以就近遷移到離昆明不遠的晉寧和澄江，但是該提議遭到否決。相對來說，四川比其他省份要更安全；同時四川與雲南同屬西南地區，彼此之間水陸交通便利。四川省政府得知西南聯大要在四川尋找新的辦學地點，立即電告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及各縣政府要大力協助。同時還跟西南聯大建議，在川南選址最為適宜。

西南聯大為了遷校這件事，專門設立遷校委員會，並派遣教務長樊際昌、師範學院院長黃鈺生赴四川勘查新校址，他們在川南宜賓、瀘州一帶踏勘，最後選定敘永（現隸屬於四川省瀘州市）。敘永是宜賓瀘州南部區域的中心，是雲南、四川和貴州三省交界的地方，人們常用“雞鳴三省”來描述這裏特殊的地理位置。這裏水路可通過永寧河直達瀘州，陸路可通過川滇公路直達昆明，而川滇公路是中國與盟軍唯一的交通要道；同時敘永離重慶很近，僅僅二百多公裏。敘永縣城內有很多寺廟和祠堂，能夠容納大量的學生學習和生活；特別重要的是，敘永縣政府和當地士紳、普通民眾都熱烈歡迎聯大到敘永辦學。

1940年11月13日，西南聯大召開常委會，會議宣布在四川敘永成立分校，分校設置校務委員會管理學校，楊振聲、陳嘉、鄭華熾、蔣碩民、吳之椿為委員，著名文學家、教育家楊振聲為主席。楊振聲任分校負責人，當時不稱校長，而稱主任。教務主任由鄭華熾擔任，訓導主任由褚士荃擔任，總務主任由劉本釗擔任。分校設有文、理、工、法商、師範五個學院和先修班（相當於現在的大學預科班）。11月27日，學校召開遷校委員會會議，隨之舉行茶話會，招待赴川工作的有關人員。這一年分校錄取的616名新生和先修班53名新生全部到四川敘永分校學習，要求他們在當年的12月10日之前報到。

二

當年學校錄取的新生涉及到全國各地乃至於中國香港和海外，新生到達學校的時間和方式都不相同。由於交通不便，這些學生想盡千方百計，克服各種困難，從四面八方來到美麗的山城——敘永。他們有的肩挑行李，步行而來；有的攜帶各種生活用品，騎著自行車而來。很多同學雖是乘車而來，但是他們輾轉各地，經過了很長時間的路途顛簸，飽嘗一路櫛風沐雨的艱辛。一位叫彭國濤的學生在江西參加考試，他接到入學通知後，和其他三位被錄取的同學一起從江西贛縣出發，經過湖南、廣東到達廣西的柳州，在柳州等待半個月，才到達貴陽。當時他們在貴陽還遇到了從香港到來的新生蔡國照等三人。他們一起從貴陽出發，經過貴州畢節，沿著赤水河北上，抵達敘永。

由於戰時交通不便，很多新生不能如期到校，所以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一直拖到1941年1月6日才正式開學，沒有舉行開學典禮，直接就上課。當時擔任一年級國文課程的是楊振聲和著名散文家李廣田老師等，擔任大一英文課程的是著名學者楊周翰老師、王佐良老師和著名詩人、翻譯家查良錚（筆名“穆旦”）老師等，擔任中國歷史課程的是著名明史專家吳晗老師，教政治學的是著名法學家龔祥瑞教授，教邏輯學的是張蔭麟老師，教普通物理學的是鄭華熾教授，教普通化學的是孫承諤教授……這些老師都是學界翹楚，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有著廣泛的社會聲譽。和西南聯大一樣，當時分校所開的課程都是必修課，實行的是通才教育。文法學院的學生要必修一門自然科學課程，工學院的學生都要學習國文，其目的是拓寬學生的知識面，為今後的學習和研究打好堅實的基礎。

西南聯大敘永分校曾用校舍——春秋祠

當時的敘永縣城被永寧河分成東西兩岸，河上有兩座橋將兩岸連接起來。由於敘永分校是利用敘永城內的寺廟和祠堂辦學，而這些寺廟和祠堂又分布在河的東西兩岸，相對分散，這就給教學和管理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分校校本部設在東岸的文廟（現在的敘永縣實驗小學），理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先修班的男生宿舍設在在西岸靠北的春秋祠（現在還大致保留著當年的面貌），女生宿舍設在東岸的帝主宮（曾為東大街小學校址，現在拆建為居民區）；工學院上大課的地方在南華宮（後拆建為敘永影劇場，現在是敘永縣土地整理中心），圖書室設在河西岸靠南邊的天上宮（現敘永師範附屬小學），實驗室設在西岸靠北的勸工局（後來的老法院），食堂設在西岸靠北，與春秋祠、勸工局相距不遠的府城隍廟（後來的糧食局所在地）。分校的各個組成部分如此分散，學生上課和生活非常不便。學生上小課安排在東岸的文廟，而工學院的學生上大課，則安排在西岸的南華宮。如果學生上完小課，接著要上大課，就要從文廟一路小跑——穿過大街小巷，越過永寧河上的一座橋，才能到達河對岸的南華宮。為什麽要小跑呢？ 當然主要是怕遲到，同時也是怕搶不到座位，搶不到座位，站著聽不好受倒在其次，最主要的是不方便作筆記。因此，只要是下課時間，敘永縣城街頭都是匆匆小跑的學生——是為當時一景。

由於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敘永分校的老師們生活非常清苦。如果在昆明，他們可以在校外找一點差事，增加一點收入以貼補家用，但是在敘永就沒有這種機會了。學生學習和生活的環境很差，他們居住的寺廟和祠堂早已破敗不堪。男生居住的春秋祠中的宿舍，風、雨、沙都能夠吹進來，除了床之外，什麽都沒有，學生只好利用包裝箱改造成書桌學習。帝主宮的女生宿舍面積狹小，擁擠不堪。當時敘永還沒有使用電燈照明，晚上學生學習得使用桐油燈或菜油燈。在這種燈下學習一兩個小時，鼻孔裏就會被熏得烏黑。學生每天早上到永寧河洗漱，然後帶一盆水回來，作為晚上的洗腳水。他們食堂做飯做菜的水也是從永寧河裏挑來的，非常渾濁，要用明礬沉澱後才能夠使用。但是即使經過明礬沉澱，也還是達不到一定的衛生標準，所以有不少師生因此得了腸道病。學生靠批準發給的貸金作夥食費，夥食費少得可憐，更何況物價上漲，這點夥食費更顯得捉襟見肘。他們吃的是含有砂子的米飯，下飯的一般是白菜、豆芽菜等，很少能夠吃到肉食。府城隍廟裏邊有很多泥塑的菩薩，學生們每天吃飯，菩薩都望著他們。飯廳內有一些吃飯用的方桌，但是更多的情況是，服務人員將幾碗菜放在地上，在碗的周邊用粉筆畫一個圈子，然後大家圍繞著這個圈子進餐。

三

1941年5月，主持西南聯大學校全面工作的梅貽琦，學校總務長鄭天挺教授，聯大中文系及師範學院國文系主任羅常培教授一行準備入蜀進行為期三個月的公務活動。梅貽琦5月16日先行抵達重慶，由於航空公司機票難買和搭載乘客有限等原因，鄭、羅兩位暫時還沒有到達重慶。

抗戰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濟大學等科研機構和大學都遷移到了處在南溪縣（現隸屬於宜賓市翠屏區）長江邊的一個小鎮——李莊。北大文科研究所在昆明恢復招生後，後來有四位學生隨史語所遷移到了李莊，利用史語所的圖書資料研究和學習，鄭天挺和羅常培是北大文科研究所導師，當時研究所任繼愈、馬學良、劉念和三位畢業生畢業答辯，作為導師自然要到場。彼時，武漢大學遷移到四川樂山，齊魯大學和金陵大學遷移到成都，因公務需要，梅貽琦一行有訪問這些大學的願望。而赴敘永視察敘永分校是這一系列公務活動中的一項活動，恐怕至少是一項主要的活動，因為這一活動涉及到敘永分校是撤還是留這個關鍵問題。

梅貽琦先期到達，然後就在重慶會見了孔祥熙、翁文灝、朱家驊、杭立武、陳立夫等國民政府政要。其中他曾經兩度會見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兩次都談到敘永分校的存留問題。

5月19日，梅貽琦拜見陳立夫，和他談到了有關研究經費劃撥、校舍建設、留美學生招考等問題，其中具體談到敘永分校，梅貽琦在日記中記載：“陳問及分校問題是否有決定？余謂：如夏間時局無大變化，擬將分校結束，學生全在昆明上課，陳謂‘還是昆明好些’（意兼指生活問題）。”從他們的對話中可以看出，聯大撤銷敘永分校的態度，已經非常明確，當然前提是時局不會更加惡化。

西南聯大敘永分校校舍示意圖

5月22日，梅貽琦和陳立夫同桌吃飯，仍然是陳立夫先提及分校問題，梅貽琦在日記中記載：“陳再問及分校計劃，告以二年級決遷回昆明，一年級新生如夏間雲南無變化，亦在昆明上課，敘永房舍仍設法保留。陳表示頗以為然。”梅貽琦這一次的回答，似乎信息量更大。除了聯大校方決心撤銷分校這一信息以外，梅貽琦告訴陳立夫，對於下一學年一二年級有可能要區別對待，二年級撤回已經毫無懸念，但是如果昆明現狀嚴峻依舊，一年級可能還得在敘永上課；雖然撤銷分校，但是梅貽琦還是想盡量保留敘永校舍的使用權，希望如果萬一昆明淪陷，西南聯大還有一條退路。陳立夫對他的意見表示同意和支持。這次談話反映出聯大決策層在撤銷敘永分校的一些問題上還舉棋不定。

其實，在敘永分校存廢的問題上，西南聯大有關人士早就有過討論，並有過比較激烈的爭論。據鄭天挺1941年3月26日日記，作為西南聯大總務長的他有過一個估算：“蓋以聯大實際情形而論，人力財力，均無此余力也。若全校遷移，余並不反對，若專為一年級生而設分校，至二年級復還昆明，則每年消耗於旅費者須二十余萬，何若以此用之於設備乎？”作為校長的梅貽琦當然從時局，從全校的大局來綜合考慮問題，而作為總務長的鄭天挺更清楚西南聯大的家底，更能夠從經濟的角度考慮問題。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聯大方財力有限，經不起如此來來回回的折騰，或者從另一個角度說，撤銷敘永分校，乃勢在必行。

1941年5月28日下午兩點，經過多日的等待，鄭天挺和羅常培終於乘“嘉定號”飛機抵達重慶，住進黃家埡口的中央飯店後，他們立即和梅貽琦取得聯系，告知所住的地方。梅貽琦當時住在通遠門裏的市民醫院，離中央飯店不是很遠。5月29日上午，梅貽琦用完早餐，便前往中央飯店，與鄭、羅兩位見面，並且告訴他們兩位說，在重慶的近兩個星期，他已經將有關公務辦理完畢。他在這兒等待兩位的到來等得特別焦急，現在他已經托付清華中學校長傅任敢幫忙訂好船票，只要有船，就立刻坐船到瀘州，然後抵達敘永。

四

在梅貽琦和鄭天挺、羅常培見面以後，他們又等了一個星期，才等到前往瀘州的輪船。1941年6月4日晚上11點鐘，他們在朝天門外磨兒石民生公司第七躉船登上了前往瀘州的輪船——民文輪，但是直到第二天早上9點船才開動。6月6日下午6時左右，船行至瀘州，敘永分校的黃中孚來接船，一行三人在黃中孚的引領下，拜見第七區行政專員張清源，然後住進了大來賓館。晚上，梅貽琦和黃中孚住在一個房間，兩人閑談時多談及有關敘永分校的情況。

6月9日，在瀘縣工作的意昂体育平台意昂李忍濤找來一輛小汽車來送他們。上午10點半他們坐車出發，到了下午4點30分到達敘永車站，分校的庶務員羅岐生來接車，並且已經為他們在中國旅行社訂好了房間。當天晚上，主持敘永分校工作的楊振聲來會見梅貽琦一行，他們一起隨便聊了聊分校的一些具體事情。國文系的同人也來了，作為西南聯大中文系和師範學院國文系負責人的羅常培和他們談了這一年來敘永分校大一國文授課的情況。

6月10日上午9點鐘，他們一行冒著雨進城視察敘永分校。他們先到東城文廟的分校總部與楊振聲主任交談，然後在楊振聲、褚士荃等人的陪同下視察敘永城內的分校的師生宿舍、教室、實驗室、圖書館等。下午4點，在招待所，梅貽琦召開分校校務委員會議，楊振聲由於生病沒有與會。

梅貽琦在他的日記中羅列了敘永分校方面八個方面的意見，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一、西南聯大已經作出了決定，撤銷敘永分校，這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但是什麽時候撤，怎樣撤，還不十分明確，分校方希望校方早一點作出決策並迅速通知分校方；二、對於撤銷分校，師生回歸昆明，師生們大都是贊同的，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助教們，但是敘永官方和士紳們還是有些遺憾，希望分校在敘永繼續辦下去，如果實在要撤銷分校，也還希望在敘永學習的這個年級能夠留下來；三、分校方對聯大決策層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評和建議，批評學校工作沒有長遠計劃，敘永分校辦學後不到一年就要撤銷，這是“出爾反爾，虛耗巨款”，建議回遷時，增加眷屬旅費方面的補助；四、昆明當時的局勢是不是非常穩定，日軍會不會繼續轟炸昆明，這也是大家都關註的問題，如果局勢不穩，分校繼續留在敘永，則應加大各種投入。

當天下午，李忍濤等三人和梅貽琦在一起閑談，李忍濤對於敵機會不會繼續轟炸昆明，昆明會不會成為抗戰前線甚至淪陷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梅貽琦日記記載：

李對於昆明，認為敵所必取而我方自亦必拒守，但昆明如失則敘府（現宜賓市——引者註）繼陷，而川南川東亦必不穩矣。此種推測數月之後或能證明。

梅貽琦應該認同李忍濤的這種推測——在某種意義上說，昆明與敘永休戚相關，同損同榮，相信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會重挫日軍的囂張氣焰，後來局勢的發展也證明了李忍濤的推測。中國軍民奮力抵抗，日軍雖然占領中國領土有所增加，但是氣勢已經到了強弩之末。1942年日軍雖然還在襲擊雲南一些地方，但是日機並沒有出現在昆明上空。1943年只有6次日機襲擊昆明的記載，緊張的局勢已經大為緩解。各種情況顯示，日軍已經處於“戰略保守”期，中國的抗戰整體上已經處於相持階段，正在醞釀反攻。

五

6月11日上午8點過後，梅貽琦一行三人進城看望楊振聲主任，楊振聲生病而沒有出席頭一天的活動。上午10點40分，羅常培在分校總部文廟第二十教室發表講演，題目是“中國人與中國文”。羅常培向分校師生介紹西南聯大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和師範學院國文系的近況，還跟學生強調了大一國文在整個大學階段的重要地位。當時的聽眾大約五百人，一年級的學生應該基本上都參加了聽講。下午4點，梅貽琦約請分校全體教職人員及家屬到招待所茶敘，他本來想說幾句話，但是他考慮到有些話在前邊已經說過，有些話還要準備到第二天的國民月會（全稱是“國民精神總動員月會”，全國上下1939年5月1日起開始實施）上講，所以就沒有談什麽。茶敘會上，大家只是在一塊聚聚，聊聊天而已。但是梅貽琦事後還是覺得應該說幾句話，在特殊的時期，特殊的環境下，至少應該“致慰勉之意”。

6月12日10點40分，梅貽琦一行到南華宮參加國民月會，梅貽琦在大會上講話，他首先報告在昆明的西南聯大的情況，並對撤銷敘永分校的決議進行了解釋。當時敘永分校師生對於敵機轟炸的警報重視程度不夠，因為敘永從未遭受到日機轟炸，大家都不把防空警報當一回事。梅貽琦告誡他們，大家一定要重視警報，一旦遇到有警報，就應該及時尋找安全地方躲避，一定要避免無謂的犧牲。校長出語真誠，體現了對師生的一片殷殷關愛之情。

6月13日，上午8點，梅貽琦一行三人再訪楊振聲，中午時分，敘永分校任教的幾位教授在招待所宴請梅貽琦一行。飯後，數學系教授劉晉年老師提議再議敘永分校的問題，幾位老師輪流發言，好像辯論似的，分別發表了不同意見。最後他們爭執不下，劉晉年還提議是不是可以表決一下。既然方針政策已經確定，怎麽能朝令夕改？ 況且學校如果全部遷川，所費甚巨，學校難以承受，而當時的國民政府也難以劃撥款項，這是客觀事實。梅貽琦只是聽聽他們的意見而已，並不贊同他們進行表決。

下午3點，受歷史系學生許受諤的約請，鄭天挺和羅常培兩位教授在文廟第二十教室發表演講。鄭天挺演講的題目是“研究歷史應註意的幾點”，他是著名的歷史學教授，長期執教於北京大學，對歷史問題熟稔於心，隨意選取敘永史地方面的例子進行分析，內容深入淺出，講演有聲有色，很受學生歡迎。羅常培演講的題目是“讀書八式”，共分為“涵泳自得、采花釀蜜、剝繭抽絲、磁石引鐵、披砂揀金、郢書燕說、過眼雲煙、挦撦饾饤”等八個方面。羅先生想告訴學生一些讀書的方法，讓學生在讀書的時候能夠有所選擇。至於講演的效果如何，羅先生沒有說；但他在《蜀道難》中說自己“講畢汗流浹背”，聽講人數“約三百余人”，與他上一次演講聽講人數約五百人相比，已非復當日盛況。

6月14日，梅貽琦一行結束視察，準備離開敘永，返回瀘州。後來他們先後到訪李莊、樂山、峨眉、成都等地方，然後於8月17日回到重慶。8月23日，梅貽琦和鄭天挺從重慶珊瑚壩機場乘飛機回到昆明。8月26日，羅常培偕同應邀赴聯大講學的老舍從重慶珊瑚壩機場乘飛機抵達昆明。他們三位結束了長達三個月的四川之行。

從梅貽琦的日記上看來，敘永分校的師生返回昆明的事情並非一帆風順，其中可能出現過一些麻煩。1941年8月中旬，西南聯大校務會議決定撤銷敘永分校，8月20日學生開始遷返昆明，但仍在敘永辦先修班。10月下旬，又決定將先修班遷返昆明。梅貽琦10月23日日記記載，“晚六點常委會在登華街，敘永問題仍無辦法”。究竟是什麽問題，他沒有說明，但是肯定都是一些棘手的事情。12月18日日記中記載：“常委會約鄭華熾報告敘校結束事。”鄭華熾是分校的教務主任，應該是直接操辦分校遷返的人員之一。他向聯大常委會匯報遷返工作這一件事情已經表明，存續時間一年左右的西南聯大敘永分校最終走進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