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凡茂(1979 自動化)
王國維與北京大學🤸♀️👳🏽,作為二十世紀的學術大師與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的關系,近年來王國維的研究者和傳記作家均有專文討論🤱🏿,比如《王國維與北京大學關系考索》(沈衛威,《徐州師大學報》2003年第1期),《王國維與北京大學》(張曉唯🏈,互聯網),《王國維與北京大學分合前後》(竇忠如👩🏻🦲,《縱橫》2010年第10期)等👮🏿♂️。由於引用的歷史文獻上的差異,對北京大學約聘王國維的記述出入較大👱🏻,筆者通過查閱歷史文獻及參考近年出版的相關史料👓,考證這一事件的起因和過程🏌🏼,基本理清了從1917年到1924年間王國維與北大的關系。筆者學識有限,舉證定有不足🤾🏿♀️,敬請讀者不吝賜教👨🏼💻。
早在1910年,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開辦分科大學,農科監督羅振玉向總監督劉廷琛舉薦王國維任文科教習,劉廷琛未予回應🙆🏻。有學者分析原因是王國維只是秀才出身🤾,資歷不夠🐗,當初入京師大學堂就讀的學生多舉人進士出身,自然不會容許一位秀才來充當教習了🌵。也有日本友人回憶說🤷♀️,羅振玉任農科監督時,王國維在京師大學堂供職,協助羅振玉辦理農科。這可能是憶者記憶上的問題,王國維只在學部編譯局任編輯員,並未在京師大學堂農科兼職,或許日本友人參觀京師大學堂農科,因與羅振玉的關系,王國維或有可能作為陪同人員🐳。實際上⚫️,北京大學正式邀請王國維任教始於1917年夏,即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的半年之後。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教員的聘用上,除延聘真才實學的原有教授外,還廣泛延攬各學科的知名學者。在文科方面,聘用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學先進外,也聘用了張爾田、吳梅🫶、劉師培等舊學碩才📉。年僅24歲的梁漱溟,因發表了《究元決疑論》而聘為講師。對於像王國維這樣的在文字學及文學上頗多建樹的著名學者🪪,蔡元培自然要盡早延攬到北大。從1917年到1922年,北大多次派人致函🤸🏼♂️,最能體現蔡元培尊重學問🤚🏻,重視人才的一貫態度。有文章總結說北大聘任王國維是“三請四邀”,筆者通過查閱相關書信等資料,可以確定北京大學在幾年間大致有五次約聘🧔,而王國維屢屢謝絕北大約聘是他對清廷所懷“素誌”的孤心堅守🕸;最後王國維接受聘任,一方面由於北大的真誠邀請,一方面是王國維想利用北大資源進行學術研究。
北京大學的第一次邀請
北京大學第一次約聘王國維一事迄今尚有不同記述。從日期上說,有三種情況6️⃣,1917年8月3日,1917年9月2日和1917年年末⚀。
造成分歧的原因來自1984年版《王國維全集-書信卷》(以下簡稱《全集書信》和2002年版《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以下簡稱《往來書信》)🧛🏿♂️👨🏽🎨,兩書均收王國維致羅振玉一信,“前日蔡元培忽致書某鄉人,欲延永(永為王國維自稱,為其號‘永觀’之簡)為京師大學教授🏤,即以他辭謝之。”《全集書信》將此信寫信日期系於1917年9月4日,故“前日”為9月2日。《往來書信》將此信系於1917年8月5日,“前日”即為8月3日🤡。又,《全集書信》收王國維致羅振玉一信劄,“北學事,寐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囑托👴🏼,可以應命”🧑🏽🔬🎅。《全集書信》將此劄系於1918年1月1日。其中“北學事”指北京大學聘王國維任教事,因此一些年譜和傳記作者據此推測在1917年年末蔡元培有聘任函♥️。但是,這個推測的依據本身就有問題,實際上,該信劄寫於1918年6月27日👩🏼🎓👨🏽🦱。此事後文詳談🐳。
《往來書信》收1917年8月19日羅振玉致王國維一信,“至北京大學,公謝不就,弟甚謂然。”此信是8月5日王致羅信的復信,由此證明北大來人邀請王國維事發生在1917年8月👨🏼🦳。另兩個日期有誤🕯。
關於來訪者
1917年8月5日王國維的信中說,“前日蔡元培忽致書某鄉人”。來訪的“某鄉人”是誰🫅🏿?迄今為止,各種傳記⛺️、年譜等均認為是馬衡(字叔平)。但據一封王國維致馬幼漁的信,此人為時任北京大學教授的馬幼漁👃🏽。袁英光等著《王國維年譜長編》(以下簡稱《年譜長編》)錄有王國維致馬幼漁一信,信無日期👨🏼🚒,編者系於1921年年初✊🏿。該信說:“去夏奉教,又隔一年▪️,每以為念。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滬👱🏿♀️,具述尊旨及鶴老厚意,敢不承命。……昨叔平兄又出手書,詞意殷拳,並及鶴老與學校中諸君相愛之雅,且感且愧。”此信應寫於1918年夏。信中“去夏奉教” 即指馬幼漁於1917年8月3日訪問王國維,轉達蔡元培的誠聘意願👩🏻🎨。
關於推薦人
錢劍平和陳銘兩先生認為是胡適向蔡元培舉薦的🍃👱🏼♀️。這樣認定缺乏依據🦧。1917年6月15日胡適由美國啟程回國,7月10日到上海,7月27日歸鄉裏,9月10日到北京大學拜會蔡元培🚶🏻♀️➡️。當時,胡適正致力於他的“文學革命”👥,在歸國途中應無心緒向蔡元培推薦王國維,另外,胡適留美七年💣,對王國維的學術成就了解多少,也很難猜測🧑🔬。所以認為是胡適向蔡元培推薦了王國維,從時間上幾不可能🕯,從思想取向上也相去甚遠。陳鴻祥先生認為:向王國維發出邀請5️⃣,由蔡元培親自決定的,是“囊括大典,網羅百家”方針的具體行動。筆者認為,陳的說法更為合理☸️。
第二次邀請
北大第二次邀請王國維的時間是1918年4月-7月,馬衡兩次訪問王國維,第二次訪問時馬衡還遞上了同在北大任教的兄長馬幼漁的書信👆🏼。
1918年6月26日王國維在寫給羅振玉的信中這樣說👨🏽🌾:“京師大學昨有使者到此,仍申教授古物學及宋元以後文學之請。永對以哈園有成約,並一時不能離滬情形。聞尚有第二次人來,將來擬以哈園一信復之。其措詞若永商之哈園,而哈園不允者。又使者囑永轉勸公,殊可笑。” 對於這封信💃,竇忠如先生分析說:“一👷🏼🧗🏻♂️、北京大學第三次邀請是派專人前來,但不知來人是誰;二、這次來人面請時再次申明了將教授的內容,想來教授內容在以上邀請信中曾涉及過,否則王國維不會使用一個‘仍’字,在此之所以提出,是因為這竟被許多王國維的研究者所忽略🤗;三、王國維不僅表示了明確的拒絕🧑🏼⚖️。而且還聽說北京大學將第二次派人前來邀請的信息;四🚣、王國維已經想好了拒絕來人的托詞。”
竇忠如先生之所以認為此為第三次,是由於有資料表明1917年年末曾有一次。《全集書信》和《往來書信》收一附劄均系於1918年1月1日🙋♀️,劄雲,“今晨往寐叟處長談,有書致公,附上,請詧入🌪。北學事🫲,寐謂其可允,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囑托,可以應命.並謂可乘此機北行,做二月句留🔺。”據6月26日信和此日前後羅振玉致王國維的多封書信判斷🧑🏽🦳🤌🏼,此劄應寫於6月27日🫵🏼。因此🙆🏽♂️,1917年年末的邀請是不存在的。另外,使者是誰?1918年 7月18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中提到🙈,“北學所遣馬君又來🖕🏿,已如公書所雲復之”。同時,王國維還給北大教授馬幼漁寫了信:“去夏奉校,又隔一年,每以為念👨🏼💼。初夏令弟叔平兄到滬,具述尊旨及鶴老厚意💇🏽🏋🏽♂️,敢不承命♗。只以素性疏懶,憚於遷徙,又家人不慣北上,兒輩職業姻事多在南方🆔,年事尚幼🏋🏿♂️,均須照料🙂↕️,是以不能應召。當將以上情形請叔平兄轉達,亮荷鑒及✭。昨叔平兄又出手書,詞意殷拳,並及鶴老與學校諸君相愛之雅👨🏼⚕️,且感且愧🪮。”從上兩信知,1918年6月月25日和7月中旬造訪者“馬君”為馬衡,1917年夏訪王國維的“某鄉人”是馬幼漁👨🏻🦱。
北京大學此次聘請王國維發生在1918年4-7月🥭,起因是羅振玉於1918年4月中旬由日本回國,在滬京等地逗留一個月。羅振玉在北京時,北大校長蔡元培與之接洽🧙🏼♀️,因羅振玉在古器物學的研究上頗多建樹🧒🏿,蔡元培請羅振玉到北大開古物學講座,並托他勸說王國維接受北大之聘🧘🏽♂️。
1918年6月4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羅振玉致蔡元培(字鶴卿)校長的信:
鶴卿先生閣下♙:
昨在春明得親塵教,十年之別,一朝握手🐪,喜可知也𓀃。先生主持國學,領袖群倫。在昔濟南遺老存遺經於將絕之余🪸;北海鴻儒傳聖學於炎劉之末🎑。以今方古🧵,先後同揆。弟憂患余生,飾巾殆盡𓀂,乃承不棄👨🏻🏭,令備教員。聞命之余,亦深愧恧。蓋即槁之木,宜見棄於匠人🤾♂️;而爨下之才,忽鑒賞於君子💃🏿。再四思維🕺🏻,唯有敬謝。加以還移匪易🎅,又第四兒婦病癠甚危🤷🏻♀️,計欲送之返國。又慮中途或生意外,方寸亂劣🚣🏿,衰病為增🥜。凡此情形🤚🏼,悉非虛飾。尚祈鑒宥,許以避賢。臨穎主臣🦼,言不盡意🤎,此請著安,諸維照鑒弟振玉再拜。
據《北京大學日刊》,蔡元培於4月29日拜會羅振玉,此信就應寫於4月30日🚴♂️。同時該刊加編者按說,“蔡校長擬再馳函敦勸或能邀羅先生之允諾也”。此後⏳,北大方面應再致函繼續敦請羅振玉任職北大,羅振玉也繼續與北大保持聯系🫅。同時,因羅振玉與王國維的關系,蔡元培還請羅振玉向王國維致意,接受北京大學的聘任。
據2009年版《王國維全集》第十五卷(以下簡稱《全集十五卷》),羅振玉1918年6月19-21日(戊午年五月十一至十三日)致王國維信說,“北京邀公任教授事📓,弟於前致函蔡鶴庼(元培)時附告以‘前囑致語靜安(王國維)征君👨🏼🏫,已遵致意,隨後或有書致公’雲雲🏋🏼🤽🏽♀️。此事忘告先生。”羅振玉給蔡元培的信寫於何時🧑🚀,應該在羅振玉復日本之前的5月上旬。1918年6月9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中提到柯劭忞(鳳蓀)曾向王國維詢問,何時到北京🙇♀️🤾♀️?王國維申明😡,“並無入都之說”。6月14日王國維致羅振玉信中又提到張爾田給王國維的信🦹🏿,“張孟劬(爾田)來書言,京師大學下學期內定聘維授文學,鳳老(柯鳳蓀)書所詢何時入都者,殆因此而偽也。”關於此次北京大學聘王國維事☂️,先由北京傳來消息,王國維也不知其中的原委✮,當作傳言向羅振玉述說。為此🔋,羅振玉於19日寫信告訴蔡元培曾有邀請。這封信直到6月27日王國維才讀到♉️,但北大的使者已於6月25日到訪。羅振玉在6月19日的信中,一方面告訴王國維在給蔡元培復信時😭,告知已經就北大聘任事向王國維“致意”了🥩;一方面也為如何謝絕北大的約聘給王國維出主意,他建議王國維在給柯鳳蓀的信中表明不就北大之聘,再由其子柯燕舲轉達給蔡元培♨️。
實際上,羅振玉也沒有完全拒絕北大🟢,1918年7月3日(五月二十五日)羅振玉致函王國維談到,“北學事🦕,弟意兄可謝其行北行,而意在滬撰述則可,如此可行可止(以哈園信復,弟不甚同意,但以眷屬書卷在滬📝,不能北上為詞可矣)。弟則為條議一篇以塞責🙍🏻♂️。蔡之宗旨🧚🏼♀️,與我輩不合➝,其虛衷則可嘉,故處之之法,如此最妥。弟之條議以流傳責之,而撰述為其中大要🧜🏽♀️,若果聽此言,則公任編輯,未始於學術無補🕸。尊議如何?條議成,當奉覽。此事彼之力可辦到。弟以前深悔以西陲古籍及大庫秘書付諸東流,今擬借彼之力創一古物研究所,異日幸得重見天日,則今日猶外府爾👨🎤。” 羅振玉所寫的長達數千言的《古器物學研究議》🧛🏼♀️,分三期發表在上《北京大學日刊》(參見《北京大學日刊》第215號、216號和第217號,日期分別為1918年9月28日、9月30日和10月2日)。此條議應對促成1921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成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1918年秋🤷🏼♀️🔞,因北大新舊兩派學人的矛盾👵🏽,張孟劬在致王國維的信中說🦹🏻♀️,“兄不來此3️⃣,真有先見👆🏼。”
1919年下半年,馬衡在上海,常拜訪王國維,討論學術問題🎁🏠,從筆者所查的材料看,馬衡沒有向王國維談北大聘任事,這大概是因為5月-9月蔡元培辭職離開北大。
第三次邀請
1920年7月1日,馬衡在回南方途中在天津拜會羅振玉✢,希望羅振玉給王國維寫信勸說接受北大的邀請。當晚羅振玉致王國維一信🏄♂️:“叔平兄復將大學之意,欲延從者入都講授,托弟勸駕至誠懇🏊🏼♂️。叔兄明日即南旋,欲持書趨前,弟告以公有難於北上者數端🧔🏻,而叔平兄堅屬切實奉勸,故謹達叔兄之意🙏🏻,敬荷鑒許🧑🦯➡️,幸甚幸甚。”緊接著,7月2日晨,羅振玉再寫一信說:“馬叔平求弟致書左右,勸應大學之聘,不得不以一紙塞責📧。北方風雲甚急,且此非公素誌🧺,請設辭謝絕🫳。昨夕之書,公必知非弟意🥰♘,仍作此者👨🏻🏭,疑公或以弟為亦有勸駕之意🏗,借此為商量舊學之計,故特聲明。”
從上兩信知,馬衡將於7月2日回南方。馬衡欲經上海時勸王國維接受北大的聘任,請羅振玉寫一封信帶去。雖然羅振玉解釋了王國維不能應聘的原因👇🏻,但馬衡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羅振玉不得不寫一勸駕信交給馬衡🤚。因此☂️2️⃣,羅振玉接連寫了兩封信🤽🏻,說明原委🤟。7月5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馬淑翁及大學雅意,與公相勸勉之厚🛍️,敢不敬承🗾。惟旅滬日久,與各界關系甚多🆓,經手未了之事與日俱增,兒輩學業多在南方,維亦有懷土之意,以遷地為畏事。前年已與馬淑翁面言🤛🏼,而近歲與外界關系較前尤多,更覺難以擺脫,仍希望將此情形轉告淑翁為荷📿。”此信應該是王國維與馬衡會晤並讀了帶去的信後所寫🤶🏽🐻❄️,7月1日和2日羅振玉的信諒未郵到🤽🏼♂️。另外,王國維信中所說,“前年已與馬淑翁面言”🗿,應是指1918年夏馬衡的兩次訪問。
馬衡到上海誠請王國維的消息☀️,很快在北大校內有了反饋。暑假期間,北大教授張爾田從學生口中得知,學校下學年將聘王國維,且說已得應允👩🏿🏫。就此,張爾田致信詢問💷,並向王國維建議“鄙意此席似尚可就。近日海上文字生涯漸成,市道絕非我輩所能久居,委隨其間,使人短氣。北校尚有優禮學者遺意➝,如兄必來,弟可多一良友。” 王國維給張爾田回信表示仍不就北大之聘🖤。在1920年秋季開學之前,張爾田再致王國維,“我兄既不就大學💁🏿,不妨暫作北遊,籍作良晤🙍🏻♂️。”盡管張爾田建議王國維就任🛀🏼,在1920年秋季開學💄✪,王國維仍未到北大,也未作“北遊”。
1920年7月10日羅振玉致信王國維談及馬衡及北大聘任事,“馬叔平當已見過🤟🏼⚠,此人至愚🎓,豈有引鸞鳳而入雞鴨群之理耶。”看來羅振玉對北大邀請的不屑應會影響王國維對此的態度,本次邀請又無果而終。
第四次邀請
1920年12月31日馬衡致王國維,“大學教席先生堅不欲就👳🏽,而同人盼望之私仍未能已。擬俟研究所成立後先聘先生為通訊研究之教授,不知能得同意否。”直到1921年2月6日王國維才復信,“來書述及大學函授之約,孟劬(即張爾田)南來亦轉達令兄雅意,惟體稍孱,而滬事又復煩賾👨👨👧👧,是以一時尚不得暇晷。俟南方諸家書略整頓後再北上🤸🏽♀️,略酬諸君雅意耳👰🏽♀️。”
為了使這一次聘請獲得成功,北京大學先由馬衡向王國維發出邀請信,再由馬衡之兄馬幼漁委托即將返回上海的張爾田當面向王國維表達北京大學聘請他的誠意。對於北京大學及校長蔡元培等人的誠懇厚意,王國維在這封信中已有應允之意,說等把手頭的工作作一了結🕵🏿♂️,即北上應聘。馬衡接信後即告知馬幼漁🐅,說王國維已經答應北大之聘🫲,馬幼漁又將此中意思寫信給張爾田🤓。時在上海的張爾田頗為疑惑,因為此前王國維已復函張謝絕了北大之請。收到馬幼漁的信後🚶,張爾田寫信給王國維,“頃接馬幼漁一書,雲兄致叔平信已允來京就聘✸,與弟前函兩歧。豈兄近有幡然之意💃🏽?”“兄果有意🕳,何時入都,便望示及➞🤲🏻。弟當稍待與兄同行🧖🏼♀️。” 實際上,王國維要在南方為蔣孟萍編寫圖書目錄等事,一時不能完成✌🏽,雖盛情難卻,王國維仍不得不謝絕了北大的第四次約聘💠。
第五次邀請
1922年2月18日召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上沈兼士談到🕴,蔡校長致函羅振玉,聘其為考古學研究室通信導師。3月13日,馬衡給王國維的信中寫道:“大學新設研究所國學門🍰,請叔蘊先生(即羅振玉)為導師👑,昨已得其許可。蔡元培先生並擬要求先生擔任指導🦸♀️🤴,囑為函懇🏎,好在研究所導師不在講授,研究問題盡可通信🔞。為先生計,固無所不便🪺;為中國學術計,尤當額手稱慶者也👨🍳。”14日再致一信再申前意。兩封信還有一目的🥀,就是告知北大助教顧頡剛將回蘇州👋🏼,準備去拜訪,請先生賜教。
1922年3月21日羅振玉致王國維一函,“北京大學又理前約🏃🏻♀️➡️,弟謝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職位▪️✍️,不責到校,當以局外人而盡指導之任,蔡👷♀️、馬並當面許諾📅。因又托弟致意於公,不必來京,從事指導🧑🍳。”
1922年4月16日馬衡致信王國維😯,其中說“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承允擔任指導,同人聞之不勝欣慰。聘書當於明後日寄呈也。”至此王國維終於接受北大之聘,擔任研究所國學門通信導師。
從開始到終結
一方面以前清遺老的身份對清廷效忠,一方面以民國國民的身份就任國立大學的教職,王國維的內心充滿矛盾,懷有“不食周粟”的“素誌”又不能對北大的友人明說。實際上,王國維內心實不願與民國政府有所瓜葛🙎♀️,即使對宮廷的爾虞我詐厭倦時,仍謀求自立。1924年6月6日王國維給羅振玉的信中談到準備向清宮請假,“得請之後🚭,擬仍居輦轂,閉門授徒以自給,亦不應學校之請🙍🏿,則心安理得矣🙍🏻♂️。”但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考慮🛰,他和羅振玉一直想利用北京大學的資源,這是他們接受北大教職的重要原因。從1922年4月到1924年8月,王國維與北大經過了脩金的送交與拒領📮,研究題目的擬定與指導,賜稿以及最終因與對清宮的態度而決裂的過程🕍。
拒薪
1922年3月21日羅振玉致信王國維🛷:“法國博士院屬弟為考古學通信員👮🏼♂️,因此北京大學又理前約,弟謝之再三🏄🏻♀️,乃允以不受職位,不責到校,當以局外人而盡指導之任,蔡、馬並當面許諾🧙🏽。因又托弟致意於公💐,不必來京,從事指導🔲。乃昨忽有聘書至📃,仍立考古學導師之名,於是卻其聘書。蓋有聘書,則將來必有薪金,非我誌也。若有書致公🧚🏿♂️🙇♀️,請早為預計。”羅振玉對於薪金甚為敏感,說是“非我誌也”,這無疑會影響王國維對薪金的態度。
1922年4月王國維接受北大的聘任。7月28日馬衡致信王國維👆🏿:“大學會計課昨送來兩個月脩金共計二百元👍🏽,囑為轉呈左右,以後仍當陸續匯寄雲雲🛡。茲托滬友奉上,乞察收示覆為荷☝🏽。”信中所談為4、5兩月的薪金👧🏽。8月1日王國維復信馬衡說:“昨日張君嘉甫見訪👬🫷🏼,交到手書及大學脩金二百元🌒。閱之無甚惶悚。前者大學屢次相招,皆以事羈未能趨赴。今年又辱以研究科導師見委。自惟淺劣🪗,本不敢應命🪔。唯懼重拂諸公雅意👨🏼🏫,又私心以為此名譽職也.故敢函允。不謂大學雅意又予以束脩🫏。竊以導師本無常職,弟又在千裏之外🏂🏿,絲毫不能有所貢獻🕥,無事而食➞,深所不安;況大學又在仰屋之際,任事諸公尚不能無所空匱,弟以何勞敢貪此賜,故已將脩金交張君帶還,伏祈代繳,並請以鄙意達當事諸公,實為至幸。”8月8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說😎,“大學竟送來兩月薪水二百元📿,即令其人攜歸,並作書致叔平婉謝之🚉,仍許留名去實😧,不與決絕👨🏻🍳,保此一線關系🐹,或有益也。”
接到王國維的書信後,馬衡即將王國維的信轉給國學門主任沈兼士,沈兼士與蔡元培商議後,致信馬衡說,“本校現正組織《國學季刊》㊗️,須賴靜安先生指導之處正多🔐,又研究所國學門下學年擬懇靜安先生提示一二題目👮🏻,俾研究生通信請業,校中每月致送百金⚃,聊供郵資而已,不是言束脩也。”8月17日馬衡致信王國維,“大學致送之款本不得謂之束脩,如先生固辭,同人等更覺不安。昨得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兄來函,深致歉仄,堅囑婉達此意。”請王國維“賜予收納,萬勿固辭”。北大采取了變通的解釋👆🏻,以郵資代薪金,王國維也未固辭。
8月24日王國維致信馬衡:“前日張嘉甫攜交手書並大學脩二百元🚓,諸公詞義殷拳🌪,敢不暫存🈹,惟受之滋愧耳⛹🏿♂️。”同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前日叔平來函🚻🧑🏻🍼,又將北大研究科之款送來👷🏻♂️,使者委之🤽🏽,不肯帶回🦗,只得收之。維知不與說明真因,終不肯休止,而此際礙難說明。又,此地位將來或有可以利用之處,故近日已復函允之。”
前與馬衡所言,“無事而食🧚🏻♀️,深所不安”,是拒薪的表面理由,當然也是他的任事態度,無功不受祿。而“礙難說明”的“真因”,應是不願意領取國立大學的薪水。當溥儀“賞食五品俸”的聖旨下後😱,王國維對皇帝衷心感激且受之心安👩🏼🦲。
從馬衡以後致王國維數信知,1922年9月27日信托張嘉甫帶去6、7兩月薪脩🎉,1923年2月8日信托張帶去上年8、9、10三個月的薪脩👲🏽。1923年5月4日信帶去上年11、12月和本年1月的薪脩。此後王國維來京,也就不用托人帶去了。1924年4月6日王國維致信蔣汝藻,“弟去年於大學已辭其脩🌍,而尚掛一空名,即以遠近之間處之最妥也📔。” 1923年王國維於謝絕了北大的薪金,具體時間應該在他領到了南書房行走的俸祿之際🙇🏿。雖然在北大掛一空名,他依然對北大年輕學者的問學傾心投入🙎🏿♀️,這可從容庚🚌、顧頡剛等人的回憶文字了解一二👩🦽。
擬題與指導
1922年8月中旬🦸🏼,沈兼士給馬衡信中提到💁🏽♂️,“研究所國學門下學年擬懇靜安先生提示一二題目👨🚀,俾研究生通信請業”。8月24日王國維致馬衡信中說🦸🏻♀️🚎:“研究科有章程否,研究生若幹人👩🏼🍼,其研究事項想由諸生自行認定?弟於經、小學及秦漢以上事或能略備諸生顧問;至平生願學事項,力有未暇者尚有數種,甚冀有人為之🍫⚠,異日當寫出以備采擇耳。”9月下旬沈兼士致信王國維,“先生如有研究題目須提出者,請便擲下,不勝盼禱之至。”此信9月27日由馬衡寄給王國維🛀🏽。
1922年10月27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了王國維致沈兼士的信及王國維所擬題目。“前日辱手教🧍🏻♂️,並囑提出研究題目。茲就議事鄙見所及,提出四條🏢。” 四條研究題目為:一、《詩》《書》中成語之研究。二🍿😯、古字母之研究🦒🌺。三💎、古文學中聯綿字之研究。四、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王國維對每一條的研究內容作了詳細的說明💅🏼。這封信在《北京大學日刊》刊登時未註寫信日期,《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期轉載時,信末日期寫為“十一、十、二十”🪗👨🏻🦳。此有兩種可能🤝,其一,王國維在信末只寫了舊歷的日期“二十”, 《國學季刊》刊登時編輯在這個日期前加上了民國紀年的“年、月”,從而造成歷法使用上的混亂。因1922年10月中對應的陰歷日期“二十日”是10日,據此判斷此信寫於1922年10月10日。另外“二十四日”王國維致馬衡的信中說👩🏿💼🦹🏻,請馬衡轉這封信及所擬題目🐖。以王國維的寫信習慣,“二十四”應該都是陰歷的日期。可知此信10月14日寄出👬🏻,馬衡大約在3-5天後接到信👨🏿🚀,也就可能刊登在10月27日的《北京大學日刊》上👨🏻。其二,為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收到信的陽歷日期即1922年10月20日🤘🏿。
《全集書信》將月、日均認定為舊歷日期而得出寫信日期為12月12日👅✨,《全集十五卷》認定寫信日期為陽歷即10月20日🧴,兩書編者均未查《北京大學日刊》的首次刊登。由10月27日《北京大學日刊》首刊此信🍂,結合沈兼士🧝♂️、馬衡與王國維之間的數封書信🤵🏿♀️,及王國維的寫信習慣🧗🏼,筆者認為此信寫於1922年10月10日。
據《北京大學日刊》,與刊登研究題目同時,國學門發通告要求有誌從王國維先生研究的學生報名,11月初,該刊連續數日刊登研究所國學門的通告🤦🏿,鼓勵學生報名。12月14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王國維給何之兼等五位同學的復信,信末日期為十月二日(11月20日)。由此信知,此前北大學生寫信詢問研究題目的意見,對此王國維給了具體的指導,比如對於選取聯綿字,“聯綿字取材之處🧛🏿♀️,須遍四部,先以隋以前為限。好在五君共同研究,可以分擔經、史、子、集四部🚸。就一部分中每閱一書,即將其中聯綿字記出(並記卷數👨👩👧👧,以便再檢)🐢;其有類似聯綿者,亦姑記之🫶🏻,後再增刪、匯集👵🏿、分類🕖。”12月29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研究所國學門布告,公布何之謙等五位學生的基本情況👩✈️,1923年1月20日《北京大學日刊》刊登1月15日(二十九日)王國維致何之兼,對於學生的研究給予具體指導,因王國維從《北京大學日刊》了解到學生為三四年級的學生🥚,對他們只能用課余時間從事研究表示關切🏄🏽♀️。北大學生與王國維兩次書信往還🧔🏻♂️👨🌾,記錄了王國維對指導學生的循循善誘的態度和一絲不苟的研究精神。
此前,1922年4月🥻,北大助教顧頡剛到上海拜會王國維,之後顧頡剛以書信形式向王國維請教學問,王國維則耐心解答並討論研究心得。5月29日的信談到研讀古書方法時說🦉:“弟意讀古書時於不可通者闕疑自是一法,與解釋古文字無異👂🏽。兄謂何如💃🏽?”從中可讀出一位學者的嚴謹與謙和📤🕵🏻。
1923年3月,馬衡在上海會晤王國維,回京後與沈兼士匯報,沈兼士首次直接寫信給王國維👯♀️,表達了北大同仁對王國維的欽佩和敬仰🕦,國學門仍仰仗先生指導,並邀王國維來京遊覽。王國維於4月16日(三月初一日)接清遜帝溥儀的旨意,任職南書房。5月31日到北京👱🏼。
盡管自1923年王國維到北京後謝絕了北京大學的月薪,但對於北大青年學者的問學👩🏼🦱,王國維依然盡力如常🛻。據容庚回憶🧑🏼🦳,王國維到京,北大原計劃召開較大規模的歡迎會💀,但王國維不願意🤏🏿,只同意開一個有二十余人參加的茶話會🎦。在6月9日的茶話會上,容庚第一次見到王國維🎓。他後來追憶王國維的性格和形象:“先生沉默寡言🗺,問非所知,每不置答🐨。喜吸紙煙👴🏿,可盡數支;當賓主默對時👨🏻🍳,惟見煙鳧鳧出口鼻間🏃。其治學甚劬👶🏻,而所學甚博🚴♀️。”1923年夏🥼,王國維復信容庚🚴🏽,“弟所撰金文跋尾不過二三十篇👵🏼,……原稿已不在此間👨🎤🏧。此間所有僅有齊侯壺散盤諸跋書於拓本上者耳。兄如欲移錄🖕🏻,請隨時枉駕(除二十、廿三、廿六🪀、廿九外,每晨大抵在寓)可耳。”此後🙏🏽🕵🏿♀️,容庚常到王國維家中問學及抄錄文稿🧏🏽♀️。
約稿與刊布
1923年1月《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一號出版,刊登了王國維著《五代監本考》以及王國維譯伯希和著《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後一文王國維翻譯於1919年秋🤵♀️。1919年9月10日王國維致信羅振玉🦙,信中說🍄🟫,“近日心緒甚劣🟤,幸以敦煌雜書並考西北事消遣📔。所譯伯希和演說送登《東方雜誌》,竟遭點額(索四十元還二十元👨🏻🏫,怒而索還原稿)。奉聞一笑。”王國維的譯稿未能在《東方雜誌》發表,1919年年末,馬衡請王國維寄給他🙆🏼,本擬盡快刊布🫡,後未果。1922年4月16日馬衡致信王國維,“法國伯希和博士關於東方古言語學之著述,先生曾將譯稿付衡🎊,本擬刊入《史學雜誌》中,而該雜誌迄今未能出版,殊負盛意,今將刊入第一期《國學季刊》中,又由胡適之先生校勘一過,其中尚有疑問,特將原寄呈審定,並附適之原函🌈,乞察核。”查《胡適日記》,1922年4月15日🦩,“讀王國維先生譯的法國伯希和一文,為他加上標點👳🏿♂️。此文甚好。”
1922年8月24日王國維信中說🛴:“《國學季刊》索文,弟有《五代監本考》,一篇錄出奉寄”。對此,沈兼士當即決定在《國學季刊》第一期刊布。10月初,王國維又寄出《書式古堂書畫匯考所錄唐韻後》。 1923年3月沈兼士為《國學季刊》第三期向王國維約稿𓀂,之後𓀄,該期刊登了王國維的《高郵王懷祖先生訓詁音韻書稿序錄》,第四期刊登了王國維的《韋莊秦婦吟》和《書式古堂書畫匯考所錄唐韻後》。
1924年3月《國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擬出考古專號,3月10日容庚寫信向王國維征文“欲得大作以為光寵”。王國維回信說🫛:“近日無所作,惟有《王子嬰次廬跋》一篇始於去年年底寫出🎓,不過四五百字耳。” 《全集十五卷》等書將此信系於1925年,因1924年8月王國維已經與北大決裂,此信也就不可能寫於1925年。上文未在《國學季刊》刊出🧢,原因也是王國維與北大關系的終結。
傳說
《年譜長編》記載,1924年春北大國學研究院所欲聘王國維任主任🚴🏼♂️,王國維婉拒了。實際上並無此事,有此傳說的原因是年譜作者誤讀了王國維致蔣如藻的信。1924年4月6日,王國維致蔣如藻信的說💇:“東人所辦文化事業,彼邦友人頗欲弟為之幫助,此間大學諸人🧎🏻♀️➡️,亦希其意,推薦弟為此間研究所主任。(此說聞之日人𓀇👈🏻。)弟以絕無黨派之人,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大學詢弟此事辦法意見,弟亦不復措一詞🧟♀️💪🏽,觀北大與研究系均有包攬之意🗄,亦互相惡,弟不欲與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近東人談論亦知包攬之不妥🧑🦼,將來總是兼容辦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進行可耳。弟去年於大學已辭其脩,而尚掛一空名📷,即以遠近之間處之最妥也🧲。”信中所談的“東人”🦿,指日本人🤱🏽;“此間大學”,指北京大學;從“希其意”、“推薦”等詞語推知那個“此間研究所”不是北京大學研究所👋🏿🩳,而是日本所提出的利用退還庚款在北京建立的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系”,主要人物有梁啟超⛷、丁文江等。“此間大學諸人”當指沈兼士、胡適、馬衡等。對於這個即將成立的研究所,王國維從日本友人處聽說,北京大學諸人推薦王國維任主任。從該信知🔔,王國維認為北京大學和研究系均想獨家辦理人文研究所🫶🏿🛀🏽。王國維無意介入黨派之爭,所以,對哪一派都不參加意見。“與此事則可不願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諸不問。”從該信知,日本人也認識到由某一派系單獨辦理上的問題🫳🏽,想尋求兼容的辦法🤦🏽♀️。實際上👩🏿💻,利用退還庚款辦文化事業,中日兩國政府通過外交途徑進行了反復談判磋商🏋🏻♀️,最終形成外交協定。在此其間🧎🏻,中國教育文化團體如北京大學🍵、中華教育改進社、中國科學社🔢、中國地質學會等也向日方提出交涉意見。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直到1927年12月才成立,柯紹忞出任研究所總裁,中日雙方各一人任副總裁🛝🈂️, 19名研究員中中方16人🧽,日方3人。
在此信中,王國維還提到自己與北大的關系🥉,“弟去年於大學已辭其脩🦈,而尚掛一空名🏧,即以遠近之間處之最妥也。”他想與北京大學保持若即若離👎,似斷非斷的關系。
絕交
1924年7月,北大考古學會發布《保存大宮山古跡宣言》,痛責皇室破壞古跡🍋🧑✈️。王國維甚為憤怒,8月11日王國維致信沈兼士、馬衡斥責該宣言,並聲明👨👧:“弟近來身體孱弱,又心緒甚為惡劣🤳,所有二兄前所囑研究生至敝寓咨詢一事,乞飭知停止。又研究所國學門導師名義👈🏼,亦乞取消🛀🏿。又前胡君適之索取弟所作《書戴校水經註後》一篇♟🛍️,又容君希白(容庚)抄去金石文跋尾若幹篇👨🏿🎤,均擬登大學《國學季刊》🦹♂️,此數文弟尚擬修正,乞飭主者停止排印,至為感荷🔧。” 放棄導師名義和撤回擬在《國學季刊》刊登的所有稿件的舉動表明王國維終結了與北大的關系。
1924年11月溥儀被馮玉祥趕出了紫禁城🤷🏼♀️,王國維的俸祿中斷。通過1924年12月4日顧頡剛致胡適一信可了解王國維當時的境況🚋🤓。“靜安先生清宮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與幼漁先生談及🪴,他說北大功課靜安先生不會擔任9️⃣,……。我意,清華學校既要組織大學國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將靜安先生介紹進去否?他如能去,則國文系已有中堅,可以辦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為然也。”從顧頡剛的信知,北大教授馬幼漁清楚王國維不會到北大任教的原因。實際上,王國維內心不願與民國政府有所瓜葛🤾🏻♀️,也不願在國立的學校任教。但時局的變故和生計的壓迫,在在幾經考慮後,1925年2月王國維接受了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導師的聘書,在清華園度過了他人生的最後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