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華

“高尚做事，低調做人，敬畏學術🈷️，精益求精”，這就是汪先生的風格🧖🏽‍♀️。正是這種風格，使得三十年間參與研究的三代學者能夠精誠合作⚀，薪火相傳🪦，持之以恒。

汪子嵩👲🏿，1921年出生，浙江杭州人🪮。著名希臘哲學史學家。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哲學系，1945年畢業👨🏽‍🎓👩‍🦼，後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從陳康先生學習希臘哲學。1949-1964年在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1964-1987年任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高級編輯🫸🏿、副主任😾。

歷時近三十年才成書的四卷本《希臘哲學史》，終於大功告成了。看到這套書，感慨萬千。頭腦裏首先跳出來的是，1979年我們北大哲學系55級一批同學拜訪汪子嵩先生的情景🧜🏿‍♀️。

是年11月參加在太原召開的現代外國哲學學會成立大會之後👀🤷🏽‍♀️，經大同到了久違的北京👩‍🚒。想做的就是兩件事情🎅，一是與畢業後很少有機會見到的老同學相聚，另一件就是拜訪畢業後一直沒有見到的許多老師👇。其中最想見的就是引領我們跨進哲學殿堂🫑、而在我們畢業後卻到山區勞動、我們無法相見的啟蒙老師汪先生👨‍👦。這也是在京許多同學的心願。我們一行十來人趕到王府井人民日報社先生的辦公室🙅🏿‍♀️。看到歷盡坎坷的汪先生還是那樣風度翩翩◽️，非常高興🪰。先生還是像以前那樣，用一口杭州官話不緊不慢地與我們敘談。在得知大多數同學又能重返哲學之後🧑‍🚒，他說，我現在在報社編報👨🏽‍🍳，我們的報紙每天收到幾麻袋的讀者來信，贊揚和支持，可是上面還時時批評🌓。我要回到古希臘去了。報社已經應允，以後每周只來兩天，其他時間可以做希臘哲學的研究了🏅。你們誰有興趣，就來跟我一起做💂🏽。當時我真有點心動。如果有機會跟汪先生學，那就太幸運了🪭。可是回頭一想，這可是“硬骨頭”🤌🏿，以我膚淺的學養是啃不動的。再則👨🏼‍🚀，學校剛剛授命我開設現代西方哲學課程，我又正在南京大學進修這門課程。要入門，站住講臺，還不知要花多少工夫。於是也就沒有吭聲。

後來才知道🚡，此時濟南會議已經開過🧬。多卷本哲學史的事情已經開始醞釀🤸。這大概是先生立意編撰希臘哲學史的開端。至今已經三十年過去了。我們自己也都從不惑之年邁入古稀。當時未滿六十的汪先生如今迎來了九十誕辰🧘🏼‍♂️。剛剛印成文字的《希臘哲學史》第四卷還印著他親手撰寫的“序言”和“前三卷要義”📠。耄耋之年治學不已🕵️‍♀️，令人敬仰。不禁想起鄭板橋的詩句“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巖中❇️。千磨萬劫還堅韌👵🏽，任爾東南西北風”來。

古人雲“十年磨一劍”，《希臘哲學史》可是“三十年磨一劍”。這三十年是風雲變幻的三十年，學界風氣也變幻無常➡️。上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但是種種禁錮還是揮之不去，批判運動不時開展，而哲學又首當其沖，治學者常常無所適從👃🏿，困惑頓生🎛⛽️。90年代市場經濟興起，一時間“經濟繁榮，哲學貧困”🤦‍♂️，“哲學邊緣化”等輿論甚囂塵上，治哲學者不僅要經受生活的窘迫、經費的拮據，還要蒙受精神壓力。進入新世紀後，哲學的處境盡管大為改善，但是如陳村富兄在第四卷《後記》中所說：“‘看不見的手’（市場經濟法則）和‘看得見的手’（各種評估體系）挾持著我們在生命之途上奔波”。整個風氣就是急功近利，趕著出書🧗🏿🦸🏼、發文章👩🏼‍⚖️、跑場子👼🏻、爭項目。撫摸著三十年功夫鑄就的四卷本《希臘哲學史》，老是想一個問題🥋🖋：磨劍者何以能在不斷變幻的風雲中潛心磨劍？他們為什麽能鍥而不舍，精益求精🛩，盡可能把最好的精神產品提供給後人🧗‍♀️？

也許，五十多年前🏎，汪先生帶我們逐字逐句精讀的《費爾巴哈論》中恩格斯所贊許的德國古典哲學的“偉大的理論興趣”👩🏻‍🦱，正是他們“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立根之處。汪先生對希臘哲學的興趣源自青年時代👩🏻‍🔧。即使在投身艱難的地下革命工作和新中國建立後承擔北大的院系調整、主持匯集了大批哲學名家的中國唯一一家哲學系公務之時，也沒有淡去🧑🏿‍🔬。《希臘哲學史》的其他幾位作者也是如此➝。陳村富兄在大學期間就理論興趣濃厚🧖🏼，入學伊始就迷上了《資本論》，靠助學金生活的這位農家子弟，花了兩個月的飯錢，買了三卷本《資本論》，暑期也不回家，埋頭攻讀💯，成為班上的佳話🚵🏼‍♂️🏋🏼‍♂️。他對古希臘的興趣則始於在任華先生門下讀研之時，至今終身不變🍤，不惑之年還追隨嚴群先生開始攻讀希臘文🦑。範明生學長在“文革”期間就埋頭研究柏拉圖。姚介厚兄在全增嘏先生門下讀研究生時涉獵最多的就是希臘哲學，機關工作多年後又重回古希臘。

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所說的“理論興趣”👩🏽‍🌾💔，是一種“不管所得成果在實踐上是否能實現，不管它是否違反警章都照樣致力於純粹科學研究的興趣”🫶🏿，一種“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使恩格斯感到痛心疾首的是🏞，1848年之後有教養的德國，思辨從書房轉到交易所🚝，理論興趣消失，充斥學界的是“沒有頭腦的折衷主義”🛌、“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可見，如果沒有一種高尚的人格力量，“理論興趣”就難以得到支撐。

在汪先生帶領弟子們磨劍的三十年間👰🏼‍♂️，我見到他的次數不多，但每一次都會被他的人格力量所感動🕺🏿。一次是上世紀80年代末在武漢舉行的外國哲學史學會年會。那時社會上思想活躍，各種新說也開始流行，有的人耐不住寂寞，於是就主張西方哲學史的研究也要“六經註我”，不要再做“我註六經”的事情。會上爭論頗為激烈。時任會長的汪先生一如既往地低調🦻🏽，沒有參與爭議🔸。但是他與王太慶🐍、苗力田等老先生一起🐺，創議並組織了柏拉圖、亞裏斯多德全集的翻譯工作👩🏼‍🦰🥓。他還主動讓賢，辭去會長一職🤦‍♀️。

進入90年代以後，北大哲學系辦過幾次系慶，數百上千的意昂在小禮堂或者大講堂相聚，每每都要請汪先生講話🦡😞。可是這位50年代院系調整前後主事🕵️、為北大哲學系付出巨大心血的元老，這位為主持公道🤸🏼‍♂️、蒙受過打擊的長者，從未說過自己的功勞，相反🍘🌦，總是敘說自己工作的不足，尤其對在極“左”政策下的某些做法做真誠的檢討。這種自律精神👽，在表揚和自我張揚成為風氣的時下🍂，更顯高尚🍂。

1997年我有幸參加《希臘哲學史》第四卷的開卷會議，得以與汪先生相處多日，還一起到河姆渡參觀。先生在會上宣布，自己年紀大了🐁，第四卷就交給陳村富主持。其間與村富曾同住一室👨🏼‍🏭，我就《希臘哲學史》第一卷出版後，一些一直不解的問題👨‍🦱，詢問村富。我說👨🏻‍🦽，這本書沒有主編👊🏼，署名按四位作者年齡順序排列；你是汪先生的學生，課題又是汪先生主持的，這樣排你安心嗎？聽我這麽一問🧜🏼‍♀️，村富就著急了🛍️，趕忙說🐼：這可是汪先生堅持的。在第一卷定稿會後🐔，在從重慶到武漢的船上，汪先生一本正經地向我們宣布兩條💁🏼‍♂️：第一，他不當主編，四人按年齡排名。他說🧖🏽‍♀️：“你們現在都還是講師🫲🏿、助研，還要評職稱👰🏿‍♂️，如果都掛在我名下👩🏿‍🍼👴🏿，你們就受影響了📸💜。誰執筆的，就算誰的成果🐲，我在序言中一一說明”👨🏻‍🚒；第二🌡，“誰執筆的，稿費就歸誰。修改、謄清🛺🌳，一分不拿，你們不接受💊，那我就拿5%。”另一個不解的問題🦸🏻‍♂️，是這麽大的書出來後少見書評🧑‍🦱，你怎麽不找人寫寫🧙🏿‍♀️，因為現在許多書都是這樣做的🪕。村富解釋說，這也是汪先生定下的規矩；第一卷出書後他就說：“我們還要寫後三卷✋，希望能聽到一些讀者的真實意見👩🏻‍🚀。所以👩🏽‍🦳，我們四人都不要邀人捧場寫書評。”

“高尚做事🧑，低調做人💁‍♂️，敬畏學術，精益求精”，這就是汪先生的風格🪒，也是汪先生帶出來的幾位磨劍者的風格。正是這種風格🙇🏻‍♀️👃🏽，使得三十年間參與研究的三代學者能夠精誠合作，薪火相傳🧖🏿，持之以恒😁。也正是這種風格，使得他們對自己的著述精益求精🏤。他們從一開始就立意要盡量為我國讀者提供原始資料的編纂、版本🎫、譯本🧖🏻、評註和校勘方面的信息；在一手資料的基礎上，介紹現當代西方學者的研究成果、分歧意見、所關註的問題、學術發展的趨向🙎🏻；要在綜合一手、二手資料的基礎上，發表自己的意見👰🏿，為下一代中國學者走向世界、在希臘哲學研究領域爭得發言權創造條件👩‍💼。在動不動就說自己如何如何創新的今天，這樣的立意🧿，會被一些人視為“迂腐”🐦，但這卻是治學的正道，其實也是創新的正道。為此👨‍👨‍👧，他們花費了無數的心血🚭，無論是資料的收集考證🌮、概念的漢譯、流派的梳理還是觀點的提煉，都下了極大功夫。其中有些成果🐺🧓，至少是在解決如汪先生一直關註的“以漢字為載體，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中國學者研讀西文為載體的西方哲學時面臨的困難及可能發生的誤讀”（如對being等最基本的哲學範疇的理解和漢譯）方面，已經對中國學界產生了深刻影響。事實足以證明，這才是學術的正道。

低調的汪先生在《希臘哲學史》第三卷完稿時💅🏻👩🏼‍🎓，對這部著作做了如下的自評：“從前兩卷看，還是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我們不求什麽傳世佳作✌🏽，但求幾十年內不過時🏌🏽，後人要研究希臘哲學，覺得翻翻我們的著作還是值得的，這就行了。”這種風格，令我們感念甚深👨🏿‍🏭。（趙修義）

轉自 文匯報 2010年9月3日